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莫高窟門外，有一條河。過河有一片空地，高高低低建著幾座僧人圓寂塔。塔呈圓形，狀近葫蘆，外敷白色。我去時，有幾座已經坍弛，還沒有修復。只見塔心是一個木樁，塔身全是黃土，壘在青磚基座上。夕陽西下，朔風凜冽，整個塔群十分淒涼。
有一座塔顯得比較完整，大概是修建年代比較近吧。好在塔身有碑，移步一讀，猛然一驚：它的主人，竟然就是那個王圓菉！
再小的個子，也能給沙漠留下長長的身影；再小的人物，也能讓歷史吐出重重的歎息。王圓菉既是小個子，又是小人物。我見過他的照片，穿著土布棉衣，目光呆滯，畏畏縮縮，是那個時代隨處可以見到的一個中國平民。他原是湖北麻城的農民，在甘肅當過兵，後來為了謀生做了道士。幾經轉折，當了敦煌莫高窟的家。
莫高窟以佛教文化為主，怎麼會讓一個道士來當家？中國的民間信仰本來就是羼雜互融的，王圓篆幾乎是個文盲，對道教並不專精，對佛教也不抵拒，卻會主持宗教儀式，又會化緣募款，由他來管管這一片冷窟荒廟，也算正常。
但是，世間很多看起來很正常的現象常常掩蓋著一個可怕的黑洞。莫高窟的驚人蘊藏，使王圓篆這個守護者與守護對像之間產生了文化等級上的巨大的落差。這個落差，就是黑洞。
我曾讀到潘絜茲先生和其他敦煌學專家寫的一些書，其中記述了王道士的日常生活。他經常出去化緣，得到一些錢後，就找來一些很不高明的當地工匠，先用草刷蘸上石灰把精美的古代壁畫刷白，再掄起鐵錘把塑像打毀，用泥巴堆起靈官之類，因為他是道士。但他又想到這裡畢竟是佛教場所，於是再讓那些工匠用石灰把下寺的牆壁刷白，繪上唐代玄奘到西天取經的故事。他四處打量，覺得一個個洞窟太憋氣了，便要工匠們把它們打通。大片的壁畫很快灰飛煙滅，成了走道。做完這些事，他又去化緣，準備繼續刷，繼續砸，繼續堆，繼續畫。
這些記述的語氣都很平靜，但我每次讀到，腦海裡也總像被刷了石灰一般，一片慘白。我幾乎不會言動，眼前一直晃動著那些草刷和鐵錘。
「住手！」我在心底呼喊，只見王道士轉過臉來，滿臉困惑不解。我甚至想低聲下氣地懇求他：「請等一等，等一等……」但是等什麼呢？我腦中依然一片慘白。
二
一九年六月二十二日（農曆五月二十六日），王道士從一個姓楊的幫工那裡得知，一處洞窟的牆壁裡面好像是空的，裡邊可能還隱藏著一個洞穴。兩人挖開一看，呵，果然一個滿滿實實的藏經洞！
王道士完全不明白，此刻，他打開了一扇轟動世界的門戶：一門永久性的學問，將靠著這個洞穴建立；無數才華橫溢的學者，將為這個洞穴耗盡終生。而且，從這一天開始，他的實際地位已經直躥而上，比世界上很多著名的遺跡博物館館長還高。但是，他不知道，他不可能知道。
他隨手拿了幾個經捲到知縣那裡鑒定，知縣又拿給其他官員看。官員中有些人知道一點輕重，建議運到省城，卻又心疼運費，便要求原地封存。在這個過程中，消息已經傳開，有些經卷已經流出，引起了在新疆的一些外國人士的注意。
當時，英國、德國、法國、俄國等列強，正在中國的西北地區進行著一場考古探險的大拚搏。這個態勢，與它們瓜分整個中國的企圖緊緊相連。因此，我們應該稍稍離開莫高窟一會兒，看一看全局。
就在王道士發現藏經洞的前幾天，在北京，英、德、法、俄、美等外交使團又一次集體向清政府遞交照會，要求嚴懲義和團。恰恰在王道士發現藏經洞的當天，列強決定聯合出兵——這就是後來攻陷北京，迫使朝廷外逃，最終又迫使中國賠償四億五千萬兩白銀（平均每個中國人都要賠償一兩白銀）的「八國聯軍」。
