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國內的文化考察，是從邊遠地區開始的。後來，隨著一個個研究專題的深入，漸漸偏重於古往今來的一些發達地區。這是必要的，但也容易迷失。發達是一種聚集，聚集是一種重複，重複是一種規範，因此極有可能失去文化真正的獨立性。不僅如此，聚集中常常會有智能互耗，把一個個簡易的問題引向繁雜。結果，看起來文化濃度很高的地方，反而缺少本真的大文化。
於是，我又要向邊遠地區求援了。
一
這是翠綠群山間的一個小盆地，盆地中間窩著一個幾百戶人家的村寨。村寨的房屋全是黑褐色的吊腳樓，此刻正朦朧著灰白色的霧氣和炊煙。把霧氣和炊煙當做宣紙勾出幾筆的，是五座峭拔的鐘樓。
鐘樓底層開放通透，已經擁擠著很多村民和過路客人，因為在鐘樓邊的花橋上，另一些村民在唱歌，伴著蘆笙。
唱歌的村民一排排站在花橋的石階上，唱出來的是多聲部自然和聲，沉著、柔和、悅耳。這些村民有一年被選到法國巴黎的國際合唱節裡去了，才一開口，全場屏息，第二天巴黎的報紙紛紛評論，這是中國所有歌唱藝術中最容易被西方接受的一種。
村民們沒有聽過太多別的歌唱藝術，不知道法國人的這種評論是不是有點誇張。但他們唱得比平時更來勁了，路人遠遠一聽就知道：嘿，侗族大歌！
不錯，我是在說一個侗族村寨，叫肇興。地圖上很難找得到，因此我一定要說清它在地球上的準確方位：東經109°10\'，北緯25°50\'。經緯交會處，正是歌聲飄出的地方。
唱歌的村民所站立的花橋就像一般所說的「風雨橋」，很大，築有十分講究的頂蓋，又把兩邊的橋欄做成兩溜長椅。不管風晨雨夕還是驕陽在天，總有不少村民坐在那裡觀看河景，說說笑笑。此刻，橋頭的石階變作了臨時舞台，原來坐在橋欄邊的村民沒有起身，還是坐著，像是坐在後台，打量著自己的妻子、女兒、兒子的後腦勺。
這些站在橋頭石階上唱歌的村民中，不同年齡的婦女都穿上了盛裝。中年婦女的服裝比較收斂，是黑色為底的繡花衣；而站在她們前面低一級石階上的姑娘們，則穿得華麗、精緻，配上一整套銀飾，光彩奪目。據說，姑娘們自己織繡多年的大半積蓄，父母親贈與她們的未來妝奩，都凝結在這套服裝中了。這裡的財富不隱蔽，全都為青春在叮叮噹噹、閃閃爍爍。
領唱的總是中年婦女，表情比較嚴肅，但她們的歌聲在女兒輩的身上打開了歡樂的閘門。我一遍遍地聽，當地的侗族朋友在我耳邊輕輕地介紹著歌曲內容，兩頭聽下來終於明白，這樣的歌唱是一門傳代的大課程。中年傳教給青年，青年傳教給小孩，歌是一種載體，傳教著人間的基本情感，傳教著民族的坎坷歷史。像那首《珠郎和娘梅》的敘事長歌，就在向未婚男女傳教著什麼是愛情，什麼是忠貞，為了愛情與忠貞應該作出什麼樣的抗爭，付出什麼樣的犧牲。
歌聲成了民族的默契、村寨的共識、世代的叮嚀。但是，這種叮嚀從來不是疾言厲色，而是天天用多聲部自然和聲完成。這裡所說的「多聲部自然和聲」已不僅僅是一個音樂概念，而是不同年齡間的一種共同呼應、集體承認。這裡的課本那麼歡樂，這裡的課程那麼簡明，這裡的教室那麼敞亮，這裡的考試那麼動人。
這所永恆的學校，大多以女性為主角。男性是陪襯者，唱著雄健有力的歌，作為對母親、妻子、女兒間世代叮嚀的見證。他們更以蘆笙來配合，不同年齡的男子高高矮矮地吹著大小不一的蘆笙，悠悠揚揚地攙扶著歌聲走向遠處。女性們獲得了這樣體貼的輔佐，唱得更暢快了。
我聽一位在村寨中住了幾年的外來人說，在這裡，幾乎每天在輕輕的歌聲中醒來，又每天在輕輕的蘆笙曲中睡去。我一聽就點頭，因為我這幾天住宿的那家乾淨的農家旅館，邊上就是一條河，時常有一群一絲不掛的小男孩在游泳，邊游邊唱。在近旁洗衣服的小女孩們不唱，只向小男孩們潑水。她們是主角，是主角就不輕易開口。明天，或者後天，她們就要周周正正地站在花橋石階的最低一級與大人們一起歌唱了。那些小男孩還站不上去，只能在一邊學吹最小的蘆笙。
