楔子

    七月,一向不是我寫作的季節,何況,今年我的情緒特別低落。某種倦怠感從冬季就尾隨著我,把我緊緊纏繞,細細包裹,使我陷在一份近乎無助的慵懶裡,什麼事都不想做,什麼事都提不起勁來,尤其對於寫作。
    寫作是那麼孤獨,又那麼需要耐心和熱情的工作。這些年來,我常覺得寫作快要變成我的「負擔」了。我怕不能突破自己以往的作品,我怕不能引起讀者的共鳴,我怕失去了熱情,我更怕——亙古以來,人們重複著同樣的故事,於是,我也避免不了重複又重複——寫人生的愛、恨、生、死,與無可奈何。我的好友三毛曾對我說過一句話:
    「如果我們能擺脫寫作,我想我們就真正解脫了!」
    或者,只有寫作的人才能瞭解這句話。才能瞭解寫作本身帶來的痛楚,你必須跟著劇中人的感情深入又深入的陷進去,你必須共擔他們的苦與樂,你必須在寫作當時,作最完整的奉獻,那段時間中,作者本身,完全沒有自我。所以,最近我常常在失眠的長夜裡,思索這漫長的寫作生涯中,我是否已經奉獻得太多了?包括那些青春的日子,包括那些該歡笑的歲月,包括那些陽光閃耀在窗外,細雨輕敲著窗欞,或月光灑遍了大地的時候。我在最近一本小說《昨夜之燈》中寫了一段:
    「全世界有多少燈?百盞,千盞,萬盞,萬萬盞……
    你相信嗎?每盞燈下有它自己的故事?」
    是的,每盞燈下有它自己的故事。其中一盞燈光下,有「我」這麼「一個人」,「孤獨」的把這些故事,不厭其煩的寫下來,寫下來,寫下來……
    於是,我會問「為什麼?」於是,我會說「我累了。」我從不認為自己的寫作是多麼有意義的工作,我也從不覺得自己有「使命感」。當初,吸引我去寫作的是一股無法抗拒的狂熱,其強烈的程度簡直難以描述。而今,歲月悠悠,狂熱漸消。於是,我累了,真的累了。
    今年,我就在這份倦怠感中浮沉著,幾乎是憂鬱而□徨的。我一再向家人宣佈,我要放棄寫作了。又隱隱感到莫名的傷痛,好像「寫作」和我的「自我」已經混為一體,真要分開,是太難太難太難了。又好像,我早已失去「自我」了。在那些狂熱的歲月裡,我就把「自我」奉獻給了「寫作」,如今,再想找回「自我」,驀然回首,才發現茫茫世界,竟然無處有「我」。這種情緒很難說清楚,也很難表達清楚,總之,今年的我頗為消沉,頗為寥落,而且,自己對這份消沉和寥落完全無可奈何。最可怕的,是沒有人能幫助我。
    七月,天氣很熱。
    七月,我正「沉在河流的底層」。「沉在河流的底層」是俄國作家「屠格涅夫」的句子,第一次讀到它的時候我才十幾歲,懵懂中只覺得它好美好有味道,卻不太明白它到底是什麼意思。其後,在我的作品中,我不厭其煩的引用這個句子,說來慚愧,依然不太明白它的意思。現在,我又引用它,更加慚愧!我還是不太懂。我給了它一個解釋,河流是流動的,「沉在河流的底層」,表示「動的是水,靜的是我,去的是水,留的是我,匆匆而過的是水,悠悠沉睡的是我。」
    不管這解釋對不對,我的心情確實如此。
    就在今年這樣一個七月的日子裡,有封來自屏東萬巒鄉的短短小箋,不被重視的落到我眼前,上面簡單的寫著:
    「瓊瑤女士:您好!
    在以前你不認識我,希望以後你能認識我,很奇怪,是嗎?這裡有一個故事;我一直想寫但寫不出來,一個我的故事,我和「鴕鴕」的故事。「鴕鴕」是她的乳名,一個發音而已,湖北話。她今年二十四歲,我二十六歲。她和我在民國六十六年(一九七七)十月二十四日晚上八點十分在同學的舞會中認識,這其中發生了許多許多感人的事。她那兒有我完整的資料:信、素描、字畫、各類的東西。我這兒有她的照片,我的三本日記,信有五百封左右。一切資料均有,但我寫不出任何一個字。請幫我一個忙好嗎?幫我寫出這個故事。
    此祈愉快
    韓青敬上
    又及:她本名袁嘉佩,我叫她『鴕鴕』。輔大。我本名就叫韓青,文大。
    請聯絡:我家電話(八七)八八八×××。」
    這封信沒有帶給我任何震盪,因為信裡實在沒寫出什麼來。而這類信件,我也收到得太多了。我把信擱置在一旁,幾乎忘記了它。幾天後,我收拾我那零亂的書桌,又看到了這封信,再讀一遍,我順手把它夾在「問斜陽」的劇本裡。
    再過幾天,我看劇本,它從劇本中落了出來。
    怎麼?「它」似乎不肯讓我忽略它呢!