時間怎麼會這麼巧呢？
好像是北京東交民巷的外國使館裡一作出進攻中國的決定，立即刺痛了一個龐大機體的神經系統，西北沙漠中一個洞穴的門霎時打開了。
更巧的是，僅僅在幾個月前，甲骨文也被發現了。
我想，藏經洞與甲骨文一樣，最能體現一個民族的文化自信，因此必須猛然出現在這個民族幾乎完全失去自信的時刻。
即使是巧合，也是一種偉大的巧合。
遺憾的是，中國學者不能像解讀甲骨文一樣解讀藏經洞了，因為那裡的經卷的所有權已經被悄悄地轉移。
三
產生這個結果，是因為莫高窟裡三個男人的見面。
第一個就是「主人」王圓篆，不多說了。
第二個是匈牙利人斯坦因，剛加入英國籍不久，此時受印度政府和大英博物館指派，到中國的西北地區考古。他博學、刻苦、機敏、能幹，其考古專業水準堪稱世界一流，卻又具有一個殖民主義者的文化傲慢。他精通七八種語言，卻不懂中文，因此引出了第三個人——翻譯蔣孝琬。
蔣孝琬長得清瘦文弱，湖南湘陰人。這個人是中國十九世紀後期出現的買辦群體中的一個。這個群體在溝通兩種文明的過程中常常備受心靈煎熬，又兩面不討好。我一直建議藝術家們在表現中國近代題材的時候不要放過這種橋樑式的悲劇性典範。但是，蔣孝琬好像是這個群體中的異類，他幾乎沒有感受任何心靈煎熬。
斯坦因到達新疆喀什時，發現聚集在那裡的外國考古學家們有一個共識，就是千萬不要與中國學者合作。理由是，中國學者一到關鍵時刻，例如，在關及文物所有權的當口上，總會在心底產生「華夷之防」的敏感，給外國人帶來種種阻礙。但是，蔣孝琬完全不是這樣，那些外國人告訴斯坦因：「你只要帶上了他，敦煌的事情一定成功。」
事實果然如此。從喀什到敦煌的漫長路途上，蔣孝琬一直在給斯坦因講述中國官場和中國民間的行事方式，使斯坦因覺得懂這些比再讀幾個學位更重要。到了莫高窟，所有聯絡、刺探、勸說王圓菉的事，都是蔣孝琬在做。
王圓菉從一開始就對斯坦因抱著一種警惕、躲閃、拒絕的態度。蔣孝琬蒙騙他說，斯坦因從印度過來，是要把當年玄奘取來的經送回原處去，為此還願意付一些錢。王圓篆像很多中國平民一樣，對《西遊記》裡的西天取經故事既熟悉又崇拜，聽蔣孝琬繪聲繪色地一說，又看到斯坦因神情莊嚴地一次次焚香拜佛，竟然心有所動。因此，當蔣孝琬提出要先「借」幾個「樣本」看看時，王圓篆雖然遲疑、含糊了很久，但終於還是塞給了他幾個經卷。
於是，又是蔣孝琬，連夜挑燈研讀那幾個經卷。他發現，那正巧是玄奘取來的經卷的譯本。這幾個經卷，明明是王圓篆隨手取的，居然果真與玄奘有關。王圓菉激動地看著自己的手指，似乎聽到了佛的旨意。洞穴的門，向斯坦因打開了。
當然，此後在經卷堆裡逐頁翻閱選擇的，也是蔣孝琬，因為斯坦因本人不懂中文。
蔣孝琬在那些日日夜夜所做的事，也可以說成是一種重要的文化破讀，因為這畢竟是千年文物與能夠讀懂它的人的第一次隆重相遇。而且，事實證明，蔣孝琬對中國傳統文化有著廣博的知識、不淺的根底。
那些寒冷的沙漠之夜，斯坦因和王圓菉都睡了，只有他在忙著。睡著的兩方都不懂得這一堆堆紙頁上的內容，只有他懂得，由他作出取捨裁斷。
就這樣，一場天下最不公平的「買賣」開始了。斯坦因用極少的錢，換取了中華文明長達好幾個世紀的大量文物。而且由此形成慣例，其他列強的冒險家們也紛至沓來，滿載而去。
有一天王圓菉覺得斯坦因實在要得太多了，就把部分挑出的文物又搬回到藏經洞。斯坦因要蔣孝琬去談判，用四十塊馬蹄銀換回那些文物。蔣孝琬談判的結果，居然只花了四塊就解決了問題。斯坦因立即讚揚他，這是又一場「中英外交談判」的勝利。
