燕國的故事，很有些黑色幽默。
一支天子血統的老貴族，尊嚴地秉承著遙遠的傳統，不懈地追求著祖先的仁德；一路走去，縱然一次又一次跌倒在地，縱然一次又一次成為天下笑柄，爬起來依然故我；直至滅頂之災來臨，依然沒有絲毫的愧色。
在整個戰國之世，燕國是一個極為特殊的個例。
特殊之一，燕國最古老，存在歷史最長。從西周初期立諸侯國到戰國末期滅亡，燕國傳承四十餘代君主，歷時「八九百歲」（由於西周初期年代無定論，燕國具體年代歷史無考，八九百歲說乃太史公論斷）。若僅計戰國之世，從公元前403年的韓趙魏三家立為諸侯算起，截至燕王喜被俘獲的公元前222午，則燕國歷經十一代君主，一百八十二年。與秦國相比較，燕國多了整整一個西周時代。
特殊之二，燕國是周武王分封的姬氏王族諸侯國。春秋之世，老牌諸侯國的君權紛紛被新士族取代，已經成為歷史潮流。田氏代齊，韓趙魏三家分晉，中原四大戰國已經都是新士族政權了。當此之時，唯有秦、楚、燕三個處於邊陲之地的大國沒有發生君權革命，君主傳承的血統沒有中斷。而三國之中，燕國是唯一的周天子血統的老牌王族大國。燕國沒有「失國」而進入戰國之世，且成為七大戰國之一，在早期分封的周姬氏王族的五十多個諸侯中絕無僅有。
特殊之三，燕國的歷史記載最模糊，最簡單。除了立國受封，西周時期的燕國史，幾乎只有類似於神話一般的模糊傳說，連國君傳承也是大段空白。《史記》中，除召公始封有簡單記載，接著便是一句：「自召公以下九世至惠侯。」便了結了周厲王之前的燕國史。九代空白，大諸侯國絕無僅有！春秋之世與戰國初期的燕國史，則簡單得僅僅只有傳承代次。可以說，燕昭王之前的燕國歷史，線條極為粗糙，足跡極為模糊。中華書局橫排簡體字本《史記·燕召公世家》的篇幅僅僅只有十一頁，幾與只有百餘年歷史的韓國相同；與楚國的三十二頁、趙國的三十七頁、魏國的二十二頁、田齊國的十八頁相比，無疑是七大戰國中篇幅最小的分國史。這至少說明，到百餘年後的西漢太史公時期，燕國的歷史典籍已經嚴重缺失，無法恢復清晰的全貌了。而之所以如此，至少可以得知：燕國是一個傳統穩定而衝突變化很少的邦國，沒有多少事件進入當時的天下口碑，也沒有多少事跡可供當時的士人記載，後世史家幾乎無可覓蹤。
雖然如此，燕國的足跡終究顯示出某種歷史邏輯。
燕國歷史邏輯的生發點，隱藏在特殊的政治傳統之中。
戰國時代，是一個多元化的時代。在那個時代，整個華夏族群以邦國為主體形式，在不同的地域進行著各種各樣的創造與探索。無論是七大戰國，還是被擠在夾縫裡的中小諸侯國，每一個國家都在探索著自己的生存競爭方式，構建著自己的國家體制，錘煉著自己的文明形態。此所謂求變圖存之潮流也。也正因為如此，各個地域（國家）的社會體制與文明形態，都呈現出各種各樣的巨大差別。「文字異形，言語異聲，律令異法，衣冠異制，田疇異畝，商市異錢，度量異國」的區域分治狀態，是那個時代獨具特色的歷史風貌。所有這些「異」，可以歸結為一點，這就是文明形態的差別。文明形態，無疑是以國家體制與社會基本制度為核心的。因為，只有這些制度的變革與創造，直接決定著國家競爭力的強弱，也直接決定著一個國家的基本行為特點。而作為文明形態的制度創新，則取決於一個國家的統治層如何對待既定的政治傳統。或恪守傳統，或推翻傳統，抑或變革舊傳統而形成新傳統，結果是大不相同的。
一個國家的歷史命運，其奧秘往往隱藏在不為人注意的軟地帶。
要說清楚燕國的悲劇根源，必須回到燕國的歷史傳統中去。
如此一個時代已經遠去，我們對那個時代的國家傳統差異的認識，已經是非常的模糊，非常的吃力了。其最大難點，便是我們很難擺脫後世以至今日的一個既定認識：華夏文明是一體化發展的，其地域特徵是達不到文明差異地步的。我們很容易忘記這個既定認識的歷史前提：這是秦帝國統一中國之後的歷史現實。客觀地說，要剖析原生文明時代的興亡教訓，我們就必須意識到，那是一個具有原創品格的多元化的時代，只有認真對待每個國家的獨有傳統與獨有文明，才能理清它的根基。
