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以為再見到劉峰會認不出他來。二十歲他就那樣，跟你多熟你扭頭就想不起他長什麼樣。倒不如醜陋，醜陋可以是logo，醜到一定程度，還驚世駭俗。而他不醜，假如由醜至美分為十個刻度，他的相貌該是五度。穿軍裝戴軍帽的他，可以往美再移一度。尤其穿我們演出的軍裝，剪裁考究，面料也好，那種羊毛化纖混紡，特挺括。他的相貌沒有問題；問題就在於沒有問題。因此不管我們曾經如何在一個隊列裡出操，在一個練功房裡踢腿窩腰，在同一個飯堂裡吃“菜腦殼炒肉片”，在同一幢紅樓裡說謊話、搬是非，總之，不管我們曾經怎樣緊密相處，在一起糟蹋青春（八年青春！），都休想記住他長什麼樣。可是在王府井大街上，臉龐的海裡，我的視線瞬刻就把他釣出水面。而且還是側面的他。我想叫他，又想，還是等等。
他叫劉峰。假如把對劉峰的形象的描寫做一個填空表格，其實也辦得到——臉型：圓臉；眉眼：濃眉，單眼皮；鼻子：圓鼻頭，鼻梁端正；膚色：細膩白凈。個頭兒高一米六九。我們都是從五湖四海給挑來上舞臺的，三十多年前，從我們那座紅樓裡出來的，都是軍版才子佳人，找不出一張面孔一副身材讓你不忍目睹。
曾經作為我們營房的紅樓，二十世紀末被夷平瞭，讓一條寬大的馬路碾到瞭地下。紅樓那四十八個大小房間裡，劉峰留下的痕跡也都被碾為塵土：他補過的墻壁或天花板，他堵過的耗子洞，他釘過的門鼻兒，他拆換過的被白蟻蛀爛的地板條……三十多年前的紅樓就高壽瞭，年近古稀，該算危樓，隻是它那極慢的頹塌過程被劉峰推遲。劉峰有瓦匠木匠手藝，把一座三層的危樓當成個巨大的裂縫雞蛋一樣小心捧著，讓我們在“釘子戶”概念誕生之前無意間做瞭釘子戶。我們無憂無慮地住在危樓裡，一住十多年，隻是在紅樓的腐朽加劇、頹塌提速時異口同聲呼喊：“誰去找劉峰？”那種頹塌的突然提速往往表現為某一面墻一夜間龜裂，或芭蕉扇大小的石灰沒來由地從天花板脫落，碰到這種時候，我們就這一個好法子：“找劉峰！”
王府井有一群人正在乞討。一個六七歲的男孩兒丟下一個五角硬幣，他們也一視同仁地立正，把孩子當成小首長，嘎嘣脆地行一個標準軍禮。我有點兒看不下去，掉開視線，而就在此刻，我看見劉峰也站在圍觀人群裡，平淡的五官反倒被年歲剝蝕得深邃瞭。他圍觀的神態可以用去看倆老頭兒下棋，也可以用去看老太太們跳秧歌，還可以用去看警察給司機開罰單。
我從劉峰的側面迂回到他正面。這類平淡臉往往不易老，也不易變，跟同齡人比，他的臉至少嫩七八歲。他是因為“觸摸”事件被處理下連隊的，下連第二年，就上戰場瞭。
一個旅遊團的大汽車在長安街一頭的路口停下，下來五六十個西方觀光客。一隊城管跑步過來，開始驅趕圍觀者，人群亂瞭。一個老乞丐看見外國觀眾來瞭，領頭唱瞭起來，跟旅遊團領隊的電喇叭打擂臺。等我再次找到好位置站穩，往右側看，劉峰卻不在那兒瞭。我走出人群，往王府井大街兩頭尋覓。他不會消失得那麼快，除非他存心躲我。我往大街的南頭走瞭一截兒，又轉回來往北走，滿街陌生人。此刻劉峰一定想讓我把他也當個陌生人。
