叔叔的死亡，使余家的生計失去了最後一個希望。
祖母與媽媽一起，想到爸爸單位去，要求他們看在全家要活下去的分上，多發一點生活費。但她們一去，正遇上批鬥爸爸的群眾大會。
她們從門縫裡看到，爸爸站在台上被一個正在發言的批判者推了一個踉蹌，台下所有的人都暢懷大笑。坐在第一排的是爸爸的老朋友們，祖母和媽媽都認識。平常來我家，他們都輕鬆得像自己家裡人一樣。但這下讓祖母和媽媽吃驚了，因為他們笑得最開心。
「都是奸臣！」祖母在回家的路上氣鼓鼓地對媽媽說。這是她一生用過的最壞詞彙，是從老戲裡看來的。她說：「這幾個老朋友，明知我們全家有那麼多人，已經活不下去……」
我聽媽媽說了這個過程，覺得申請增加生活費的事，應該由我來做。
我打聽了一下，爸爸單位的造反派歸屬於「工總司」，全稱「上海市工人造反總司令部」。這個「工總司」可厲害了，幾乎已經掌管全上海的各行各業。它的司令叫王洪文，後來高昇為中國共產黨的副主席。當時「工總司」的成員號稱有上百萬人，但我家裡人一個也不認識。
百般無奈，我只得去找那兩位來往較多的中學老同學。他們說，曹老師的那個「紅薯造反隊」地位太低，領導他們的最高司令部設在上海師範學院。如果疏通了關係，可能與「工總司」說得上話，幫一把我家，每月增加幾元生活費。
我想到中學裡還有一位不同班的張姓同學考上了上海師範學院，可以找到他問問看，認識不認識司令部的任何一位首領。當時這些首領，其實也是學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