在一本關於巴托洛海·德·拉斯卡薩斯神父的小冊子裡，講述了這位西班牙教士神秘的業績。
1492年10月1日，一位帶著西班牙國旗的意大利人在被海水打濕的甲板上，看到了綿延不絕的被森林覆蓋的土地浮現在茫茫的海水之上。這個名叫哥倫布的人後來毀譽參半，一方面他是功勳卓越的美洲大陸的發現者，另一方面他又是臭名昭著的殖民掠奪者。然而他並不知道自己發現的是一片新大陸，他簡單地認為這只是通往東印度的捷徑。當哥倫布第一次登上美洲大陸時，土著的印第安人歡迎了他們，他們在沙灘上進行了最初的交易，歐洲人用他們廉價的玻璃製品換取印第安人昂貴的寶石。這時候的哥倫布和他的追隨者顯然滿足於類似的欺詐行為，他們和印第安人相處得不錯。當哥倫布第二次來到時，他的身份不再是一個發現者，而是一個征服者。按照他和西班牙王室的協議，他成為了西印度群島的總督，以及他所發現海域的海軍上將。哥倫布開始了他的血腥統治，他的繼任者更加殘暴，最終的結果是100多萬印第安人分別被打死、累死、餓死、凍死和病死，印第安人在西印度群島悲慘地接受了滅絕的命運。
消息傳到歐洲，西班牙人和葡萄牙人、法國人和英國人、荷蘭人和其他歐洲人紛紛漂洋過海，像蚊子似的一團團地擁向了神秘的美洲大陸，開始了無情的征服狂潮。聶魯達在詩中把他們稱作一群戴著假牙和假髮的人，這群殖民掠奪者在此後的300年裡，使4000萬人口的印第安人下降到了900萬人口，將田園詩般的印第安世界變成了恐怖的人間第獄。與此同時，西班牙從美洲運回了250萬公斤的黃金和100萬公斤的白銀，英國和法國以及其他歐洲國家，也同樣掠走了大量的金銀財寶。
巴托洛海·德·拉斯卡薩斯神父就是在這個時候登上美洲大陸，資料顯示他是最早來到美洲的神父之一。與前往亞洲和非洲的傳教士有著不同的命運，來到美洲的傳教士沒有被趕走，這是因為美洲大陸被歐洲殖民者徹底征服了，而亞洲和非洲最終沒有被征服。淪落為奴隸的印第安人在白人的獵殺下，只能放棄他們的原始宗教，這樣的宗教曾經與印第安人的生命和生活緊密相聯，印第安人堅信萬物都有靈魂，然後產生了印第安的巫術，進而就是圖騰崇拜，他們的圖騰和生靈有關，狼、熊、龜、鷹、鹿、鰻、海狸等等都是圖騰的對象。這些曾經與自然界親密無間的印第安人，在失去家園和妻離子散以後，在意識到自己已經被徹底征服以後，紛紛成為了基督的信徒。拉斯卡薩斯和他的精神同事們事實上成為了另一種征服者，心靈的征服者。
拉斯卡薩斯神父在美洲大陸的傳教經歷，使他親眼目睹了殘忍的現實——殖民者對印第安人殘酷的武力剿殺，沉重的勞役折磨，還有不堪忍受的苛捐雜稅，以及疾病和瘟疫。在人口稠密的太平洋一邊，殖民者將成千上萬的印第安人趕入大海，讓滔滔的海浪淹沒印第安人悲傷的眼睛和絕望的哭泣。
這一切使拉斯卡薩斯神父放棄了歐洲白人的立場，站到了印第安人中間。他曾經十二次渡海回國，為印第安人請命，希望減輕印第安人沉重的勞役負擔，這是他一生中最為人稱道的經歷。這位神父請求西班牙國王將印第安人作為「人」來對待，這個現在看來是合情合理的請求，在當時的殖民者眼中卻是荒唐可笑的。
這本有關拉斯卡薩斯神父的小冊子沒有繼續寫下去，因為接下去的故事對這位神父極為不利。雖然和冷酷的征服者哥倫布截然不同，充滿同情和憐憫之心的巴托洛海·德·拉斯卡薩斯卻同樣引起了爭議。如果免除了印第安人沉重的勞役，那麼誰來替代他們？拉斯卡薩斯建議用非洲的黑人來替代。神父的同情和憐憫並沒有挽救印第安人的命運，倒是帶來了另外一場災難，非洲的黑人開始源源不斷地進入美洲大陸。