所以，我們還是要走進去。
因為，那裡有我們今天已經無法再現的原生文明的演變軌跡。
立國歷史的獨特性，決定了燕國後來的政治傳統。
據《荀子·儒效篇》，周武王滅商後陸續分封了七十一個諸侯國，其中姬姓王族子弟佔了五十三個。後來，周室又陸續分封了許多諸侯，以至西週末期與東周（春秋）早期，達到一千八百多個諸侯國，這姑且不論。在周初分封的姬姓王族中，有兩個人受封的諸侯國最重要，也最特殊：一個是周公旦，一個是召公爽；周公受封魯國，召公受封燕國。所謂最重要，是因為周公、召公都是姬姓王族子弟中的重量級人物。周公是周武王胞弟，乃姬氏嫡系，史有明載。召公身份卻有三說：一則，太史公《史記》雲，召公與周同姓，姓姬氏；一則，《史記·集解》譙周雲，召公乃周之支族（非嫡系）；一則，東漢王充《論衡》雲，召公為周公之兄。三說皆有很大的彈性，都無法據以確定到具體的血統坐標。對三種說法綜合分析，這樣的可能性最大：召公為姬姓王族近支，本人比周公年長，為周公之族兄。所謂特殊，是這兩位人物都是位居三公的輔政重臣：召公居太保，周公居太師。在滅商之後的周初時期，周公召公幾乎是事實上代周武王推行政事的最重要的兩位大臣。周武王死後，兩人地位更顯重要，幾乎是共同攝政領國。
唯其兩公如此重要，燕國、魯國的始封制產生了特殊的規則。
周初分封制的普遍規則是：受封者本人攜帶其部族就國，受封者本人是該諸侯國第一代君主，其後代代世襲傳承；受封諸侯之首任君主，不再在中央王室擔任實際職務。譬如第一個受封於齊國的姜尚，原本是統率周師滅商的統帥，受封後，便親自趕赴齊國，做了第一代君主，而且再沒有在中央王室擔任實際官職。而魯國燕國的特殊規則是：以元子（長子）代替父親赴國就封，擔任實際上的第一代君主；周公召公則留在中央王室，擔任了太師、太保兩大官職，虛領其封國。這一特殊性說明：周公召公兩人，在周初具有極為重要的政治地位與巨大的社會影響力，是安定周初大局的柱石人物，周中央王室不能離開這兩個重臣。周武王死後的事實，也證實了這兩個人物的重要性。周召協同，最大功績有三：其一，平定了對周室具有極大威脅的管蔡之亂；其二，周公制定周禮，召公建造東都洛邑（洛陽）；其三，分治周王室直接統轄的王畿土地，「自陝以西，召公主之；自陝以東，周公主之」。
單說召公，此人有周公尚不具備的三大長處。
其一，極為長壽，近乎於神異。東漢王充的《論衡·氣壽篇》記載了姬氏王族一組驚人的長壽數字：周文王九十七歲死，周武王九十三歲死，周公九十九歲死。召公一百八九十歲死。召公壽數，幾乎趕上了傳說中的兩百歲的老子。古人將召公作為長壽的典型，「歿若顏淵，壽若召公」，此之謂也。史料也顯示，召公歷經文、武、成、康四世，是周初最長壽的絕無僅有的權臣。這裡，我們不分析這種說法的可信程度。因為，能夠形成某種特定的傳說，必然有其根源以及可能的影響。而這種根源與影響，才是我們所要關注的焦點。
其二，召公另有一宗巨大功績。周成王死時，召公領銜，與畢公一起受命為顧命大臣，安定了周成王之後的局勢，成功輔佐了周康王執政。這一功績，對周初之世有巨大的影響。在周人心目中，召公此舉沒有導致「國疑」流言，比周公輔佐成王還要完美。這是召公神話中獨立的輝煌一筆。
其三，召公推行王道治民，其仁愛之名譽滿天下。《史記·燕召公世家》云：「召公之治西方，甚得兆民和。召公巡行鄉邑，有棠樹，決獄政事其下，自侯伯至庶人各得其所，無失職者。召公卒，而民人思召公之政，懷棠樹不敢伐，歌詠之，作甘棠之詩。」這段史料呈現的事實是，召公巡視管轄地，處置大小民事政事都不進官府，而在村頭田邊的棠樹下，其公平處置，得到了上至諸侯下至庶民的一致擁戴，從來沒有失職過。所以，召公死後民眾才保留了召公經常理政的棠樹，並作甘棠歌謠傳唱。這首《甘棠》歌謠，收在《詩·召南》中，歌云：
蔽芾甘棠，勿剪勿伐，召伯所茇；
蔽芾甘棠，勿剪勿敗，召伯所憩；
蔽芾甘棠，勿剪勿拜，召伯所說。
