感謝諸位，來與我們一起，送別親愛的媽媽。
我媽媽於一九二二年一月六日出生，於二一二年十二月九日凌晨去世，在這個世界上生活了整整九十年，也算高齡了。媽媽在最後的日子裡沒有任何痛苦，只因老年性的心血管系統疾病失去了意識。我們這些晚輩一天天都輪流陪在她身邊，她走得很安詳。
因此，我要求幾位弟弟，在今天的追悼會上不要過於悲傷，更不要失聲痛哭。
悲傷和痛哭，容易進入一種共同模式，這是媽媽不喜歡的。記得十年前我們也在這裡追悼爸爸，從頭到底，媽媽一直都沒有哭，大家以為她過度悲痛而失神了。但是，回到家裡，在爸爸那個小小的寫字檯前，她突然號啕大哭，哭得像一個小女孩一樣。馬蘭抱住她，撫摩著她的背，她哭了很久很久。從此，整整十年，直到她自己去世，她不再哭過一聲，不再流一滴眼淚。她此生的哭聲和眼淚，全都終止於爸爸。
媽媽拒絕一切群體化的悲傷，避過一切模式化的情感。我們今天，也要順著她。那就讓我們在心底，為這獨一無二的生命，唱一首獨一無二的送別之歌。
媽媽的獨一無二，可以從一件小事說起。幾天前，我們守在媽媽床邊，為她服務了十年之久的保姆小許動情地說，整整十年，沒有聽到過她的一句責備，一句重話。
我說：「你只有十年，我是她的大兒子，多少年了？從小到大，也沒有聽到過。」
其實，今天到場的舅舅、舅媽和所有年長的親友都可以證明，在你們漫長的人生記憶裡，有沒有留下一絲一毫有關我媽媽稍稍發火的記憶？
我看到你們全在搖頭，對，肯定沒有。我一生見到的媽媽，永遠只是微笑，只是傾聽，只是靦腆，最多，只是沉默。直到半年前一起吃飯，我說她毛筆字寫得比我好，她還靦腆得滿臉通紅。
但是，我要告訴今天在場的年輕人，不要小看了微笑和靦腆。你們眼前的這位老人，還留下了一系列艱深的難題。
對於這些難題，我曾多次當面問過媽媽，她只是三言兩語匆匆帶過。每次，我總以為還有機會細問。也許在一個沒有旁人的安靜下午，讓她一點點地回答我。但是，這個機會再也沒有了，她把一切答案都帶走了。
於是，我心中的難題，也就成了永遠的難題，無人可解。
第一個難題。她這麼一個大城市的富家之女，為了在戰爭年月支撐一個小家庭，居然同意離別在上海工作的丈夫，到最貧困的鄉村度過自己美麗的青春，一切生活細節都回到她完全不熟悉的原始起點。對她來說，就像一下子跌進了石器時代。這，怎麼可能？
第二個難題。回去的鄉村，方圓多少裡只有她一個人識字，她卻獨自挑起了文明啟蒙的全部重擔。開辦識字班，為每家每戶寫信、讀信、記柴賬、谷賬……她每天忙得不可開交，卻沒有任何人要她這麼做，也沒有得到過任何報酬。這，又怎麼可能？
第三個難題。她和爸爸，這對年輕夫婦，當初是怎麼冒險決定的，讓他們剛剛出生的大兒子，我，在如此荒昧的農村進入至關重要的早期教育？在那所極其簡陋的小學開辦之前，是由媽媽獨自承擔嗎？在我七歲的時候，媽媽又果斷地決定，我每天晚上不再做功課、寫作業，而是替代她，來為所有的鄉親寫信、記賬。她做出這個決定，顯然是為了培養我的人生責任感，但她難道完全不考慮我的學業了嗎？
第四個難題。有些親友曾經認為，媽媽是在瞎碰瞎撞中很偶然地完成了對我的早期教育。這確實很有可能。但是，我到上海讀中學後，很快獲得了全市作文比賽第一名和數學競賽大獎，原因是我為鄉親寫過幾百封信，又記了那麼多賬。媽媽知道我獲獎的消息後，居然一點兒也不感到驚訝。難道，她不是瞎碰瞎撞，而是早有預計？