1999年5月，我帶著兩個問題來到美國。在華盛頓特區的霍華德大學，這是一所歷史悠久的黑人大學，我見到了米勒教授，我問他是否知道巴托洛海·德·拉斯卡薩斯神父的故事。米勒教授聽到這個西班牙教士的名字時，臉上出現了一絲奇怪的微笑，他告訴我他知道這個故事。於是我的第一個問題提了出來，這位神父是不是後來瘋狂的奴隸貿易的罪魁禍首？作為一位黑人，米勒不會輕易放過或者原諒所有和奴隸貿易有關的人，他認為拉斯卡薩斯神父有著不可推脫的責任。事實上從哥倫布登上西印度群島開始，此後的300多年裡所有登上美洲大陸的歐洲白人都難逃罪責。
讓拉斯卡薩斯神父一個人來承擔奴隸貿易起因的責任，顯然是不公正的。事實是在哥倫布發現美洲大陸的半個世紀以前，在拉斯卡薩斯神父出生以前，非洲的奴隸貿易已經開始，不同的是奴隸們那個時候所去的地方是歐洲。而且在更為久遠的年代，阿拉伯人已經在非洲悄悄地從事這樣的勾當了。所以拉斯卡薩斯神父在美國的黑人中間並不知名，當我向其他幾個非洲裔的美國人提起這位教士時，這些不是從事專門研究工作的美國黑人都茫然地搖起了頭，他們表示不知道有這麼一個人。如果一定要為後來大規模的奴隸貿易尋找一個罪魁禍首，那麼這個人毫無疑問就是哥倫布。
正是哥倫布對美洲大陸的發現，那些原來駛向歐洲的奴隸船開始橫渡大西洋前往美洲，一個長達400多年的人間悲劇拉開了序幕。當沾滿印第安人鮮血的寶石和貴金屬源源不斷地流入歐洲的時候，當東方國家盛產的香料和黃金被掠奪到歐洲的時候，對歐洲的殖民者來說，非洲使他們獲得暴利的就是奴隸的買賣。這是非洲歷史上最為黑暗的一頁，隨著美洲大陸豐富的礦產資源不斷被發現，隨著甘蔗、煙草、棉花、藍靛和水稻等種植園的迅速發展，奴隸船就像是城市裡的馬車一樣，繁忙地穿梭於歐洲——非洲——美洲之間。這就是奴隸貿易中臭名昭著的三角航程，一艘艘滿載著廉價貨物的商船從歐洲啟程，到非洲換成黑奴以後經大西洋來到美洲，用奴隸換取美洲殖民地的蔗糖、棉花和煙草等物，回到歐洲出售這些貨物，然後用很少的錢買進廉價的貨物，再次啟程前往非洲。一次航程可以做三次暴利的買賣，在美洲殖民地賣出奴隸價格是在非洲買進價格的30倍到50倍之間。
歐洲的奴隸販子僱有專職的醫生，這些游手好閒的人遍佈非洲的許多地方，他們像獸醫檢查牲口一樣檢查著奴隸的身體，凡是年齡在35歲以上，嘴唇、眼睛有缺陷，四肢殘缺，牙齒脫落甚至頭髮灰白的均不收購。在400多年的奴隸貿易中，那些年齡在10歲到35歲之間的男子和25歲的女子幾乎都難逃此劫，殖民者掠奪了非洲整整四個多世紀的健康和強壯，只有老弱病殘留在了自己的家園，於是非洲病入膏肓。許多地區的收成、畜群和手工業都遭受了悲慘的破壞和無情的摧毀，蔓延的饑荒和獵奴引起的部落間的戰爭此起彼伏，已往熱鬧的商路開始雜草叢生，昔日繁榮的城市變成了荒涼的村落。
這期間運往美洲的奴隸總數在1500萬以上，而在獵奴戰爭中的大屠殺裡死去的，從內地到沿海的長途跋涉中倒下的，大西洋航程裡船上的大批死亡以及反抗中犧牲的奴隸總數，遠遠超過到達美洲的奴隸總數。奴隸貿易使非洲損失了1億人口，也就是說得到一個奴隸就意味著會犧牲5到10個奴隸。就是最後終於登上了美洲大陸的倖存者，由於過重的勞動和惡劣的生活待遇，在到達後的第一年又會死去三分之一。