需要注意的是，召公推行王道的巡視之地，不是自己的燕國，而是周王室的「陝西」王畿之地。唯其如此，召公之政的影響力遠遠超越了燕國而垂范天下。可以說，周公是周室王道禮治的制定者，而召公則是周室王道禮治的實際推行者。從天下口碑看去，召公的實際影響力在當時無疑是大於周公的。
我們的問題是，召公的王道禮治精神，對燕國構成了什麼樣的影響？
一個可以確定的事實是，無論是魯國還是燕國，其在初期階段的治國精神，無疑都忠實而自覺地遵奉著周公、召公這兩位巨擘人物的導向。兩位巨擘人物在世時，魯國燕國的治道完全必然隨時稟報兩公，待其具體指令而執行。兩公皆以垂范天下自命，自然會經常地發出遵循王道的政令，不排除也曾經以嚴厲手段懲罰過不推行王道德政的國君。作為秉承其父爵位的長子，始任國君的忠誠於乃父，更是毋庸置疑的。燕國的特殊性更在於，召公活了將近兩百歲，召公在世之時，周室已經歷經四代，燕國也完全可能已經到了第四第五甚或第六代；在召公在世的這幾代之中，不可能有任何一代敢於或者願意背離召公這個強勢人物的王道禮治法則。即或是召公在世只陪過了燕國四代國君，也是驚人地長了，長到足以奠定穩定而不容變更的政治傳統了。
這裡，恰恰有另外一個極為重要的史料現象：燕國自召公直至第九代國君，都沒有明確的傳承記載。為什麼？唐代司馬隱在《史記·索隱》中解釋，說這是「並國史先失也」。意思是說，國史失載，造成了如此缺環。可是，我們的問題是，燕國史為什麼失載？魯國史為什麼就沒有失載？客觀分析，最大的原因可能有兩方面：其一，燕國在召公在世的幾代之中，都忠實地遵奉了召公王道，國無大事風平浪靜，以至於沒有什麼大事作為史跡流傳。於是，其國史史料，也就不能吸引士子學人在大爭之世去搶救發掘了。這一點，燕國不同於魯國。魯國多事，也就有了孔子等平民學者的關注。燕國無事，自然會被歷史遺忘。其二，史料缺失本身，帶有周、召二公的風格特徵。周公顯然具有比較強的檔案意識，譬如，曾經將自己為周武王祈禱祛病的誓言秘封收藏，以為某種證據，後來果然起到了為自己澄清流言的作用。而召公卻更注重處置實際政務，不那麼重視言論行為的記載保留。至少，召公在民間長期轉悠的口碑，就比周公響亮得多。如此這般，兩國的史官傳統，很可能也會有著重大差異。相沿成習，終於在歲月流逝中體現出史料留存的巨大差別。
立國君主的精神風貌，往往決定著這個國家的政治傳統。
歷史邏輯在這裡的結論是：燕國的政治傳統，被異常長壽的召公凝滯了。
燕國的政治傳統，就是王道禮治的治國精神以及與其相配套的行為法則。
何謂王道？何謂禮治？這裡需要加以簡單的說明。
王道，是與霸道相對的一種治國理念。古人相信，王道是黃帝開始倡導的聖王治國之道。王道的基本精神是仁義治天下，以德服人，亦稱為德政。在西周之前，王道的實行手段是現代法治理論稱之為習慣法的既定的社會傳統習俗。西周王天下，周公制訂了系統的禮（法）制度，將夏商兩代的社會規則系統歸納，又加以適合當時需要的若干創造，形成了當時最具系統性的行為法度——《周禮》。周禮的治國理念依據，便是王道精神。周禮的展開，便是王道理念的全面實施。所以，西周開始的王道，便是以禮治為實際法則而展開的治國之道。王道與周禮，一源一流，其後又互相生發，在周代達到了無與倫比的精細程度。直到春秋時代（東周），王道治國理念依然有著巨大的影響力。
王道禮治，在治國實踐中有三方面的基本特徵：
其一，治民奉行德治仁政，原則上反對強迫性實施壓服的國家行為。
其二，邦交之道奉行賓服禮讓，原則上反對相互用兵征伐。
其三，國君傳承上，既實行世襲制，又推崇禪讓制。
