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漢以對秦文明的評判為軸心，歷史的實踐與意識出現了最初的分裂。
歷經為禍劇烈的秦末之亂與楚漢相爭，西漢王朝終於再度統一了中國。當此之時，如何面對秦帝國及其母體春秋戰國時代，成為西漢建政立國最為緊迫的實際問題。如何解決這一問題，直接取決於主導階層的歷史意識。所謂歷史意識，其軸心是社會主導階層的文明視野，及其所能代表的廣泛的社會利益，而絕非領袖個人秉性與權力陰謀所能決定。文明視野與社會利益的廣泛度，有一個具體的基準問題：對待秦帝國所開創的大一統文明框架，是全面繼承還是另起爐灶？
從中國文明演進的歷史意義上說，西漢是一個極其重要的具有特殊意義的時代。這一特殊在於：西漢處在中國原生文明之後的第一個十字路口，最具有發生種種變化的社會潛質，最具有重塑中國文明的種種可能。一言以蔽之，西漢王朝承擔著「如何承前，如何啟後」的最重大的歷史課題。唯其如此，西漢王朝的歷史抉擇，顯得特別的重要。
西漢的開國階層，基本是由秦末各種社會職業的布衣之士組成的。其中堅力量之中，除了一個韓國貴族張良，劉邦集團的文臣武將大多由吏員、商販、工匠、小地主、游士、苦役犯六種人構成。而劉邦本人，更是典型的秦末小吏（亭長）。雖有職業的不同與社會身份的些許差異，但就總體而言，他們都處於平民階層。這一廣大階層，是孕育游離出戰國布衣之士的社會土壤，其中的佼佼者，幾乎無不具有戰國布衣之士的進取特質。從社會意識與歷史意識的意義上說，當時的士人階層，是對歷史與所處時代有著相對全面、客觀、清醒認識的唯一社會階層。基於這種社會根基，劉邦集團的種種政治作為，一開始便與項羽集團有著種種較為鮮明的反差。對待秦文明的基本態勢，劉邦集團與項羽集團更有著重大的區別。項羽集團作為既得利益的喪失者，對秦文明恨之入骨，既徹底地有形摧毀，又徹底地精神否定，滅秦之後則完全復辟了諸侯制。劉邦集團則雖然反秦，卻對帝國功業與秦始皇始終有著一種實實在在的景仰。對於帝國文明框架，則一開始便採取了審慎地權衡抉擇的做法。
漢高祖劉邦到漢武帝劉徹，歷經百餘年，西漢終於完成了這種權衡抉擇。
這一過程，並不全部都是難題。對於中央集權、郡縣制、統一政令、統一文字、統一度量衡、統一生產交通標準、移風易俗以及種種社會基本法度，西漢王朝都全部繼承了秦文明框架。所謂「漢承秦制」，此之謂也。事實上，重新確立的秦制，也被整個社會迅速地重新接受了。所謂權衡抉擇，主要集中於兩個核心：一則，如何對待具有強大傳統的諸侯分封制？二則，如何對這種實際繼承秦制而道義否定秦制做出合理闡釋？具體說，對待分封制的難點，是要不要倣傚秦帝國廢除實地分封制，實行虛封制？合理闡釋繼承與否定秦文明矛盾的難點，則是要在反秦的正義性與秦文明的歷史價值之間，做出恰如其分的評判與說明。
對於分封制難點，西漢王朝做出了有限妥協，至漢武帝時期基本確立了有限實地分封制。這一基本制度，比秦帝國有所倒退，也給西漢王朝帶來了長期的惡果。這是「漢承秦制」歷史過程中的另一個基本問題。儘管西漢的妥協是有限的，然由於分封制（即或是有限實地分封制）帶來的社會動盪連綿不斷，故在西漢之後，這種有限分封制一代比一代淡化，魏晉之後終於演變為完全的虛封制。也就是說，歷代政權對秦制的實際繼承，在西漢之後更趨完整化。這一歷史現象說明。歷經秦末亂世的復辟劫難，又再度經過西漢初中期「諸侯王」引發的動盪，歷史已經最充分地昭示出一則基本道理：從秦制倒退是沒有出路的，其結局只能導致中國重新陷入分裂動盪；歷經春秋戰國五百餘年激盪而錘煉出的秦制，是適用於社會的，是有益於國家的，是有利於華夏民族長遠壯大發展的。從實際制度的意義上說，秦文明在本質上獲得了完全的歷史認可。