第五個難題。到上海後，遇到了饑荒和「文革」。全家遭受的最大困頓就是吃飯，這事全由媽媽一人張羅。「文革」中，一切被「打倒」人員的全部生活費，是每月每家二十六元人民幣，而當時我家，是整整八口人，其中包括一名因失去父母而被收養的孩子。家裡早就沒有任何餘錢，所有稍稍值錢的東西也都已經賣完。那麼，二十六元，八口人，這道完全無解的算術題，媽媽到底是怎麼一天天算下來的？我們看到的只是一個結果，那就是全家都沒有餓死。這究竟是如何做到的？
與前面幾個難題不同的是，這個難題出現時我已經長大，留下了一些片段記憶。
例如，「文革」災難中的一天，媽媽步行到我所在的學院，找到了已經很久沒有吃過一頓飽飯的我。在一片吵鬧的高音喇叭聲中，她伸出溫熱的手掌緊緊貼在我的手掌上。我感覺到，中間夾了一張紙幣。她說，還要立即趕到關押爸爸的地方去。我一看手掌，那是一張兩元錢的紙幣。這錢是從哪裡來的？我百思不得其解。
但是，過幾天我就偵查到了。原來媽媽與幾個阿姨一起，在一家小工廠洗鐵皮。那麼冷的天還赤著腳，渾身上下都被水澆濕了。幾元錢，就是這麼掙來的。
前幾天，媽媽已經失去知覺，我坐在病床邊長時間地握著她的手掌。突然如迅雷閃電，記起了那年她貼著兩元錢紙幣握住我手掌時的溫熱。還是這個手掌，現在握在我手上。然後，我又急急地去撫摩她的腳，四十多年前的冷水鐵皮，讓我今天還打了個寒戰。
媽媽的手，媽媽的腳，我們永遠的生命支架。難道，這些天要漸漸地冷卻了嗎？
我一動媽媽的手腳，她肩頭的被子就有點滑落，馬蘭趕忙去整理。肩頭，媽媽的肩頭，更是我家的風雨山脊。
有關媽媽肩頭的記憶，那就更多了。例如，我曾寫過，「文革」中有一次我從農場回家，吃驚地看到一張祭祖的桌子居然在自動移位。細看之下才發現媽媽一個人鑽在桌子底下，用肩在馱桌子。家裡的人，有的被關押了，有的被逼死了，有的被流放了，沒有一雙手來幫她一把，她只能這樣。
「文革」結束後，公道回歸，被害的家人均獲平反，我也被選拔為全國最年輕的高校校長。但是，不管聲名如何顯赫，我的衣食負擔還是落在媽媽肩上。直到今天，集體宿舍的老鄰居們還都記得，我媽媽每隔幾天就肩背一個灰色的食物袋來為我做飯，後面還跟著爸爸。
現在，很多當年同事仍在美言我在那個年代的工作效能，不少出版社也在搶著出版我那時寫的學術著作。但是只有我知道，這一切的一半份量，都由一副蒼老的肩膀扛著，直到馬蘭的出現。
說到這裡，我想大家都已明白，媽媽一生的微笑和靦腆，絕不是害怕、躲避、無能、平庸。恰恰相反，她完成了一種特殊的強大。
媽媽讓我懂得，天地間有另一種語言。記得當年爸爸單位的「革命群眾」每隔幾天就會來威脅媽媽，說爸爸如果再不交代「反黨罪行」就會「死無葬身之地」。媽媽每次都低頭聽著，從不反駁一句，心裡只想著下一頓飯能找一些什麼來給孩子們吃。後來叔叔在安徽被逼死，媽媽陪著祖母去料理後事，當地的「革命群眾」又在一旁厲聲訓斥，媽媽只是捧著骨灰盒低頭沉默，隨便他們說什麼。
幾十年過去，現在我們都知道了，媽媽的沉默是對的。那些「革命群眾」不值得辯論。一辯論就進入他們的邏輯系統，必定上當。媽媽固守的，是另一套做人的基本道理，也就是天道天理。只有沉默，才能為天道天理讓出位置，才能為歷史裁判留下空間。
