萬歷三年三月初九，徽州知府崔孔昕突然向歙縣發下一道逮捕令，要求緝拿帥嘉謨。
逮捕令是這麼寫的：“今照帥嘉謨，既能具詞呈告撫按，必為有力之傢，有謀之輩，何為捏作在外，屢提不到。中間必有主使之者，擬合行提。為此，仰縣官吏速究帥嘉謨有無妻子兄弟，是否在外，此輩奸惡，漸不可長，設法緝拿解府，從重問擬，庶足以警餘奸，毋得遲違。”
這個緝拿帥嘉謨的罪名，實在有點莫名其妙：你帥嘉謨有本事去兩院告狀，怎麼沒本事留下來配合調查？一直躲在外頭，一定非奸即惡！
太不講道理。帥嘉謨外出避禍，可不是自己情願的。何況戶部隆慶五年下的文，時隔四年，徽州府這才想起來指責別人不配合調查，這反射神經未免也太遲鈍瞭。
這一看就是欲加之罪，倉促擬成。從逮捕令的字裡行間，我們能感受到徽州府濃濃的焦慮，有點氣急敗壞，似乎有什麼大事要發生，迫使他們不得不加快行動。
這份急就的逮捕令，很快下發到瞭歙縣。知縣姚學閔倒是沒耽誤，立刻安排人手聯合執法——因為帥嘉謨是軍戶，隸屬新安衛，所以這事必須跟衛所協調。
軍戶歷代都得當兵，戶籍寄在各地衛所之下，自成體系。地方民政部門如果碰到涉及軍戶的事，必須知會衛所。
半個月以後，也就是三月二十四日，在新安衛的協助下，歙縣總算逮到帥傢的一個親戚，叫帥貴。一問方知，帥嘉謨帶著老婆孩子，一直躲在江夏縣沒回來過，隻留下帥貴看傢。
知縣姚學閔迅速把這個情況回報徽州府，然後還特意加瞭一句“無憑拘解”。意思是，想抓他，就得跨省執法，跨省執法需要憑據，我們歙縣可拿不出來。
歙縣在捉拿帥嘉謨這件事上，一點也不熱心，畢竟帥嘉謨是在為本縣利益奔走。徽州府對此心知肚明，可也不能說什麼，隻好先把帥貴拘押瞭事。
沒想到，這事才過瞭十幾天，到瞭四月初十，徽州府忽然接到一封呈文，署名正是帥嘉謨。
在這篇呈文裡，帥嘉謨舊事重提，先把關於“人丁絲絹”的前因後果重述一遍，然後回顧瞭各級各屆領導對此事的批示。緊接著，他解釋瞭一下自己的行蹤：“回途遇害，羈縻遠避，未申情款。”
帥嘉謨並沒說這危險是什麼，也沒提誰是主使。但既然他不敢回徽州，那兇手從何而來，昭然若揭。這一句指控，真是綿裡藏針。
當然，對於徽州府，帥嘉謨的態度還是很誠懇的：“今奉爺臺仁恩催議，千裡奔歸，伏乞作主，憐憫偏苦，洞察奸弊。”意思是，今天您既然催促我，我便千裡星夜趕回，希望您能為小人做主。
這句話，算是針對徽州府“屢提不到”給瞭一個解釋。
在呈文的最後，帥嘉謨又提出瞭一項新證據：順天八府，也有“人丁絲絹”這個稅種，皆為諸縣分攤，沒有例外。
這個順天八府的稅種雖非決定性證據，但是一個強而有力的旁證。同樣是“人丁絲絹”，人傢都是分攤解決，怎麼就你徽州府這麼特殊呢？
看來他在江夏縣這幾年，根本沒有心灰意冷，仍舊在孜孜不倦地搜尋證據，還把視野擴散到瞭全國范圍。
不過帥嘉謨提交這一篇呈文的時間相當蹊蹺。
徽州府的緝拿令發於三月初九，到瞭三月二十四日，歙縣才搞清楚帥嘉謨的下落。即使他們立刻派人趕往江夏通風報信，送到也得四月初瞭。而到瞭四月初十，帥嘉謨的呈文竟然已經送到瞭徽州知府的案頭。
徽州到江夏差不多一千裡地，帥嘉謨從接到報信返回徽州，到撰寫呈文提交官府，隻用瞭十七天時間，這未免也太有效率瞭吧？
除非，這封呈文，帥嘉謨早就準備好瞭。
除非，徽州府的動向，歙縣早就已經向他通報瞭。
這才符合實際情況，帥嘉謨為歙縣萬民請命，歙縣怎麼可能會無動於衷？明面上歙縣鄉紳們不便公開支持，但私下肯定會給予支持。
從種種蛛絲馬跡能感覺到，帥嘉謨和歙縣之間，早在暗中密切聯絡，而且他們在策劃一個很大的動作。
無論如何，帥嘉謨的再度出現，讓徽州府松瞭一口氣。大概是嗅到空氣裡什麼味道，比起上一次的敷衍態度，徽州府這回的態度積極得可怕，一百八十度大轉變。
兩天之後，四月十二日，徽州知府崔孔昕迫不及待地把帥嘉謨的呈文轉發給歙縣，說有人向本府投訴人丁絲絹案，你們好好詳查一下。
這個命令，很有意思。按道理，這件事應該是六縣合議，再拿出個章程。你現在不通知其他五縣，讓歙縣先去詳查，豈不等於讓原告自己去審犯人嗎？
沒想到，歙縣比徽州府還積極。詳查文書發出三天之後，歙縣竟然就發瞭一篇申文給徽州府，洋洋灑灑好長一篇。
這篇申文，出自知縣姚學閔之手，代表瞭整個歙縣官方的態度。申文的開頭氣勢十足：“歙縣為蔑制蔑悖典，射害殃民，懇恩遵照《大明會典》，均平絹賦，以蘇偏困事。”