然則，在歷史意識的評判上，卻出現了巨大的分裂。
西漢王朝發端於反秦勢力。這一最基本的事實，決定了西漢政權不可能對秦帝國及秦文明在道義上給予認同。否則，西漢政權便失去了起事反秦的正義性。對於歷來注重道義原則而強調「師出有名」的古老傳統，這一點非常重要。中國古代社會之所以將「弔民伐罪」作為最高的用兵境界，其根源，正在於注重政治行為的道義原則。若對方不是有罪於天下的暴政而加之以兵，便是「犯」，而不是「討」或「伐」；既是天下「討秦伐秦」，則秦只能是暴政無疑。這便是中國古老的政治道義傳統所蘊涵的邏輯。
雖然，劉邦集團的社會根基不同，決定了其與六國貴族的復辟反秦具有種種不同。但在指斥秦政，從而使自己獲得反秦正義性這一點上，卻是共同的。其間區別，只是指斥秦政的程度與方式不同而已。如前所述，六國貴族對秦政是仇恨攻訐，是蓄意謊言。而劉邦集團的指斥秦政，則僅僅限於泛泛否定。
細察《史記·高祖本紀》，劉邦本人終其一生，對秦政的評判只有兩次，且都是同一句話。一次是最初的沛縣舉事，在射入城邑的箭書上說了一句：「天下苦秦久矣！」另一次，是在關中約法三章時，又對秦中父老說了一句：「父老苦秦苛法久矣！」另外，還有兩件值得注意的事情。一件事，是劉邦在稱帝后的第八年，也就是臨死之年的冬天，下詔為戰國以來六位「皆絕無後」的王者建立固定的民戶守塚制度：陳勝及趙悼襄王等四王，各封十家民戶守陵，信陵君封五家；只有對秦始皇，封了二十家守陵。在其後兩千餘年的歷史上，封民戶為秦始皇守陵，劉邦是唯一的一個。與之相對比的是，漢武帝泰山封禪時，儒家大臣已經可以明確提出秦始皇不能進入封禪之列，而漢武帝也採納了。另一件事，是劉邦在建政第六年，擢升秦帝國的統計官張蒼為「計相」，並「令蒼以列侯居相府，領主郡國上計者」。實際上，便是以蕭何為總政丞相，以張蒼為主掌經濟的副丞相。以秦帝國經濟官員為自己的經濟丞相，劉邦實際推行秦政的意圖是很明確的。這位張蒼，後來在漢文帝時期一直擢升至丞相，總政十餘年。其時，甚至連西漢王朝的曆法、國運、音律等，都一律秉承秦文明不動。這種原封繼承，一直延續到漢武帝。
與劉邦同代的開國重臣，也鮮有系統指斥秦文明的言論。最典型者，是大謀士張良。張良曾經是韓國末世的「申徒」（民政經濟大臣），純正的六國貴族，且其青年時期始終以謀殺秦始皇與鼓動復辟反秦為使命。但是，在投入劉邦集團後，張良卻只以運籌謀劃為任，從來沒有涉足實際政務，也從來沒有對秦政做出過公然指控。劉邦稱帝后，張良便事實上隱退了。身為六國貴族，張良的政治表現前後有巨大變化且最終退隱，頗值得探究。歷來史家與民間演義，皆以「淡泊名利，功成身退」說之。實則不然，張良的變化，實際與劉邦集團的政治氛圍密切相關。張良既不能使劉邦復辟諸侯制，又不願追隨劉邦實際推崇秦政，只有忍痛拋開歷來的政治企圖，而走入修身養性的「神仙」道路。此當較為接近歷史之真相也。
劉邦之後的呂後、惠帝、文帝、景帝君臣，情形皆大體相同：極少涉及評判秦政，但有涉及，也只是淡淡幾句寬泛指斥。也就是說，在漢武帝之前，對秦政秦制的理念否定尚停留在感性階段——出於必須的反秦正義原則，僅僅對秦文明有原初的必須性的感性評判而已。於是，「天下苦秦久矣」便成為籠統的代表性說法。
這種感性指斥，在漢武帝時期開始發生變化。
西漢對秦文明的評判，由感性向知性轉化，開始了大規模的理念探究。