媽媽心中的天道天理，比我們常說的大是大非還要高。媽媽並不否認大是大非，例如，在「文革」災難中，她和我都知道，只要我去與造反派疏通一下，表示服從，爸爸的處境也許會改變，但我堅決不去疏通，她也贊成我這麼做。又如，她知道我曾經到一個出版社單獨與「工總司」暴徒對峙，又冒險悄悄地主持了上海唯一的周恩來追悼會，她都沒有阻止我，只說「做事不大聲，做完就走人」。
但是，這些事，還不是她心中的終點。她的終點聽起來很平常：不管別人怎麼鬧，都要好好活下去。
在這一點上，媽媽顯然高於爸爸。爸爸是典型的儒家，相信「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那一套，成天要為正義挺身而出，為此受盡折磨。直到十年前，還被廣州、上海、天津的三份誣陷我的報刊活活氣死。他臨終床頭那幾份報刊上的顫抖筆畫，便是生死遺命。其實爸爸和媽媽同齡，媽媽能夠多活十年，原因之一，是她壓根兒不聽那些惡言。因此，這些惡言只能折騰爸爸，卻無傷媽媽。
針對這個對比，我曾經說過，我是中國人，當然忘不了殺父之仇；但我又是媽媽的兒子，懂得絕不能讓自己受惡言操控。我想，朋友們都會認同，我受媽媽的影響更深一些。
很多讀者都奇怪，我為什麼受到媒體間那麼多謠言的一次次圍攻而從不解釋，從不反駁？只要見過我媽媽，就明白了。
最後，我想用一件遠年往事，作為這個悼詞的歸結。
在我六歲那年，一個夏天的傍晚，媽媽翻過兩座山，吳石嶺和大廟嶺，到上林湖的表外公家去了，當夜必定回來。我為了讓媽媽驚喜，就獨自翻山去接媽媽。那時山上還有很多野獸，我卻一點兒也不害怕。後來在第二座山的山頂遇到棲宿在破涼亭裡的一個乞丐家庭，他們還勸我不要再往前走，但我還是沒聽他們的。終於，我在翻完第二座山的時候見到了媽媽。現在想來，媽媽也是夠大膽的，那麼年輕，那麼美貌，獨自一人，走在黑夜山路上。然而，更有趣的是，媽媽在山路上見到我，竟然不吃驚，不責怪，不盤問，只是高興地說一句「秋雨來了」，便一把拉住我的手，親親熱熱往回走。這情景，正合得上布萊希特的一個劇名：《大膽媽媽和她的孩子》。
是的，我畢生的大膽，從根子上說，都來自媽媽。十幾年前我因貼地冒險數萬公里考察了密佈著恐怖主義危險的人類古文明遺跡，被國際媒體譽為「當今世界最勇敢的人文教授」。其實那每一步，還是由媽媽當年溫熱的手牽著。
媽媽，您知道，我為您選定的歸息之地，就在那條山路邊上。爸爸已經在那裡安息，山路的另一側，則安息著祖父、祖母、叔叔，以及您的父親——我們的外公。因此，您不會寂寞。
您先在上海度過這個寒冷的冬天，明年春天，我會領著弟弟們，把您送到那裡。
媽媽，這是我們的山路，我們的山谷。現在，野獸已經找不到了，山頂上的涼亭早就塌了，乞丐的家也不見了。剩下的，還是那樣的山風，那樣的月亮，那樣的花樹。
媽媽，我真捨不得把您送走。但是，更捨不得繼續把您留在世間。這世間，對您實在有點說不過去。整整九十年，越想越叫人心疼。那就到那裡去休息吧，媽媽。
謝謝大家，陪我和媽媽說了這麼多話。
（二一二年十二月十三日下午四時三十分，在媽媽的追悼會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