偽君子們知道，製造文化之偽最容易，製造道義之偽最關鍵。因此，道義，是他們遲早要攻堅的重點。
文化可以平靜裝扮，道義卻不行，必須製造聳人聽聞的事件。製造什麼樣的道義事件比較好呢？他們沒有救災的勇氣，沒有抗暴的膽量，沒有捐助的慷慨，沒有扶貧的胸懷，唯一能做的，是偽造道義的對立面，然後擺出拳打腳踢的姿勢，證明自己在捍衛道義。
因此，那些試圖建立自身道義形象的人，幾乎都是傷害他人的誹謗者。他們深信，道義只有在摧殘之中才能建立。當然，道義是假，摧殘是真。
在這個問題上，我發現一個規律。天下害人的人，都有自己的直接理由，例如，爭權、謀財、嫉妒、報復、逞強、發洩。突然有一個人，把害人的直接理由變成了間接理由，說是為了捍衛道義，那就有三分之一的可能，此人是偽君子。如果進一步，發現被害人沒有反駁的機會，或者已經被此人製造的勢頭剝奪了反駁的可能，那麼，三分之一的可能就上升到了三分之二。如果再進一步，發現此人在刻意把自己打扮成「英勇鬥士」、「社會良心」，那麼，所有的「可能」也就立即轉化為「肯定」，也就是說，此人肯定是偽君子。
這是因為，不管怎麼鬧騰，都掩蓋不了一個最根本的原理：天下一切道義的最終本質，是普及善良，克己利人，減少傷害。號稱捍衛道義的人居然違背了道義的所有本質，偽不偽？
當然，捍衛道義也需要懲惡。但是，君子懲惡自有君子的理性規則。除了即時爆發的傷天大惡需要君子挺身而出快速阻止外，對於尚未「認定」的惡，必須遵守「認定」的合理程序，而且需要司法機構的參與。如果司法機構全不可信，那就要對體制和權勢進行大膽質詢。中國歷史上所有大無畏的君子，都是這麼做的。儘管他們也知道朝廷昏庸無能，卻仍然敢於面對危險申述正義。他們絕不會站在街頭播弄輿情，攻伐某人。因為他們知道，一般民眾不具備辨析實情的條件和能力，因此所謂輿情，也只是情緒挑唆的結果罷了。
挑唆民眾攻伐一個民眾並不知道實情的人，借此為自己增添道義形象，這樣的事，沒有一個真正的君子會做。因此，鐵定是偽君子。
前面說了，由於中國文化嚴重缺少證偽機制，因此中國民眾很容易接受這種偽君子。結果，在中國歷史上，聽得最多的是道義、聲討、輿情，看得最多的是冤屈、悲劇、顛倒。這種情景，與朝廷的昏庸連在一起，與奸臣的獰笑連在一起，變得不可收拾。因此，我總是一次次提醒大家：聽到道義，警惕；聽到聲討，警惕；聽到輿情，警惕；聽到出現了「英勇鬥士」、「社會良心」，更要萬分警惕。
說到那些以「英勇鬥士」、「社會良心」形象出現的偽君子，常讓我們回想起一些陳舊的案件。
隨手舉一件吧，那個偽君子叫劉學保，一個在「文革」初期的「英勇鬥士」。
事情說來話長。據他自己說，某一天，他與一個有「政治歷史問題」的人搭班巡夜，突然發覺那個人居然安放好了炸藥包準備炸一座大橋。他意識到階級鬥爭就在眼前，立即衝上去搏鬥，打死了那個階級敵人，自己也負了傷，大鐵橋終於保住了。
於是他成了當時著名的英勇鬥士，全國許多報紙進行了宣傳和頌揚。有一篇報道還進入了小學語文課本，當年的小學生現在已經年老，如果記性好一點，或許還能記得這個名字。
但是，此案從一開始就有現場勘察人員提出一系列疑問。例如：為什麼他所指認的地方根本放不下一個炸藥包？誰會用這麼一點點炸藥炸大橋？這樣一個地方能夠搏鬥起來嗎？如此等等。
可惜那是一個迫切需要敵人與英雄、破壞與搏鬥的時代，一切疑問立即被淹沒掉了。更重要的是，這種懷疑萬一成立，名揚遠近的英勇鬥士立即就會成為一個殺害無辜的兇犯，中間不存在其他可能。
