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個妓女在讀《文化苦旅》”，這句話如果是事實，也不至於掀起對《文化苦旅》和作者的聲討吧？但在上海，這種聲討快速形成，並推向全國。
按照文章大批判的邏輯，《文化苦旅》轉眼上升為“妓女讀的書”。我收到大量讀者來信，說自己受了污辱，強烈要求我通過官司來為他們洗刷。但我知道，這事打不得官司。難道要法院證明沒有妓女讀過這本書？我可以肯定，如果要追問那個寫文章的上海人：是哪一個妓女？他一定不會說；再問：是否認識那個妓女？關係如何？他也不會說。
謝晉導演氣鼓鼓地找到我，大聲為我辯護，說中外歷史上很多妓女的人品、文品都很高，為此，他還要拍電影來表現。我很感謝這位大導演，但也明白他的辯護思路錯了。
這件事情的特殊意義，是突然喚醒了上海街市間曾經忙碌了一百多年的小報文痞、情色訟筆。那個被我絕交的左派編劇更是興奮，覺得終於等到了給我“寫回信”的機會。他十分內行地分析，妓女的手提包裡一定放有口紅，《文化苦旅》既然放在一起，也就成了“文化口紅”。從此，很長時間，批判“文化口紅”成了他的主業之一。隨著他，“啃余族”全線活躍。
當時的上海文壇，除了謝晉導演繼續氣鼓鼓地毫無辦法外，百歲老人巴金躺在病榻上也遭受到報刊辱罵，而他還在聽人朗讀我的書，我的那些“文化口紅”。黃佐臨先生則給我留下了“讓他們罵去”的遺言，已告別人世。再也沒有人理會這些過時的人，大家熱衷關注的，還是妓女、口紅，口紅、妓女……洋溢著一種前所未有的輕鬆和歡快。
事情看來不大，卻是一個重要的分水嶺。我看了一陣，得出一個結論：上海，真的必須離開了。
楊長勳教授沒有說錯。
其實不止是上海。妓女和口紅的話題如此連篇累牘，全都憑藉著官方出版物，上上下下沒有出現半句非議。在這種整體氣氛中，我想，自古以來沒有一個文化人能夠安適地生存下去。很多國家的華文讀者都紛紛來信勸我移民，我和馬蘭想了好久，最後想到了我與郭寶昆先生討論過的“文化身份”，止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