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涯的眼神

幾年前讀到一篇外國小說,作家的國別和名字已經忘記,但基本情節還有印象。

一對親親熱熱的夫妻,約了一位朋友到山間去野營狩獵,一路上丈夫哼著曲子在開車,妻子和朋友坐在後座。但突然,丈夫嘴上的曲子戛然而止,因為他在後視鏡中瞥見妻子的手和朋友的手悄悄地握在一起。

丈夫眩暈了,怒火中燒又不便發作,車子開得搖晃不定,他恨不得出一次車禍三人同歸於盡。好不容易到了野營地,丈夫一聲不吭騎上一匹馬獨個兒去狩獵了,他發瘋般地縱馬狂奔,滿心都是對妻子和朋友的痛恨。他發現了一頭鹿,覺得那就是自己不忠誠的妻子的借體,便握韁狠追,一再舉槍瞄準。那頭鹿當然拚命奔逃。

不知道追了多遠,跑了多久,只知道耳邊生風、群山疾退,直到暮色蒼茫。突然那頭鹿停步了,站在一處向他回過頭來。他非常驚訝,抬頭一看,這兒是山地的盡頭,前面是深不可測的懸崖。鹿的目光清澈而美麗,無奈而淒涼。

他木然地放下獵槍,頹然回韁,早已認不得歸去的路了,只能讓馬馱著一步步往前走。不知走了多久,忽然隱隱聽到遠處一個女人呼喊自己的名字。走近前去,在朦朧月光下,妻子臉色蒼白,她的目光清澈而美麗,無奈而淒涼。

我約略記得,這篇小說在寫法上最讓人注目的是心理動態和奔馳動態的漂亮融合,但對我來說,揮之不去的是那頭鹿面臨絕境時猛然回首的眼神。

這種眼神對全人類都具有震撼力,一個重要證據是,中國居然也有一個相似的民間故事。

故事發生在海南島,一個年輕的獵手也在追趕著一頭鹿,這頭鹿不斷向南奔逃,最後同樣在山崖邊突然停住——前面是一望無際的大海,它回過頭來面對獵手,雙眼閃耀出渴求生命的光彩。

獵手被這種光彩鎮住,剎那間兩相溝通。終於,這頭鹿變成一位少女,與他成婚。

這個故事的結尾當然落入了中國式的套數,但落入套數之前的那個眼神仍然十分動人。

兩個故事的成立有一個根本的前提,那就是必須發生在前面已經完全沒有路可走的地方。只有在天涯海角、絕壁死谷,生命被逼到了最後的邊界,一切才變得深刻。

我們海南島真有一個山崖叫「鹿回頭」,山崖前方真叫「天涯海角」,再前方便是茫茫大海。

人們知道,儘管海南島的南方海域中還有一些零星小島,就整塊陸地而言那兒正恰是中華大地的南端。既然如此,那頭鹿的回頭也就回得非同小可了。

中國的帝王面南而坐,中國的民居朝南而築,中國發明的指南針永遠神奇地指向南方,中國大地上無數石獅、鐵牛、銅馬、陶俑也都面對南方站立著或匍匐著。這種種目光,穿過群山,越過江湖,全都迷迷茫茫地探詢著碧天南海。那頭美麗的鹿一回頭,就把這所有的目光都兜住了。

海南島很早就有人住,長期保持著一種我們今天很難猜度的原始生態。戰國時的《尚書·禹貢》和《呂氏春秋》中所劃定的九州中最南的兩州是揚州和荊州,可見海南還遠處於文明的邊界之外。在中原,那是政治家和軍事家特別繁忙的年代;而在海南島,只聽到一個個熟透的椰子從樹上靜靜地掉下來,吧嗒、吧嗒,掉了幾千年。椰樹邊,海濤日夜翻捲,葛籐垂垂飄拂。

看起來,大陸人比較認真地從行政眼光打量這座島嶼是在漢代。打量者是兩個都被稱為「伏波將軍」的南征軍官:西漢時的路博德和東漢時的馬援。他們先後在南中國的大地上左右馳騁、開疆拓土,順便也把這個孤懸於萬頃碧波中的海島粗粗地光顧了一下,然後設了珠崖、儋耳兩郡,納入中華版圖。