姚學閔的申文，簡單來說就是兩點：第一，《大明會典》記載徽州府輸“人丁絲絹”8780匹，從來沒提過讓歙縣單獨交；第二，“人丁絲絹”被人篡改成瞭“夏稅生絲”，以致五縣之稅落到瞭歙縣頭上。
這篇申文，基本就是復制帥嘉謨之前的論點。唯一不同的是，上一次是下民上書，這一次卻是知縣大人親自背書，不光背書，還要赤膊上陣。
此前帥嘉謨也提過戶房舞弊之事，可他不敢把話說得太明白，隻能隱晦表示。而姚學閔根本不多顧慮，直接撕破瞭臉皮，指著戶房那些書吏的鼻子開罵。
知縣大人表示，徽州府的戶房，一直以來都是由五縣胥吏把持，世頂名缺，從來沒有出過歙縣籍的糧官。歙縣沒人在府裡，隻能被人欺負。所以 “人丁絲絹”被篡改成“夏稅生絲”這件事，一定是出自徽州府戶房糧科的書吏之手。
【註釋】世頂名缺：明代的官員有嚴格的人事回避制度，不僅不得在本籍任職，且不能久任；而胥吏都是本地土著，在地方上有盤根錯節的勢力，故有“流水的官、世守的吏”之說。戶房的書吏，是衙門內六部胥吏的一種，負責辦理夏稅秋糧的征收、丁差徭役雜課的派遣，絕對是大有油水的肥差。
這故事的真假，沒法查證，反正姚學閔說瞭，這是“父老相傳”。
姚學閔一介知縣，怎麼突然變得如此生猛？謎底就在申文裡的一串人名。
為瞭壯大聲勢，姚學閔找瞭本地的一批鄉宦聯署。這些鄉宦大多是退下來的本籍高官，雖然無權，但在當地仍舊擁有著絕大的影響力，不容忽視。
事實上，這些鄉紳鄉宦才是歙縣真正的統治者。他們下對基層平民控制力度相當大，上有官場的人情網絡，又坐擁數量巨大的田畝與各項產業。如果不獲得他們的支持，歙縣知縣什麼也做不瞭。中國有“皇權不下縣”的說法，政府機構必須靠這些“鄉賢”的配合，才能真正對底層實行有效統治。
現在這些人一個接一個地浮出水面，向徽州府展現出肌肉。
【註釋】皇權不下縣：根據費孝通先生的論述，在帝制中國，皇帝擁有絕對的權力，但他並不能憑借一己之力管理整個國傢，官僚體制即為皇權的執行者或工具。而實際上，中央派遣的官員到知縣為止，縣以下沒有任何行政單位。所以，在縣衙門到百姓傢門口這個范圍，是地方鄉賢、宗族在發揮重要作用，中央的權力進入不瞭與人民日常有關的地方公益范圍，故有“皇權不下縣”之說。
看看這份聯署名單的前幾名吧：
汪尚寧，歙縣竦口人，進士，官至都察院右副都禦史。（相當於現在的最高人民檢察院副檢察長）
汪道昆，歙縣千秋裡人，進士，官至兵部左侍郎。他文名極盛，和王世貞並稱南北兩司馬，為“後五子”之一。後人猜測《金瓶梅》的作者時，汪道昆也是被懷疑的對象之一，可見這人的實力。
【註釋】兵部左侍郎：據《明史·職官志》記載，明代的兵權分為兩部分，五軍都督府負責軍隊的管理與訓練，而征調軍隊的權力歸屬於兵部，二者互相制約。兵部左侍郎，正三品，兵部尚書的副手，輔助尚書負責各地駐軍的糧草、軍隊的調動以及軍隊官員的任命，相當於現在的總後勤部、總參、武裝部、國防部等部的副部長。
江珍，歙縣溪南人，進士，官至貴州左佈政使。
【註釋】貴州左佈政使：據《明史·職官志》記載，明朝的地方政府權力乃是一分為三的，承宣佈政使司負責民政，提刑按察使司負責刑名，都指揮使司負責軍事，最高長官分別為佈政使、按察使、都指揮使，三權並立，互不隸屬。貴州左佈政使，從二品，為貴州省最高行政長官，相當於現在的貴州省省長。
方弘靜，歙縣人，進士，官至南京戶部右侍郎。
【註釋】南京戶部右侍郎：據《明史·職官志》記載，明廷原本定都金陵，明成祖朱棣奪位後遷都北京，但依舊保留瞭金陵陪都的地位，改稱南京，並設置瞭南京六部。其中，南京戶部右侍郎是南京戶部尚書的副手，輔助尚書征收南直隸與浙江、江西、湖廣三佈政司的夏稅秋糧，督責漕運和全國鹽引勘合，負責全國黃冊的收藏和管理。雖不及北京的戶部侍郎，但也可相當於現在的財政部副部長。
程大賓，歙縣槐塘人，進士，官至貴州按察使。
【註釋】貴州按察使：據《明史·職官志》記載，按察使，執掌一省司法監察之權，糾察官員風紀，澄清吏治，鏟除奸暴，斷案平冤；並對佈政使、都指揮使有監察之責，將情況上告吏部、都察院，以備考核。貴州按察使，相當於現在的貴州省高級人民法院院長、人民檢察院檢察長、政法委書記的總和。
曹樓，歙縣雄村人，進士，官至江西右參政。