列位看官留意，上述基本特徵，都是相對而言，不可絕對化。在人類活動節奏極為緩慢的時代，牧歌式的城邑田園社會是一種大背景，任何人都不可能逾越這個社會條件。統治者與被統治者的依附關係，因為空間距離的稀疏而變得鬆弛；社會階層劇烈的利害爭奪，因人口的稀少與自然資源的相對豐厚而變得緩和；太多太多的人欲，都因為山高水遠而變得淡漠；太多太多的矛盾衝突，都因為鞭長莫及而只能寄希望於德政感召。所以，「鄰里相望，雞犬之聲相聞，民老死不相往來」的圖畫，在那個時代是一種現實，並非老子描繪的虛幻景象。同樣，明君賢臣安步當車以巡視民間，樹下聽訟以安定人心，也都是可能的現實。如此背景之下，產生出這種以德服人的治國理念，意圖達到民眾的自覺服從，實在是統治層的一種高明的選擇。高明之處，在於它的現實性，在於它能有效克服統治者力所不能及的尷尬。當然，那個時代也不止一次地出現過破壞這種治國理念的暴君。但是，暴君沒有形成任何治國理念。王道德政，是中國遠古社會自覺產生的政治傳統。這一點，至少在春秋之前，沒有任何人企圖改變。
可是，時代已經發生了劇烈的變遷，昔日潮流已經成為過去。
所有的諸侯國，都面臨著自己的政治傳統面對的緊迫而又尖銳的問題。
當此之時，讓我們先看看燕國在春秋戰國之世的基本作為。
春秋時期，燕國見諸史籍的大事大體有四件：
1.吞滅薊國（年代無考），以薊城做了燕國都城，此後一直未變。
2.燕莊公二十七年，燕國遭遇北方山戎攻擊，齊桓公率兵救援。解除燕國危機後，齊桓公提出要燕國共同尊王朝貢，並敦促燕國復修召公之法。由此可以推斷：當時燕國與周王室有所疏離，對召公德政傳統也有所偏離，是可能變化之跡象，卻被霸主齊桓公遏制。
3.燕惠公因多養寵姬而起內亂，逃奔齊國，失政四年；後齊國伐燕，護送惠公回燕，剛剛回國燕惠公即死。
4.燕蟹公三十年，進攻政權已經由姜氏變為田氏的新齊國，佔據林營之地。
戰國之世，燕國的大事主要有：
1.燕文公時期任用蘇秦，首倡六國合縱，為縱約長國。之後，秦國連橫，秦惠王以女嫁燕太子，秦燕結盟，燕國自此反覆進出於合縱。
2.燕易王時期，齊宣王攻燕，佔據燕國十城，後得蘇秦斡旋，十城復歸。
3.燕王噲禪讓子之，致燕長期內亂，燕國大衰。
4.燕將秦開平定遼東，年代不可考。
5.燕昭王任用樂毅變法，大舉攻齊，下七十餘城，歷時六年，幾滅齊國。
6.燕惠王廢黜樂毅，齊國大舉反攻復國，燕國衰弱。
7.燕武成王七年，遭齊國田單攻燕，燕失中陽之地。
8.燕王喜之時，屢次對趙發動戰事均遭大敗，失地失軍不可計數。
9.燕秦結盟，太子丹在秦為人質。
10.太子丹主謀，策劃荊軻刺秦。
11.秦軍攻燕，燕代聯軍抗秦大敗，燕王喜逃亡遼東。
12.燕王喜殺太子丹獻於秦國。
13.燕王喜三十三年，秦攻遼東，俘獲燕王喜，燕國滅亡。
從歷史的大足跡可以看出，在整個西周時代，燕國是平定散淡的，是沒有大作為的。春秋之世，則曾經有過兩次方向不同的變化跡象。第一次，是燕莊公時期偏離召公德政，被奉行「尊王攘夷」的齊桓公遏制，應該說，這次變化是趨於進取的，是力圖靠攏潮流的。第二次，則是燕嫠公進攻新生的齊國，應該說，這是燕國面對新生地主族群取代老貴族諸侯的潮流，內心所產生的不滿與躁動，是逆潮流的一次異動。
戰國之世，興亡選擇驟然尖銳化，燕國面對古老的政治傳統與不變則亡的尖銳現實的夾擊，表現出一種極其獨特的國家秉性。其總體狀態是搖擺不定的：一方面，在政治權力的矛盾衝突與邦交之道的國家較量中，依然奉行著古老的王道傳統，企圖以王道大德來平息激烈的利害衝突，處置重大的社會矛盾時暴露出明顯的迂腐，形成一種濃烈的迂政之風；另一方面，在變革內部體制與增強國家實力的現實需求面前，則迫不得已地實行有限變法，稍見功效便淺嘗輒止。這種搖擺不定的狀態，造成了極為混亂的自相摧殘。王道迂政帶來嚴重的兵變內亂，變法所積累的國家實力輕而易舉地被衝擊得蕩然無存；變法勢力因不能與迂政傳統融合，隨即紛紛離開燕國，短暫的變法迅速地消於無形，一切又都回到了老路上去。於是，國家屢屢陷入震顫癱瘓，國家災難接踵而來。司馬遷的說法是：「燕迫蠻貉，內措齊晉，崎嶇強國之間最為弱小，幾滅者數矣！」
戰國時期，最能表現燕國王道迂政的是四大基本事件：
其一，反覆無常的邦交之道。
其二，攪亂天下的禪讓事件。
其三，強兵復仇而一朝瓦解的破齊事件。
其四，長期挑釁強鄰的對趙消耗戰。
先說邦交之迂。