那是三十多年前瞭。我們的老紅樓還是有夢的，多數的夢都美，也都大膽。
紅樓的二層三層帶長廊，長廊上面張著長長的廊簷。假如你傍晚在三樓走廊上吹黑管或拉提琴練習曲，目光漫遊，越過樓下也帶廊簷的回廊，再越過回廊盡頭的小排練室，繞過小排練室右側的冬青小道，往往會看到一個挑著倆大水桶的人，此人便是劉峰。水桶是為隔壁巷子裡一個男孩兒擔的，男孩兒十七歲，沒有父母，巷子裡的孩子們叫他“括弧”，因為他那雙腿站成立正就是一對完好的括弧。孩子們說，要是玩球，可以把括弧的兩條腿當球門，球踢過去都不會擦著“門框”。括弧走路靠一個高板凳，先把板凳往前搬一步，自己再扶著板凳跟一步，他自己兩條腿，板凳四條腿，二百米的路程六條腿要走一刻鐘。每天傍晚，巷口的自來水龍頭開鎖售水，全巷子居民都到巷口排隊買水。一旦括弧買瞭水回傢，六條腿更忙得不亦樂乎，挪瞭水桶又挪板凳，最後還要挪自己那雙括弧腿，一個鐵皮桶水裝半滿，回到傢隻剩個底兒。括弧不打水不行，傢裡燒一口老灶，做的是賣開水生意。劉峰每天從我們院子裡挑兩擔水贈送給括弧，領導問起來，劉峰說咱軍隊的自來水反正免費嘛。領導想想，覺得沒錯，子弟兵從吃的到穿的都是老百姓白給的，子弟兵請客送老百姓兩桶水還請不起？漫說括弧這樣孤苦殘疾的老百姓。一個暮夏的傍晚，大傢在露天走廊上消食望呆，劉峰就在人們無聊的視野裡走過來走過去，兩個大水桶水裝到要滿出來，可擔水人有能耐讓它滴水不漏。吃撐瞭的長號手高強吹出一聲飽嗝兒似的低沉綿長的號音，呆呆看著冬青小道上輕盈遠去的矮子嘆道：“哎，怎麼就累不死他？他叫什麼名字？”旁邊的貝斯手曾大勝說：“劉——峰。”
我第一次近距離觀察劉峰，是他調到我們團的第一個月。那天午飯快要結束，一個人蹲在那兒用榔頭敲打地板。地板老到什麼程度呢？你在這邊使勁蹦一下，那邊桌上的菜盆都會翻個兒，起碼會打哆嗦。榔頭敲的，就是一塊翹得不像話的地板。那座老宅院九十多年前的主人是個軍閥，給我們當營房住的紅樓在二十世紀二十年代是兩層樓，住瞭一大一小兩個姨太太，三十年代初，又娶進來一個小小姨太太，當傢的就在二樓上又加瞭一層樓。東北邊都爆發“九一八”瞭，西南邊照樣娶姨太太，什麼危難下成都人都是享福無罪。知道故事的人細看，三樓的紅色跟下面兩層樓是有細微差別的。用同樣的紅磚，從紅樓裡鋪出一條路，頭頂青瓦廊簷，兩側墨綠木柱子，一直通往一個亭子。我們的小排練室是在亭子的基礎上擴建的，因此形狀古怪，冬冷夏熱。再往大門口方向走，就是我們的飯堂，過去是姨太太們的小戲園子，後來抗日瞭，成都做瞭大後方，戲臺拆瞭，改成舞廳。這個院子裡馬夫、老媽子、小丫頭的房子都不是好好蓋的，到解放軍和平解放四川，已經頹敗得差不多瞭，被拆掉蓋瞭兩排平房，比老媽子、小丫頭的房還簡易，新住戶們是文工團帶傢屬的幹部。