馮唐讀：
令既具未布，恐民之不信，乃立三丈之木於國都市南門，募民有能徙置北門者予十金。民怪之，莫敢徙。復曰：“能徙者予五十金！”有一人徙之，輒予五十金。乃下令。令行期年，秦民之國都言新令之不便者以千數。於是太子犯法。衛鞅曰：“法之不行，自上犯之。太子，君嗣也，不可施刑。刑其傅公子虔，黥其師公孫賈。”明日，秦人皆趨令。行之十年，秦國道不拾遺，山無盜賊，民勇於公戰，怯於私鬥，鄉邑大治。秦民初言令不便者，有來言令便。衛鞅曰：“此皆亂法之民也！”盡遷之於邊。其後民莫敢議令。
（《資治通鑒卷二》，顯王十年，公元前三五九年)
馮唐譯：
商鞅變法的內容定好了，但是擔心老百姓不信，沒馬上公佈。在秦國都城街市南門立了一個三丈高的木桿，下令：“能搬到北門去的給十金。”老百姓覺得奇怪，沒人敢動。再次下令：“能搬到北門去的給五十金。”有個楞頭青真的搬了，馬上給了他五十金。於是下令變法。變法一年整，秦國都城裡說新法不便的人數以千計，於是太子犯法。商鞅說：“法令不行通常從上面開始。太子是國君的後代，不能上大刑。揍他師傅公子虔，黥他師傅公孫賈。”第二天，秦國百姓都嚴格遵從新法。新法施行十年，秦國道不拾遺，山中無賊，百姓勇猛作戰，私鬥不敢，國家大治。有些最初說新法不便的人，又來誇新法好。商鞅說：“這些都是亂法的人。”把這些人都發配邊陲。這之後，再也沒有人敢議論新法了。
馮唐評：
編寫中國歷史的頂尖人物通常不動聲色，盡量保持客觀、公正。他們絕不編造事實，而是通過選取事實的方式和側重隱晦地表達自己的世界觀和人生觀，他們以描述和記錄為主，在描述和記錄中也很少使用形容詞，憋得實在不行了的時候，才會添加極少的評論。每當看到這些評論的時候，我常常在恍惚中回到中學課堂，少年人在考試，監考老師在巡視，少年人斜一眼老師，老師瞥一眼少年人正在做的題目，實在忍不住，似乎不經意地用手指敲了敲試卷上那個題目中一個詞，暗示一個隱藏得非常深的陷阱，少年因此再次審題，恍然大悟，劃掉原來的答案，重新奮筆疾書。
這一傳統從司馬遷開始，到司馬光的時候已經非常鞏固。
在講述商鞅變法的實施過程後，司馬光沒憋住，發表了開篇以來最長的評論。
“臣光曰：夫信者，人君之大寶也。國保於民，民保於信。非信無以使民，非民無以守國。是故古之王者不欺四海，霸者不欺四鄰，善為國者不欺其民，善為家者不欺其親。不善者反之：欺其鄰國，欺其百姓，甚者欺其兄弟，欺其父子。上不信下，下不信上，上下離心，以至於敗。所利不能藥其所傷，所獲不能補其所亡，豈不哀哉！昔齊桓公不背曹沫之盟，晉文公不貪伐原之利，魏文侯不棄虞人之期，秦孝公不廢徙木之賞。此四君者，道非粹白，而商君尤稱刻薄，又處戰攻之世，天下趨於詐力，猶且不敢忘信以畜其民，況為四海治平之政者哉！”
司馬光的大意是：信任太重要了，沒有老百姓的信任，管不了老百姓。商鞅這些人也不是什麼仁厚的人，春秋戰國又是諸侯混戰的亂世，天下就是一個爾虞我詐的江湖，商鞅這些人在亂世還不得不要樹立老百姓的信任，仁厚的管理者在和平的年代更要如此。
我同意司馬光說的，信任極度重要，再好的戰略方針，沒有團隊的信任就沒有實施，沒有足夠的信任就沒有高效率的實施。
下一個需要切切思量的問題是：如何樹立信任？
樹立信任有很多困難。第一，每個人都是一個個體，都有一個自我，每個人每天都靠著這個自我的指揮來生存：吃喝拉撒，喜怒哀樂。一砂一世界，每個人都是一個王國，從建國開始，這個自我就是絕不退位的國王。多數人，特別是有錢、有權、有知識的權貴和公知，都把自己的自我養得肥肥大大，有些甚至大過長城和金字塔。即使是沒錢的、沒權的、沒知識的大多數，他們內心深處的那個自我，也驕傲無比，對這個世界指指點點，找一切借口證明自己只是懷才不遇，其實真的了不起，他們即使如游絲，也是屌絲，可以長久地真誠地痛罵別人“傻屄”，不會長久地真誠地痛罵自己“傻屄”。所以貧賤無論，對於關鍵問題，每個個體都發出了最強音：“我憑什麼聽你的？”第二，任何一個重大變法都必然破壞已有的權力平衡，必然觸動已有的利益分配，既得利益者必然調動一切可以調動的力量來反對。而任何變法，無論設計得如何用心和精美，必然有缺陷，必然可以找到問題。第三，具體推動重大變法的人往往沒有類似的經驗（有類似經驗的人往往已經死了或者心灰意冷或者疾病纏身，不適合再次主導重大變法），其他人憑什麼信他？
沒有任何經驗的商鞅在推進有史以來最重大變法的過程中，不交流，不說服，不辯論，而是採用了最簡單粗暴的辦法樹立威信。
第一，用最簡單粗暴的方式立信於民。讓老百姓做一件簡單到白癡都認為夠白癡的事（現代管理裡，這類事情被稱為“防呆”舉措，“傻子都會”的意思，比如多用PPT，少用WORD，PPT裡多用圖片和視頻，少用文字），聽從命令的，重獎到他心驚肉跳。
第二，用最簡單粗暴的方式鎮壓最高層的反對力量。在這種時候，揀軟柿子捏沒用，打狗給主人看，只能讓狗們鄙視你。商鞅變法滿一年後，都城裡開始有很多有話語權的公知議論新法的壞處，既得利益被損害的集團覺得時機成熟，找了最合適的代言人：太子（秦王是變法的堅決支持者，太子是可能反對變法的最高權力者）。在這種時候，商鞅簡單粗暴地表明態度：如果太子不是太子，一定滅了他。儘管滅不了太子，一定滅了太子身邊最親近的人。商鞅簡單粗暴地採取行動：臭揍了太子兩個師傅，“你們怎麼管教太子的？不信打不服你們。”
第三，用最簡單粗暴的方式消滅任何議論。新法施行十年之後，那些最初說新法不好的公知，又來誇新法好。商鞅簡單粗暴地把這些公知發配邊疆。對於領袖定好的政策，其他人只有服從的份兒，不服就滾。對於領袖定好的政策，其他人甚至沒有誇讚的份兒，說壞話就是死，說好話就流放。簡單說，聽話，出活，沒有其他。
後來，秦國大盛。再後來，老秦王死了，太子即位，簡單粗暴地車裂了商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