秦國變法後，驟然崛起為最強大國家，使戰國格局發生了重大變化。當此之時，山東名士蘇秦倡導六國合縱抗秦的邦交戰略。從歷史主義的高度看，這是整個人類文明史上第一次由精英之士個人推動實現的外交大戰略。蘇秦推行合縱，首先瞄準的最佳發動國是中原三晉中的趙國。原因只有一個，秦國東出，三晉首當其衝，而趙國在三晉之中最硬朗。但是，種種原因，趙國卻拒絕了蘇秦。需要關注的是，蘇秦在首說趙國失敗之後選擇了燕國。蘇秦為何放棄了繼續以直接與秦國對抗的魏國、韓國為說服對象，而選擇了距離秦國最遠的燕國做突破口？從《戰國策》所記載的蘇秦說燕王篇章中，我們可以看出最根本的原因。這個原因就是：在秦國成為超強大國而對山東構成巨大威脅的大形勢下，燕國在山東六國中具有最明顯的邦交戰略失誤。這個失誤，恰恰是對秦國威脅完全不自覺。
蘇秦點出的事實，具有濃烈的嘲諷意味：「……安樂無事，不見覆軍殺將之憂，無過燕國矣！大王知其所以然乎？夫燕之所以不犯寇被兵，以趙為蔽於南也！秦趙相弊，而王以全燕制其後，此燕所以不犯難也……秦之攻燕，戰於千里之外；趙之攻燕，戰於百里之內。夫不憂百里之患，而重千里之外，（失）計無過於此者！」蘇秦所諷刺的這種「不憂百里之患，而重千里之外」的邦交政策，正是典型的燕國式的政治迂闊症。這種迂政邦交，最大的症狀便是沒有清醒的利益判斷，時時事事被一種大而無當的想法所左右，邦交經常地搖擺不定。歷史的事實是，雖然燕文公這次被點醒，但其後不久，燕國立即退出合縱而與秦國連橫，重新回到「不憂百里之患，而重千里之外」的迂闊老路上去了。再後來的燕國邦交，更是以反覆無常而為天下公認，獲得了「燕雖弱小，而善附大國」的口碑。也就是說，燕國邦交的常態，是選擇依附大國而不斷搖擺。春秋時期，這種搖擺主要表現在附齊還是附晉。戰國時期，燕國的搖擺則主要表現於對遙遠的大國（楚國秦國）時敵時友，而對兩個歷史淵源深厚的鄰國（齊國趙國）則刻意為敵。乍看之下，這種邦交貌似後來秦國奉行的極其有效的遠交近攻戰略，似乎是英明的強國邦交戰略。但是，可惜燕國不是強國，更不是要自覺統一天下的強國。燕國的遠依附而近為敵，更實際的原因在於迂闊的王道精神，在於老牌王族諸侯的貴胄情結——齊國趙國是新地主國家，與我姬姓天子後裔不能同日而語！這種對實際利害缺乏權衡而對強大鄰國的「身世」念茲在茲的國家嫉妒，導致了燕國邦交的長期迂腐，也導致了幾次行將滅亡的災難。
再說禪讓之迂。
燕國任用蘇秦首倡合縱之後，地位一度得到較大提高。可是，正在這個時候，燕國發生了一次令人不可思議的政治事件，從而導致了一次最嚴重的亡國危機。這個事件，便是燕王噲的禪讓事件。燕易王之後，繼位者是燕王噲。列位看官留意，大凡沒有謚號而直呼其名的國君，不是亡國之君，便是喪亂之君，總之已經喪失了追諡的宗廟條件。這個姬噲，與後來亡燕的姬喜，是燕國歷史上兩個沒有謚號的君王。姬噲之所以歷史有名，便是因為在位期間做了這一件令天下瞠目結舌的大事——倣傚聖王古制，禪讓國君之位。這件事發生在公元前316年，其造成的嚴重內亂持續了五年之久，是燕國「幾亡者數矣」中最具荒誕性的一次亡國危機。事件的經過，都在本書第二部《國命縱橫》中備細敘述了。我們在這裡所要關注的，是燕王噲的迂闊與整個荒誕事件如何生成。《史記》、《戰國策》與《韓非子》都記載了這次事件的四個關鍵人物的關鍵言論很能說明一問題。
第一個關鍵人物，當然是姬噲。從他與其他臣子的應對中完全可以看出姬噲最關注的是兩件事：一則是如何使自己成為聖王，二則是如何使燕國像齊國一樣王天下。應該說，姬噲的動機無可厚非。但是，在變法強國成為潮流的時代，姬噲沒有想如何搜求人才變法強國，卻一味在聖王之道上打圈子，不能不說，這是燕國的迂政傳統起了決定性作用。
第二個關鍵人物是子之。《韓非子·內儲說上》記載了子之一次權術行為：「子之相燕，坐而佯言日：『走出門者何白馬也？』，左右皆言不見。有一人走，追之（門外），回報日：『有。』子之依此知左右之誠信。」後來的趙高指鹿為馬以測試同黨，完全與子之權術相同。這件事可以看出，子之並非是商鞅樂毅那般具有治國信念的變法人士，而是具有政治野心的權術人物。後來，子之當政而國家大亂的事實也證明了這一點。