最新的建築是我們的練功房，也叫大排練廳，是六十年代的建築，一看就是多快好省的產物。這天中午跟往常每個中午一樣，我們圍著一個個矮桌子，守著空飯碗飯盒消食，閑聊，男兵女兵鬥嘴調情，話你怎麼聽都行，聽懂什麼是什麼。沒人對劉峰正幹的活兒感興趣。我註意到他是因為他穿著兩隻不同的鞋，右腳穿軍隊統一發放的戰士黑佈鞋，式樣是老解放區大嫂大娘的設計，左腳穿的是一隻骯臟的白色軟底練功鞋。後來知道他左腿單腿旋轉不靈，一起范兒人就歪，所以他有空兒就練幾圈，練功鞋都現成。他榔頭敲完，用軟底鞋在地板上踩瞭踩，又用硬底鞋跺瞭跺，再敲幾榔頭，才站起身。他站直後99ｌiｂ?nｅt，你對他身高的期待有所失望。他是那種人，坐著、蹲著個兒挺大，站起來你會在心裡說：沒高多少啊。毛病出在腿上，腿不長。不過翻跟頭腿長累贅。他就是因為跟頭翻得好給團裡挑來的，原單位是某野戰軍的工兵營。劉峰的跟頭是童子功。他的苦難童年在一個縣級梆子劇團度過，山東的一個窮縣，劉峰的話是“有人窮得光腚呢”！不進入那個梆子劇團學翻跟頭，他也會有個光腚童年。
我正式跟劉峰打交道，是他調來半年後。我們跟隨大部隊拉練行軍到川西北山區，紮營七天進行軍事訓練。假如說我們一年一度“扮演”一次真正的軍人，也就在這七天。例行的打靶和投彈訓練，都是此時完成。“扮演士兵”對我們是玩遊戲，可以不練功，可以過槍癮，可以把壓縮餅幹當零食，還可以在“摸哨”時當真打架摔跤。射擊訓練開始前，軍訓處簡副處長選瞭兩個警戒哨兵，站在靶場最外圍，防止老鄉進入，讓子弟兵不長眼的子彈打瞭活靶子。我和劉峰入選。劉峰是志願的，他來自野戰軍，不稀罕打靶，省下過槍癮的機會給其他人；我是被大傢一致推舉，因為我射擊一般算不出環數，子彈從來碰不著靶子邊，大傢怕我拖垮集體打靶成績。
那年我差一個月十三歲，身高一米六一，體重三十八公斤，矗立於一九七二年的川西北隆冬，在軍人和老百姓之間築成一道血肉長城。密集的槍聲從下午一點持續到四點，我從站崗到“跳崗”，為瞭腳不在這三小時內生出凍瘡，我不得不把舞蹈課的小跳組合挪用到此時。一排靶子插在一片紅苕地裡，紅苕已經被起過瞭，黑瞭的藤子秧子攤得如同爛漁網。舞蹈教員楊老師的大手表戴在我腕子上，我跳三五分鐘看一眼，意識到孤單、疲憊和寒冷能使五分鐘變成一輩子。四點過五分，槍聲完全靜下來。打靶應該四點整結束。一個肥嘟嘟的田鼠從我腳邊跑過，我目光追著它，不久發現田坎下有個圓潤光滑的洞。我想參觀一下洞內，便趴下身，用本該警戒四野的高倍望遠鏡往洞裡看，卻什麼也看不見。我撿瞭根樹枝伸到洞裡騷擾，一邊學貓叫，不知田鼠跟貓是否敵我關系。此時“啪”的一槍，子彈擦著我頭頂的榆樹梢過去，吹瞭一聲啞哨。打靶不是結束瞭嗎？半分鐘不到，又是“啪”的一槍。我還沒想明白，就被人從地上拎起來，扭過頭，看見一張白臉，兩腮赤紅，嘴吐蒸汽。我似乎是認識這張臉的，但因為它被推成如此的大特寫而顯得陌生。他說話瞭，口氣很沖：“你怎麼回事兒？！