但是這種納入實在是很潦草的,土著的俚人與外來的官吏士兵怎麼也合不來,一次次地爆發尖銳的衝突,連那些原先自然遷來的大陸移民也成了土著轟逐的對象。有很長一段時間,所有的外來人不得不統統撤離,擠上木船渡海回大陸,讓海南島依然處於一種自在狀態。

當然,過後又會有軍人前去征服,但要在那裡安安靜靜地待下去幾乎是不可能的。幾番出入進退,海南島成了一個讓人害怕的地方。

前些日子為找海南的資料隨手翻閱《二十五史》,在《三國誌》中讀到一段資料,說東吳赤烏年間統治者孫權一再南征海南島,群臣一致擁護,唯獨有一位叫全琮的浙江人竭力反對。他說:

聖朝之威,何向而不克?然殊方異域,隔絕障海,水土氣毒,自古有之。兵入民出,必生疾病,轉相污染,往者懼不能反,所獲何可多致?

(上海古籍出版社、上海書店一九八六年版《二十五史》第二冊,《三國誌》第一六八頁)

孫權沒有聽他的,意氣昂昂地派兵向海南進軍了。結果是,如此遙遠的路途,走了一年多,士兵死亡百分之八九十。孫權後悔了,又與全琮談及此事,稱讚全琮的先見之明。全瓊說,當時君臣中有不少人也是明白的,但他們怕被當做不忠,不提反對意見。

三國是一個英雄的時代,而英雄也未能真正征服海南。那麼,海南究竟是等待一個什麼樣的人物呢?

完全出乎人們意料,在孫權南征的二百多年之後,一個出生在今天廣東陽江的姓冼的女子,以自己的人格魅力幾乎是永久地安頓了海南。公元五二七年,亦即特別關心中華版圖的地理學家酈道元去世的那一年,這位姓冼的女子嫁給了高涼太守馮寶,開始輔佐丈夫管起中華版圖南端很大一塊地面,海南島也包括在內。丈夫馮寶因病去世,中原地區頻繁的戰火也造成南粵的大亂,這位已屆中年的女子只得自己跨上了馬背。

為了安定,為了民生,為了民族間的和睦,她幾十年一直指揮若定,威柔並施。終於,她成了南粵和海南島很大一部分地區最有聲望的統治者,「冼夫人」的稱呼在椰林海灘間響亮地翻捲。

直到隋文帝統一中國,冼夫人以近似於女酋長的身份率領屬下各州縣歸附,迎接中央政權派來的官員,消滅當地的反叛勢力,使嶺南與中原建立了空前的親和關係。

冼夫人是個高壽的女人。如果說結婚是她從政的開始,那麼到她去世,她從政長達七十餘年。從中原文化的坐標去看,那是一個劉勰寫《文心雕龍》、顏之推寫《顏氏家訓》的時代;而在他們的南方,一個女人正威震海天。

她不時回首中原,從盈盈秋波到矇矓慈目,始終是那樣和善。

沒有什麼資料可以讓我們知道冼夫人年輕時的容貌和風采,但她的魅力是不容懷疑的。直到一千多年後的今天,瓊州海峽兩岸還有幾百座冼夫人廟,每年都有紀念活動,自願參與者動輒數十萬,令人吃驚。

一種在依然荒昧背景下的女性化存在——這便是盛唐之前便已確立的海南島形象。

由唐至宋,中國的人文版圖漸漸南移,而海南島首先領受的卻是一些文化水準很高的被貶文官,他們為這個島留下了很多東西。

例如,李德裕是唐朝名相李吉甫的兒子,自己也做過宰相,在宦海風波中數度當政,最後被政敵貶到海南島崖州(即今瓊山縣)。這麼一個高官的流放,勢必是拖家帶口的,因此李德裕的子孫就在海南島代代繁衍,據說,今天島上樂東縣大安鄉南仇村的李姓基本上都是他的後裔。在島上住了一千多年,當然已經成了再地道不過的海南人,這些生息於椰林下的普通村民或許不知道,他們家族在海南的傳代系列是在一種強烈的異鄉感中開始的。

