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青馬終於被人買走了。不是那個我曾和他說過話的公社幹部，而是另一個公社的人，據說是從南部山區來的。他們來了四個農民，把二十四匹牲口都買了去。
入冬以來的第一個陰天，但又不像要下雪的樣子。風凜冽而又乾燥；沙塵、黃葉、乾草未子和馬糞未子，在大路上、空場上，各個房屋的牆角重來蜇去，找不著歸宿。陰霾的空中偶爾有幾隻烏鴉張惶地飛過，已經淌過冬水的田野開始凍結了、干縮了、皸裂了，大地一片蒼白。所有的樹枝都脫去了葉子，光禿禿地，突然衰老了許多。只有沙棗樹的一些枝幹上，還有幾顆零星的沙棗在風中抖索。這樣的陰天，這樣的冬天，給人們一種什麼東西部凝固了的感覺，連同回憶和期望，彷彿人們一生下來天地就是這副模樣，而這樣的天地也再不會有什麼變化。
大青馬就是在這樣的天氣中和它的夥伴們一起被趕走的。從馬廄出來，走上那條熟悉的小道，然後岔到大路上。它還略停了一下，回頭看了我一眼，似乎奇怪我為什麼沒有跟它們一起去。但一個農民隨手抽了它一鞭子，它一激靈，搖了搖腦袋，終於順著農民指點的方向去了。大路的那一端，隱沒在灰色的天邊。在它們身後，緩緩地騰起沉重的黃土。
別了！我的大青馬。你知道我多少隱秘，我向你傾吐過多少心裡話，你伴我度過了悒鬱的時刻，你也看見了我怎麼恢復成一個人。在你走後，我恐怕也將走了。我不能像你這樣等著被人用鞭子再趕進監獄，而各種跡象表明，那樣的時刻又快來到了；一個極為短暫的緩和時期已接近尾聲。
送別了大青馬，回連隊的途中經過羊圈。在即將向山裡開拔的羊群旁邊，碰見了周瑞成。
「牲口賣了，你輕鬆啦！」
周瑞成笑著跟我打招呼。他的笑是種苦笑，帶著乞丐向人乞討時的神情。好久沒有注意看他，今天一見，發覺他更加蒼老了。他披著老羊皮大衣，背佝僂著，身軀彷彿向地下縮了半截。我不覺向他走去，和他一起蹲在羊圈背風的牆下。
「這還是我去年穿的大衣。」我翻開他的大衣看了看。「今年上山推遲了。去年這時候，我們已經在山上呆了一個月了。」
「是呀。因為找不著人，沒人願意上山。」他說，「今年你脫過去了——有家呀。今年該著我和『啞巴』上山了。」
「沒什麼，」我安慰地說，「山上就是寂寞一點，其實生活很好，羊肉隨便吃……」
「嘿嘿！生活難道僅僅是吃羊肉嗎？」他的尖嘴似笑非笑地說。
我一愣怔，這不像他平時的談吐。我會意地在他膝蓋上拍了一下。「你把二胡帶上嘛，無聊的時候能自得其樂。冬天很快就會過去的。」
「是的，冬天很快就會過去的，可是春天再也不會來了。」
我更加驚異，斜睨了他一眼。真是「士別三日當刮目以待」！我忽然明白了他那種乞丐似的苦笑的含義：他要的是我來跟他說話。我掏出煙點上，噴了一口。問他：
「你的申訴有結果嗎？」
「去他媽的吧！」他一反常態，突然罵出了粗話。「還申訴什麼？我現在真懊悔！你還不知道嗎？北京又展開什麼『反擊右傾翻案風』了。先是從教育界開始的。你還沒有這個經驗？什麼運動都是拿文化教育開刀，然後全面屠殺！」
「屠殺」！他居然也會用這個血淋淋的而又準確的動詞！我不由得向他靠攏一點，免得他大聲疾呼出來。