【註釋】江西右參政：據《明史·職官志》記載，各佈政司內參政一職，從三品，人員不定，因事而設，分管糧儲、屯田、軍務、驛傳等事，分擔佈政使的職能。明代的江西佈政司設有督糧道一人，負責征收、押運漕糧；督冊道人員不定，負責督造魚鱗圖冊、黃冊等，以作為當地征收賦稅、攤派徭役的根據；分守道人員不定，負責向各府、直隸州傳達催辦佈政司的公事。曹樓所任之江西右參政，即為上述三道之一。
江東之，歙縣江村人。此時他還沒進士出身，要到後年才考中。再後來，他以禦史身份首先向馮保開炮，也是萬歷朝中一個名人。
【註釋】禦史：江東之彈劾馮保時任山東道禦史。據《明史·職官志》記載，明代都察院設有十三道監察禦史，正七品，主要負責糾察內外百官之風紀。若在京，則稽查兩京衙門審理刑獄案件有無拖延、枉曲，並巡視京營、倉場、內庫、皇城等；若外派，則為巡按，代天子巡狩，是皇帝的代表和化身，位卑卻權重，負責糾察地方官吏、舉薦人才、斷理冤案、督察稅糧與戶口、督修水利等公共設施、檢查學校教育等。山東道禦史，相當於現在中紀委派往山東的巡組組長。
要說徽州，真是人傑地靈的學問之鄉，底蘊深厚。區區一個歙縣，隨隨便便就拽出六七位還在世的進士高官助陣，個個身份顯赫，地位不凡，簡直就是全明星隊，別人眼睛都要被閃瞎瞭。
有他們背書，這份申文的分量之重，可想而知。
從聯署名單就能知道，歙縣這次突開重炮，絕對是籌謀已久。從徽州府發文到歙縣回復，一共就三天，若是臨時準備串聯，哪裡來得及？
歙縣鄉紳們一定是早早開始籌劃，就等著突發奇襲，打五縣個措手不及。
可是，歙縣哪兒來的膽量，把所有的矛盾都擺到臺面上跟五縣打對臺？就算有鄉宦聯署，也不至於這麼直白大膽吧？
很快答案就來瞭。
五月十日，應天巡按鮑希賢下文給徽州府，說歙縣申文幹系重大，必須仔細地檢閱會典、府志、賦役等文件，會同五縣通查，一有結果，立刻上報。
註意，此前包括海瑞在內，歷屆應天巡撫、按兩院給的批復，都是“仰府查議報奪”，沒太多傾向性，就算催促六縣合議，也是不急不忙。
但鮑希賢這次的口氣明顯偏向歙縣，反復強調這次五縣通查，一定得查出一個結果來。而且鮑希賢不是直接在徽州府的上文做批復，而是讓兵備道發出憲牌。
【註釋】憲牌：在明代，官府發出的公文告示，稱為信牌，而兵備道、巡按禦史、巡撫等均屬監察官員，他們發出的信牌，稱為憲牌。
所謂兵備道，是大明中後期在地方上負責整飭兵務的機構，獨立於地方官府而存在。它雖有軍方色彩，但兵備道長官卻經常掛著一個按察使副使的頭銜，所以兵備道也算是半個司法線上的機構，有受理訴訟的職能，而且手裡有武裝力量，必要時可彈壓地方。
南直隸沒有按察使，但是有巡按禦史，同樣屬於兵備道的上級主官。
徽州附近的兵備道，全稱叫作“應、安、徽、寧、池、太六處兵備道”，簡稱徽寧兵備道，由兵備副使馮叔吉兼領。由他出手發出憲牌，是暗示徽州府，這次別再用“恐生民亂”當理由瞭。真鬧起來，兵備副使手下可不隻有文吏。
如此旗幟鮮明的表態，說明早在徽州府發文緝拿帥嘉謨之前，歙縣就已經跟上頭打點好瞭。
這一回，上有應天巡按、兵備道副使支援，下有鄉宦明星隊搖旗吶喊，上下一起發力，怪不得歙縣申文寫得氣壯山河，底氣十足。此前一直是帥嘉謨單槍匹馬，獨闖敵陣，這回則是數路大軍集結一處，擺明車馬要做正面決戰。
面對這空前的壓力，徽州府自然無從抵擋。五月十日兵備道的憲牌發出，五月十四徽州府便轉發給五縣，催促他們前來合議。大傢要註意，這個五月十四日，是憲牌送到五縣的時間。也就是說，徽州府幾乎一收到兵備道的文書，一點沒耽誤，立刻轉發出去瞭。
可見徽州府是真嚇壞瞭。
面對歙縣蓄謀已久的突襲，其他五縣一時間蒙瞭。這事不是早黃瞭嗎？什麼時候又鬧得這麼大瞭？
徽州府一封接一封地催促他們準備申文，過來商議。這回，五縣不能像上次一樣裝聾作啞瞭，必須有所表示才成。
最先做出反應的，是婺源縣。這是僅次於歙縣的大縣，實力位居五縣之首，更是朱熹老夫子的鄉貫故裡。知縣吳琯在五月二十二日即發回申文，算得上神速瞭。
可惜速度雖快，質量卻很糙。這篇申文的論點，和當年績溪楊教諭的一樣，指稱歙縣虧欠夏麥9700石，被罰補交“夏稅生絲”8780匹，歷年輸送，與其他五縣無關。至於“人丁絲絹”，那是南京承運府的事。
