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秋雨：魏晉南北朝的各種文化現象，單看起來自成氣候，但在我們討論的序列中，卻只是通向大唐的台階。我們在欣賞它們的同時，也從北方的群山和西部的沙漠中尋找著構建大唐的秘密，分析著唐王朝的血緣脈絡。現在，唐朝就在眼前了，我們終於攀登到了一個制高點。
在說唐朝之前，我要向你們介紹一部藝術作品。1990年去世的瑞士作家迪倫馬特，寫過一部作品叫《羅慕洛大帝》，表現了處於歐洲歷史轉折點上的西羅馬帝國最後的一個皇帝羅慕洛。這個人如此關鍵，但看上去卻非常有趣，竟然迷上了養雞。國破家亡之時，所有的錢財都被大臣們搶走了，連自己的女兒也要被搶走了，他還樂呵呵地在自己家裡養雞。任何兵臨城下的報告都沒有使他驚慌。終於，入侵者破門而人，走到了他的眼前。他匆匆打了個招呼，還在用心照料雞。一個入侵者聽到他在用大臣的名字叫雞，就懷疑他是國王。一問，果然是。那個入侵者自我介紹，自己也是國王。然後，兩個人就聊起來了。沒想到入侵的國王也喜歡養雞。羅慕洛說，我失敗了，你把我逮捕吧。那人說不，我想問問你不問國家大事專心養雞的原因。羅慕洛說，我知道羅馬帝國已經無救，一定會滅亡，如果我竭力地挽救它、維持它，那肯定是開歷史倒車。那個人侵的國王說，你以為我是勝利者嗎？不，我發現在我們的部落裡，找不到我的接班人，我的侄子會接我的班，但我早就看出他是個口是心非的野心家，我今後的下場會十分可悲。因此，我入侵，是來投靠你的，通過戰爭的方式來投靠你。
迪倫馬特通過這樣一個故事，發掘出人類歷史上的勝敗秘密，背後可能有相反的原因。情節沒有太多依據，歷史上只記載羅慕洛喜歡養雞，其他情節都是迪倫馬特虛構的。但這個作品之所以值得提起，是因為它存在著我們的歷史劇中很難看到的哲理。
我向你們介紹這個作品，是想引出那個年份：羅馬帝國的滅亡是公元476年。從公元476年開始，以殘酷的宗教裁判所為核心的中世紀開始了。到了六世紀，西方的黑暗已經越陷越深。歷史學家說，如果沒有那些修士，沒有那些教會，西方文明可能就此滅亡了。其實修士和教會也未必能延續西方文明的最重要內容。這裡倒真應該感謝很多阿拉伯商人，因為在一片戰後的廢墟中，古希臘柏拉圖、亞里士多德等人的文稿就是藏在阿拉伯商人的馬背行囊裡。如果他們不把這些文稿交給那不勒斯的修道院，由阿奎那這樣的大學者來保存、整理和註解，那麼後來的文藝復興還復興什麼？
與此同時，在中國卻出現了一種完全相反的景象，開啟了一個人類史上最輝煌、最自由的時代。那就是唐朝。從公元七世紀到九世紀，連帶今後好幾個世紀，中國出現了當時世界上最頂級的文明。
那麼，就讓我們開始親近唐朝吧。在大家心目中，唐代的偉大表現在哪些方面？唐代很豐富，我們不妨多講一些。
王牧笛：我覺得盛唐氣象首先從唐都長安可見一斑。因為唐都長安是人類歷史上第一個擁有百萬人口的城市，它的規模比現在的西安要大六到七倍之多。最關鍵的是長安城佈局嚴整，白居易形容說「百千家似圍棋局，十二街如種菜畦」。日本的京都就是完全仿照長安建設的，包括其中的朱雀大街。
費晟：我看重管理上面的一些細節。比方說它的街道兩邊都安置了下水道，下水道旁邊種植了榆樹、槐樹做林陰道，旁邊還有一米寬左右的人行道。它的商業區和居民區分開，實行一種封閉式的管理，就是每天晚上準時宵禁。所以西方在那麼一個比較混亂的狀況的時候，就安定而言，長安可能是當時世界上最安全的一個都市吧。
余秋雨：很高興你們作了這麼充分的準備，關於城市的規模我補充幾句。當時世界上最有活力的軍事大國阿拉伯帝國，把千古名都巴格達當做了首都，但巴格達再宏偉，也只是當時長安的六分之一。羅馬城已經衰落，但古代的格局還在，只不過與長安一比，也只有七分之一。長安城的朱雀大街，寬一百五十五米，比巴黎的香榭麗合大道還要寬三十多米。當時，長安城有一百零八坊，每天太陽下山的時候，長安就要宵禁了，把一個個坊關起來，市民只能在坊裡邊活動，大家的生活井井有條。長安市民如果覺得晚上關閉坊門不太自由，那就可以移居到東邊的洛陽和南邊的揚州去，那兒沒有坊的規整，具有充分的自由。成都在唐代，也已經很發達了。
王安安：唐朝的偉大還應該體現在當時的藝術上，它呈現出一種集體的繁榮。我想這可能跟唐時民族關係密切、中外交流頻繁分不開。所以我想唐朝的偉大，不僅是一種表面上的繁榮，更深層次的應該體現在那個時候人們的心態，它是包容、開放的。