從李德裕留下的詩作看,他也注意到了海南島的桄榔、椰葉、紅槿花,但這一切反都引發起他對故鄉風物的思念,結果全成了刺心的由頭。他沒有想到,這種生態環境遠比他時時關切的政治環境重要,當他的敵人和朋友全都煙消雲散之後,他的後代卻要在這種生態環境中永久性地生活下去。他竟然沒有擦去淚花多看一眼,永遠的桄榔、椰葉、紅槿花。

海南島人民把他和其他貶謫海南的四位官員尊稱為「五公」進行紀念,認認真真造了廟,端端正正塑了像,一代又一代。「五公」中其他四位都產生在宋代,都是為主張抗金而流放海南的,而且都是宰相、副宰相的級別。一時間海南來了那麼些宰相,煞是有趣。主張求和的當權者似乎想對這些慷慨激昂的政敵開個「小玩笑」:你們怎麼老是盯著北方疆土做文章,沒完沒了地念叨著抗金、抗金?那就抗去吧——一下被扔到了最南面。

這「五公」先後上島後,日子難過,心情不好,成天哀歎連連。但是,只要住長了,就會漸漸愛上這個地方。宋朝的副宰相李光在這裡一住十幾年,大力支持當地的教育事業,希望建設一個儒學小天地,甚至幻想要在瓊州海峽架起一座長橋,把海南島與大陸連接起來。

「五公祠」二樓的大柱上有一副引人注目的楹聯,文曰:

唐宋君王非寡德,

瓊崖人士有奇緣。

意思是,這些人品學識都很高的人士被流放到海南島,從我們的眼光來看,可以不說唐宋君王缺德,而是我們海南島的一種莫大緣分,要不然我們怎麼結交得了這樣的大人物呢!這番語句,出於海南人之手,真是憨厚之至,我仰頭一讀就十分感動。

在被貶海南島的大人物中,比「五公」更有名的還是那位蘇東坡。蘇東坡流放到海南島時已六十多歲,原先他總以為貶謫到遠離京城、遠離故鄉的廣東惠州也就完了,辛辛苦苦在那裡造了一棟房,把兒孫一一接過來聚居;誰知剛喘一口氣,又一聲令下要他渡海。蘇東坡想,已經這麼老了,到了海南先做一口棺材,再找一塊墓地,安安靜靜等死,葬身海外算了。他一到海南,衣食住行都遇到嚴重困難。他自己耕種,自己釀酒,想寫字還自己制墨,憂傷常常爬上心頭。然而,他畢竟是他,很快在艱難困苦中抬起了專門發現生趣、發現美色的雙眼,開始代表中華文化的最高層次,來評價海南島。

他發現海南島其實並沒有傳聞中的所謂毒氣,明言「無甚瘴也」。他在流放地憑弔了冼夫人廟,把握住了海南島的靈魂。由此伸發開去,他對黎族進行了考察,還朝拜了黎族的誕生地黎母山。

蘇東坡在海南過得越來越興致勃勃。他經常喝幾口酒,臉紅紅的,孩子們還以為他返老還童了:

寂寂東坡一病翁,

白鬚蕭散滿霜風。

小兒誤喜朱顏在,

一笑那知是酒紅!

有時酒沒有了,米也沒有了,大陸的船隻好久沒來,他便掐指算算房東什麼時候祭灶。因為他與房東已成了好朋友,一定能美滋滋地飽餐一頓。

他還有好幾位黎族朋友,經常互相往訪。遇到好天氣,他喜歡站在朋友的家門口看行人;下雨了,他便借了當地的椰笠、木屐穿戴上回家,一路上婦女孩子看他怪模怪樣哈哈大笑,連狗群也向著他吠叫。他衝著婦女孩子和狗群發問:「笑我怪樣子吧?叫我怪樣子吧?」

有時他喝酒半醉,迷迷糊糊地去拜訪朋友,孩子們口吹蔥葉迎送,他只記得自己的住處在牛欄西面,就一路尋著牛糞摸回去。

蘇東坡在海南島居留三年後遇赦北歸,歸途中吟了兩句詩:

九死南荒吾不恨,

茲游奇絕冠平生。

海南之行,竟是他一生中最奇特,也最有意思的一段遭遇。文化大師如是說,海南島也對得起中國文化史了。

對海南島來說,無論「五公」的恨,還是蘇東坡的冤,它都不清楚。它只有滋潤的風,溫暖的水,暢快的笑,潔白的牙齒,忽閃的眼。大陸的人士來了,不管如何傷痕斑斑,先住下,既不先聽你申訴,也不陪著你歎息,只讓你在不知不覺間稍稍平靜,然後過一段日子試試看。

來了不多久就要回去,揮手歡送;盼不到回去的時日,也儘管安心。回去時已經恢復名譽為你高興,回去時依然罪名深重也有輕輕慰撫。

初來時是青年是老年在所不計,是獨身是全家都可安排。離開時要徹底搬遷為你挎包抬箱,要留下一些後代繼續生活,更悉聽尊便,椰林下的木屋留著呢。

——這一切,使我想到帶有母性美的淳樸村婦。

宋朝的流放把海南搞得如此熱鬧,海南溫和地一笑;宋朝終於氣數盡了,流亡將士擁立最後一個皇帝於南海崖山,後又退踞海南島抗元,海南接納了他們,又溫和地一笑;不久元將收買叛兵完全佔領海南,海南也接受了,依然溫和地一笑。

在這兵荒馬亂的年月間,有一個非常瑣碎的歷史細節肯定不會引起任何人注意:有一天,一艘北來的航船在海南島南端的崖州靠岸,船上走下來一名來自江蘇松江(今屬上海)烏泥涇的青年女子。

她抖抖索索,言語不通,唯一能通的也就是那溫和的一笑。當地的黎族姊妹回以一笑,沒多說什麼就把她安頓了下來。

這位青年女子原是個童養媳,為逃離婆家的凌辱躲進了一條船,沒想到這條船走得那麼遠,更沒想到她所到達的這個言語不通的黎族地區恰恰是當時中國和世界的紡織聖地。女人學紡織天經地義,她在黎族姊妹的傳授下很快也成了紡織高手。

一過三十年,她已五十出頭,因思鄉心切帶著棉紡機具坐船北歸。她到松江老家後被人稱為黃道婆,因她,一種全新的紡織品馳譽神州大地。四方人士讚美道:「松郡棉布,衣被天下。」

黃道婆北返時元朝滅宋朝已有十七八年。海南給予中原的,不是舊朝的殘夢,不是勃郁的血性,而只是纖纖素手中的縷縷棉紗、柔柔布帛。改朝換代的是非曲直很難爭得明白,但不必爭論的是,我們每一個人的前輩都穿過棉衣棉布,都分享過海南島女性文明的熱量。

元代易過,到了明代,海南島開始培育出土生土長的文化名人。流放者當年在教育事業上的播種終於有了收成。

最著名的自然是邱濬。還在少年時代,這個出生在海南島瓊山下田村的聰明孩子已經吟出一首以五指山為題的詩。讓人吃驚的不是少年吟詩,而是這首詩居然把巍巍五指山比作一隻巨大無比的手,撐起了中華半壁雲天,不僅在雲天中摘星、弄雲、逗月,而且還要遠遠地指點中原江山!

果然,後來邱濬科舉高中,仕途順達,官至禮部尚書、戶部尚書、文淵閣大學士、武英殿大學士,不僅學問淵博,而且政績卓著,官聲很好。多年前我在《中國戲劇史》中曾嚴厲批評過他寫的傳奇《五倫全備記》,我至今仍不喜歡這個劇本,但當我接觸了不少前所未見的材料之後,卻對他的人品有了更多的尊重。特別是他官做得越大越思念家鄉的那番情意,讓我十分動心。

孝宗皇帝信任他,喜歡與他下棋,據說他每下一步棋就在口中唸唸有詞:「將軍——海南錢糧減三分。」皇帝以為是民間下棋的口頭禪,也跟著念叨,沒想到皇帝一念邱濬就立即下跪謝恩——君無戲言,海南賦稅也就減免三分。即便這事帶點玩鬧性質,年邁的大臣為了故鄉撲通跪下的情景還是頗為感人的。

