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秋雨：從馬可·波羅到利瑪竇，世界朦朦朧朧地看到了中國，中國也朦朦朧朧地看到了世界，但是終於走向了悲劇性的拐點——兩種文明產生了嚴重的軍事衝突，而且中華文明一敗再敗。到這時，悠久的中華文明不得不放下架子，認真面對強大的西方文明，心態非常複雜。崩潰、沮喪、氣惱、仇恨，包裹著更加變態的自大、保守、固執，使中國的集體精神一下子陷入污泥深潭。任何再輝煌的回憶反而加深了失敗的體驗，結果，連秦、漢、唐、宋也一起失落，大家都處於一種「前不見古人，後不見來者，念天地之悠悠，獨愴然而涕下」的心情之中。
中國人在十九世紀後期遇到的災難，首先是軍事的，因此我們直到今天也習慣於從軍事失敗的角度去看。有些學者的思想比較深刻，認為在軍事失敗背後，是政治失敗和文化失敗。但是在我看來，說文化失敗有點不準確。中華文化畢竟已經延續了幾千年，在別的文明一輪相繼滅亡和中斷的過程中一直維持著自己的生命，到十九世紀，還沒有充分的理由判定它已經面臨滅亡。但是毫無疑問，這種過於長壽的文化在生存狀態上確實出現了一系列難以逾越的障礙。在沒有逾越的時候，看上去像是不可逾越。
中華文化在當時的生存狀態，可以用「僵滯」一詞來概括。
一切都源於陳規，一切都不能改變，即使知道出現了大災難也不知如何應對。這種文化生態，感受最深的是第一批外交官和留學生。他們處於兩種文化尷尬相遇的前沿。
我曾查閱過中國首任駐英、法公使郭嵩燾的一些資料，覺得很能說明問題，不妨在這裡說幾句。
郭嵩燾1875年準備出使的時候，中國上層文化界都在阻止他，理由是，與洋鬼子打交道，就不是正派人。連他的很多朋友都認為，做外交官就是半個漢奸。這不僅僅是無知，比之於七世紀大唐長安出現過的世界多種文化密集交融的景象，這實在是中華文化的一場滑坡式的倒退。
郭嵩燾強烈地感受到了這種倒退，因此特意寫了一本書叫《使西紀程》來介紹西方文明，沒想到這本書裡提到的一些翻譯名詞，引起了中國上層文化界一致而又強烈的反彈。那些名詞，是中國原有詞組裡所沒有的，卻反映了西方文明的新成果，例如「赤道」、「經度」、「緯度」、「國旗」、「新聞」等，由郭嵩燾首先寫出來，就成了對中國語文大逆不道的背叛。著名學者李慈銘認為，用中國字寫下這些詞彙，「凡有血氣者無不切齒」。這實在是一種完全失控的憤怒。另一位高官張佩綸，也就是作家張愛玲的祖父，也極為保守，認為郭嵩燾這樣的「悖謬之人」，「勢必混亂人心」。郭嵩燾的「悖謬」，除了上面所說的那些翻譯名詞如赤道、經度、緯度外，還表現在生活方式上。他的副手劉錫鴻曾經揭發他十大罪狀，其中最嚴重的無非是在國外參加一些活動時遵循了西方的「尊位」習慣；又如，連郭嵩燾對軍士表示尊重、與外國商人握手、在風中參觀炮台時披了一件英國大衣、用外國銀器裝著外國糖果待客，等等，都成了他被撤職的原因。中國文化，在這裡成了極度敏感、極度小心眼的戒律，顯得那麼令人厭煩。唐代玄奘翻譯佛經發明和提出了多少聞所未聞的詞彙和概念？明代徐光啟翻譯《幾何原本》時又發明了多少用漢文寫出的數學命題？為什麼到了十九世紀晚期反而不可以了？這證明，當時的中國文化已經太弱太弱，弱得連一丁點兒文化自信都沒有了。但是，既然有過了玄奘和徐光啟，那就能反過來證明，中國在十九世紀晚期表現出來的不良文化生態，不能代表中國文化的本性。