這一變化的背景是：西漢政權已經穩定昌盛，開始了結文治武功方面的種種難題。武功方面，是大力連續反擊匈奴。文治方面，則以闡釋繼承與否定秦文明的歷史矛盾為基點，確立國家意識形態的主流價值法則。在這一大背景下，文治目標的實現體現為兩個方面：既湧現了中國歷史上第一部系統梳理華夏足跡的經典史書——《史記》，又湧現了大量的審視秦文明的言論與文章。
從總體上說，西漢時代對秦文明的評判，以及對秦亡原因的探究，呈現出相對客觀的態勢。所謂相對客觀，是西漢評判大體擺脫了秦末復辟者充滿怨毒與仇恨的心緒，開始從論說事實的意義上評判秦文明。一個基本的事實是：西漢學人無論是肯定還是否定秦政，都極少引用秦末復辟者咒罵秦政的惡辭，都是在陳述自己認定的事實。儘管其中不乏大而無當的囫圇指責，但就其基本面說，相對客觀了許多。但無論客觀程度如何，西漢對秦文明的理念否定是清楚的，且由感性到知性，越來越趨於理論化。
具體說，為西漢官方認定的《史記》相關篇章中，尚很少對秦文明作總體指斥。在《貨殖列傳》、《河渠書》、《平准書》等綜合性敘述篇章中，都是鋪敘歷代經濟功績與地域風習，基本不涉及對歷代文明演進的階段性總體評判。即或在專門敘述意識形態變化的《禮書》、《樂書》、《律書》中，也很少指斥春秋戰國秦帝國時代。在《禮書》中只有一段隱約肯定又隱約指責的說法：「周衰，禮廢樂壞……至秦有天下，悉內六國禮儀，采擇其善，雖不合聖制，其尊君抑臣，朝廷濟濟，依古以來。至於高祖……大抵皆襲秦故……少所變改。」在《太史公自序》及人物之後的「太史公日」中，偶有「秦失其道」「秦既暴虐」等言辭，但遠未達到秦末復辟勢力那般一體咒罵，亦遠未達到後世史家那般總體認定「暴政亡秦」。
漢武帝本人的態度，也是頗具意味的。
《史記·禮書》記載了一則基本事實：漢武帝大召儒術之士，欲圖重新制定禮儀，有人便主張恢復古代禮制。漢武帝便下詔說：「蓋受命而王，各有所興，殊路而同歸，謂因民而作，追俗為制也。議者成稱太古，百姓何望？漢亦一家之事，典法不傳，謂子孫何！化隆者閎博，治淺者褊狹，可不勉與！」顯然，漢武帝對復古是敏感的，也是嚴厲的，即或僅僅是禮制復古，也依然給予很重的批駁，將話說得分外紮實：漢也是歷代之一家而已，沒有自己的法度禮儀，何以面對子孫！敏感什麼？警覺何在？其實際底線是很清楚的，便是不能因為否定秦政而走向復古。這次詔書之後，漢武帝沒有接受儒術之士的理念，而是大行更新：改曆法、易服色、封泰山、定宗廟百官禮儀，完成了既不同於復古又不同於秦制的「漢家禮儀」，「以為典常，垂之於後。」漢武帝的頗具意味處，在於其始終自覺地把握著一則施政理念：秦可否定，然既不能因對秦的否定而走向復辟，也不能如同漢高祖那樣全盤繼承秦制。如此理念之下，對秦文明的否定，自然很難如後世那般走向極端化。
這一基本事實，透漏出一則值得注意的歷史信息：即或已經到了漢武帝時期，西漢對秦文明的總體性評判已經明確持否定原則，然其基本方面依然是謹慎的，依然避免以系統形式作最終的簡單否定。《史記》中「非秦」言論的感性閃爍，以及這一時代諸多思想家對秦政秦制的評判，都在否定中包含著肯定，幾類漢初的賈誼。凡此等等，足證這一時期對文明演進史探究的相對慎重與相對客觀。
西漢的官方歷史意識，在漢武帝之後開始了某種變化。