「還是你好，」他接著說，「打到最底層，乾脆去勞改，戴上帽子，什麼都不想了，什麼都不希望了，心裡也會覺得好過一些。像我：高不高、低不低地懸著，用胡蘿蔔加大棒對付我，到了最後才使我明白是一場空！你說這難受不難受？！我現在才懂得了他們發明的這個政治術語——『掛』是什麼意思，那就是讓人上吊！」
多糟糕的境遇都會有人羨慕，這就是我們當代生活的特色！但他既然還認為我「什麼都不想，什麼都不希望」，說明我一直在他面前偽裝得很好，我也不必要現在突然跟他推心置腹。
「別這麼想嘛，」我傻乎乎地說，「你還是立過功的呀！他們總會想得起你來的，會給你解決問題的。」
「呸！」他狠狠地朝地上啐了一口。這個人起了奇跡般的變化，與過去完全判若兩人。他說，「什麼立功，只有我這個傻瓜才會幹這種事！他們把我知道的搾乾了，讓我把人得罪遍，就把我像豆餅一樣扔到這兒不管了！」
羊群見牧人還不動身，一隻隻臥在地上，或是找個背風的角落在那裡沉思。今天準備上山。早晨給它們餵了料，所以它們也不著急。有一隻老羊用依戀的眼睛看著我，也許它還認得出我來？
周瑞成眉頭打結，目光陰鬱，尖嘴呶動著，陷入了回憶。
「你當我的日子好過？」他說，「從五一年忠誠坦白運動開始，我就知無不言，言無不盡，一直到『文化大革命』：檢舉呀、揭發呀！原來是交給領導，後來是交給『造反派』……我告訴你，檢舉人的人比被檢舉的人日子難過……」
「這我不同意！……」我急忙辯駁。在這問題上我不能裝傻。
「你聽我說，」他把手放在我拿煙的手上，我感到他的手在顫抖，「被檢舉的人只有在檢舉材料攤在他面前的那一刻才難受，可檢舉人的人自從寫了檢舉材料那一刻開始就不舒服。我一次一次地寫檢舉，這一輩子寫了多少份檢舉我都記不清了，反正領導上知道我聽話，瞭解的情況又多，總是叫我寫、寫、寫！拿一次政治運動少說寫五十份來算吧，我總寫了有五百份了。每寫了一份檢舉我的心理就感受到一份壓力。老章，我告訴你，我年輕的時候是什麼樣的人呢？我活潑得很呀，我好玩得很呀！什麼二胡、手風琴、小提琴我全會拉，小號也能吹兩下子，籃球場上總離不了我這個活躍分子，我還會跳交誼舞哩！可是，每寫一份檢舉就削去我一分活力。我為了救自己，使自己能過個平平安安的日子，卻把人生最寶貴的東西丟掉了，最後成了這副人不人、鬼不鬼的樣子。早知道，王八蛋才寫那些材料！大不了還是落到這步田地……」
他的嘴角出現了一條斜向下巴的、如刀刻般的皺紋，堅決而殘忍。他是在傾瀉積憤，並不是要博取同情，但是我還是把手從他手下翻上來，握住他瘦削乾燥的小手。「別這樣想，那些都過去啦！」我說，「據我所知，有的人把別人誣陷了，送進監牢，甚至送到殺場，今天他還過得有滋有味得很哩！」
「你看錯了！」他將手抽出來，激動地一揮，加重了他對我的否定。「難道那叫有滋有味？我敢說，這樣的人和我一樣，從來沒有體會過什麼是無憂無慮的、問心無愧的幸福。也許他們自我感覺良好，可是過的日子跟我一樣，是耗子的生活。耗子在沒有被貓逮住的時候，自我感覺也是十分良好的。」
這時，「啞巴」背著一個小包，穿著老羊皮大衣，踽踽地向坡上爬來，邊走邊迎著風咳嗽。今年一年，「啞巴」瘦多了，雖然他一直跟著我，沒有讓他干重活。鬼才知道他心裡想些什麼！如果他能像周瑞成今天這樣一吐積鬱，也許會好過一點，然而他沒有受過教育，他只會死鑽牛角。