怎麼把老鄉放進靶場瞭？！”山東口音提醒瞭我，此人正是另一個警戒哨兵劉峰，他另一隻手還架著個駝背老太太。老太太顯然是在我騷擾田鼠的時候溜進靶場的，似乎掛瞭彩，哼唧著，順著劉峰的手往下癱，最後黑眼球沒瞭，眼皮夾縫裡隻剩兩線灰白。劉峰“大娘大娘”地叫喊，我嚇得不省人事瞭。下一個印象，就是劉峰抱著老太太在我前面飛奔，一面大聲說：“太不負責任瞭！玩兒心那麼重，像個當兵的嗎？！……”對面山坡上飄著紅十字旗幟，劉峰是把老太太往戰地救護隊抱。我跟在後面，一邊跑一邊摔跤，兩個腮幫上都是淚，是摔出來的或是嚇出來的還是被劉峰罵出來的，現在我想，應該做全選。劉峰和我把老太太送進急救帳篷，正在“扮演”戰地救生員的門診部醫生護士們圍上來。接下去的印象就是劉峰和我在棉門簾外面等噩耗。一會兒，劉峰站累瞭，蹲下來，仰起臉問我：“十幾？”我蚊子似的哼哼瞭一聲“十三”。他不再說話，我發現他後領口補瞭個長條補丁，針腳細得完全看不見。棉門簾終於打開，急救軍醫叫我們進去看看。我和劉峰對視一眼，是認屍嗎？！劉峰哆嗦著問子彈打哪兒瞭。醫生說哪兒也沒打著，花瞭半小時給老太太檢查身體，身體棒著呢，連打蛔蟲的藥都沒吃過，更別說阿司匹林瞭。可能餓暈的，要不就是聽瞭槍聲嚇暈的。
我們伸頭一看，見老太太捧著個軍用水果罐頭，一勺舀兩大塊糖水菠蘿往嘴裡塞。劉峰扽扽我，我們倆趕緊鉆進棉門簾。劉峰對老太太又敬禮，又道歉。老太太呼嚕呼嚕地吃喝，專心給自己壓驚，顧不上理會我們。
急救護士輕聲說我們運氣好，真打著她，她一傢老小就不用吃紅苕瞭，全都到文工團吃軍糧去瞭。
回到我們駐地，故事更清楚瞭。貝斯手曾大勝跟人打賭，剩下幾槍，他一定打出三個連續十環。所有人都打完瞭，曾大勝一人還趴在那裡，半自動還剩兩顆子彈瞭，他瞄瞭三分鐘，一彈未發，向身後的軍訓科副科長借瞭條手絹，遮住一隻眼睛，再開始新一輪瞄準，有人打趣說，這一槍，不打十環對不住科長的漂亮手絹。另一個嘴更損，說：十環還值得這麼瞄？這一槍非打出十一環來！曾大勝跳起來，跟說風涼話的踢打一陣，再開始第三輪瞄準。到此時，七分鐘已經過去。這就是我為什麼認為打靶已經結束，離開瞭崗位。
當天吃的晚飯是紅苕米飯，大蔥炒紅苕片，紅苕蒸咸燒白（扣肉）。說是本地什麼都不產，隻產紅苕，那個老太太偷越打靶警戒線，是為瞭在起過紅苕的田裡再刨一遍，一般總能收獲漏起的小紅苕或者被鏟斷的半截兒紅苕。我們中一個人醒悟說，鬧半天劉峰救的不是普通老百姓，是個偷刨公社紅苕的落後老百姓！另一個人說，還讓落後老百姓騙吃一頓糖水菠蘿，那可是首長的拉練特供！又有人說，軍民魚水情對落後人民白唱瞭吧？話劇隊的老唐山說，劉峰錯叫瞭大娘：人傢才不是大娘呢，聽門診部宣傳員說，前天大娘還領瞭免費避孕套呢！大傢都哈哈哈，劉峰這回當錯瞭好人，站錯瞭隊，救錯瞭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