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代「暴秦」說的一個新論據，是帝國「專制」說。
傳統「暴秦」說，其指控主要來自經濟與法治兩個具體方面。及至近現代乃至當代，中國史識在基本秉承傳統指控外，又對秦帝國冠以「專制強權」定性，秦文明及其所處的原生文明時代遂成一團漆黑，似乎更加的萬劫不復了。這一指控基本不涉及史料辨析，而是一種總體性的性質認定，因此，我們只作史觀性的分析評判。
首先的問題是，這一理念的產生，有非常值得深思的四個基本原因。
第一原因，是中國古代社會作出的三階段劃分：原始社會、奴隸社會、封建社會；作為「封建社會」開端的戰國秦帝國，便合乎邏輯地被冠以專制定性。順便說及的是，作為根基概念的「封建社會」是否真正科學，已經引起了史學界的關注與討論，思想史家馮天瑜等人的文章相對深刻。這一質疑的出現至少說明，完全套用西方概念與理念框定中國古典社會，是值得商榷的。
第二原因，是西方文明史理念的影響。這一理念的基本表述可以概括為：舉凡大河流域的文明，皆以治水為基礎，生發出東方專制主義歷史傳統。這一理念的代表作有兩部，英國學者湯因比的《歷史研究》，美國學者魏特夫的《東方專制主義》。基於這一理念，作為東方大國的中國古典社會，被一律視為專制時代，秦帝國自然不能倖免。
第三原因，中國當代民主思潮的普及，使許多人對中國古典時代產生了本能的排斥，尤其對強盛時代產生了逆反心理。這一思潮表現為兩種形式：一則是學人以論著或其他方式見諸社會的封建專制論說；二則是社會個體不加任何分析的武斷認定。在《大秦帝國》第一部被改編為電視歷史劇的過程中，我聽到的這種非理性地將秦帝國認定為「專制」的說法不知幾多。在網絡上，也有人嚴厲質疑我「專制崇拜何時休」。自然，這些人對那個時代與秦帝國都缺乏基本的瞭解。然則，正是這種不瞭解而本能認定的普遍事實，給我們提出了一個很深刻的問題：我們對文明歷史的評判，根基究竟應該在哪裡？歷史主義的評判意識，為什麼在我們民族中如此淡薄？這種以所謂科學民主理念去斷然否定自己民族文明史的現象，為什麼在其他國家民族極其罕見，甚或沒有，而在我們民族卻大肆氾濫？
第四原因，歷史「暴秦論」的沉積物與其餘種種學說思潮的錯位嫁接。自兩漢之後，因「暴秦」說而沉積成的「非秦」理念代代強化，已經成為某種意義上的非理性認知。當此基礎之上，諸多人等對包括西方史觀在內的種種「非秦」定性，非但極容易接受，且更願意以「新理論」來論證舊認知，從而證明被歷史鑄成的謬誤具有真理的性質。諸多歷史學家與文化人，論秦幾乎形成了一種八股定式：對秦帝國時代不加任何論證，先行冠以「專制」或「落後文明」之定性，而後再展開以舊理念為根基的論述。其研究精神之淪落，距離儒家朱熹之對秦考據尚且不如，遑論科學？這裡的直接原因，在於這種錯位嫁接。根本原因，卻實在是一個涉及諸多方面的複雜問題。
那麼，秦帝國時代的文明與政權性質不是專制麼？
是專制，但卻是一種具有歷史進步意義的專制，因而是一種進步的政治文明。
專制，是對民主而言的一個政治系統制度。民主制的產生有兩個最基本的條件，一則是交通與信息的極大便捷，否則，沒有社會大協商的條件；二則是生產力的巨大質變，否則，不可能承載人人參與國事這種極其巨大的社會成本。兩千餘年之前，人類的整個社會基礎是自然經濟，既沒有便捷溝通的手段條件，更無法承載「人人當家做主」的社會成本。是故，民主制不可能在自然經濟條件下出現。從這一意義上說，人類的古典時代，無一例外都是專制政體，其間差別，只是專製程度的不同而已。
帝國時代，中國的傳統是將近三千年的鬆散的天子諸侯制。以當代理念定性，可稱之為邦聯制，連聯邦制的緊密狀態都達不到。也就是說，其時之政治狀態，是一元之下的鬆散多元化：天子威權有限，諸侯自由度極大。要說民主的根基，那時的政治協商現象遠比後世要濃郁得多。原因只有一個，天子與諸侯之間，要做到誰強制誰，極難極難。此等政治條件，對社會生產力的推動極為緩慢，而在社會生產力終於發展到一定程度時，其鬆散乏力效率極低的社會管理又對生產力的發展阻礙極大。至少，任何對社會有益的大型工程都不可能實現。所以，春秋戰國之世的生產力出現大發展後，此等鬆散邦聯制便開始漸漸消解。消解的形式，是實際上增大擴張諸侯國的自治權。