我們平日也可能在大城市的舞台上看到侗族大歌的演出，但到這裡才知道，歌唱在這裡不是什麼「餘興節目」，而是全部生活的起點和終點，全部歷史的凝練和傳承，全部文化的貯存和展開。
二
歌聲一起，吊腳樓的扇扇窗子都推開了，很多人站在自己家的窗口聽。這個畫面從鼓樓這裡看過去，也就成了村寨歌會的遼闊佈景。
石橋、小樓、窗口，這本來也是我家鄉常見的圖像。豈止是我家鄉，幾乎整個江南都可以用這樣的圖像來概括。但是，今天在這裡我發現了一個重大差別。江南石橋邊樓房的窗口，往往有讀書人在用功，夜間，四週一片黑暗，只有窗口猶亮——我歷來認為，那是文明傳承的燈火。
我也曾經對這樣的窗口燈火產生過懷疑：那裡邊攻讀的詩文，能有幾句被窗下的鄉親知曉？如果說這些詩文的功用是浮載著書生們遠走高飛，那麼，又留給這裡的鄉親一些什麼？
答案是，這些書生不管是發達還是落魄，不管是回來還是不回來，他們誦讀的詩文與故鄉村莊基本無關。因此，河邊窗口的燈光對於這片土地而言，永遠是陌生的、暫駐的，至少，構不成當時當地的「多聲部自然和聲」。
侗族長期以來沒有文字，因此也沒有那些需要日夜攻讀的詩文。他們的詩文全都變成了「不著一字」的歌唱。這初一看似乎很不文明，但是我們記得，連漢族最高水準的學者都承認，「不著一字」極有可能是至高境界。我這樣說當然不是否定文字在文明演進過程中的重要作用，只是對自己作一個提醒；從最宏觀的意義上看，在文明演進的慣常模式之外，也會有精彩的特例。
不錯，文字能夠把人們引向一個遼闊而深刻的精神世界，但在這個過程中要承擔非常繁重的訓練、校正、紛爭、一統的磨煉，而磨煉的結果也未必合乎人性。請看世間多少麻煩事因文字而生？精熟文字的魯迅歎一聲「文章誤我」便有此意。如果有一些地方，不稀罕那麼遼闊和深刻，只願意用簡潔和直接的方式在小空間裡淺淺地過日子，過得輕鬆而愉快，那又有何不可？
可以相信，漢族語文的頂級大師老子、莊子、陶淵明他們如果看到侗族村寨的生活，一定會稱許有加，流連忘返。
與他們不同的是，我在這裡還看到了文字崇拜的另一種缺陷，那就是漢族的飽學書生幾乎都不善於歌舞，更無法體驗其中的快樂。太重的學理封住了他們的歌喉，太多的斯文壓住了他們的舞步。生命的本性原來是載歌載舞的，在他們身上卻被褊狹的智能剝奪了大半。
歐洲的文藝復興，其實是對於人類的健全和俊美的重新確認，從奧林匹亞到佛羅倫薩，從維納斯到大衛，文字都悄悄地讓了位。相比之下，中國的書生作了相反的讓位。只有在邊遠的少數民族地區，才會重新展現生命的更本質方面。
三
花橋石階上的歌唱一結束，有一個集體舞蹈，歌者和觀者一起參加，地點就在寬敞的鼓樓底下。這時才發現，在集體舞蹈圍繞的圓心，也就是在鼓樓的中央，安坐著一圈黑衣老者。
老者們表情平靜，有幾個抽著長長的煙桿。他們是寨老，整個村寨的管理者群體。一個村民，上了年紀，又德高望重，就有資格被選為寨老。遇到村寨安全、社會秩序、村民糾紛、節日祭祀等方面的事情，鼓樓的鼓就會擊響，寨老們就會聚集在這裡進行商議。寨老中又有一位召集人，商議由他主持。寨老們作的決定就是最後決定，以示權威。
寨老們議事也有既定規範。由於沒有文字，這些規範成為寨老們必須熟記的「鼓詞」——鼓樓下的協調規則，聽起來很是有趣。石干城先生曾經搜集過，我讀到了一些。其中一段，說到村寨的青年男女們在遊玩中談情說愛是理所當然的，而過度騷擾和侵犯卻要受到處罰，很典型地展示了鼓詞的風格。且引幾句——
還有第二層，
講的是男女遊玩的事。
耳邊插雞尾，拉手哆耶，
牆後彈琵琶，相依唱歌，
依身在門邊，細語悄言，
不犯規矩，理所當然。
倘有哪個男人伸腳踩右，伸手摸左，