裘小玉：我覺得當時要保證這種交流，需要疆土的統一和遼闊。從盛唐時的歷史地圖上我們就可以看到，唐朝北部和西部的邊疆遠遠超過了曾經非常輝煌的漢朝。這就為整個東西方文化交流提供了一個穩定保證，也是它「唐」而皇之的表現。
羅璞：我覺得民生問題是最重要的。我們在談唐朝的時候，一個直觀的感覺就是唐朝的經濟繁榮，國力昌盛。杜甫有一首詩就說，盛唐時「稻米流脂粟米白，公私倉廩俱豐實」。唐朝有一年因為犯刑事案件而被處以死刑的只有二十九個人。這說明那個時候人民的生活非常安定，我覺得這非常有意思。
余秋雨：這一切，都說明唐朝最有資格享有一個概念——頂級的歷史生命力。
給我留下最深印象的，是唐太宗的陵墓昭陵。這麼一個可以說上千言萬語的盛世開拓者，在墳墓上只用六匹他騎過的戰馬來默默地概括自己的全部生平，再也不講別的什麼話。這真是一個充滿動感的時代，馬背上的時代。
只有大家都認識這六匹馬，這個設計才能成立。但是，如果大家都認識這六匹馬，那該是多麼富有想像、又多麼令人神往的景象！
果然，大家都認識。
那就讓我們也好奇地來認識一下它們：第一匹叫颯露紫，是征戰王世充時的坐騎。第二匹叫拳毛？所謂？就是一種黑嘴的黃馬，是征戰劉黑闥時的坐騎。第三匹叫青騅，所謂騅就是青白顏色相間的馬，是征戰竇建德時的坐騎；第四匹是什伐赤，是征戰王世充和竇建德時的坐騎；
第五匹是特勒驃，所謂驃就是白點子的黃馬，是征戰宋金剛時的坐騎；最後一匹叫白蹄烏，是征戰薛仁呆時的坐騎。
這六匹戰馬的浮雕，在當時已成為一種進入全民常識的「社會公共圖像」。唐代的氣韻，由此可見一斑。
這六匹戰馬的浮雕，現在有四匹收藏在陝西省歷史博物館，另外兩匹則流落到了美國賓夕法尼亞大學美術館。我由於太喜歡了，這幾年正與陝西的朋友一起，想說服賓夕法尼亞大學美術館，找個什麼合適的地方讓六匹聯展在一起。但他們知道自己「收藏」得不夠道德，怕中國民眾不願還回去，不敢拿出來。
一個敢於用幾匹戰馬概括歷史的朝代，一定是輕鬆而幽默的，一定是更願意以愉快的表情來代替刻板言語的。因此，唐代沒有朝廷頒布的「主流意識形態」，更不提倡「國學」之類。這就像，一部傑出的文學作品，不會把主題思想印在封面上；或者，像你們這樣一批優秀的北大學子，也不會把某句共同的格言，一起寫在額頭上。
一個時代與一本書、一個人一樣，把什麼寫在封面上、額頭上，那一定是犯病了。人家會問：「你沒事吧？」口號，往往是大家做不到，才發出的一種焦急呼籲。我們在歷史上經常聽到「中國人不打中國人」的口號，這個口號並不證明中國人歷來不打中國人，恰恰相反，倒是證明了中國人老打中國人。因此，過於強調某個理念、某種學說，都只能說明大事已經不妙。唐代信心滿滿，既沒有這種危機感，也不會產生種種文化藥方。
在唐代，每個人都可以選擇自己的信仰，也可以改變自己的信仰。大家尊重各種思想，卻又不迷信它們，在任何情況下保存著自己的獨立和自由。
李白比較接近道家，也受過儒學的深刻影響，否則他不可能有那麼多建功立業的理想。但是他出口就是這樣：「我本楚狂人，鳳歌笑孔丘。」這麼一種態度，放到今天，可能在網絡上就被人家罵死了，但在唐代卻很正常。大家都覺得特別接近儒的杜甫，也可以對自己早期學習的儒學產生一些懷疑。比如杜甫有這樣的詩句：「儒術於我何有哉，孔丘盜跖俱塵埃」；「儒生不及遊俠人，白首下帷復何益」；「兵戈猶在眼，儒術豈謀生」……杜甫說了這麼多調侃的話，並不是說他把儒學丟掉了。從他的詩歌當中，可以看出他有儒學的君子精神，但他不是一個恭敬、虔誠的主流意識形態的宣講者。白居易就更不要說了，他對儒學曾經投入很深，到了晚年卻更接近於佛教。王維也是如此。
不僅詩人如此，甚至連皇帝也如此。唐太宗更接近於道家，但當他聽說玄奘從印度取經回來的時候，就非常興奮。玄奘當初其實是違反了邊疆管製法令出去的，按照我們現在的說法就是偷渡。玄奘回來後，在半路上給唐太宗寫了一封信，請求處治。
但是唐太宗真誠地歡迎他，稱他為「師」，兩次邀請他還俗做官。遭到玄奘拒絕後，唐太宗還為玄奘安排了很好的翻譯場所。
就這麼一來二去，唐代使中國文化更豐富、更完整了。我們不少學者太喜歡把文化提純，其實，提純後的文化一定是衰弱的。唐代的中國文化，因不提純而強大。
唐代的文化話題太多，我們不妨在制高點上多逗留一陣，因此下次還是延續對唐代的討論。我已經想好下次討論的題目：盛唐是一種心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