第三個關鍵人物是蘇代。蘇代是蘇秦的弟弟，入燕後與子之結盟，成為促成子之當政的關鍵人物之一。蘇代促成姬噲決策重用子之的言論，《史記》的記載是：蘇代出使齊國歸來，姬噲問齊王其人如何？蘇代回答說，必不能成就霸業。姬噲問，為什麼？蘇代回答說，齊王不信其臣。蘇代的目的很明顯，「欲以激燕王以尊子之也。於是燕王大信子之。子之因遺蘇代百金，而聽其所使。」顯然，這是一筆很不乾淨的政治交易，蘇代騙術昭然。《韓非子·外儲說右下》記載相對詳細，蘇代著意以齊桓公放權管仲治國而成就霸業為例，誘姬噲尊崇子之，姬噲果然大為感慨：「今吾任子之，天下未知聞也！」於是，明日張朝而聽子之。可見，蘇代促成姬噲當權的方式，具有極大的行騙性，說蘇代在這件事上做了一回政治騙子，也不為過。而姬噲的對應，則完全是一個政治冤大頭在聽任一場政治騙術的擺弄，其老邁迂闊，令人忍俊不能。
第四個關鍵人物是鹿毛壽。此人是推動姬噲最終禪讓的最主要謀士，其忽悠術迂闊遼遠，繞得姬噲不知東南西北。鹿毛壽對姬噲的兩次大忽悠，《戰國策》與《史記》記載大體相同。第一次提起禪讓，鹿毛壽的忽悠之法可謂對症下藥。鹿毛壽先說了一個生動的故事：堯讓許由，許由不受。於是，「堯有讓天下之名，實不失天下」，堯名實雙收，既保住了權力，又得到了大名。無疑，這對追慕聖王的姬噲是極大的誘·惑。之後，鹿毛壽再擺出了一個誘人的現實謀劃：「今王以國相讓子之，子之必不敢受；如是，王與堯同行也！」姬噲素有聖王之夢，叉能名實雙收，立即認同，將舉國政務悉數交給了子之。顯然，這次交權還不是子之為王。於是，過了幾多時日，鹿毛壽又對姬噲第二次忽悠設謀。鹿毛壽說，當初大禹禪讓於伯益，卻仍然教太子啟做了大臣。名義禪讓，實際上是教太子啟自己奪位；今燕王口頭說將燕國交給了子之，而官吏卻都是太子的人，實際是名讓予之，而太子實際用事（掌權）。顯然，這次是鹿毛壽奉子之之命向姬噲攤牌了，忽悠的嘴臉有些猙獰，大約姬噲已經有了聖王癖，或者已經是無可奈何，於是立即作為，將三百石俸祿以上的官印（任免權）全數交給了子之。之後，姬噲正式禪讓。「子之南面行王事，而噲老不聽政，顧（反）為臣。」
在治國理念與種種政治理論都已經達到輝煌高峰的戰國之世，一個大國竟然出現了如此荒誕的復古禪讓事件，其「理論」竟然是如此的迂闊淺薄，實在令人難以理解。這一幕頗具黑色幽默的禪讓活劇，之所以發生在燕國，而沒有發生在別的任何國家，其重要的根源，便是燕國的王道傳統之下形成的迂政之風。燕國君臣從上到下，每每不切實際，對扎扎實實的實力較量感到恐懼，總是幻想以某種貌似莊嚴肅穆的聖王德行來平息嚴酷的利益衝突，而對真正的變法卻退避三舍敬而遠之。這種虛幻混亂的迂政環境，必然是野心家與政治騙子大行其道的最佳國度。
再說燕國破齊之迂。
燕國最輝煌的功業，是樂毅變法之後的破齊大戰。對於燕昭王與樂毅在燕國推行的變法，史無詳載。從歷史實際進展看，這次變法與秦國的商鞅變法遠遠不能相提並論，其主要方面只能是休養生息、整頓吏治、訓練新軍幾項。因為，這次變法並沒有觸及燕國的王道傳統，更不能說根除。變法二十八年之後，燕國發動了對齊國的大戰。樂毅世稱名將，終生只有這一次大戰，即六年破齊之戰。燕國八百餘年，也只有破齊之戰大顯威風，幾乎將整個齊國幾百年積累的財富全部掠奪一空。否則，燕國後期的對趙之戰便沒有了財力根基。但是，破齊之戰留下了一個巨大的謎團：為什麼強大的燕軍能秋風掃落葉一般攻下七十餘城，卻在五年時間裡攻不下最後的兩座小城而致功敗垂成？世間果然有天意麼？
歷史展現的實際是：在最初的兩次大會戰擊潰齊軍主力後，樂毅遣散了五國聯軍，由燕軍獨立攻佔齊國；一年之內，燕軍下齊七十餘城，齊潘王被齊國難民殺死，齊國只留下了東海之濱的即墨與東南地帶的莒城兩座小城池。便是這兩座城池，樂毅大軍五年沒有攻克，最終導致第六年大逆轉。戰爭的具體進程，本書第三部《金戈鐵馬》有詳細敘述，不再重複。我們的問題是：五年之中，燕軍分明能拿下兩城，樂毅為什麼要以圍困之法等待齊國的最後堡壘自行瓦解？後世歷史家的研究答案是：樂毅為了在齊國推行王道德政，有意緩和了對齊國的最後攻擊。