狗用腳爬，貓用爪抓，
摸腳掐手，強摘黃花，
這類事，事輕罰酒飯，
事重罰金銀，罰他一百過四兩。
這種可愛的規矩，本來就包含著長輩的慈祥口氣，因此很有禪性。真正處罰起來，還要看事端的性質和事主的態度，有所謂「六重六輕」之分，因此就需要寨老們來裁決了。但是，處罰也僅止於處罰，沒有徒刑。因為這裡的侗族自古以來都沒有警察，沒有監獄，當然更沒有軍隊。
寨老不是官員，沒有任何特權。他們平日與村民一樣耕種，養家餬口，犯了事也一樣受到處罰。他們不享受錢物方面的補貼，卻要承擔不小的義務。例如，外面來了一些客人，他們就要分頭接到家裡招待。如果每個寨老都接待了，還有剩餘的客人，一般就由那位寨老召集人負責了。
「因此，一位長者要出任寨老召集人，首先要徵得家裡兒女們的同意，需要他們願意共同來承擔這些義務性開支。」兩位年輕的村民看我對寨老的體制很感興趣，就熱情地為我解釋。
我一邊聽，一邊看著這些黑衣長者，心想，這就是我心中長久嚮往的「村寨公民社會」。
道家認為，一個社會，機構越簡負累也越簡，規則越少邪惡也越少。這個原則在這裡得到了最好的體現。
我所說的「村寨公民社會」，還包括另一番含義，那就是，村寨是一個大家庭，誰也離不開誰。到街上走走，總能看到很多婦女一起織一幅布的情景。這裡的織布方式要拉開很長的幅度，在任何一家的門院裡都完成不了，而是需要四五家婦女聯手張羅。這到底算是一家織布幾家幫忙，還是本來就是幾家合織？不太清楚。清楚的是，長長的棉紗把好幾家人家一起織進去了。
織布是小事，遇到大一點的事情，各家更會當做自己家的事，共同參與。
更讓外來者驚訝的是，家家戶戶收割的糧食都不藏在家裡，大家約定放在一個地方，又都不上鎖。一位在這兒出生的學者告訴我，在侗語中，根本沒有作為名詞或動詞的「鎖」的概念。
入夜，我站在一個杉木陽台上看整個村寨，所有的吊腳樓都黑糊糊地融成了一色，不分彼此。這樣的村寨是真正平靜的，平靜得連夢都沒有。只待晨光乍露時第一支蘆笙從哪一個角落響起，把沉睡了一夜的歌聲喚醒。
四
我所站立的杉木陽台，是農家旅館的頂層三樓，在村寨裡算是高的了。但我越來越覺得，對於眼下的村寨，萬不能採取居高臨下的考察視角。在很多方面，它比我們的思維慣性要高得多。如果說，文化生態是一門最重要的當代課程，那麼，這兒就是課堂。
當地的朋友取笑我的迷醉，便在一旁勸說：「還是多走幾個村寨吧。」
我立即起身，說：「快！」
離肇興不遠，有一個叫堂安的寨子。我過去一看便吃驚。雖然規模比肇興的寨子小，但山勢更加奇麗，屋舍更有風味。這還了得，我的興頭更高漲了，順著當地朋友的建議，向西走很遠很遠的路，到榕江縣，去看另一個有名的侗寨——
三寶。
一步踏入就站住了。三寶，實在太有氣勢。打眼還是一座鼓樓，但通向鼓樓的是一條華美的長廊，長廊兩邊的上沿，畫出了侗族的歷史和傳說。村民們每天從長廊走過，也就把祖先的百代艱辛慰撫了，又把民族的千年腳力承接了。這個小小的村寨，一開門就開在史詩上，一下子抓住了自己的荷馬。
鼓樓前面，隔著一個廣場，有一排榕樹，遒勁、蒼鬱、繁茂，像稀世巨人一般站立在江邊。後面的背景是連綿的青山，襯著透亮的雲天。這排榕樹是力量和歷史的扭結，天生要讓世人在第一眼就領悟什麼叫偉大。我簡直要代表別的地方表達一點嫉妒之情了：別的地方的高矗物象，大多不存在歷史的張力；別的地方的歷史遺址，又全都失去了生命的綠色。
在這排大榕樹的左首，也就是鼓樓的右前方，有一座不大的薩瑪祠。薩瑪，是侗族的大祖母，至高無上的女神。
我早就推斷，侗族村寨一定還有精神皈依。即使對寨老，村民們已經給予了輩分性、威望性的服從，卻還不能算是精神皈依。寨老會更替，世事會嬗變，大家還是需要有一個能夠維繫永久的象徵性力量，現在看到了，那就是薩瑪。