海上的航行就像是通往地獄的道路一樣，航程漫長，風浪險惡，死亡率極高，曾經有500人的奴隸船一夜之間就死去120人。奴隸船幾乎都超過負載限度，在黑暗的船艙裡，那些身上烙下了標記的奴隸兩個兩個鎖在一起，每人只有一席容身之地，飲食惡劣，連足夠的水和空氣也沒有。天花、痢疾和眼炎是流行在奴隸船上的傳染病，它們就像是大西洋兇惡的風浪一樣，一次次襲擊著船上手足無措的奴隸。眼炎的傳染曾經使整整一船奴隸雙目失明，在被日出照亮的甲板上，這些先是失去了自由，接著又失去了光明的奴隸，現在要失去生命了。他們無聲無息地摸索著從船艙裡走出來，在甲板上排成一隊，奴隸販子將他們一個一個地拋入大海。
在美洲印第安人悲慘的命運和非洲奴隸悲慘的命運之間，是歐洲殖民者的光榮與夢想。奴隸貿易剛開始的時候，荷蘭因為其海上運輸業的發達，被殖民者稱為「海上馬車伕」，在大西洋一邊的美洲所有的港口，飄揚著荷蘭國旗的販奴船四處活動。英國人後來居上，雖然他們販奴的歷史比其他國家都要晚和短，可是他們憑藉著海上的優勢，使其業績超過其他國家4倍。當奴隸貿易給非洲帶來無休止的戰爭、蹂躪、搶劫和暴力，使非洲逐漸喪失其生產力和原有的物質文化之後；當美洲的印第安人被剿滅、被驅趕和被奴役之後，歐洲和已經成為白人家園的美洲迅速第繁榮起來了。這就是馬克思所說的「資本主義時代的曙光」。在馬克思眼中，「資本來到世間，從頭到腳，每一個毛孔都滴著血和骯髒的東西。」
今天當人們熱情地談論著經濟全球化和貿易自由化的時候，這個風靡世界各地的全球化浪潮，在我看來並不是第一次。第一次的全球化浪潮應該是500年以前開始的，對美洲的征服、對亞洲的掠奪和對非洲的奴隸貿易。連接非洲、美洲和歐洲的奴隸貿易以及礦產和種植物的貿易，養育了以歐洲為中心的資本主義，隨著東印度淪為英國的殖民地和後來鴉片戰爭在中國的爆發，亞洲也逐步加入到這樣的浪潮之中。第一次全球化浪潮伴隨著奴隸貿易經歷了400多年，進入20世紀以後，兩次世界大戰和此後漫長的冷戰時期，以及這中間席捲世界各地的革命浪潮，還有從不間斷的種族衝突和利益衝突引起的局部戰爭，似乎告訴人們世界已經分化，然而正是在這樣的分化時期，壟斷資本和跨國資本迅猛地成長起來，當冷戰結束和高科技時代來臨，當人們再次迎接全球化浪潮的時候，雖然與第一次血淋淋的全球化浪潮截然不同，然而其掠奪的本質並沒有改變，第二次全球化浪潮仍然是以歐洲人或者說是絕大多數歐洲人的美國為中心。
我並不是反對全球化，我反對的是美國化的全球化和跨國資本化的全球化。500年前一船歐洲的廉價物品可以換取一船非洲的奴隸，現在一個波音的飛機翅膀可以在中國換取難以計算的棉花和糧食。全球化的經濟不會帶來全球平等的繁榮，貿易的自由化也不會帶來公平的交易。這是因為少數人擁有了出價的權利，而絕大多數人連還價的權利都沒有。當美國和歐洲的跨國資本進入第三世界的時候，並沒有向這些國家和地區提供其核心的技術，他們只是為了掠奪那裡的勞動力，這一點與當初的殖民者掠奪美洲和非洲的伎倆驚人地相似。就像當初的歐洲人把火器、鐵器和酒帶到美洲的印第安人中間，把歐洲的物資帶到非洲一樣，他們教會印第安人改穿紡織品製成的服裝，教會非洲人如何使用他們的物品，當印第安人和非洲人沾染上這些新的嗜好的時候，卻並沒有學到滿足這些嗜好的技術。於是非洲原有的生產力和物質文化被不同程度地摧毀，非洲可以用來與歐洲交換這些物資的只有他們的人口了，同胞互相殘殺，部落戰爭不斷，不僅沒有保衛自己的非洲，反而促進了殖民者的奴隸貿易。在美洲的印第安人，只有森林裡的皮毛財富可以換取這些自己不能製造的物品，於是印第安人的狩獵不再是單純地為了獲取食物，而且還要為換得白人的物品而打獵。印第安人的需求日益增加，他們的資源卻不斷減少，當歐洲的白人瘋狂地擁入美洲定居以後，又導致森林裡大量野獸的逃跑，使印第安人生活的手段幾乎完全喪失，他們只能離開自己出生和埋葬著自己祖先的地區，因為繼續生活在那裡只能餓死，他們跟蹤著大角鹿、野牛和海狸逃跑的足跡走去，這些野獸指引著他們去尋找新的家園。