這個論點破綻很大，無甚新意。不過這也沒辦法，一共沒幾天時間，吳琯再有才，也不可能跟帥嘉謨精心準備瞭幾年的證據相匹敵。
不過吳琯到底也非庸人，他後來官至給事中，說明頭腦很好使。他在申文裡，還提出瞭一個四兩撥千斤的方案：
查閱黃冊。
黃冊是大明朝廷重要的賦稅檔案，上面征派賦役，都要依據黃冊來施行。它是一手資料，最具權威。黃冊從洪武十四年（1381年）開始攢造，十年一屆，從無中斷，涵蓋每一個大明府縣，具體到戶，是中國檔案史上的一個奇跡。
吳琯的邏輯是：如果《大明會典》和府志記載無誤的話，那麼在黃冊的原始記錄裡，一定會有相應記載，後者的可信度要高於前者，隻要去查黃冊檔案，自然知道誰對誰錯。
按照規定，每一屆的黃冊都會抄送數份，本縣本府本省各自留底，原冊送交南京戶部。你可以說本縣本府存的黃冊可能會被篡改，但南京戶部的原冊絕對是準確的，一查便知真偽。
吳琯此舉，獨辟蹊徑，給解決紛爭提供瞭一個新思路。
除此之外，他也效仿歙縣，拉來瞭本縣的一批鄉宦助威。雖然陣勢不如歙縣，卻也有四位進士出身的高官壓陣——徽州真的太厲害瞭，隻是轄下兩縣打架，就能拽出這麼多名人。
三天之後的五月二十五日，績溪縣也加入戰團，同樣是知縣領銜。
有瞭婺源縣爭取時間，績溪縣準備得更加充分。知縣陳嘉策選擇瞭另外一個辯駁策略，把突破口放在瞭“獨征生絲”上。
帥嘉謨當初有一個質疑：徽州一共六縣，為何獨獨在歙縣征收生絲？這根本不合理，所以一定是六縣均輸。他還舉瞭很多例子，比如常州府進貢茶葉，《大明會典》裡就寫明“征於宜興縣”；寧國府進貢木瓜，也寫明由宣城縣專輸。所以如果獨在歙縣征收生絲，《大明會典》一定會單獨寫出來“征於歙縣”。
陳嘉策針對這個質疑，羅列瞭一大堆反例：松江府的綠豆，隻由華亭一縣征收，上海縣就不必去管；淮安府的藥材，隻由山陽縣征收，睢寧、贛榆兩縣不用交；金華府的麻地，隻征武義縣，至於絲、紗二項，則從湯溪征發，其他縣不必繳納。
列完這一大堆，陳嘉策表示，一府獨征一類物資於某縣實屬平常，《大明會典》不可能面面俱到。所以帥嘉謨的質疑，純屬見識太少，毫無道理。
哦，對瞭，績溪作為六縣中最小的一縣，手裡沒有活著的進士，隻好翻箱倒櫃，請出瞭三位舉人聯署。
婺源、績溪兩縣打起頭陣。到瞭六月十三日，休寧、祁門兩縣終於桴鼓相應。
休寧的知縣陳履，應該也是個學霸級的人物。他準備瞭將近一個月，兵強馬壯，索性撕開那些彎彎繞繞，挺槍直刺歙縣的核心要害——數字。
歙縣或帥嘉謨最核心的質疑，在於兩項稅賦的數字不符：
歙縣“夏稅生絲”補夏麥9700石，折絹4000多匹；而每年歙縣卻要繳納“人丁絲絹”8780匹。多交的4000多匹，一定是本該其他五縣負擔！
關於這個質疑，陳履給出瞭自己的調查結果：
他發現，在乙巳改科中，行中書省除瞭查獲歙縣虧欠夏麥9700石之外，還在其下轄的登瀛、明德兩鄉，重新清查出一部分拋荒的桑園田地，以及抄沒程輝祥、葉忠兩個大地主的田地。這些土地，都重新丈量造冊，然後重新計算征稅。
虧欠夏麥、拋荒桑園田地、抄沒田地，這三項加在一起，歙縣新增的賦稅一共是生絲10974.3斤。每24兩生絲，折絹一匹，所以總數是8779匹整，沒有任何問題。（原始資料即如此。）
陳履的調查成果，還不僅止於此。
歙縣明明不產絲，為什麼要以生絲為賦稅折色呢？
陳履考察瞭一下，發現歙縣下轄的登瀛、明德、仁禮、永豐、孝悌等幾個鄉裡，本來是有桑園的，其他五縣則從來沒有過。顯然，生絲是歙縣特產土貢。在洪武十年（1377年）、二十四年（1391年），永樂十年（1412年），成化十八年（1482年），這筆賦稅的數額都有調整。到瞭弘治十四年（1501年），朝廷把生絲折絹的比率，從24兩調整到瞭20兩，但定額8779匹沒有改動過。
雖然歙縣現在不養蠶，得去外地買絲，但當年它明明可以靠自產。朝廷征絲絹稅，隻可能是從歙縣收。
至於《徽州府志》上為何沒提歙縣原本有桑這件事，很簡單，因為《徽州府志》是歙縣籍的官員帶頭修的，當然得摻私貨啊！
至於為什麼在《大明會典》的記載裡，隻寫“人丁絲絹”征於徽州府，沒寫獨征於歙縣，陳履的解釋就三個字——沒必要。會典是國傢級檔案，隻記錄到府就夠瞭，沒必要寫到縣這麼詳細。更何況每一府都有自己的情況，拿外府的例子來質疑本府，根本荒唐。
陳履的回答，是目前為止五縣反擊中最犀利的一個。帥嘉謨就是當面辯論，恐怕也會感到非常棘手。
