佈朗神父從憲兵司令部的一個窗口跳下來時，蘇州河上正在鳴放禮炮。這天是1942年的4月29日，駐守上海的日軍都在慶祝他們天皇的41歲誕辰。佈朗神父卻選擇瞭在這天結束自己的生命。他對情報官仲村信夫說，我告訴你想知道的一切，但你要保證讓我回到羅馬。仲村信夫一口答應。為瞭顯示日本皇軍所謂的慷慨與仁慈，他還特意讓人準備瞭一頓純正的英式午茶。神父卻不以為意，他隻要求能洗個澡，換一件幹凈的襯衫。神父說，上帝不允許我臭得像頭豬一樣享用這樣好的午茶。
仲村信夫點瞭點頭，讓衛兵把神父帶到樓上的軍官浴室去。這時，助手提醒他應該防范犯人自殺。仲村信夫笑著說天主教的神父可能會殺人，但絕不會自殺。他還教導助手，要征服敵人光用皮鞭與子彈是不夠的，還得瞭解他們的歷史與文化。仲村情報官從來都堅信，自殺這種勇氣與光榮隻屬於他們大和民族的武士。
佈朗神父就是從軍官浴室的窗口跳下去的，在他把佈滿傷痕的身體清洗幹凈之後，連禱告都沒有做就一絲不掛地爬上窗臺。佈朗神父閉上眼睛，張開雙臂，就像憑空掉下的十字架，他赤裸裸地摔死在水泥馬路上。
幾天後，當仲良把一封教會的信件送進小德肋撒堂時，克魯格神父站在神壇前告訴瞭他這個消息。神父用一種無助的眼神仰望著墻頭高掛的聖女像，說自殺對於一個天主教徒來說是永不翻身的罪孽。仲良站在那裡，又一次想到瞭他的父親。他淡然一笑，對克魯格神父說，這沒什麼，他隻是為瞭一個信仰，放棄瞭另一個信仰。
克魯格神父吃驚地看著他，就像看到瞭魔鬼，在胸口畫瞭個十字後，說，我的上帝。
仲良在心裡發出一聲冷笑，扭頭離去。他聽見克魯格神父的聲音從身後遠遠傳來：信上帝，得永生。
郵政督察員入駐靜安郵政所已是第二年夏天。一大早，兩個日本憲兵用一輛三輪摩托載著督察員駛進大鐵門，整個郵政所一下子變得寂靜無聲。督察員並沒有下車，而是站在車鬥裡，用黑框眼鏡後面的眼睛在每張臉上掃視瞭一遍之後，以流利的中文對大傢說，我是伊藤近二，請多多關照。
說完，伊藤一個躬足足鞠瞭有半分鐘後才直起身，跨下車鬥，筆直地走進所長的辦公室。
所長沉著臉，一甩手，跟著也進去瞭。到瞭黃昏的時候，他還是沉著臉，在大門口攔住仲良，要請他去喝兩杯。仲良詫異地看著所長，這個古板而克制的男人，平日裡連廢話都不會跟郵差多說半句，更談不上喝酒，但這個傍晚他喝瞭很多酒，也說瞭很多話，每一句都讓仲良感到觸目驚心。
所長坐在小酒館裡，等到菜上齊瞭，親手為仲良斟上酒。仲良不安地說，所長，有話你盡管說。
所長點瞭點頭，讓他明天一上班就辭職。仲良的眼睛一下睜大瞭，問他為什麼。所長說，你還不知道為什麼？
仲良說，我怎麼知道？
所長說，你是什麼人？你父親是什麼人？還有那個周三，你們自己最清楚。
他們都是死人瞭。仲良說，我是個送信的郵差。
所長搖瞭搖頭，說他宣統二年就入行吃郵政這碗飯瞭，我見的人比你送的信要多得多。說著，他用手往大街上一指，說，租界裡三教九流，到處都有不要命的人，可我不管你們是重慶的，是南京的，還是延安的，你們幹什麼都不能連累瞭別人。
仲良說，所長，你喝多瞭。