郭嵩燾在歐洲外交界大受歡迎，他溫文爾雅的君子風度成了歐洲人重新認識中國文化的人格媒介，由此進一步證明，中國文化在人格追求上的范型，在十九世紀晚期並沒有消失它的魅力。只可惜，當時的國內政治體制所導致的整體文化生態已經腐朽，使郭嵩燾立即成為圍啄的對象。這實在是中國文化的自身悲劇。郭嵩燾終於被撤職了，作為中國文化有可能與西方溝通的代表者，愴然回國。在倫敦的三十幾個國家的外交使團怎麼也合不得他。
郭嵩燾回來以後沒地方去，只能回家。1879年他終於回到了故鄉長沙。
讓人詫異的是，連故鄉也徹底排斥他。上至長沙的巡撫大人，下至所有的官員對他完全不予理會。而且，長沙的街上竟然出現了「大字報」，上面寫著，我們拒絕勾結洋奴的漢奸。郭嵩燾就在這種恐怖的氣氛中鬱鬱寡歡，很快去世了。嚴復給他寫了一副輓聯，其中一句是「惟公負獨醒之累」，指出郭嵩燾的悲劇，在於大家都睡著的時候，只有他獨個兒先醒了。這種「獨醒」，必然會成為一種沉重的負累。
在我看來，郭嵩燾事件不是外交事件，而是文化事件。
幸好，就在郭嵩燾去世二十年後，辛亥革命爆發，一切就不一樣了。
現在中國學術文化界有一種說法，認為辛亥革命和後來的五四運動把中國傳統文化割斷了。我覺得持這種觀點的人不用功，想當然，把辛亥革命前的中國當做了唐代或宋代。其實，如果沒有辛亥革命和五四運動，中國文化真的完了。因為十九世紀的中國文化，已在最腐朽的政治一文化生態牢籠中奄奄一息，不拆除這種牢籠，再有多少文化英才也只能像郭嵩燾那樣屈死鄉野而罵名喧騰。變革，乃至裂變，是中國文化要想繼續生存的必然選擇。中國文化終於作出了這種選擇，是它仍然蘊藏著高貴生命力的證明。
我想請大家討論一下，在辛亥革命之後，中國文化有哪些事，值得我們記憶？
王牧笛：甲骨文的破譯發現了歷史上的商代，敦煌莫高窟的發現，意義都很大。還有西方文化，比如油畫、話劇、外+國音樂等的傳入。
呂帆：廢除科舉，開始使用白話文。
一些新式學校也大量出現，國民受教育程度有很大的提高。還有像胡適、嚴復這些新學者的湧現，民主與科學的提倡，與北京大學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繫，我們每個人都或多或少地受到這兩位先生遺風的影響。
另外就是在這種思潮影響下，我們有很多留學生出去學習了新知識，回國報效。
余秋雨：好，我們還是投個票吧，大家把辛亥革命前後的文化事件按其重要性寫在紙上，然後統計一下，列出一個排名次序來。
王牧笛：秋雨老師，投票的結果出來了。排名第一的是創辦《新青年》，提倡科學民主；
排名第二的是推廣白話文；
第三是大量興辦新學校；
第四是破讀甲骨文，一個偉大的商代浮出水面；
第五是發現敦煌石窟；
第六是廢除科舉；
第七是派遣留學生；
第八是以胡適為代表的新派學者的出現；
第九是魯迅、郭沫若、周作人、冰心、徐志摩、林語堂等作家的出現；
第十是引進油畫、話劇和外國音樂。
余秋雨：感謝你們羅列得那麼齊全，可見你們對這個中國文化的重要轉型期還是很關心的，而不是像有些學者，眼睛裡只有古文和外文。
排名次序，也大體合適。這些事情，是一種系統聯動，每一項分開來看似乎都有點匆忙和粗糙，但加在一起卻阻止了中國文化的整體潰敗趨勢，開始了對新文化的尋求。