相比之下，同一天交作業的祁門縣，申文寫得極其乏味，無非老生常談加哭窮而已。沒辦法，因為祁門當時的知縣開缺，申文由縣丞劉守德代理撰寫。
又過瞭一個多月，七月二十一日，姍姍來遲的黟縣終於把最後一篇申文交瞭上去。
前面有吳琯、陳嘉策、陳履三員大將坐鎮，黟縣知縣陳正謨就顯得輕松多瞭。在申文裡，他心不在焉地重復瞭一遍前幾位知縣的意見，然後說瞭句略帶萌感的風涼話：歙縣那麼大，就算減瞭絲絹稅，也不過是大江之上去掉一條船而已；我們黟縣現在超級超級窮，再加哪怕一點點賦稅，那就和久病之人吃瞭烏頭一樣，根本扛不住呢！
於是在萬歷三年的徽州，可以看到一番神魔小說般的盛況：六個縣的官員騰空而起，紛紛祭出法寶與神通，呈文如雪片一般交相揮灑，肆意互噴，口沫四濺。六縣的鄉宦們也在暗暗輸送內力，支持知縣們拼個你死我活。
五縣經過反擊，和歙縣堪堪戰瞭一個平手。可是神仙們打架的動靜太大，結果當地民眾全都被驚動瞭。田賦一事，對百姓來說最敏感不過。他們一打聽，立刻坐不住瞭。贏瞭還好，萬一知縣輸瞭怎麼辦？咱們不就平白要加稅瞭嗎？
這可不行，得出把力，把聲勢搞得越大越好！於是在鄉宦們的刻意鼓動之下，一時之間，六縣民眾摩拳擦掌，紛紛投身到這一場大辯論中來。
徽州風俗一向健訟，百姓一碰到問題，第一個反應就是上訪告狀。可是徽州府如今一腦門子官司，沒法調停這個糾紛。於是六縣民眾把註意力全放在瞭更上一級的政府機構。
在接下來的半年裡，整個江南官場可真是熱鬧非凡。有歙縣的老百姓去找兵備道告狀，有婺源縣的不平士人去應天巡撫那兒告狀，有績溪縣士民跑到應天巡按那裡訴苦。隻要和徽州事務沾邊的衙門，幾乎被他們騷擾瞭一個遍。兩院、兵備道的衙署門庭若市，告狀的比送禮的人還多，幾乎演變成瞭全民大訴訟的熱鬧局面。
面對這種窘境，兩院除瞭連連下文催促徽州府趕緊拿出個結論，還在文書裡反復強調：“仍禁諭士民不必紛紛告擾。”可見上級主管部門真是被騷擾得不輕。
可結論哪兒那麼容易拿出來啊？或者說，徽州府怎麼敢拿出結論來啊？如今爭議已經不隻在官方層面，連民間都爭吵不休，甚至已經導致瞭幾起跨縣鬥毆。六縣民怨都在蓄積，誰敢去惹？
眼看僵局要演變成亂局，到瞭萬歷三年年底，十二月初一，絲絹風波的始作俑者帥嘉謨終於再度出手。
帥嘉謨手裡並沒有什麼新的證據，不過他把之前的所有資料統合起來，給出瞭一個完整的故事。在這個故事裡，國初朝廷向徽州征派“人丁絲絹”8780匹，均攤六縣。結果徽州府戶房小吏是五縣人，遂哄騙歙縣先墊上。等到歙縣應承下來之後，戶房又把這筆稅賦篡改入“夏稅生絲”的科目裡。從此以後，徽州在歙縣征收“夏稅生絲”，向上繳納“人丁絲絹”，瞞天過海兩百年。
對於吳琯、陳嘉策、陳履三個人的反駁，帥嘉謨卻未置一詞。
徽州府拿到帥嘉謨的呈文，再次轉發六縣，要求合議。這篇轉發公文透露瞭一個重要訊息，解釋瞭原本漠然處之的徽州府為何在年初突然重啟絲絹案的調查。
按照公文要求，徽州府需要把此前各級主管部門對絲絹事件的批示一一附在前頭。從這些信息中，能看出文牘流轉的蛛絲馬跡。
原來早在年初，南京戶部下發瞭一道文書，責問徽州府，四年前讓你們查勘“人丁絲絹”的事，到底查得如何瞭，徽州府這才想起來。
隆慶五年，帥嘉謨進京告狀，曾經成功促使戶部下一道文，催促徽州府查勘。後來帥嘉謨失蹤，緊接著趕上皇上駕崩，徽州府以為上頭把這事給忘瞭，也就擱置不理瞭。
誰知道，時隔四年，戶部突然想起來這碼子事瞭，來文催促。而且這次催促的性質可不一樣，文書前頭寫得清清楚楚：“奉聖旨：戶部知道，欽此。欽遵。抄出到部，送司。”
奉聖旨？這是驚動皇上瞭？
不對，萬歷皇帝那會兒還小，這個“奉聖旨”，其實是代表內閣的授意，搞不好是首輔張居正的想法。
驚動瞭這麼一位大神，你說徽州府慌不慌？所以從萬歷三年二月開始，徽州府一反常態地積極推進絲絹案的查證，而且處處偏袒歙縣，結果惹出來瞭一場六縣大辯論。
如今吵到年底，徽州府轉發帥嘉謨呈文，行到五縣。五縣立刻跳瞭起來，合著我們的質疑他一條都沒答，純粹在自說自話。
這次五縣不單幹瞭，正式抱團，合著發瞭一篇《五邑民人訴辯妄奏揭帖》。他們懶得多費唇舌，核心意思就一條，即此前婺源知縣吳琯的提議：“伏乞查明，洪武十四年初造黃冊，如系六縣公賦，甘派無詞；如系歙縣額科，乞嚴將帥嘉謨等正法治罪！”