問過當地很多人，大家對薩瑪的由來和歷史說法不一，語焉不詳。這是對的，任何真正的信仰都不應該被歷史透析，就像再精確的尺子也度量不了夜色中的月光。
我問村裡幾位有文化的時尚年輕人：「你們常去薩瑪祠嗎？」
他們說：「常去。遇到心裡不痛快的事就去。」
我問：「如果鄰里之間產生了一點小小的矛盾，你覺得不公平，會去找村裡的老人、智者去調解，還是找薩瑪？」
他們齊口同聲：「找薩瑪。用心默默地對她訴說幾句。」
他們那麼一致，使我有點吃驚，卻又很快在吃驚中領悟了。我說：「我知道了，你們看我猜得對不對。找公平，其實是找傾訴者。如果讓村裡人調解，一定會有一方覺得不太公平。薩瑪老祖母只聽不說，對她一說，立即就會獲得一種巨大的安慰。」
他們笑了，說：「對，什麼事只要告訴她了，都成了小事。」
就這麼邊說邊走，我們走進了薩瑪祠。
我原想，裡邊應該有一座塑像，卻沒有。
眼前是一個平台，中間有一把小小的布傘，布傘下有很多鵝卵石，鋪滿了整個平台，平台邊沿有一圈小布人兒。
那把布傘就是薩瑪。鵝卵石就是她庇蔭著的子孫後代，邊沿上的小布人兒是她派出來守護子孫的衛士。
老祖母連自己的形象也不願顯露出來，全然化作了庇護的心願和責任，這讓我非常感動。我想到，世間一切老祖母、老母親其實都是這樣的，捨不得留給自己一絲一毫，哪怕是為自己畫個像、留個影。
於是，這把傘變大了，浮懸在整個村寨之上。
一位從小就住在薩瑪祠背後的女士走過來對我說，村民想把這個祠修得大一點，問我能不能題寫「薩瑪祠」的三字匾額。
我立即答應，並深感榮幸。
世上行色匆匆的遊子，不都在尋找老祖母的那把傘嗎？
我還會繼續尋找生命的歸程，走很遠的路。但是，十分高興，在雲貴高原深處的村寨裡，找到了一把幫我遠行的傘。是鼓樓，是歌聲，是寨老，是薩瑪，全都樂呵呵地編織在一起了，編織得那麼小巧樸實，足以擋風避雨，濾念清心，讓我靜靜地走一陣子。
秋雨註：這篇文章和後面的《蚩尤的後代》、《我本是樹》兩篇在互聯網上貼出後，據貴州省黔東南旅遊局的負責人來電話說，當地的外來遊客量立即上升了84%，多數遊客都說是看了我的文章才去的。這讓我很高興。真的，我很希望我們的旅遊能更多地向邊遠地區延伸，那兒有一些被我們遺忘已久的人文課題。
點評一：
本文是對一種活潑的生命狀態的讚美。文化僅僅是生命與生活的副產品。文化人在本真的少數民族面前，往往會幡然醒悟，知今是而昨非，會不由自主地從人性的藩籬中伸一下脖子，發出自己的聲音。（老愚）
點評二：
歌唱、吹蘆笙、織布、寨老斷事、女神薩瑪……這裡的生活近自然而遠人文，或者說是面向自然的另一種人文。在這裡，無為是優於有為的制度選項，自治比他治更為重要。無怪乎作者看出「村寨公民社會」的格局。不過，在現代社會中，在全球化時代，這種邊遠少數民族生態更具觀賞價值。作為原生態旅遊資源，恐怕也最終難逃過度開發繼而變形乃至消亡的命運。（馬策）
點評三：
讀此文，如聽一部多聲部自然和聲演奏的侗族大歌，自然、柔美、悅耳。
花橋演唱的是多聲部自然和聲。主唱者是端莊的侗家女，歌聲傳承的是歷史，嚮往的是愛情，歌唱的是忠貞。不同年齡的男子高高矮矮，吹著長長短短的蘆笙，悠悠揚揚的歌聲飄向遠處，這樣的生活，本身就是一首歌。吊腳樓的窗口飄出的是多聲部自然和聲。這裡沒有詩文誦讀，他們的詩文全都是「不著一字」的歌唱，窗口對岸的山就是詩，窗口底下的河就是文。他們的舞蹈會讓那些飽學的漢家書生「汗顏」，「無字的天書」才會讓大師們發出「文章誤我」的喟歎，才會讓老莊、陶淵明流連忘返。
文章最末揭旨，「是鼓樓，是歌聲，是寨老，是薩瑪，全都樂呵呵地編織在一起了」的那柄樸實小傘，能擋風避雨，濾念清心。（廖國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