蔣孝琬一聽，十分得意。我對他的這種得意有點厭惡。因為他應該知道，自從鴉片戰爭以來，所謂的「中英外交談判」意味著什麼。我並不奢望在他心底會對當時已經極其可憐的父母之邦產生一點點慚愧，而只是想，這種橋樑式的人物如果把一方河岸完全扒塌了，他們以後還能幹什麼？
由此我想，對那些日子莫高窟裡的三個男人，我們還應該多看幾眼。前面兩個一直遭世人非議，而最後一個總是被輕輕放過。
比蔣孝琬更讓我吃驚的是，近年來中國文化界有一些評論者一再宣稱，斯坦因以考古學家的身份取走敦煌藏經洞的文物並沒有錯，是正大光明的事業，而像我這樣耿耿於懷，卻是「狹隘的民族主義」。
是「正大光明」嗎？請看斯坦因自己的回憶：
深夜我聽到了細微的腳步聲，那是蔣在偵察，看是否有人在我的帳篷周圍出現。一會兒他扛了一個大包回來，那裡裝有我今天白天挑出的一切東西。王道士鼓足勇氣同意了我的請求，但條件很嚴格，除了我們三個外，不得讓任何人得知這筆交易，哪怕是絲毫暗示。
從這種神態動作，你還看不出他們在做什麼嗎？
四
斯坦因終於取得了九千多個經卷、五百多幅繪畫，打包裝箱就整整花了七天時間。最後打成了二十九個大木箱，原先帶來的那些駱駝和馬匹不夠用了，又雇來了五輛大車，每輛都拴上三匹馬來拉。
那是一個黃昏，車隊啟動了，王圓菉站在路邊，恭敬相送。斯坦因「購買」這二十九個大木箱的稀世文物，所支付給王圓篆的全部價錢，我一直不忍心寫出來，此刻卻不能不說一說了。那就是，折合成了銀子的差不多三十英鎊！但是，這點錢對王圓菉來說，畢竟比他平時到荒村野郊去化緣的所得多得多了。因此，他反而認為這位「斯大人」是「佈施者」。
斯坦因向他招過手，抬起頭來看看天色。
一位年輕詩人寫道，斯坦因看到的，是淒艷的晚霞；那裡，一個古老民族的傷口在流血。
我又想到了另一位年輕詩人的詩——他叫李曉樺，詩是寫給下令火燒圓明園的額爾金勳爵的：
我好恨
恨我沒早生一個世紀
使我能與你對視著站立在
陰森幽暗的古堡
晨光微露的曠野
要麼我拾起你扔下的白手套
要麼你接住我甩過去的劍
要麼你我各乘一匹戰馬
遠遠離開遮天的帥旗
離開如雲的戰陣
決勝負於城下
對於斯坦因這些學者，這些詩句也許太硬。但是，除了這種辦法，還有什麼方式能阻攔他們呢？
我可以不帶劍，甚至也不騎馬，只是伸出雙手做出阻攔的動作，站在沙漠中間，站在他們車隊的正對面。
滿臉堆笑地走上前來的，一定是蔣孝琬。我扭頭不理他，只是直視著斯坦因，要與他辯論。
我要告訴他，把世間文物統統拔離原生的土地，運到地球的另一端收藏展覽，是文物和土地的雙向失落、兩敗俱傷。我還要告訴他，借口別人管不好家產而佔為己有，是一種與軍事掠奪沒有什麼區別的文化掠奪……
我相信，也會有一種可能，儘管概率微乎其微——我的激情和邏輯終於壓倒了斯坦因，於是車隊果真被我攔了下來。
那麼，接下來該怎麼辦呢？當然應該送繳京城。但當時，藏經洞文物不是也有一批送京的嗎？其情景是，沒有木箱，只用蓆子捆紮，沿途官員縉紳伸手進去就取走一把，有些官員還把大車趕進自己的院子裡精挑細選，擇優盜取；怕到京後點數不符，便把長卷撕成幾個短捲來湊數搪塞。
當然，更大的麻煩是，那時的中國處處軍閥混戰，北京更是亂成一團。在兵丁和難民的洪流中，誰也不知道腳下的土地明天將會插上哪家的軍旗。幾輛裝載古代經卷的車怎麼才能通過？怎樣才能到達？
那麼，不如叫住斯坦因，還是讓他拉到倫敦的博物館裡去吧。但我當然不會這麼做。我知道斯坦因看出了我的難處，因為他一次次回頭看我。