咱們去查黃冊的原始記錄，是不是，用證據說話！
歙縣不甘示弱，立刻回帖嘲諷：“節蒙牌提各縣丁畝文冊並取有無何項錢糧相抵回文，豈各縣抗違不回，延挨會計，歙苦無伸，懇恩差人守提，早賜均攤歸結。”
翻譯一下：大人早就將通告發瞭下去，讓各縣速將各自的人丁、田畝文冊都拿出來，仔細核查，看看以前的錢糧到底是怎麼繳的，查明白瞭好回話。哪知他們竟如此大膽，拖拖拉拉，至今未有結果，害我們歙縣有苦卻無處申冤！懇請大老爺差人提檔核查，早將這筆重稅分攤六縣，以示公平！
你們自己都不肯把縣裡的檔案拿出來對賬，百般拖延，還好意思提查黃冊的事？
然後兩邊又跳起來開撕，撕得昏天黑地。
巡按宋儀望看到這一幕，趕緊寫信提醒徽州府：“歙民積憤已久，五縣紛爭亦力，示以均平之情，酌以通融之法，雖有偏心，無可復置私喙矣。”
可見上頭也知道六縣此時鬧成什麼模樣，生怕釀成民亂，所以話裡話外透著一股“別講道理瞭，和和稀泥，趕緊把這事平瞭”的意味。
上下的壓力，全落在瞭倒黴的徽州府身上。
徽州府心想，得，我過不好年，你們誰也別想過好。
萬歷三年十二月十九日，徽州府給五縣下達瞭一封催提公文，態度前所未有地嚴厲：“將該縣人丁田畝數目文冊一並，星火申報，毋徒執詞混擾，致礙轉奪，此系至緊事理，難容延緩，如違，提究該吏不貸。”要求五縣把縣存檔案都上交，不許拖延，不許不給。
按說這會兒距離過年隻有半個月不到，按中國人傳統，有什麼事過完年再說。現在徽州府連這個傳統都不顧瞭，看得出來，知府是真急眼瞭。
於是，十二月二十五日，婺源知縣吳琯再一次披掛上陣。
吳琯這一次，帶來瞭更犀利的武器，死死盯住帥嘉謨的幾個論點咬。
第一，帥嘉謨說“人丁絲絹”和“夏稅生絲”折算出的數字不對。
他算錯瞭！
乙巳改科，是在當年四月一日發生的。歙縣一共虧欠9766石9鬥3升6勺——這個數字估計是一個處女座的人查出來的，所以針對該縣輕租民田3646頃，每畝額外征發四錢生絲。這筆賦稅，在洪武年間正式記入黃冊檔案。
而按照當時的折率，生絲1兩折麥7升。歙縣虧補的9766石9鬥3升6勺麥子，補生絲9041斤，算下來正好是7升麥子補絲1兩。完全對得上。（原始資料即如此。）
吳琯還順嘴嘲諷瞭一句，這事帥嘉謨你怎麼能拿銀子來算？國初到現在，銀錢變化太大，根本無法做參考。你可真外行。
第二，帥嘉謨說，《大明會典》記載徽州府征收“人丁絲絹”8780匹，沒說具體由哪個縣交，那麼當然是六縣均攤，否則該註明是歙縣獨輸。
他弄錯瞭！
此前陳履已經舉瞭不少反例，這次吳琯準備瞭更充分的“彈藥”。
浙江的“夏稅絲綿”，是從杭州等八府征收，溫、臺、處三府不用繳。但《大明會典》裡隻寫浙江佈政司征“夏稅絲綿”，為什麼不註明杭州等八府呢？
因為這是《大明會典》的寫作原則：在直隸，言府而不言縣；在各佈政司，則言省而不言府。如果事事註明，《大明會典》得多厚啊？
再說帥嘉謨舉的那兩個例子——常州府茶葉註明產自宜興、寧國府木瓜註明產自宣城，那是特產貢品好吧！跟田賦有什麼關系？
第三，帥嘉謨曾經提出一個理論：歙縣虧欠夏麥的同時，其他五縣也虧欠，六縣虧欠的總額，恰好與“人丁絲絹”的稅額對得上。
他算錯瞭！
吳琯對這個疑點，也做瞭十分深入的調查。
乙巳改科之前，歙縣產麥19,632石，產米17,688石；婺源產麥8315石，產米8315石。次年歙縣產麥虧欠的同時，婺源產麥8000石，確實虧欠300石麥，但是大米豐收瞭，遠比8315石要高，所以根本不需要補麥，自然更不需要轉嫁到歙縣頭上。
第四，帥嘉謨說戶房的五縣小吏偷偷篡改稅收科目，哄騙歙縣。
吳琯對這個質疑，簡單回復瞭一句：歙縣長官又不是白癡，就算歙縣長官白癡，老百姓也不傻。這麼大的稅額，都要真金白銀往外掏，哪裡是改改數字就能瞞過去的？
說完這個，他又不陰不陽地補瞭一句：“你說徽州戶房被五縣小吏把持，但別忘瞭，現在的南京戶部尚書殷正茂可是你們歙縣的。”潛臺詞是，你說把持戶房的人會徇私偏幫本鄉，那把持戶部的堂官豈不更會徇私嘍？”
吳琯提到的這個殷正茂，來歷可不簡單。他是歙縣人，當年巡撫廣西，跟俞大猷聯手平定瞭韋銀豹的叛亂；總督兩廣軍務時，擊破瞭打著“倭寇”旗號的海寇，光復瞭惠州、潮州兩地，可謂戰功累累，官至南京兵部尚書，此時正好改擢為南京戶部尚書。