    我第三次讀信。讀完了,看看手錶,已經是半夜了。屏東萬巒鄉,很陌生的地方,不知道那位「韓青」已入睡否?或者,我該聽聽他的故事,即使我正「沉在河流的底層」,不想寫任何東西,聽一聽總沒有害處。而且,某種直覺告訴我,寫信的人在等回音,寫信的人急於傾吐,寫信的人正痛苦著——
    他需要一個聽眾。於是,我撥了那個電話號碼,感謝電信局讓台灣各地的電話可以直接撥號,而且沒有在每三分鐘就插嘟嘟聲,來打斷通話者的情緒。我接通了韓青,談了將近一小時。然後,我在電話中告訴他:「把你的日記、信件、資料統統寄給我,可是,我並不保證你,我會寫這個故事,假若你認為我看了就一定該寫,那麼,就不要寄來!」「我完全瞭解,」他說,很堅定。「我會把資料和一切寄給你。」三天後,當郵局送來好幾大紙盒的信件和日記時,我簡直呆住了。天知道,我每日忙忙碌碌,還有多少待辦要辦和辦不完的事,我如何來看這麼多東西?但,在我收到這些東西時,我忽然想起了喬書培(另一個寄資料給我的人,我後來把他的故事寫成了《彩霞滿天》)。於是,我安安靜靜的坐了下來,安安靜靜的打開紙盒,安安靜靜的拿起第一本日記……有張照片從日記本裡落出來了,我拾起照片,一男一女的合照,照片裡是個笑得傻傻的大男孩子,一個長髮中分的大女孩子,男的濃眉大眼,是個挺漂亮的男生,女的明眸皓齒,笑得露出兩排白牙,亮亮的,清清純純的樣兒。我放下照片,打開日記,扉頁上寫著:
    「我墮落於五百里深淵,
    而鴕鴕,你使我雀躍。」
    我開始看日記,開始看信件,由於信件太多,我只能抽閱。韓青必然是個很細心的男孩,每封信上都有編號,鴕鴕必然是個很細心的女孩,每封信裡都有確切的寫信時間:某年、某月、某日、某時。(奇怪吧,韓青寄來的資料裡竟有雙方的信。)幾天之後,我仍然沒有看完這些資料,但,憑我的判斷,這故事並不見得驚天動地,或曲折離奇。可是,它讓我感動了,深深的感動了。不止感動,而且震動。感動在那點點滴滴的真實裡,感動在那零零碎碎的小事上,而震動在那出人意料,令人難以置信的「結局」中。等不及看完這些信,我再打電話給韓青:「你可不可能到一趟台北?當面把你們的故事說給我聽?」我問,不忘記再補一句:「可是,我不一定會寫。」
    「可能,太可能了!」他急切的說,幾乎立刻就作了決定。「八月一日是星期天,我不上班,我可以乘飛機來台北,不過,你要給我比較長的時間。」
    「好,整個下午!」我說,「你下午兩點鐘來,我給你整個下午的時間。」約好了時間,我在八月一日未來臨前,再斷斷續續的看了一些資料。心裡已模糊勾出了他們這故事的輪廓。到七月三十一日晚上,我剛吃完晚餐,卻突然意外的接到韓青的電話,他劈頭就是一句:「我能不能跟你改一個談話時間?」
    「噢!」我有些猶豫:「我想想看,下星期……」
    「不不!」他急促的打斷我。「現在,如何?」
    「現在?」我嚇了一跳。「你已經來台北了嗎?」
    「是,剛剛到。」「哦。」我再度被他的迫切感動了,雖然,那天晚上我原準備去做另外一件事的。「好,你來吧!」
    七月三十一日晚間八時半,韓青來了。
    在可園,我的小書房裡面,我們面對面的坐了下來。
    韓青,中等身材,不高不矮,背脊挺直,眉目清秀,有股與生俱來的自信和自負相。穿著白襯衫,藍色長褲,打著領帶,服裝整齊。頭髮蓬蓬鬆鬆的,眼睛大大亮亮的,眉毛濃濃密密的,嘴唇厚厚嘟嘟的。他坐在那兒,有些緊張,不,是相當緊張。一時間,他似乎手腳都沒地方放,他解開袖口,雖然房裡開著冷氣,他卻一個勁兒的挽袖子,掏手帕,弄領帶……我把煙灰缸推給他。「從你的日記裡,我知道你抽煙,」我說,鼓勵的笑,想緩和他的緊張。「可是,我忘了給你準備香煙。」
    「我有!」他拿出一包長壽,又找打火機。
    點燃了一支煙,煙霧裊裊上升,慢慢擴散,他靠進椅子裡。我抽出一疊稿紙,在上面寫下:
    「一九八二、七、三十一,韓青的故事摘要。」
    然後,故事開始了,時間要倒回到一九七七年十月二十四日晚上八時。

《匆匆,太匆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