所長一擺手，說，我都能看出來的這點名堂，你以為那個伊藤近二會看不出來？你聽他那口中國話說的，就該知道他不光是個郵政督察員。所長意味深長地看著仲良，又說，我是為你好，也為大傢好，你應該比我知道得多，日本人為瞭一袋面粉會殺光一條街的人。
仲良一句話都說不出來瞭，他的臉開始發白，但還能笑，還能舉著杯子喝酒，可這酒卻變得一點酒味都沒瞭。
臨別的時候，所長在大街大上拍瞭拍仲良的肩，說，用不著擔心，我要告發你用不著等到今天，更不會請你喝這頓酒。所長借著酒勁說，我也是中國人，我的老傢在湖北，日本人刨瞭我的祖墳，拆瞭我傢的祠堂，就因為聽說我傢祖上當過兩任道光年間的巡撫。
所長眼裡的淚光在路燈下閃爍，但仲良不為所動。他站在大街上，看到所長的背影消失在街角，然後匆忙趕回傢裡，一坐下就把這事告訴瞭秀芬。
你知道規矩的。秀芬不等他講完就說。
可我連雞都沒殺過。仲良看著她的女人，那眼神就像無辜的孩子。
秀芬想瞭想，站起來，說，我去吧。
仲良說，讓我想想。
秀芬說，夜長夢多。
仲良不說話瞭，伸手把秀芬拉回凳子上。這天晚上，他在床上一直想到後半夜，把秀芬搖醒，說他想好瞭。秀芬睡眼蒙矓地說，那天亮帶我去郵政所，我先認認臉去。
仲良說，算瞭。
秀芬一下就清醒起來，說，又不用你動手。
還是算瞭吧。仲良翻瞭個身，說，現在我隻是個郵差。
可是，仲良很快就被靜安郵政所辭退。原因是他丟三落四，尤其那些日本僑民的信件，不是無緣無故地失蹤，就是被張冠李戴地送錯。但接到投訴的伊藤近二一點都沒生氣，他坐在辦公桌後面笑瞇瞇地看著仲良，問他作為一個郵差為什麼不能好好地送信。仲良顯得有點緊張，還有那麼一點羞愧之色。伊藤近二接著又問他是不是不願意為日本人服務？仲良搖瞭搖頭，他已經意識到以這種方式來結束郵差生涯是個不可饒恕的錯誤。伊藤近二微笑著站起來，走到他面前，盯著他的眼睛說，為什麼你想讓我開除你？
還用問嗎？他是想卷鋪蓋走人。所長忽然說，外面想當郵差的人有的是。
緊張的氣氛一下有所沖淡。伊藤近二扭頭狠狠瞪著所長。
所長同樣扭頭瞪著仲良，又說，還要我教你嗎？財務科的門開著，結賬，走人。
伊藤近二的臉色在仲良走後變得鐵青。他盯著所長，問他，你害怕什麼？
怕？所長笑瞭笑，說，我有什麼好怕的？
那你去把他留下來，我要他繼續當這裡的郵差。
那不行，我們不能讓一粒屎壞瞭一鍋粥。
現在這裡不是你說瞭算。
丟瞭信就得卷鋪蓋走人，這是郵政局的規矩。
伊藤近二冷冷地一笑，說，那你是不知道憲兵隊的規矩。
所長的臉一下發白瞭，喃喃地說，督察員，你為瞭一個郵差要送我去憲兵隊？
伊藤近二愣瞭愣，沒說話，一直到所長躬身退出辦公室，他還直挺挺地站在那裡，看著掛在墻上的《中國地圖》。這個在上海生活瞭二十年的日本特工，早在三輪摩托駛進靜安郵政所那一刻就已心灰意冷。他因酒後散佈戰爭失敗言論而遭撤職。長官部給他的最後指令是對悲觀論者最好的懲處——留在這片中國土地上，直到這場戰爭勝利那天。
伊藤近二知道，自己的一生將在對故鄉名古屋的思念中度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