在華盛頓的霍華德大學，我詢問米勒教授的第二個問題是關於靈魂飯，這是黑人特有的料理，僅僅在詞語上就深深地吸引了我。就像印第安人相信萬物都有靈魂，非洲的黑人同樣熱情地討論著靈魂，他們甚至能夠分辨出靈魂的顏色，他們相信是和他們的皮膚一樣的黑色。這是苦難和悲傷帶來的信念，在華盛頓的一個黑人社區，阿娜卡斯蒂亞社區，我看到了一幅耶穌受難的畫像，這個被綁在十字架上睜大了憐憫的眼睛的耶穌，並不是一個白人，他有著黑色的皮膚。
米勒告訴我，這樣的料理具有濃郁的文化特徵，是黑人在悲慘的奴隸貿易中自我意識的發展。靈魂飯的料理方式來自非洲以及美國南方黑奴的文化根源，同時又是他們被奴役時缺乏營養的現實。米勒反覆告訴我，一定要品嚐兩種靈魂飯，一種是紅薯，另一種叫綠。當我們分手的時候，他再一次囑咐我，別忘了紅薯和綠。
我在阿娜卡斯蒂亞社區的一家著名的靈魂飯餐館，第一次品嚐了黑人的靈魂飯。可能是飲食習慣的問題，我覺得自己很難接受靈魂飯的料理方式，可是米勒教授推薦的紅薯和綠，卻讓我終生難忘。那一道紅薯是我吃到的紅薯裡最為香甜的，確切地說應該是紅薯泥，熱氣蒸騰，將叉子伸進去攪拌的時候可以感受到紅薯的細膩，尤其是它的甜，那種一下子就佔滿了口腔的甜，令人驚奇。另一道綠顯然是醃製的蔬菜，剁碎之後的醃製，可是它卻有著新鮮蔬菜的鮮美，而且它的顏色十分的翠綠，彷彿剛剛生長出來似的。
後來我在幾個黑人家中做客時，都吃到了紅薯和綠。在過去貧窮和被奴役的時代，黑人在新年和聖誕節時才可以吃到靈魂飯，現在它已經出現在黑人平時的餐桌上。然而靈魂飯自身的經歷恰恰是黑人作為奴隸的歷史，它的存在意味著歷史的存在。歐洲人的壓迫，事實上剝奪了非洲人後裔的人類權益，美國的絕大多數黑人現在連自己原來的祖國都不知道，他們不再講自己祖先的語言，他們放棄了原來的宗教，忘記了非洲故鄉的民情。於是這時候的靈魂飯，就像謝姆賓·烏斯曼的聲音——
今天，奴隸船這種令人望而生畏和生離死別的幽靈已不再來纏磨我們非洲。
戴上鐐銬的兄弟們的痛苦哀鳴也不會再來打破海岸炎熱的寂靜。
但是，往日苦難時代的號哭與呻吟卻永遠迴響在我們的心中。
這是漫長的痛苦，從非洲的大陸來到非洲的海岸，從大西洋的這一邊來到了大西洋的那一邊，從美國的東海岸又來到了美國的西海岸，黑人沒有自由沒有財產，他們只有奴隸的身份。《解放宣言》之後，又是漫長的種族隔離和歧視，黑人不能和白人去同樣的醫院；黑人不能和白人去同樣的學校；黑人不能和白人坐在同樣的位置上。他們的廁所和他們的候車室都與白人的隔離，在汽車上和船上，黑人只能站在最後面；只有在火車上，黑人才可以坐在最前面的車廂裡，這是因為前面的車廂裡飄滿了火車的煤煙。一位黑人朋友告訴我：「我們的痛苦是我們生活的一部分。」
一位黑人學者在談到奴隸貿易的時候，向我強調了印第安人的命運，他認為正是印第安人部落的不斷消失，瞭解地理狀況的印第安人知道如何逃跑，使歐洲的殖民者源源不斷地運來非洲的奴隸，非洲的奴隸不熟悉美洲的地理，他們很難逃跑，只能接受悲慘的命運。