狂熱的時代其實是最虛弱的，完全沒有力量來面對這樣一件事情的顛倒。因為一旦顛倒就意味著一系列社會觀念的破滅，後果遠遠超出事件本身。
既然牽一髮足以動全身，那麼大家也就小心翼翼地不敢去動那根頭髮了。很多貌似堂皇的虛假之所以廣泛流行，正與這種邏輯怪圈有關。
二十幾年之後，社會觀念發生了變化。人們對於被當年所有「英勇鬥士」們傷害的千千萬萬無辜者，產生了同情。那個被劉學保打死的人，如果不存在「企圖炸大橋」的可能，那麼，就是一個蒙冤二十幾年的受害者。他的親族子女，還在世間。
那就應該求助於復甦不久的法制了。
法制能把事情的本質回歸簡明：二十幾年前那兩個在黑夜荒野間對峙的男人，哪一個是真正的罪犯？
法律需要證據，這是對劉學保案件重新偵查的最大困難。
複查人員幾經思考，開啟了工作程序。
第一步，先讓事情回到二十幾年前。當年現場勘察人員提出的疑問雖被否定，但他們的名字留了下來。那麼，再逐個找回他們，把褪色的疑問重新激活。還要找當年的其他證人和有關村民，讓他們也回到二十幾年前。此事當然很難，但點點滴滴，證明材料逐漸積累起來。
第二步，考慮到這個案件的特殊性，花費最大的精力做模擬試驗。好在當年對「英勇鬥士」的採訪連篇累牘，事情的具體過程已被反覆報道得詳盡無遺，劉學保自己作報告講述「搏鬥過程」的材料也在，為模擬試驗提供了切實保證。同樣這座鐵橋，同樣大小的炸藥包，同樣的兩人站立方位，同樣的搏鬥程序，一次又一次地重複試驗，把炸藥包也一次次拉響，完全根據當年劉學保的描述，把他在描述時有可能誇張、挪移或記錯的成分也考慮進去，結論終於出來了：整個事件完全不可能這樣發生。不可能這麼站，不可能這麼走，不可能這麼傷，不可能這麼死。只剩下一種可能，那就是劉學保為了冒充「英雄」，殘酷地殺害了那個無辜者。
第三步，審訊。這不複雜，今天的公安人員只是輕輕地抓住幾個要害一問，立即漏洞百出。繼續盤問下去，劉學保只得承認自己是故意殺人。二十幾年前的鬧劇和冤案，終於見底。
劉學保被判了無期徒刑。
於是，鐵窗又鎮住了一個「偽君子」，一個蒙騙天下很長時間的「偽君子」。
但是，他被鐵窗鎖住，畢竟十分偶然。如果他做得不是那麼過分，又沒有遇到一場政治運動的被否定、被清查，那就會十分安全。
事件有點特殊，啟示卻普遍有效。
一、在缺少道義的時代，最需要「道義偽君子」。在缺少君子的時代，也最需要「道義偽君子」，因為君子的本性在道義。
二、「道義偽君子」瞭解時代，察言觀色，與時俱進。從過去的鬥爭哲學時期，到現在的民粹主義時期，他們都及時扮演，從不缺席。
三、「道義偽君子」渴望被崇拜、被仰望，居然每每如願。他們知道，人們在崇拜和仰望中也就很難發現漏洞，更不會產生疑問。
四、「道義偽君子」表面上器宇軒昂，能說會道，而在襲擊無辜時，手段都很暴戾。劉學保是直接謀殺，其他偽君子雖然用筆用口，用傳媒網絡，手段也極盡暴戾。但是，由於崇拜和仰望已經形成，暴戾也就隨之流蕩天下。
五、前面所說的「文化偽君子」至少還需要一些文化知識和文化技能，「道義偽君子」什麼也不需要，光憑大膽、無恥就能成事。在中國傳媒文化界，這兩撥偽君子一直有合夥結拜的傳統。
……
就說這些吧，也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