就其歷史本質而言，這一現象的基礎邏輯是：作為能夠從整體上大大提高社會效率的「天子」系統，一時不可能改變。社會的實際單元——諸侯，便基於社會利益需求的強大推動，而率先實行緊密化高效率的社會管理，從而出現一個又一個集權邦國。這種集權邦國漸漸普及為「天下」認可的普遍形式之後，整個「天下」對整個社會的鬆散分治便到了不能容忍的地步。於是，尋求整合整個社會效率的「向一」思潮開始出現。人類社會的複雜在於，當共同需求瀰漫為普遍潮流時，由誰來充當這種共同需求的「供應商」，人群卻無法通過協商來確定，而需要通過武力競爭來確定。唯其如此，秦帝國以戰爭方式統一華夏，並建立了「治權歸一」的中央集權制，是歷史潮流推動的結果。
相對於既往三千年的鬆散乏力的邦聯制，中央集權的治權歸一制，無疑具有一舉邁入新時代的進步性。歷史的實踐證明，這種中央集權制問世伊始，便立即展現了無與倫比的強大創造力，整個華夏社會的繁榮富庶遠遠超過了夏商週三代與春秋戰國，在整個人類的古典歷史上達到了一個空前絕後的高峰時代。此後兩千餘年，這種中央集權制一直綿延相續，終於僵化為落後於時代的體制。
這是歷史，也是必然。
我們不能因此而否定集權制在創造時期的巨大進步意義。
我們可以，而且應該摒棄專制。
可是，我們不能因摒棄專制而連帶否定我們民族的整個文明根基。
將集權體制曾經有過的歷史進步性一概抹煞，又進而以專制體制替代整個文明形態，以今日之政治抉擇取代總體上的文明評判，這既是理論邏輯的混淆，更是歷史虛無主義的悲劇。以此等理念，人類歷史將永遠不會有進步坐標，任何時代的創造，都可能因其必然成為歷史而被否定。不要忘記，即或我們自己，我們這個時代，也將被後來者評判。
從更為廣闊的意義上說，我們要客觀審慎地對待我們民族的政治文明傳統，妥善尋求解決之道，而不能一概以反專制的理念簡單否定我們的傳統。我們民族的政治文明傳統是什麼？是「尚一」，是「執一」。我們的傳統政治哲學，是「一生二，二生三，三生萬物」。「一」，是我們民族的政治文明根基，五千年沒有偏離。雖然，我們有千千萬萬人在不假思索地呼籲「民主」，然而，更有大於千千萬萬許多倍的人依然有著堅實的「尚一」根基。至少，我們的將近十億的農民，尚不知「民主」為何物。唯其如此，我們民族要開創未來，要取得更大的歷史進步，要在政治文明取得突破，必須面對的難題有兩個基本方面：
第一個難題，便是解決好「尚一」傳統政治文明的社會根基。
第二個難題，便是尋求能夠兼容「尚一」的群策群力的歷史道路。
這是東方文明的獨特處，更是中國文明的獨特處。
自遠古洪荒，我們的民族便走著一條特立獨行的歷史之路。我們的文字，我們的生活方式，我們的政治文明，我們的社會倫理，我們的建築風格，我們的衣食住行，我們的所有基本方面，都是在沒有歷史參照係數的大勢下獨立創造的。我們這個民族的最大不同，在於她是世界上唯一的一個不以信仰與獨特生活方式為聚合紐帶，而以文明內涵、文化方式為聚合紐帶的民族。某種意義上，任何一個群體，只要踏進了華夏文明圈，寫中國字並奉行中國式的多元生活方式，她便漸漸真正成了華夏民族。無論是先秦戎狄，還是帝國諸胡與匈奴，還是五胡亂華，還是宋元明清的周邊民族群，乃至世界上最難融合的猶太人，都曾經大批量地成為我們民族的群體成員。唯其如此，傳統文明對於我們這個民族的意義，遠遠大於其他任何民族。我們曾經五千年綿延相續的生命歷史，證實了我們民族文明的強大生命力與無與倫比的創造力。假若我們要忽視乃至淡漠我們民族的文明傳統，而要硬生生奉行「拿來主義」，我們必然會走向巨大的不可預測的歷史誤區。
上述幾個方面，是對「非秦」三大理念的歷史辨析。
「非秦」三大理念是：暴秦論、落後文明論、專制論。
我沒有將對諸如商鞅、秦始皇等軸心人物的評判列為「非秦」理念的基本問題，只是因為歷史人物的史料相對確定，需要澄清的事件與客觀因素不很多。歷史論說對歷史人物的不同評判，幾乎完全是認識與理解的問題，儘管這種認識與理解也基於整體否定秦文明而生。另一個原因是，我對相關歷史人物的理解，已經在整部書中作出了依據史實的藝術再現，不需要再以論說方式去概括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