讓我們對當時的文化學者表示深深的敬意，而不要站在今天的文化高度去嘲謔他們，指責他們。應該明白，他們雖然有不少局限，但在整體上比今天的中國知識分子高尚得多，勇敢得多，也深厚得多。他們在國恥的焦躁中沒有選擇躲避，而是立足文化從事改革。他們幾乎沒有獲得當時政府的支援，反而常常受到政客的迫害。在軍閥混戰、兵荒馬亂的局勢中，他們很少有時間和空間進行創建，他們沒有歐洲啟蒙主義時期、浪漫主義時期那些思想家的榮耀，幾乎一直處於顛沛流離的不安之中，但他們居然做出了那麼多重要的事情。有的事情，是在他們毫無思想準備的情況下突然出現的，例如甲骨文和敦煌藏經洞的發現，他們也都一一到位，立即從事研究，並獲得可觀成果。
他們實在太不容易了，這些我們祖父、曾祖父一輩的學者。
在你們所排列的這些成果中，有兩點不太起眼，我需要說一說。一個就是推廣白話文，這是中華文化在自身形式上的一種新生。雖然以前也有白話文，但不是主體語文，而文言文又連帶著那麼豐厚的歷史傳統，那麼美妙的文學沉澱，那麼精妙的音律蘊涵，可以想像，一旦要被替代會遇到多大的文化阻力和技術問題，而這件事又牽涉到整個社會，在沒有政府號令的情況下勢必步履維艱。但是，無法想像的奇跡發生了，白話文的推廣居然取得了成功，從語法的創建、範文的寫作、教育的接納、傳播的普及，全靠一些文人一一做成。這麼一件大事，做成的時間並不太長，實在讓人驚歎。
普及白話文並不是廢止文言文。一切傳統的文化經典仍然很好地保留著，但中國文化必須建立能夠表述現代科技、國際時訊、民間心態的文本，那就不能不推廣白話文了。總的說來，這件事做得很漂亮。被你們排列第九位重要的那些作家，最重要的貢獻也在於早早地建立了白話文的審美自信，這比他們傳達的思想更有效。
另一個不太起眼卻很重要的文化亮點，是中國現代學者在不太長的時間內破讀了剛剛發現的甲骨文。這件事我在今年開課之初曾仔細講過，現在課程臨近結束之時又不能不提到，實在是一種天意，因此，還想再說幾句。破讀甲骨文是一個不可思議的文化奇跡，證明中國文化人不僅有面向現代的勇氣，還有面向遠古的能力。連孔子、司馬遷都沒有見過的甲骨文，突然出現在兵荒馬亂的現代，這是對一個民族數千年文化貫通性的一大考驗。能不能破讀，便是這種文化有沒有中斷的試金石。考驗被通過了，一個偉大的商代清晰地呈現在眼前，比諸子百家想像的更加真切。歷史的魂魄和歷史的韌性一起回來了，中國文化人終於比過去任何時候更清楚地知道：我們是誰。
因此，我多次說過，中國在二十世紀前期所做成的兩件文化大事——推廣白話文，破讀甲骨文，證明中國文化並沒有失去生命，甚至也沒有失去高貴。
中國文化毛病很多，到了現代更多。我們惋歎過明、清兩代只出了曹雪芹和王陽明這樣寥寥幾個文化創造者，但到了近代、現代、當代，連出現曹雪芹這樣的小說家、王陽明這樣的哲學家的希望都沒有了。在這樣一片令人沮喪的格局中，即使僅僅推廣了白話文、破讀了甲骨文，沮喪之氣也會消失大半。更何況，你們投票選出的項目遠不止這兩項。
至於中國文化的優點和缺點，我已在鳳凰衛視《秋雨時分》欄目中整整講了一年。每天都有，因此很長，我們就不再重複討論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