馮唐讀：
衛鞅欲變法，秦人不悅。衛鞅言於秦孝公曰：“夫民不可與慮始，而可與樂成。論至德者不和於俗，成大功者不謀於眾。是以聖人苟可以強國，不法其故。”甘龍曰：“不然。緣法而治者，吏習而民安之。”衛鞅曰：“常人安於故俗，學者溺於所聞，以此兩者，居官守法可也，非所與論於法之外也。智者作法，愚者制焉；賢者更禮，不肖者拘焉。”公曰：“善。”以衛鞅為左庶長，卒定變法之令。（《資治通鑒卷二》，顯王十年，公元前三五九年)
馮唐譯：
衛鞅變法，秦人不爽。衛鞅對秦孝公說：“庸眾不懂慮始，只會坐享其成。講大德一定不能照搬時俗，成大功一定別和庸眾嘮叨。聖人為了強國，不能固守舊規。”甘龍說：“錯。按老規矩辦，官員駕輕，庸眾就熟。噪音小，風險小，煩惱少。”衛鞅說：“常人墨守成規，公知不知創新，你們這些庸眾，老實呆著可以，不能共商變革。聰明人立法，傻人遵從。賢人變法，慫人不作為。”孝公說：“好。”讓衛鞅當左庶長，最後下決心變法。
馮唐評：
在管理實踐中，常常會遇到一個似乎不該常常遇到的問題：“戰略是想出來的還是做出來的？”
提出這個問題的人，往往是前線領軍人物，他們指揮千軍，實操成功，回頭想想他們的成功經驗，往往發現，運氣的成分居多，或被逼到絕路，或者沒太多其他選擇，埋頭苦幹十來年年，茹毛飲血，一抬頭，世界五百強了。這其中，沒有多少戰略規劃的成分。
戰略的確不是一切，有一個好戰略不等於一定成功，沒有一個好戰略不等於一定失敗。但是，不能否認，戰略重要。“勝兵，先勝而後求戰。敗兵，先戰而後求勝”，一個好的戰略能大大提升成功的機率。
戰略制定易學難精。每個有基本智商和一定歲數的人都有自己的世界觀、人生觀、道德律，對於天地間所有的事兒幾乎都能有自己的看法，出現看法有差異的時候，真心覺得自己和其他人相比，正確的時候遠遠多於不正確的時候。但是有天賦能被訓練成戰略家的少而又少，絕大多數人避免不了一輩子盲人摸象，完全做不到跳出來看問題，大處著眼、小處著手。這些有戰略天賦的人能通過一系列工具學習、項目實操、導師手把手輔導之後成為戰略家的，更加稀少。這些稀有之物中，能秉著公心制定戰略而不是屁股指揮腦袋的，又少了很大一部分。一百個能在前線領軍的人物中或許只有二十個有戰略思維，這二十個當中或許只有兩個能成為戰略家，只有一個能先公後私。人如果不擅長一個事物，潛意識中往往容易低估這個事物的重要性，這也從另一個角度解釋了為什麼常常有人問戰略是想出來的還是做出來的。
所以，衛鞅在變法前堅持：不和你們這幫庸眾商量，“我定，你們執行，沒商量。”
衛鞅的問題出在完全沒有溝通。或許是衛鞅太追求效率，或許是他耐心太少，或許是他精英意識太強，他走了一條最快的捷徑：戰略家定好方向，爭取到君王認同，其他人無條件執行。
衛鞅之後被車裂的事實也說明，最快成事的捷徑也常常是成事者最快倒霉的路。
所以，甘龍們也沒錯。
傳說，李鴻章說過，做官第一要義是不做怪。我第一次聽說時，三十出頭，滿腔驢血，熱乎乎的，覺得李鴻章太世故，難怪大清國要完。四十不惑，再想李鴻章的這句話，體會到他的無奈。想做事，難免要協調、要求人，想做大事，難免要突破、要得罪人。如果總體環境不允許，一個人拚命要做大事，就彷彿一個人在雪天推一個雪球上山，雪球越推越大，精力越推越竭，周圍都是風言風語、幸災樂禍，努力推到山頂，北風如萬古刀，各種原因推不到山頂，懸崖底下一聲嚎，半途中，一問“我這是圖啥啊”，一放手，一閃身，雪球便歡快地“咕嚕嚕”地滑到山下，粉碎、瓦解、消融，似乎什麼都沒發生過。所以，似乎不做怪是最佳選擇，但是，一點怪都不做，要你們幹嘛呢？你們自己有啥意思呢？的確有一些做怪的衛鞅們被車裂了，但是多過無數倍的不做怪的甘龍們湮沒無聞，像螻蟻一樣生死如塵埃。衛鞅的確最後被車裂了，但是那是在他主政二十年之後的事兒了。而且，現如今，車裂早就不存在了，怕啥？
還有傳說，毛澤東評李鴻章，“水淺舟大”。我想，他充分理解李鴻章的無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