《史記·燕召公世家·集解》，有三國學者夏侯玄的一段評判云：「……樂毅之志，千載一遇……夫兼併者，非樂毅之所屑，強燕而廢道，非樂毅之所求……夫討齊以明燕王之義，此兵不興於為利矣！圍城而害不加於百姓，此仁心著於遐邇矣！舉國不謀其功，除暴不以威力，此至德全於天下矣！……樂毅方恢大綱以縱二城，收民明信以待其獒（斃）……開彌廣之路，以待田單之徒；長容善之風，以申齊士之志。使夫忠者遂節，勇者義著，鄰國傾慕，思戴燕主，仰望風聲，二城必從，則王業隆矣！……敗於垂成，時運固然。若乃逼之以威，劫之以兵，雖二城幾於可拔，而霸王之事逝其遠矣！樂毅豈不知拔二城之速了哉，顧拔城而業乖也！……樂毅之不圖二城，未可量也！」
我們得說，夏侯玄的分析完全切中燕國實際。
但是，夏侯玄的評論卻比燕昭王與樂毅更為迂闊。夏侯玄之迂闊，在於將燕國攻齊說成一開始就很明確的彰顯王道的義兵，且將其抬高到不是以利害為目標的道義戰爭而大加頌揚，「舉國不謀其功，除暴不以威力，此至德全於天下矣！」甚至，夏侯玄將圍城不攻也說成是為了「申齊士之志」的善容之德。
歷史的事實是：燕昭王奮發圖強的初始動機，只是為了復仇。樂毅後來對燕惠王的書簡已經明說了：「先王命之曰，『我有積怨深怒於齊，不量輕弱，而欲以齊為事！』」後來的燕惠王也說：「將軍為燕破齊，報先王之仇，天下莫不震動。」絲毫沒有一句論及，破齊是為了推行先王之義。唯其如此，樂毅破齊初期並沒有推行不切實際的王道德政，而是毫不留情地大破齊軍數十萬、攻下齊國全部城池、搶掠了齊國全部府庫的全部物資財富。應該說，這是強力戰爭所遵循的必然規律，無可厚非。可是，在戰爭順利進展的情勢下，燕國的對齊方略忽然發生了重大變化。這個變化，就是以即墨莒城兩座城池的死命抵抗為契機，燕國忽然在齊國採取了與開始大相逕庭的王道德政。這種王道德政，能在齊國推行五年之久而沒有變化，與其說是樂毅的自覺主張，毋寧說是燕國王族的王道理念舊病復發，燕昭王又有了要做天下聖王的大夢所致。因為，沒有燕昭王的支持甚至決策，作為一個戰國時代著名的統帥，很難設想樂毅會自覺自願地推行一種與實際情勢極為遙遠的迂腐德政。樂毅在對燕惠王回書中回顧了攻齊之戰，說得最多的是攻伐過程與如何在齊國獲得了大量財富並如何運回了燕國，對於五年王道化齊，卻幾乎沒有說一句話。假若是樂毅力主燕惠王推行王道，樂毅能不置可否麼？同樣一個令人深刻懷疑的事實是：在燕惠王罕見致歉的情況下，樂毅為什麼堅決不回燕國？合理的答案只能是，樂毅對燕國迂政傳統的危害的認識至為清醒，明知無力改變而不願意做無謂的犧牲。
不以戰爭規則解決戰爭問題，而以迂闊遼遠的王道解決殘酷的戰場爭端，不但加倍顯示出自己前期殺人攻城劫掠財富的殘酷，而且加倍顯示出此時推行王道的虛偽不可信。這既是齊國人必然不可能接受的原因，也是燕國迂政用兵必然失敗的原因。相比於秦國的鮮明自覺的兵爭戰略，這種迂政之兵更顯得荒誕不經。
再說燕國的對趙之迂。
整個戰國時代，燕國邦交的焦點大多是對趙事端。也就是說，除了燕昭王對齊國復仇時期，燕國的邦交軸心始終是對趙之戰。燕國糾纏挑釁趙國之危害。幾乎當時所有在燕國的有識之士都剖析過反對過。但是，燕國的對趙挑釁卻始終沒有改變，這實在也是燕國歷史的最大謎團之一。邦交大師蘇秦最先提出了燕國對趙之錯誤，其後，蘇代也以「鷸蚌相爭，漁人得利」的寓言故事再度強調燕國對趙之錯誤。應該說，蘇氏兄弟時期，燕國君主還是有所克制的，幾次燕趙之戰都因聽從勸諫而避免，燕國地位因此而改善。可是，燕惠王之後，燕國對趙方略又回到了老路。沒有任何理論理念支撐，就是死死咬住趙國不放。整個燕王喜時期，燕國政局的全部核心就是挑釁趙國。昌國君樂閒反對過，為此被迫逃離燕國。大夫將渠反對過，被燕王一腳踢翻。燕國只有一個名臣支持了燕國攻趙，這就是晚年的劇辛，結果是劇辛在戰場被趙軍殺死。若非趙國晚期是昏君趙遷在位，只怕名將李牧早滅了燕國。