而南京戶部，恰好管著絲絹之事，所以吳琯把這事挑明，是怕殷正茂會偷偷偏袒歙縣。
在文章末尾，吳琯又強調瞭一次此前五縣揭帖的要求：盡快查詢洪武十四年的冊籍，搞清楚怎麼回事。
兩天以後，帥嘉謨沒回復，反而是歙縣知縣姚學閔拍馬而至。
不過這回他沒有大馬金刀地跟吳琯力拼，反而施展出瞭纏鬥功夫，顧左右而言他。
“我們歙縣的稅負，實在是太重瞭。大老爺請看，徽州的四司銀16,212兩，歙縣要負擔5361兩，其他五縣共負10,851兩。磚料銀708兩，歙縣負擔234兩，其他五縣共負473兩。軍需銀12,215兩，歙縣負擔4032兩，其他五縣共負8183兩。這些都屬於正稅之外的雜稅，歙縣負擔瞭徽州的三分之一，沉重無比。你們怎麼忍心把‘人丁絲絹’又砸在我們頭上？”
明眼人都看得出來，從道理這個層面，勝負的天平開始傾向五縣。吳琯的犀利攻勢，幾乎擊潰瞭歙縣的每一個論點，讓姚學閔不得不采取守勢，不再正面搏殺，改打感情牌。
不過事情總算有那麼一點進展。在申文結尾，姚學閔也同意，應該盡快調查黃冊，找到原始記錄。
這份申文，並沒有立刻得到回應。沒辦法，發出時間是十二月二十七日瞭，眼看都到年根底下瞭，有什麼事還是等過完年再說吧！
於是爭吵幾方各自回傢，熱熱鬧鬧地過瞭一個大年。一直到萬歷四年（1576年）的二月，祁門、績溪、休寧、黟縣才相繼回復。他們的態度很鮮明，支持婺源縣的意見，催促盡快開查黃冊。
與此同時，五縣又扔出一條更具爆炸力的證據。
他們把自己縣內的土地檔案翻出來，合編瞭一部《五邑查明絲絹緣由呈詞》。這篇呈詞很枯燥，但是相當有殺傷力。裡面是每一縣從乙巳改科後繳納的賦稅定額與增減之變，極為詳盡。
原文既長又煩瑣，我姑且貼出其中休寧一縣的賦稅報表，讓大傢看看效果。
原額夏稅麥八千九百九十九石四鬥五升二合二勺，秋糧米一萬八百四十九石八鬥七升八合六勺。改科多麥九百九十三石二鬥二升一合八勺，該銀二百一十四兩八錢五分一厘三毫。加米一萬一千八百五十一石四鬥八升八合，該銀五千七百四十七兩九錢七分一厘七毫。麥米共銀六千六十二兩八錢二分三厘。該縣國初錢糧當歙三分之二，今照數平抵外，比歙多銀一千二百六十八兩七錢三分五厘，歙將何者相抵。
細致到瞭這地步，可見古人在數據方面一點也不含糊。
註意看最後一句“歙將何者相抵”，每一縣的報表結尾，都會加一句“歙將何者相抵”，意思是我們的賦稅清清楚楚，你們歙縣哪個稅目相抵瞭？
每張報表重復一遍，一共重復瞭五次，形同五次咄咄逼人的質問。
是文一放出，懂行的都知道歙縣大事不妙。歙縣也覺得這個實在難以回應，立刻辯稱這是各縣自己修的，未必準確，還得看朝廷黃冊才能定奪！
於是，雙方經過將近半年的大辯論，慢慢地把焦點集中到瞭黃冊上。
萬歷四年四月，歙縣和其他五縣幾乎同時上書，正式要求調取洪武十四年黃冊。頭大如鬥的徽州府在五月十八日正式向南京戶部提出申請調閱。
黃冊是朝廷的重要檔案，歷代的檔案存放在南京的後湖——玄武湖——庫房。這些都是朝廷機密文件，不能隨便調取。想查詢，必須得到南京戶部批準。
其實在這之前，歙縣早已經偷偷派人去南京，暗暗地想搶個先手。不料戶部直接把去的人踢瞭回來，理由是“越申”。因為黃冊庫是戶部下屬機構，不是什麼小州縣都能隨便來查詢的。要查，得徽州府提申請。
休寧縣、婺源縣也偷偷派人去申請查詢，被黃冊庫以同樣的理由踢回。雖然三縣都未得逞，但可見彼此在水面下的鬥爭有多麼激烈。
這次徽州府出面申請，南京戶部終於批準。徽州府趕緊組織瞭一支調查團，由歙縣縣丞、婺源縣縣丞、休寧縣學訓導組成，準備開赴南京查閱。
應天巡按宋儀望是個老江湖，他有點擔心就算查瞭黃冊，恐怕徽州人還是會糾纏不清。無論查詢結果對哪邊有利，另外一邊一定會大鬧特鬧。為瞭避免這些麻煩事，宋儀望特意委派瞭太平府推官劉垓、寧國府推官史元熙，再加上徽州府推官舒邦儒——江西餘幹人，以中立第三方的身份，加入審閱黃冊的隊伍。
為瞭防止可能出現的騷亂，宋儀望還指示徽州府，把諸縣帶頭鬧事的幾個人先控制起來。去年六縣大辯論的時候，除瞭幾位知縣唇槍舌劍之外，民間議論紛紛，湧現瞭幾個意見領袖。這些意見領袖在縣裡影響很大，要麼為本縣搖旗助威，要麼頻繁越級上書、上訪、上告，還隨時會向老百姓通報最新進度。百姓聞勝則喜，聞敗則怨，民間全靠他們才鼓噪出如此之大的聲勢。
