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夕之夜,徐嫂摘掉插在頭發上的那朵白花,舉著一壺燙好的酒,把桌上的三個酒杯依次斟滿後坐下,對著自己面前這杯酒呆看瞭好一會兒才拿起來,抿瞭一小口,慢慢仰起脖子,像個男人似的把酒一飲而盡。
仲良用一種詫異的眼神看著她。在他印象裡母親是滴酒不沾的,他的父親也一樣。
徐嫂放下酒杯說,今天是你爸斷七的日子。
仲良沒做聲,目光從她臉上移到墻上,那裡掛著父親的遺像。徐德林在電燈光的陰影裡展露著電影明星般的微笑。
徐嫂順著兒子的目光,看著照片裡的丈夫,又說,媽想回老傢,你跟媽一起回去吧。
仲良扭頭,看到母親的臉上有種表情轉瞬即逝。
在這裡我養不活你。徐嫂說著,拿起一邊的酒壺給自己的杯裡滿上,但她沒有去碰酒杯,而是低下腦袋,像是對著杯中的黃酒說起瞭她那個仲良從沒去過的老傢的小鎮:那裡有條河,河上有座橋,她的傢就在橋畔的銀杏樹下,隔壁開著傢竹篾鋪。徐嫂說,我十八歲跟你爸來上海,我以為這輩子都不會回去瞭。
仲良從沒見過母親如此嘮叨。他忽然說,我去能幹什麼?
學份手藝。徐嫂總算抬起頭來,看著兒子,猶豫瞭一下,接著說,我給你找瞭個師傅,是個篾匠。
仲良說,我要念書,還有兩年我就畢業瞭。
徐嫂說,你得養活自己。
仲良不說話瞭,他在母親的臉上又看到些許微妙的變化。
好一會兒,徐嫂嘆瞭口氣,又說,你長大瞭,你要懂事。
整個晚上仲良再也沒說過一句話,他蜷縮在閣樓上的被窩裡,聽著寒風貼著屋頂刮過,風中還有遠處傳來的聲聲爆竹聲。
第二天,仲良一起床就見到一個身穿長衫、頭戴禮帽的男人敲門進來。他的臉上掛著淺淡的笑容,一手提著糕點,一手摘下禮帽,站在屋裡彬彬有禮地對著徐嫂躬瞭躬身,然後朝仲良點瞭點頭,溫和地說,仲良吧?
徐嫂說,你是誰?
我是老徐的朋友,我姓潘。說著,潘先生把糕點與禮帽一起放在桌上,走到遺像前深深地鞠瞭三個躬後,慢慢轉過身來,臉上的微笑不見瞭,他說,我來看看你們,給你們拜個年。
徐嫂說,可我們不認識你。
潘先生輕輕嘆瞭口氣,說,認識的未必是真朋友。說著,他從口袋裡掏出一個紙包放在桌上,看著仲良,又說,這是你下學期的學費,為你爸,你要好好念書。
仲良站著沒動,他在潘先生右手的中指上看到一塊淡淡的墨痕,就覺得他應該是學校裡的教員,或是報館裡的編輯。隻有每天拿筆的人才會在中指間留下這樣的痕跡。仲良不相信父親會有這樣的朋友。他說,我不要你的錢。
潘先生問,為什麼?
仲良反問,你為什麼要給我錢?
因為你需要。潘先生說著在一張凳子上坐下,想瞭好一會兒,仰臉看著站在眼前的這對母子,說殺死老徐的兇手是日本人,他死在虹口的日本特務機關裡。潘先生還說老徐在死前經受瞭嚴刑拷打,他是自己咬斷的舌頭,因為他怕會說出不該說的話。母子倆驚呆瞭,一直等他講完,還愣在那裡,目不轉睛地看著他。潘先生等瞭會兒,不見母子倆出聲,就又說,這就是事情的真相,你們有權知道真相。
說完,他還是不見母子倆有動靜,就拿起桌上的禮帽起身準備離去。
仲良忽然說,他隻是個郵差,他有什麼話比他的命更重要?
他是個郵差。潘先生回過頭來,說,他還是個不想當亡國奴的中國人。
徐嫂從十六浦碼頭下船,搭乘一條貨輪回瞭老傢。在那裡,有一場簡單的婚禮等待著她。她要去嫁給那個篾匠,去做他兩個女兒的後媽。臨行前,徐嫂考慮瞭很久,決定還是換上那件新做的棉襖。她站在門口回望著兒子,哀求說,送送媽吧。
仲良無動於衷地坐在八仙桌前,對著一張報紙練書法。
那媽走瞭,媽會來看你的。徐嫂說完,拎起地上的兩個包裹,可還是放心不下,說,仲良,你要好好念書,別像你爸。
仲良連眼皮都沒動一下,一筆一畫寫得認真而專註。一直到報紙上寫滿瞭密密麻麻的字,才輕輕地擱下毛筆,拉開門走瞭出去。
這一天,仲良在馬路上整整走瞭一天。他穿街走巷,像郵差那樣,把父親生前投遞的每條街道都踏遍之後,來到靜安郵政所的門房。
此時已是入夜時分,仲良站在那間昏暗的屋子裡,低著腦袋對周三說,求你瞭,你說過讓我有事來找你的。
周三手裡舉著飯碗,說,你是塊讀書的料,你別把自己糟蹋瞭。
仲良不說話,還是低著腦袋,固執地站在他跟前。
僵持瞭片刻後,周三嘆瞭口氣,把碗裡的飯粒都撥進嘴,反復嚼著,含糊地說,你會後悔的。仲良一搖頭,說,沒什麼好後悔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