歷史形成的基本謎團，其根源往往在於我們已經無法理解當事者的思維方式。
分明是害大於利，燕國還是要對趙國長期作戰，為什麼？
具體原因固然複雜多樣，譬如秦國間離燕趙，暗中支持燕國與趙國為敵，從而達到削弱強大趙國的目的，就是一個重要原因。可是，歷史邏輯展現出的根源卻只有一條：燕國以天子號老貴族自居，對這個後來崛起的強大鄰國抱有強烈的嫉妒與蔑視，必欲使其陷於困境而後快。只能說，這是王道迂政之風在最後的變形而已。
王道政治傳統，曾經在秦國也有深厚的根基，但結果卻截然不同。
秦穆公之世任用百里奚治國，使秦國成為春秋霸主之一。由此，王道治國在秦國成為不能違背的傳統。直到秦孝公的《求賢令》，依然遵奉秦穆公，明確表示要「修穆公之政令」。《商君書·更法》記載的秦國關於變法決策的論戰，當時的執政大臣甘龍、杜摯反對的立足點很明確，就是維護秦國傳統：「聖人不易民而教，知者不變法而治。因民而教者，不勞而功成；據法而治者，吏習而民安。今若變法，不循秦國之故，更禮以教民，臣恐天下議君！」另一反對派大臣杜摯則云：「利不百，不變法。功不十，不易器。法古無過，循禮無邪。君其圖之！」兩派激烈爭論，都沒有涉及變法之具體內容，而都緊緊扣著一個中心——如何對待本國的政治傳統？成法該不該變？商鞅的兩次反駁很犀利，很深刻。
商鞅反駁甘龍云：「子之所言，世俗之言也！夫常人安於故習，學者溺於所聞。此兩者所以居官而守法，非所論於法之外也。三代不同禮而王，五霸不同法而霸。故知者作法，而愚者制惡。賢者更禮，而不肖者拘焉！拘禮之人，不足與言事。製法之人，不足與論變。君無疑矣！」
商鞅反駁杜摯云：「前世不同教，何古之法也！帝王不相復，何禮之循！伏羲神農教而不誅，黃帝堯舜制而不怒，及至文武，各當時而立法，因事而制禮。禮法以時而定，制令各順其宜，兵甲器備各便其用。臣故曰：治世不一道，便國不必法古！湯武之王也，不修古而興；殷夏之滅也，不易禮而亡。然則，反古者未必可非，循禮者未必多是也。君無疑矣！」
商鞅的求變圖存理論，是戰國時期變法理論的代表。從某種意義上說，一個國家的變法派能否成功，既取決於其變法內容是否全面深刻，又取決於對該國政治傳統背叛的深刻程度。唯其商鞅自覺清醒，而能說服秦孝公決然地拋棄舊的政治傳統，在秦國實行全面深刻的變法。由此，秦國強大，秦國確立起了新的政治理念，從此持續六世之強而統一華夏。
燕國則不同，樂毅與燕昭王的變法沒有任何理論準備，沒有對燕國的政治傳統進行任何清理，只是就事論事地進行整頓吏治、休養生息、訓練新軍等等事務新政。顯然，這種不涉及傳統或者保留了舊傳統的表面變革，不可能全面深刻，也不可能穩定持續地強大，一旦風浪湧起，舊根基舊理念便會死灰復燃。
燕國的悲劇，就在這種迂政傳統的反覆發作之中。
無論是處置實際政務，還是處置君臣關係，燕國君王的言論中都充滿了大而無當的王道大言，於實際政見之衝突卻不置一詞。王顧左右而言他，誠所謂也！燕惠王尤其典型，對樂毅離燕的德義譴責，根本不涉及罷黜樂毅的冤案與對齊國戰略失誤的責任承擔；對樂閒離燕的德義譴責，如出一轍地既不涉及對趙方略之反思，又不涉及樂閒離趙的是非評判，只是大發一通迂闊之論，繞著誰對不起誰做文章。兩千餘年後讀來，猶覺其絮叨可笑，況於當時大爭之世焉！司馬遷在《史記·燕召公世家》之話感慨云：「召公夷可謂仁矣！甘棠且思之，況其人乎！燕迫蠻貉，內措齊、晉，崎嶇強國之間最為弱小，幾滅者數矣！然社稷血食者八九百歲，於姬姓獨後亡，豈非召公之烈邪？」司馬遷將燕國長存之原因，一如既往地歸結於「天下陰德」說，姑且不論。然則，司馬遷對燕國滅亡之原因，卻沒有涉及。
這，正是我們關注的根本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