向西延伸的道路依然彎彎曲曲。路旁枯了的鴉片煙苗，開始發出嫩芽。面色黝黑，手足骯髒的乞丐，提著竹籃，三三兩兩，在慢慢地走。牆壁上有許多奇形怪狀的漫畫，不是畫的共產共妻，就是殺人放火。還有許多標語，不是寫的打倒共產黨，就是擁護中國國民黨……
　　標語中有些字跡加上一層和牆壁相同的顏色，在加塗的顏色下，隱藏著模模糊糊的字跡，仔細看去，在「殺人放火」四字上面隱約見到「禍國殃民」四字；「共產」二字上面，是「國民」二字。
　　陳廉急急忙忙走到標語面前，用黑顏色再重疊寫上去，這樣新的又掩蓋了舊的，「禍國殃民」及「國民」等字顯了出來，一句反對共產黨的標語很快成為反對國民黨的標語了。
　　老百姓三三兩兩，不緊不慢地圍攏來，他們臉上頗為平靜。只有小孩子，看見壁上紅紅綠綠，就指手劃腳地當美術來欣賞；而有些歷盡滄桑的老人們，則發出深沉的歎息聲。
　　陳廉改了幾條標語後，指著舊標語，問老百姓說：
　　「同志，這些標語是幾時寫的？幾時改的？」
　　一個鬢髮斑白的老漢，感歎地說：
　　「唉呀！幾時寫的，我也記不大清楚了，不過知道一點，五年以來，這些標語都是曾經改過多次的。看到紅軍寫，白軍塗，白軍寫，紅軍塗；他們寫的時候，常常高興地念一次兩次，我雖然是個瞎子，但現在無論怎佯改，我也可以認識了，橫豎改來改去，不是說打倒你們同志，就是說打倒那些反動傢伙。」老頭蒼老的眼睛向四周掃射一下，繼續說，「你們這些改字的地方，牆壁都厚了一層！」
　　「這裡的蘇維埃是什麼時候成立的？」
　　「成立！」老人乾枯的眼裡，突然射出一道光輝，「第一次是在五年前。但五年來前後成立了三次，每次多則一年，少則兩三月，就失敗了。」
　　「前後成立了三次？」
　　「是，正是這樣，所以一句標語才翻來覆去地改。」
　　「蘇維埃時代，分了田嗎」
　　「分過的，第一次成立就分了。」
　　「現在呢？」
　　「還說什麼，一切都完了！」
　　「那麼，你們這裡一定有人當紅軍？」
　　「有的是。」
　　「在哪裡？」
　　「有些在彭德懷那裡，有些在十六師，有些是在湘鄂贛獨立第四團。」
　　「我有個侄子，叫劉長生。在紅軍當兵，以前有信回來。去年夏天開到你們那兒就沒有信了，所以打聽打聽。」
　　「劉長生，好，幫你打聽，告訴他寄信回來。」
　　老頭把自己的姓名、年齡、住址都說了，最後還懇求說：
　　「同志，費心！費心！」
　　這時有兩個乞丐，左手提著竹籃，走到紅軍面前，懇求說：「同志，討一口吧！」
　　陳廉從身上掏出一兩個銅板給他們，又和老漢講話。
　　「這裡的蘇維埃成立過三次，也失敗過三次，分了的田怎麼辦？」
　　「第一次失敗的時候，國民黨縣政府，本來是要變更土地和婚姻關係。但做起來，也不那麼順利，有些土豪還在南昌不敢回來，游擊隊有時又來打打圈子，老農們要他分東西就來得很快，要他退就那個了」老漢搖了幾下頭，「這樣拖了四五個月，北面來了一支紅軍，紅旗又插起了，—切照舊。到去年春天。湖州何鍵的兵來進攻了，這一次進攻和過去不同。軍隊一到。清鄉隊，靖衛團、過去逃走的土豪劣紳，一齊到來。不到兩個月又翻了天，分了的土地退回了，這還不算，還要倒租，退交廢除的地租和利息，何鍵這一次進攻，除了公開殺人外，還叫本地的反動派組織暗殺隊，暗殺革命幹部和老百姓，百姓到天黑就關門睡覺，誰也不敢出去，一句話，黑了天。」
　　「國民黨只有半年，北面的紅軍又打來了，紅旗又插起來，這一次蘇維埃抬頭，百姓特別快活。正當芒種節，土豪的田地都插好了秧，農民照著過去蘇維埃政府分的田耕種，大家都覺得那年可以吃餐白米飯。可是，過了兩個多月，快要秋收了，白軍又來了，兩個多月費的力氣，又白白送給了土豪。此後紅軍雖然來過幾次，只寫幾個或改幾個標語就走了。」
　　「這一帶的土豪走了嗎？」
　　「沒全走。」老頭說，「有些去南昌沒有回來，有的在碉堡裡面。還有一些小土豪紅白都不走，也不住碉堡。紅軍來了照蘇維埃的辦法，白軍來了照國民黨的辦法。」
　　「紅軍家屬受欺負嗎？」
　　「怎麼不受欺負？抽捐派款按人頭算，每個還要罰款五到十塊大洋，交不出錢就抓人頂錢。」一位青年大聲說，「我們這有兩個當紅軍的，他們以前欠了土豪的錢，後來一定要他們家裡還，但無田無土，拿什麼來還？土豪就到縣裡去告狀，衙門裡出了批，把他們的老婆頂錢還。」
　　紅軍戰士氣憤地說：「老婆也被人搶了！」