邱濬晚年思鄉病之嚴重,在歷代官場中是罕見的。七十歲的老人絮絮叨叨、沒完沒了囈語,其「治國平天下」的豪情銷蝕得差不多了,心中只剩下那個溫柔寧靜的海島。

邱濬最終死於北京,回海南的只是他的靈柩。他的曾孫叫邱郊,在村子裡結識了一個在學問上很用功的朋友,經常來往。這位朋友的名字後來響徹九州:海瑞。

海瑞的行止體現了一種顯而易見的陽剛風骨,甚至身後數百年依然讓人害怕,讓人讚揚。與邱濬一樣,海瑞對家鄉也是情深意篤:罷了官,就回家鄉安靜住著;復了職,到了哪兒都要踏腳南望。海端最後也像邱濬一樣死於任上,靈柩回鄉抬到瓊山縣濱涯村時纜繩突然神秘地繃斷,於是就地安葬。

邱濬和海瑞這兩位同村名人還有一個共同點,他們都是幼年喪父,完全由母親一手帶大的。我想這也是他們到老都對故鄉有一種深刻依戀的原因,儘管那時他們的母親早已不在。沖天撼地的陽剛,冥冥中仍然偎依在女性的懷抱。

他們身居高位而客死異鄉,使我聯想到海明威在《乞力馬扎羅的雪》中寫到的那頭在「上帝的廟殿」高峰近旁凍僵風乾的豹子。海明威問:「到這樣高寒的地方來尋找什麼?」

我相信邱濬、海瑞臨死前也曾這樣自問。答案還沒有找到,他們已經凍僵。

凍僵前的最後一個目光,當然投向遠處溫熱的家鄉;但在家鄉,又有很多「豹子」願意向別處出發去尋找一點什麼。

正當邱濬和海瑞在官任上苦思家鄉的時候,家鄉的不少百姓卻由於種種原因揮淚遠航,向南洋和世界其他地方去謀求生路,從天涯走向更遠的天涯。這便形成了明清兩代不斷增加的瓊僑隊伍。

海南的風韻,從此在世界各地播揚。

不管走得多遠,關鍵時刻還得回來。一八八七年五月,海南島文昌縣昌灑鎮古路園村回來一位年輕的華僑。他叫宋耀如,專程從美洲趕來看看思念已久的家鄉。他每天手搖葵扇在路口大樹下乘涼,很客氣地與鄉親們聊天,住了一個多星期便離開了。後來才知道,這是他在操辦人生大事前特到家鄉來默默地請一次安。

他到了上海即與浙江余姚的女子倪桂珍結婚,他們的三個女兒將對中國的一代政治生活產生重大影響。

宋氏三姊妹誰也沒有忘記自己是海南人。但是,她們一輩子浪跡四海,誰也沒能回去。有一天,宋慶齡女士遇見一位原先並不認識的將軍,聽說將軍是海南文昌人就忍不住脫口叫一聲「哥哥」,將軍也就親熱地回叫這位名揚國際的高貴女性「妹妹」。後來,遠在台灣的宋美齡女士為重印清朝咸豐八年的《文昌縣志》鄭重其事地執筆題寫了書名。

對她們來說,家鄉,竟成了真正難以抵達的天涯。

只能貿然叫一聲哥哥,只能悵然寫一個書名,而她們作為海南女性的目光,給森然的中國現代史帶來了幾多水氣、幾多溫馨。

讀者從我的敘述中已經可以感到,我特別看重海南歷史中的女性文明和家園文明。我認為這是海南的靈魂。

你看,不管這座島的實際年齡是多少,正兒八經把它納入中華文明的是那位叫冼夫人的女性;海南島對整個中國的各種貢獻中,最大的一項是由一位叫黃道婆的女性完成的,直到現代,還出了三位海南籍的姊妹名播遠近。使我深感驚訝的是,這些女性幾乎都產生在亂世,越是亂世越需要女性;因此也總是在亂世,海南島一次次對整個中國發揮著獨特的功能。