周瑞成站起來，肩膀聳了聳，將大衣披好。這一動作頗有軍人風度，我彷彿看到了二三十年前他的英俊瀟灑。「這次上山，是我自己要求的。」他說，「我甘心情願去。說不定下山以後，山下就成了另外一個世界了。唉，『山中方一日，世是己千年』呀！」
「你估計會成什麼世界呢？」我瞇著眼睛問他。
「你知道他們這次的矛頭對準的是誰嗎？」他反問我。
「不知道。」我想讓他先說出來。
「周跟鄧！」他捂著嘴說了三個字，然後放下手。小眼睛裡陰森森地發光，「這兩位一倒，共產黨的最後一點希望也就完了。那時候，就像《紅樓夢》裡說的：『三春去後諸芳盡，各自需尋各自門』了。」
「那你準備怎麼辦呢？」我好奇地問。
「我沒什麼關係，他們暫時不會把我怎麼樣。」他直率地看著我。「因為我不像你：第一，沒勞改過；第二，沒帽子；第三，出身城市貧民，而你是資產階級；第四，他們到現在還沒有把我的幹部身份櫓掉，而你是個最下等的農工。我又是學軍事的，說不定將來還有用武之地哩。而你，」他恢復了降貴纖尊的姿態，用手指戳了戳我的胸脯。「老弟，你還記得我們蹲監獄的時候，隊長指著你鼻子罵的話嗎？他說：『章永球，你別夢想翻天，外頭只要有個風吹草動，首先拿你砍頭示眾！』當然，他那時的意思不過是嚇唬嚇唬你，叫你老老實實，可是他這話裡有真理，你得提防點，他們弄死你就跟拈死一個臭蟲一樣，不需要向任何機關、任何人負責。」
「啞巴」慢騰騰地還沒有爬上坡來，風不停地把過長的大衣絆住他的腳。周瑞成收回目光，看著我接下去說：
「你不見？胡世民和李義鈞兩人就是很好的例子。胡世民是師部的宣傳科長，四九年參加工作，沒有前科，他們把他弄死了，平反的時候賠禮道歉開追悼會不說，隊長還丟了官，不然這個曹學義還來不了這裡。我聽說，這場官司到現在還沒有打完。李義鈞呢，不過是你們農場的農工，跟你一樣：勞改過、有帽子，把他弄死了，現在有誰替他說過一句公道話？」
這個平時謹小慎微，沉默寡言的人，竟把一切都看在眼裡，一切都記在心上！
「是的。」我把煙頭捻成碎未。「其實李義鈞比胡世民死得還冤。胡多少還可以說是自己病死的，而李才是活活讓他們整死的。」
「對呀，這不都是我們在監獄裡親眼見的嗎？」
「那你說我應該怎麼辦呢？」這個人肯定工於心計，我真的要向他討教了。
「老弟，」他的嘴雖然尖得可笑，但語氣卻是誠懇的。「還是毛主席說的話對：『不要害怕打爛罈罈罐罐。』過去，我就是害怕打爛了家裡的罈罈罐罐，保我過個平安日子，到頭來……」他兩手一攤，又重複了一句，「還是成了這副樣子！你是聰明人嘛，應該知道：『三十六計，走為上策』；『人挪活，樹挪死』呀……」
「啞巴」走近了。他打住話頭。迎著「啞巴」走去，和「啞巴」一道揮起放羊的短鞭，把羊一隻隻地轟起來。
我用馬鞭幫他們倆把羊趕到通向山裡的路上。分手的時候，我笑著對他說：「你和『啞巴』在一起很好，在這年月，這種人最保險。」
「不見得。」他回過頭，意味深長地瞥了我一眼：「『啞巴』開口說話的日子也快到了！」
大青馬向東，羊群向西，向烏雲層層籠罩著的大山走去，沿途撒下許多羊糞。凜冽而乾燥的空氣中飄散的一股羊膻氣，終於也逐漸地淡薄了。從此，他們和羊群，永遠在我的視野中消失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