我假裝沒有看見，只用眼角餘光默送他和蔣孝琬慢慢遠去，終於消失在黛褐色的山丘後面。然後，我再回過身來。
長長一排車隊，全都停在蒼茫夜色裡，由我掌管。但是，明天該去何方？
這裡也難，那裡也難，我左思右想，最後只能跪倒在沙漠裡，大哭一場。哭聲，像一匹受傷的狼在黑夜裡嗥叫。
五
一九四三年十月二十六日，八十二歲的斯坦因在阿富汗的喀布爾去世。
此時是中國抗日戰爭進行得最艱苦的日子。中國，又一次在生死關頭被他人認知，也被自己認知。
在斯坦因去世的前一天，倫敦舉行「中國日」活動，博物館裡的敦煌文物又一次引起熱烈關注。
在斯坦因去世的同一天，中國歷史學會在重慶成立。
我知道處於彌留之際的斯坦因不可能聽到這兩個消息。
有一件小事讓我略感奇怪，那就是斯坦因的墓碑銘文：
馬克·奧裡爾·斯坦因
印度考古調查局成員
學者、探險家兼作家
通過極為困難的印度、中國新疆、波斯、伊拉克之行，擴展了知識領域
他平生帶給西方世界最大的轟動是敦煌藏經洞，為什麼在墓碑銘文裡故意迴避了，只提「中國新疆」？敦煌並不在新疆，而是在甘肅。
我約略知道此間原因。那就是，他在莫高窟的所作所為，已經受到文明世界越來越嚴厲的譴責。
阿富汗的喀布爾，是斯坦因非常陌生的地方，整整四十年一直想進去而未被允許，剛被允許進人，卻什麼也沒有看到就離開了人世。
他被安葬在喀布爾郊區的一個外國基督教徒公墓裡，但他的靈魂又怎麼能安定下來？直到今天，這裡還備受著貧困、戰亂和宗教極端主義的包圍。而且，蔓延四周的宗教極端主義，正好與他信奉的宗教完全對立。小小的墓園，是那樣孤獨、荒涼和脆弱。
我想，他的靈魂最渴望的，是找一個黃昏，一個與他趕著車隊離開時一樣的黃昏，再潛回敦煌去看看。
如果真有這麼一個黃昏，那麼，他見了那座道士塔，會與王圓菉說什麼呢？
我想，王圓菉不會向他抱怨什麼，卻會在他面前稍稍顯得有點趾高氣揚。因為道士塔前，天天遊人如潮，雖然誰也沒有投來過尊重的目光；而斯坦因的墓地前，永遠闃寂無人。
至於另一個男人，那個蔣孝琬的墳墓在哪裡，我就完全不知道了。有知道的朋友，能告訴我嗎？
點評一：
小人物改變歷史——這個主題為何一再發人深省？我們痛恨這個道士，又何嘗不羨慕他所擁有的權力？歷史不能假定，但誰都有咀嚼的權利。誰不渴望扮演歷史的一個角色而流芳千古或遺臭萬年？相對於英雄的傳奇故事，小人物的小肚雞腸更讓人覺得親切。（老愚）
點評二：
當人與歷史相遇，引發解碼文化基因的衝動。所謂大文化散文，正好聯繫著兩個關聯性主題：歷史探訪與文化詢問。探訪是一種有意識的精神漫遊；詢問是一種尊重史實的謙卑姿態，一種理性的知識分析。目的是辨析歷史/文化的確定性，清理我們的來路。在最好的時刻，它應該是極富人文關懷的隱喻性寫作。
《道士塔》不僅是歷史的一聲歎息，更是沉重的悲泣——因敦煌經卷被掠奪這道流血的文化口。但是在開掘歷史資源時，作者主觀抒情用力過甚，而細節建構的歷史場景則不夠充分。無論叫大歷史散文也好，叫大文化散文也罷，如果不坐實在歷史敘事上，這個「大」就不免自動消解文本的人文深度。（馬策）
點評三：
《道士塔》以鮮活的歷史、厚重的文化與詩意的語言，詮釋著作者對民族悲劇的悲憫之情。
「我好恨」是全文的情感線索，恨貪婪無知的王道士，恨對民族文化淡漠的昏庸官吏，恨洗劫敦煌文化的外國學者，恨民族國力式微。這種「恨」是與「愛」並存的對稱語境，沒有對民族文化的無限鍾愛，便不會有對民族悲劇的綿綿之恨。（廖國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