在美洲大陸的深淵裡，黑人被奴役到了不能再奴役的地步，而印第安人被驅趕之後又被放任自由到極限。放任自由對印第安人造成的傷害，其實和奴役對黑人造成的傷害一樣慘重。當成群結隊的印第安人被迫離開家園，沿著野獸的足跡找到新的家園時，早已有其他的部落安紮在那裡了，資源的缺乏使他們對新來者只能懷有敵意，背井離鄉的印第安人前面是戰爭後面是饑荒，他們只能化整為零，每一個人都單獨去尋找生活的手段，本來就已經削弱了的社會紐帶，這時候完全斷裂了。夏爾·阿列克西·德·托克維爾在他著名的《論美國的民主》一書中，有一段這樣的描述：
1831年，我來到密西西比河左岸一個歐洲人稱為孟菲斯的地方。我在這裡停留期間，來了一大群巧克陶部人。路易斯安那的法裔美國人稱他們為夏克塔部。這些野蠻人離開自己的故土，想到密西西比河右岸去。自以為在那裡可以找到一處美國政府能夠準許他們棲身的地方。當時正值隆冬，而且這一年奇寒得反常。雪在地面上凝成一層硬殼，河裡漂浮著巨冰。印第安人的首領帶領著他們的家屬，後面跟著一批老弱病殘，其中有剛剛出生的嬰兒，又有行將就木的老人。他們既沒有帳篷，又沒有車輛，而只有一點口糧和簡陋的武器。我看見了他們上船渡過這條大河的情景，而且永遠不會忘記那個嚴肅的場面。在那密密麻麻的人群中，既沒有人哭喊，也沒有人抽泣，人人都是一聲不語。他們的苦難由來已久，他們感到無法擺脫苦難。他們已經登上運載他們的那條大船，而他們的狗仍留在岸上。當這些動物發現它們的主人將永遠離開它們的時候，便一起狂吠起來，隨即跳進浮著冰塊的密西西比河裡，跟著主人的船泅水過河。
托克維爾提到的孟菲斯，是美國田納西州的孟菲斯。我最早是在威廉·福克納的書中知道孟菲斯，我還知道這是離福克納家鄉奧克斯福最近的城市。威廉·福克納生前的很多個夜晚都是在孟菲斯的酒館裡度過的。這個叼著煙斗的南方人喜歡在傍晚來臨的時候，開上他的老爺車走上一條寂靜的道路，一條被樹木遮蓋了密西西比和田納西廣闊的風景的道路，在孟菲斯的酒館裡一醉方休。接著我又知道了一個名叫埃爾維斯·普雷斯利的卡車司機，在孟菲斯開始了他輝煌的演唱生涯。這個叫貓王的白人歌手讓黑人的布魯斯音樂響遍世界的各個角落，而他又神秘地在孟菲斯結束了自己的一生。最後我知道的孟菲斯是1968年4月4日的一個罪惡的黃昏，在一家名叫洛蘭的汽車旅館裡，一個黑人用過晚餐之後走到陽台上，一顆白人的子彈永遠地擊倒了他。這個黑人名叫馬丁·路德·金。
出於對威廉·福克納的喜愛，我在美國的一個月的行程裡，有三天安排在奧克斯福。這三天的每一個晚上，我和一位叫吳正康的朋友都要驅車前往孟菲斯，在那裡吃晚餐，這是對福克納生前嗜好的蹩腳的模仿。
孟菲斯有著一條屬於貓王的街道，街道上的每一家商店和酒吧都掛滿了貓王的照片，那些貓王在孟菲斯開始演唱生涯的照片，年輕的貓王在照片裡與孟菲斯昔日的崇拜者勾肩搭背，喜笑顏開。一輛輛旅行車將世界各地的遊客拉到了這裡，使貓王的街道人流不息，到了晚上這裡立刻燈紅酒綠，不同的語言在同一家酒吧裡高談闊論。人們來到這裡，不是因為威廉·福克納曾經在這裡醉話連篇，也不是因為馬丁·路德·金在這裡遇害身亡，他們是要來看看貓王生前的足跡，或者購買一些貓王的紀念品，他們排著隊與貓王的雕像合影。
離開了貓王的街道，孟菲斯讓我看到了另外的景象，一個彷彿被遺忘了似的冷清的城市。在其他的那些街道上，當我們迷路的時候，發現沒有行人可以詢問。我們開著車在孟菲斯到處亂轉，在黃昏時候的一個街角，我看到一個上了年紀的黑人坐在門廊的椅子裡，他身體前傾，雙手放在自己的膝蓋上，當我們的汽車經過時，他看到了我們，他的臉上毫無表情。因為迷路，我們在孟菲斯轉了一圈後，又一次從這個黑人的眼前駛過，我注意到他還是那樣坐著。直到第三次迷路來到他的跟前時，我看到一個黑人姑娘開著車迎面而來，她在車裡就開始招手，我看到那個上了年紀的黑人站了起來，彷彿春天來到了他的臉上，他歡笑了。