變化的標誌，是在官方聲音中開始出現總體否定秦文明的說法。所謂總體否定，是否定中不再包含肯定，而是全部一概否定，對秦文明的分析態度開始消失。最基本的事實，是漢昭帝時期的鹽鐵會議大論爭。作為會議記錄的《鹽鐵論》，如實記載了「賢良文學」與中央主政大臣桑弘羊的爭論。其集中涉及評判秦文明的篇章，有《誅秦》、《周秦》、《伐功》、《申韓》、《備胡》等。賢良文學者，西漢之職業理論家也，儒生之群體也。他們對秦文明的評判，是總體否定而不包含任何肯定的。其典型言論有：「商鞅反聖人之道，變亂秦俗，其後，政耗亂而不能理，流失而不可復。」「秦任戰勝之力以並天下，小海內以貪胡、越之地。」「秦力盡而滅其族，安得朝人也！」等等。連反擊匈奴這樣的正義之舉，也被說成「貪地」，其荒謬可見矣！中央主政大臣桑弘羊的評判，則截然相反，這裡不再列舉。雖然，從形式上說，這種整體指斥秦文明的論說，只是中央會議的一家之言，並不絕對代表中央朝廷的聲音。但是，能以全盤否定秦文明的歷史價值觀為基準，以群體之勢向朝廷正在奉行的實際政策發難，其中蘊涵的轉機是意味深長的。
西漢時代的歷史意識，更多表現在官員學者的個人論著中。
在官方探究的同時，西漢時期具有官員身份的學人，對秦政得失與秦亡原因也開始了大規模探究。這種探究有著一個鮮明的趨勢：總體否定秦文明而局部或有肯定，力圖從秦文明本身的缺失中尋覓秦帝國滅亡的原因。就其論說的影響力而言，西漢的不同時期分別有四個代表人物：一個是淮南王劉安學派，一個是賈誼，一個是賈山，一個是董仲舒。淮南王劉安的學派凝聚了一部作品，名為《淮南子》，其對秦文明、秦帝國、秦始皇一體指斥，從經濟、軍事、政治、民生等基本方面全面論說，其最終的評判屬於全盤否定式。《淮南子·汜論訓》的經濟否定論可謂代表，其云：「秦之時，高為台榭，大為苑囿，遠為馳道，鑄金人，發遺戍，入芻稿，頭會箕賦，輸於少府。丁壯丈夫，西至臨洮、狄道，東至會稽、浮石，南至豫章、桂林，北至飛狐、陽原，道路死人以溝量！」
賈誼的《過秦論》，是被歷代推重的一篇綜合評判性史論。賈誼的基本立場是否定秦文明的，然其中也對秦孝公商鞅變法作了高度肯定，對秦始皇的基本功績也作了高度肯定。賈誼對秦亡原因的總論斷是：「仁義不施，而攻守之勢異也！」賈誼對秦文明的總體論斷則為：「秦王……廢王道，立私權，禁文書而酷刑法，先詐力而後仁義，以暴虐為天下始……故秦之盛也，繁法嚴刑而天下震……秦本末並失，故不長久。」
賈山給漢文帝的上疏，也是明確指控秦政，號為「至言」。其代表性言論是：「秦……賦斂重數，百姓任罷，赭衣半道，群盜滿山，使天下人戴目而視，側耳而聽！」其文咒罵秦始皇尤烈，「秦王貪狠暴虐，殘賊天下，窮困萬民，以適其欲也……秦皇帝身在之時，天下已壞矣，而弗自知也！」因賈山之說大而無當，幾近於秦末復辟勢力之怨毒咒罵，故其影響力在後世較弱，不如賈誼與其後董仲舒的論說。
董仲舒的指控秦政，屬於全盤否定式的代表，其經濟指控、法治指控、教化指控最為後世「暴秦」論者看重。董仲舒一生文章極多，僅上書便有一百二十三篇其論秦之說主要有兩則，一則見於本傳記載的上書，一則見於《漢書·食貨志》轉引的「董仲舒說上曰」（上書或問對記載）。兩論皆具後世「暴秦」說的典型性，被後世史家反覆引證為吏料依據，故此摘錄於下：
《漢書·食貨志》轉引其經濟指控云：
古者稅民不過什一，其求易供；使民不過三日，其力易足。……至秦則不然，用商鞅之法，改帝王之制，除井田，民得賣買，富者田連阡陌，貧者亡立錐之地。又專川澤之利，管山林之饒，荒淫越制，逾侈以相高；邑有人君之尊，裡有公侯之富，小民安得不困？又加月為更卒，已，復為正一歲，屯戍一歲，力役三十倍於古；田租口賦，鹽鐵之利，二十倍於古。或耕豪民之田，見稅什五。故貧民常衣牛馬之衣，而食犬彘之食。重以貪暴之吏，刑戮妄加，民愁亡聊，亡逃山林，轉為盜賊；赭衣半道，斷獄歲以千萬數。漢興，循而未改……
《漢書·董仲舒傳》載其法治指控秦云：
師申商之法，行韓非之說，憎帝王之道，以貪狼為俗。非有文德以教訓天下也。誅名而不察實，為善者不必免，而犯惡者未必刑也……又好用悟酷之吏，賦斂亡度，竭民財力，百姓散亡，不得從耕織之業，群盜並起。是以刑者甚重，死者相望，而奸不息。