在宋儀望看來，下面的民怨都是被這些大嘴巴忽悠起來的。眼看查閱黃冊在即，可不能讓這些人生出變數，先關一陣再說。
於是連同帥嘉謨在內，還有五縣的黃棠、程文昌、汪福髙、吳敏仕、胡國用等影響力最大的幾個老百姓，被盡數控制起來。不過帥嘉謨很快被釋放瞭，因為他作為首倡之人，必須趕赴南京。
消弭瞭這個變數之後，徽州府調查團於萬歷四年七月十三日動身，於七月二十三日晚抵達南京。二十六日，調查團向南京戶部投文，次日得到召見。戶部尚書殷正茂勉勵瞭他們一番，說：“二百年黃冊，豈有可改易之理，各自安心。”然後派瞭負責後湖管冊的一個姓王的戶科給事中、一個許主事予以協助。
不過這兩位一聽調查團的請求，都面露難色，說時間這麼久瞭，可未必查得到啊。調查團急瞭，我們大老遠過來，就為瞭看一眼，無論如何還請協助。
八月初二，調查團終於進入後湖，見到瞭夢寐以求的黃冊。緊接著，他們眼前一黑。
黃冊十年一造。洪武十四年恰好是第一批黃冊攢造的時間，從那時候算起，到萬歷四年，一共造瞭十九批，積攢起來的黃冊數量，可謂浩如煙海。
別的不說，單是徽州府相關的黃冊就裝滿瞭足足二十個架子。光是搬運工人，就得臨時雇用一百五十人。而調查團能查卷冊的呢？一共就歙縣縣丞、婺源縣縣丞、休寧縣學訓導三個人，外加一個編外的帥嘉謨。這四個人埋頭去查，估計查完得八月底瞭。
關鍵他們還不能親自入庫去查。黃冊庫的規矩，外人不得入庫，以防有篡改塗抹的情形。想查怎麼辦呢？得由黃冊庫的官吏找到相關檔案，先抄一遍，再把抄件發給他們。這麼做很安全，很負責，就是效率極其低下。
可是，又能怎麼辦呢？等唄！調查團的幾個倒黴蛋一擼袖子，開始吭哧吭哧地翻起故紙堆來。
這些可憐孩子沒料到，就在他們辛苦工作的同時，徽州府又出事瞭。
八月十四日，歙縣一個叫許一純的生員，突然上書徽州府，提出瞭一個新理論：“黃冊的記錄，並沒那麼可靠！因為那都是本地人所修，想要篡改實在太容易瞭。而《大明會典》是朝廷修的，更具有權威性。如果黃冊跟《大明會典》矛盾，應該以後者為準。”
這一下子，五縣輿論嘩然。在他們看來，這個主張實在荒唐。黃冊是國初朝廷派員監修，當地人怎麼可能篡改？而《大明會典》是政府法規手冊，二手資料怎麼跟原始資料比可信度？
不用問，這是歙縣知道黃冊查詢結果對自己不利，開始造勢瞭！
五縣毫不含糊，立刻具文反擊，兩邊的話越說越難聽。你罵我“罔上規避，侮文蔑法亂政”，我罵你“五縣奸刁，妄行捏奏”，甚至還有好多百姓跑到官府門口，哭著要求“懇天作主，剿虎安民”。瞧瞧這用詞，剿虎，這是恨不得把對方當土匪給剿瞭。
結果正如宋儀望所擔心的那樣，鬧事者關瞭一批，又來一批，抓都抓不完。在他們的煽動下，諸縣立刻又沸騰起來，局勢又一次大亂。
倒黴催的徽州府一面四處安撫，一面催促南京那邊盡快拿出一個結果才好。
這一等，就等到瞭九月中旬。調查團終於完成瞭工作，整理出一份從洪武十四年到隆慶六年的黃冊抄件。
隨之而來的，還有帥嘉謨的一份報告。
在報告裡，帥嘉謨說，洪武十四年造的黃冊，缺損甚多，尤其是最關鍵的“乙巳改科”以及當年四月一日改科的記錄，完全丟失。
沒瞭？
沒瞭！
所有人聽到這個消息，都傻眼瞭。
六縣人民都望眼欲穿，指望著黃冊來主持公道呢。之前你說得那麼熱鬧，現在你告訴我，檔案丟失，死無對證，那怎麼辦？
帥嘉謨對此早有準備，不慌不忙地在報告後半段寫道：從乙巳年改科到洪武十四年造冊，前後差瞭十六年，很有可能五縣改竄黃冊、府志在先，造冊在後，不足為信。然後拋出一句話：
“切思《大明會典》乃祖宗立法垂統之憲章，黃冊乃民間遵文攢造之圖籍……豈奸反指府志黃冊為成法，而妄奏藐《大明會典》、部劄為私書。”
意思是說：朝廷存的黃冊原始記錄已經沒有瞭，所以大傢要相信《大明會典》的權威性。
得，事情轉瞭一大圈，又回到原點。
全白忙活瞭。
說實話，帥嘉謨這個主張，實在強詞奪理。資料匯編怎麼可能比原始記錄還可靠？無非是《大明會典》對歙縣有利，所以他才死死咬住這一點。
消息傳回徽州，給本來就激烈的輿論又潑上瞭一勺油。徽州府各縣民眾幾乎氣炸瞭，放棄瞭講道理，直接改成人身攻擊。再後來幹脆開罵，污言穢語，什麼都潑上來瞭。六縣幾乎到瞭開戰的邊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