在來到密西西比的奧克斯福之前，我和很多人談論過威廉·福克納，我的感受是每一個人的立場都決定了他閱讀文學作品的方向。被我問到的黑人，幾乎是用同一種語氣指責威廉·福克納——他是一個種族主義者。另外一些白人學者則是完全不同的態度，他們希望我注意到威廉·福克納生活的時代，那是一個種族主義的時代。白人學者告訴我，如果用今天的標準來評判威廉·福克納，他可能是一個種族主義者；可是用他生活的那個時代的標準，那麼他就不是種族主義者。在新墨西哥州，一位印第安作家更是用激烈的語氣告訴我，威廉·福克納在作品中對印第安人的描寫，是在辱罵印第安人。霍華德大學的米勒教授，是我遇到的黑人裡對威廉·福克納態度最溫和的一位。他說儘管威廉·福克納有問題，可他仍然是最重要的作家。米勒告訴我，作為一名黑人學者，他必須關心藝術和政治的問題，他說一個故事可以很好，但是因為政治的原因他會不喜歡這個故事的內容。米勒提醒我，別忘了威廉·福克納生活在30年代的南方，他本質上就是一個南方的白人。米勒也像那些白人學者一樣提到了威廉·福克納的生活背景，可是他的用意和白人學者恰好相反。米勒最後說：「喜歡討論他，不喜歡閱讀他。」
這樣的思想和情感源遠流長，奴隸貿易來到美國的黑人和在美國失去家園的印第安人，他們有著完全自己的、其他民族無法進入的思維和內心。雖然威廉·福克納在作品中表達了對黑人和印第安人的同情與憐憫，可是對苦難由來已久的人來說，同情和憐憫僅僅是裝飾品，他們需要的是和自己一起經歷了苦難的思想和感受，而不是旁觀者同情的歎息。
雖然在今天的美國，種族主義仍然是一個嚴重的社會問題，可是它畢竟已經是臭名昭著了，這是奴役之後的反抗帶來的，我的意思是說，這是黑人不懈的流血犧牲的鬥爭換來的，而不是白人的施捨。而當初被歐洲殖民者放任自流的印第安人，他們的命運從一開始就和黑人的命運分道而行，最後他們仍然和黑人擁有不同的命運。這是一個悲慘的現實，對黑人殘酷的奴役必然帶來黑人激烈的抗爭；可是當印第安人被放任自流的時候，其實已經被剝奪抗爭的機會和權利。
我在新墨西哥州的印第安人的營地，訪問過一個家庭，在極其簡陋的屋子裡，主人和他的兩個孩子迎接了我。這位印第安人從冰箱裡拿出兩根冰棍，遞給他的兩個孩子後，開始和我交談起來。他指著冰箱和洗衣機對我說，電來了以後這些東西就來了，可是賬單也來了。他神情淒涼，他說他負擔這些賬單很困難。他說他的妻子丟下他和兩個孩子走了，因為這裡太貧窮。儘管這樣，他仍然不願意責備自己的妻子，他說她是一個非常好的女人，因為她還年輕，所以她應該去山下的城市生活。
在聖塔菲，一位印第安藝術家悲哀地告訴我：美國是一個黑和白的國家。她說美國的問題就是黑人和白人的問題，美國已經沒有印第安人的問題了，因為美國已經忘記印第安人了。這就是這塊土地上最古老的居民的今天。1963年，黑人民權領袖馬丁·路德·金在華盛頓發表了感人肺腑的演說——我有一個夢想。其中的一個夢想是「昔日奴隸的子孫和昔日奴隸主的子孫同席而坐，親如手足」。可是在馬丁·路德·金夢想中的友善的桌前，印第安人應該坐在哪一端？
二○○一年二月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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