《漢書·董仲舒傳》記載其教化指控云：
至周之末世，大為亡道，以失天下。秦繼其後，獨不能改，又益甚之：重禁文學，不得挾書，棄捐禮誼而惡聞之。其心欲盡滅先王之道，而專為自恣苟簡之治，故立為天子十四歲而國破亡矣！自古以來，未嘗有以亂濟亂，大敗天下之民如秦者也！其遺毒余烈，至今未滅，使習俗薄惡，人民囂頑，抵冒殊扦，孰爛如此之甚者也！孔子曰：「腐朽木之不可雕也，糞土之牆不可圬也。」今漢繼秦之後，如朽木糞牆矣，雖欲善治之，亡可奈何……為政而不行，甚者必變而更化之……漢得天下以來，常欲善治而至今不可善治者，失之於當更化而不更化也！
董仲舒經濟指控與法治指控的經不起推敲，我將在後面一併澄清。
這裡需要指出的是：董仲舒在教化指控中，將西漢「習俗惡薄」的原因，沒有歸結為六國貴族集團大復辟帶來的社會大破壞，而全數歸結為秦政，這是顯然的歷史偏見。這種偏見並非誤解，而是蓄意為之。董仲舒的目標很明確：促使漢制「更化」，變為以「三代王制」為本體，而由儒家執意識形態之牛耳的實際制度。而如果將世道淪落之根源歸結於復辟動亂，則無異於否定了儒家頌揚「王制」的正當性。所以，只能將世風敗壞的罪名，整體性推於秦政了事。此等基於顯然的政治意圖而全盤否定秦文明的做法，實在不甚高明，也存在著太多的矛盾紕漏。是故，並沒有從總體上動搖「漢承秦制」的實際國策。董仲舒生於西漢中期，距秦帝國時代不過百年上下，對復辟勢力的暴力毀滅、相互背叛、殺戮劫掠、道德淪落等等惡行，及其破壞力與後遺症，應該很清楚。對最為殘暴的項羽集團的大破壞，董仲舒應該更清楚。然則，董仲舒卻將這種破壞整個文明結構與社會倫理的罪責，轉嫁於素來注重建設而法度整肅的秦文明時代，事實上是不客觀的，是經不起質疑的，其學術道德的低劣亦實在令人齒冷。此等理念的背後潛藏著什麼樣的居心，不值得後人問一句麼？
西漢之世，秦末復辟勢力的歷史謊言遭到了總體遏制。
然則，西漢之世對秦文明的總體評判，也第一次以理論化的否定形式出現了。這種理論化，既表現於相對謹慎的官方探究，更表現於以私學官學中的種種個人探究為形式特徵的普遍的「非秦」思潮。正是在諸如賢良文學、淮南王學派，以及賈山董仲舒等儒家名士的部分或全面指控秦文明的思潮中，使秦末復辟勢力的歷史謊言，又有了重新復活的歷史機遇，並最終釀成了西漢末期王莽復辟的實際災難，又最終瀰漫為久遠的歷史煙霧。
從形式上說，西漢時代對華夏文明演進的總結與審視，對秦文明的總結與審視，是中國歷史意識的第一次自覺。但是，由於具體的政治原因，由於所處時代的文明視野的限制，這次大規模的相對自覺的文明史審視，卻最終產生了接近於「暴秦」說的否定性結論。這一結論，導致了中國歷史意識不可思議的分裂：實際繼承秦文明，理念否定秦文明。
此前的中國，歷史的腳步與歷史的意識從來是坦率合一的：一個政治集團認定並推崇某一種文明，必然竭盡全力去追求並實現，反之則斷然拋棄。只有從西漢這個時期開始，中國歷史的腳步與中國歷史的意識，出現了怪誕的分離。儘管這種分裂是初始的，遠非後世那般嚴重。但是，這一分裂因東漢的秉承而延續跌宕四百餘年之後，卻終於積澱為荒誕的歷史定式。作為實際繼承秦文明的兩漢中央政權，基於種種原因，始終對這種荒誕的分裂保持了默認，保持了實際上的支持。同時，由於「罷黜百家，獨尊儒術」的文教方略的確立，儒家歷史價值觀日益佔據主流，中國歷史意識對秦文明的荒誕分裂——實際建政與價值評判的分裂，隨著歷史的推移而更趨深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