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希望上面這些敘述不至於構成這樣一種誤解，以為流放這件事從微觀來說造成了許多痛苦，而從宏觀來說卻並不太壞。
不。從宏觀來說，流放無論如何也是對文明的一種摧殘。部分流放者從傷痕纍纍的苦痛中掙扎出來，手忙腳亂地創造出了那些文明，並不能給流放本身增色添彩。且不說多數流放者不再有什麼文化創造，即便是我們在上文中評價最高的那幾位，也無法成為我國文化史上的第一流人才。
第一流人才可以受盡磨難，卻不能讓磨難超越基本的生理限度和物質限度。儘管屈原、司馬遷、曹雪芹也受了不少苦，但寧古塔那樣的流放方式卻永遠也出不了《離騷》、《史記》和《紅樓夢》。
文明可能產生於野蠻，卻絕不喜歡野蠻。我們能熬過苦難，卻絕不讚美苦難。我們不害怕迫害，卻絕不肯定迫害。
部分文人之所以能在流放的苦難中顯現人性、創建文明，本源於他們內心的高貴。他們的外部身份可以一變再變，甚至終身陷於囹圄，但內心的高貴卻未曾全然銷蝕。這正像有的人，不管如何追趕潮流或身居高位，卻總也掩蓋不住內心的卑賤一樣。
毫無疑問，最讓人動心的是苦難中的高貴，最讓人看出高貴之所以高貴的，也是這種高貴。憑著這種高貴，人們可以在生死存亡線的邊緣上吟詩作賦，可以用自己的一點溫暖去化開別人心頭的冰雪，繼而可以用屈辱之身去點燃文明的火種。他們為了文化和文明，可以不顧物慾利益，不顧功利得失，義無反顧，一代又一代。
我站在這塊古代稱為寧古塔的土地上，長時間地舉頭四顧又終究低下頭來，我向一些遠年的靈魂祭奠——為他們大多來自浙江、上海、江蘇、安徽那些我很熟悉的地方，更為他們在苦難中的高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