　　老漢垂著頭，無神的眼睛眨了兩下，慢慢說「我們這裡最傷心的有兩件事，一件是退田。當著分了田的時候，大家得到一塊地，好像從天上掉下來金子一樣，下力耕種，哪曉得快要下喉了，又從口裡吐出來。還有一件事是自由戀愛的婚姻也被拆散，害了多少人……」
　　旁邊的青年農民接著說：「他老人家有個外甥女，從小就訂婚。革命後，和一個姓李的自由，去年夏天國民黨縣政府叫他和李家離婚，去和革命前許過的朱家後生結婚。朱家後生，也和別的女子自由了的，照縣的公事辦，那個女子也應該和朱家後生離婚，另和以前許過的男子結婚。可是那個男子，也和另一個女子自由，這樣一個連一個，從他老人家外甥女離婚起，共有四對半夫婦離婚。他的外甥女，以前名聲很好，從這件事出來以後，有些人就給她起了一個諢名，叫女冤家，其實她也很可憐呀……」
　　陳廉皺著眉頭說：「他們都不會是願意的。」
　　「誰願意，不過是衙門裡的公事，沒有價錢講，不然就要叫你『腦袋吃草』，頂少也會叫你進籠子。」
　　「呵！」陳廉感慨而十分憤慨地說：「現在你的外甥女呢？」
　　「嗨！」老頭皺著眉頭，又羞又憤，似乎不願意再說，但卻不能不說，「她第二次結婚又生孩子了，她現在是做一家的老婆和兩家的母親。她想大孩子，卻不容易見面；她也喜歡大孩子的父親，卻沒有辦法，回娘家一次就哭一次，直到第二個孩子出世，才揩乾眼淚。」
　　「咦！」陳廉和他的戰友，都憤恨而鄙視地說：「國民黨！國民黨真他媽壞！」
　　「是，同志！」老人親切地叫著紅軍，「國民黨把千千萬萬人的終身大事，隨隨便便改了——好像他們改標語一樣，要塗就塗，要畫就畫，哪裡替別人想一下……」
　　幾個衣服襤褸的乞丐，又到紅軍面前討吃的。陳廉自言自語地說：「討口的人多了！」
　　「是，」老漢說，「多。」
　　青年農民接著說：
　　「我們這裡現在有三多。第一是叫化子多；第二是病多；第三是鴉片煙多——你們看到田里種的煙苗嗎？」
　　「看到了，一路都是。」
　　「蘇維埃時代沒有吧？」
　　「沒有！一點也沒有。」
　　老漢忽然笑起來說：「蘇維埃時代也有三多，不過不是這個三多罷了。」
　　「哪三多？」
　　「哪三多！第一是糧食多，第二是豬牛多，第三是游擊隊多。你想想有了這三多，哪裡還有那三多。」
　　「對，對。蘇維埃時代沒有那三多，鴉片煙是絕了種的。」
　　「那為什麼又種起來了？種煙合算嗎？」
　　「不合算。」
　　「不合算？不是煙價高得很嗎？」
　　「價錢是高，但不歸種煙的人得。國民黨只要百姓種鴉片煙，卻不准百姓自己賣。到收煙的時候，由他定價收買，定價只能抵上肥料和人工錢。所以很不合算。」
　　「不種不行嗎？」
　　「不行。」老漢左手張開五指，左右擺了幾下說，「你不種煙，他也要抽捐，照理來說，不種煙也不應該有捐了，不過他不叫煙捐而叫另一種捐名，同志，你們豬豬是叫什麼？」
　　紅軍猜了一下，沒有猜著，老漢苦笑著說：「叫懶捐。」
　　「懶捐？我種別的莊稼，難道也叫懶嗎？」
　　「同志，那不能由你說。他說你懶種鴉片，所以給懶捐，看你種不種。」
　　「呀！太可惡了！太可惡了！真是刮(國)民黨！蔣該(介)死(石)！」
　　老漢眉頭一皺，好像很不忍說下去似的，稍停一下，也開口了：
　　「我們這地方，本來山多田少，百姓好多沒有田地，有點田的又要種鴉片煙，所以很多人沒飯吃，沒力氣的，只好討口。『肚空必多病』，沒有飯吃的人，還管得上病？我們這裡病特別多，還有一個原因，是國民黨進攻的時侯，見人就殺，見了豬牛雞鴨也殺，他們把皮一剝，五臟六腑，頭和腳都丟了，蘇區到處是骨頭肉漿，差不多有兩個月，這一帶到處都是臭的，後來發大瘟疫，不知道病了多少人，死了多少人。一直到現在，病的還是很多。」
　　「老大伯，不要著急。」陳廉安慰老漢說，「反動派現在雖然佔了上風，但總有一天要倒霉的。你們現在雖然受苦，以後一定會翻身。你的侄子我幫你打聽，你老人家現在不必掛心，他在隊伍裡面，和我們一樣，也是很好的。」
　　「是，是，我不著急，我也知道紅軍將來會得天下，不過他出去很久，想他罷了。」
　　「老大伯，我們走了，以後再見……」
　　陳廉回到司令部，把所見所聞向杜崇惠匯報了。杜崇惠眉頭緊鎖，踱了幾步，自言自語地說：「這裡赤白交界，老百姓太苦了！紅軍家屬太苦了。」
　　他叫來了供給部長，當著陳廉的面嚴肅地說：「拿出兩百元現金，今晚就分給紅軍家屬。」
　　供給部長面有難色，剛要說什麼，杜崇惠不耐煩地瞪了他一眼，說：「知道你有困難，但要完成。怏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