女性文明很自然地派生出了家園文明。蘇東坡、李光他們淚涔涔地來了,遇到了家園文明,很快破涕為笑;海瑞、邱濬他們氣昂昂地走了,放不下家園文明,終於樂極生悲。

女性文明和家園文明的最終魅力,在於尋常形態的人間情懷,在於自然形態的人道民生。本來,這是一切文明的基礎部位,不值得大驚小怪,但在中國,過於漫長的歷史、過於發達的智謀、過於鋪張的激情、過於講究的排場,使尋常和自然反而變得稀有。

失落了尋常形態和自然形態,人們就長久地為種種反常的設想激動著、模擬著。怎麼成為聖賢?如何做得英豪?什麼叫氣貫長虹?什麼叫名垂青史?什麼叫中流砥柱?什麼叫平反昭雪?……這些堂皇而激烈的命題,一直哧哧地冒著燙人的熱氣,竟然普及於社會、滲透於歷史。而事實上,這些命題出現的概率究竟有多大,而且又有多少真實性呢?

幸好有一道海峽,擋住了中原大地的燥熱和酷寒,讓海南島保留住了人類學意義上的基元性、恆久性存在,讓人們一次次清火理氣,返璞歸真。

在飛往海南島的飛機上,我一直貼窗俯視。機翼下的群山剛剛下過雪,黑白分明,猶如版畫。越往南飛,黑白越不分明,瓊州海峽一過,完全成了一幅以綠色為基調的水彩畫。

這種色彩變化,對文明而言,既是回歸,又是前瞻,回歸就是前瞻。我希望,在交通日益便利的時代,海南島不要因為急功近利而損害自然生態。現代人越是躁急就越想尋找家園,一種使精神獲得慰藉的家園,一種能讓大家抖落世事浮塵、如見母親的家園,一種離開了種種偽坐標、驀然明白自己究竟是誰的家園。只要自然生態未被破壞,海南島有可能成為人們的集體家園。

由於這樣的家園越來越少,人們的尋找往往也就變成了追趕。世間一切高層次的旅遊都具有哲學意義,看來消消停停,其實是在尋找,是在追趕。

又想起了文章開頭提到的那兩個追鹿的故事。是的,我們歷來是馳騁於中原大地的躁急騎手,卻一直不清楚自己在驅逐什麼、追趕什麼。現在逐漸清楚了,但空間已經不大,時間已經不多。

無論在自然生態還是在精神生態上,前後都已經是天涯海角了。

幸好,她回頭了,明眸皓齒,嫣然一笑。

於是,新世紀的故事開始了。

點評一:

海南島一變而為滋潤生命、保全文化的女性,具有異常蓬勃的生命力,唯其跟大陸隔離,才綻放動人的光彩。大地常青,人物風流,那是作者心目中最後的家園。海南島是母性的,呼喚她的是文化遊子——疲憊的時候,橫過瓊州海峽,把頭縮進她的懷裡恬然入睡。(老愚)

點評一:

女性文明和家園文明(如果有此一說的話)是一體的,也是文明的根基,經過一番推導,作者稱其為海南的靈魂。海南本是天涯一隅的流放地,一座陷落在南中國迷霧中的孤島。將流放地轉換成家園,將流放者轉換成歸家的遊子。但這一推導儼然一場價值消解:柔軟消解了孤苦,喜劇消解了悲劇,傳說中鹿回頭幻化成美女的「嫣然一笑」消解了中原朝廷嚴酷的政治鬥爭。(馬策)

點評三:

海南「滋潤的風,溫暖的水,暢快的笑,潔白的牙齒,忽閃的眼」,哺育著生長於斯的生命,撫慰著寄籍於斯的靈魂,蔚然而成釋然、安然、怡然的生命景觀。

一道海峽,擋住了中原大地的燥熱和酷寒;溫暖的海風、飄拂的葛籐於荒昧之中,一種與大形成挑戰與反叛性的、具有人情物理的尋常形態、具有人道民生的自然形態的文明就此孕育萌生,潛滋暗長,這就是仁藹柔美的女性文明和家園文明,它對海峽對岸那種反常的激動表現出漠然,對世代相傳的價值觀念表現出蔑視。

文中繁多的人事不待贅言,首尾遙相呼應的極富浪漫氣息的「鹿回頭」,也緊緊依附於文本的魂魄而非閒筆。(傅應湘)

《摩挲大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