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五九年年末，我蒙特赦，回到瞭故鄉北京。從到北京的第一天起，就不斷地收到來自四面八方的問題，人們向我詢問，我是怎樣受到改造的？我的前半生是怎樣過來的？清宮的生活是怎麼樣的？十四年的偽滿洲國的日子是怎麼個情形……
我很願意也有責任回答這些問題。事實上，我從一九五七年下半年起，就開始準備著我的回憶錄的寫作瞭。
我的前半生，本是“無一事可及生人，無一言可書史冊”的，但是從一九五七年起，我就日益一日地想把它公諸於世。
我要把充滿瞭罪惡和羞恥的歷史，呈現在祖國人民面前。在給瞭我巨大的寬恕的父老兄弟姊妹面前，我要做再一次的懺悔。由於我的萬死不足以蔽其辜的罪惡，直接間接地造成瞭祖國一千萬人口的死亡，千億元以上財富的損失。
在我這塊自願承當的招牌下，我國的東北也變成瞭日本帝國主義的侵略東南亞各國的戰爭基地。我也要向那些遭受侵略的國傢的人民，表示我的懺悔。
除此以外，我寫這本書還有一個不能隱藏的心願：我要告訴人們，我今天由於新生而得到的歡樂之情。
我得到瞭新生，這不是肉體的新生，而是靈魂的新生。我得到瞭做人的歡樂，這不是做任何一種人的歡樂，而是做個今天的中國公民的歡樂。我有瞭真正的人生樂趣，這並不是任何時代、任何地域都可以有的人生樂趣，而隻是在這個國傢、這個時代才能有的人生樂趣。
我從前是個什麼人？我從前幹的是什麼事？我從前過的是什麼日子？
我，清朝的最末一代皇帝，兩千多年封建王朝的最末一個君王，在剛會跑的時候起，被抱上“寶座”，渾然無知地度過瞭三年革命的風暴，然後在封建軍閥保護下的皇宮中度過瞭我的童年；在民族敵人的豢養下送走瞭我的青春，最後終於認賊作父，充當瞭十四年的傀儡“元首”。四十年間的生活，裡面隻有罪惡和羞恥，愚蠢和狡詐，兇暴和怯懦，猜疑和迷信……
我的童年時代，到處彌漫著標志“唯我獨尊”的黃色，耳邊終日是阿諛諂媚的聲音。走到我面前的人，不管是多大年紀的，都要比我矮半截，不用腳而用膝蓋來支撐他的身體。沒有一個用“你”字來稱呼我，我的名字根本不能出現於口頭、書面上（實不能免時，要“缺筆避諱”）。我的親骨血肉依法都變成瞭我的“臣民”，我念書念不好有別人專門替我挨說……這一切都因為，我是個皇帝。
別的孩子已經會放牛，會幫媽媽做飯，會到山裡打柴，會給水缸滿上水的時候，我還不會給自己穿衣服，不會把飯盛到碗裡。
別的孩子已經會把種子埋到土裡，會用水灌溉生長的幼苗，別的孩子懂得瞭桃子不是從來就這麼甜，房子不是自己從地裡長出來，在這樣的年歲上，我就開始受到瞭這樣的教育：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
特赦前有一次我參觀一個幼兒園，聽到孩子們唱過一支歌，叫“二小放牛郎”。故事是抗日戰爭時期晉察冀邊區有一個叫二小的放牛郎，十二三歲的孩子，為瞭鄉親們的安全，為瞭民族的利益，把武裝到牙齒的敵人引進毀滅，同時也獻出瞭自己幼小的生命。我在這個年歲上也有我的思想感情：我從復辟中感到瞭快慰，又因看見第二次退位詔書而大哭！
那一次，我在乾清宮的“寶座”上隻坐瞭十二天，就莫名其妙地被趕瞭下來。盡管如此，那些王公大臣、文武百官，那些“太傅”、太妃、太監們還是叫我相信：我是天生的統治者；我的祖宗是喜鵲嘴裡的一顆紅果掉進仙女肚子裡變的。為瞭證明我是“奉天承運”的皇帝，連神仙也“降壇”在沙子上寫過字。因此，我不能隻有一個老婆；我不能到戲院裡去聽戲；我不能喝城裡的自來水；我不能穿洋襪子；我不能……
為瞭讓我相信這一切，遺老們一面對我磕頭碰地，一面在我身邊搭起比紫禁城還厚的圍墻。在這道圍墻裡面，我有瞭最初的人生目標：我必須奪回“我的”江山，我必須重新坐上太和殿的“寶座”，我必須讓全國的人民在我的面前稱臣為奴……
在我的師傅中間，還有一位外國紳士——莊士敦爵士，他一面勸我不要脫下清朝袍褂，以供他的東交民巷的朋友獵奇，一面告訴我外國人對我的關心。他的國傢經過產業革命已有三百多年，但他認為用中國兩千多年前的孟子學說，便可以教會我必需的政治知識。莊士敦爵士曾勸我到英國去，但在一個關鍵的時刻，英國和日本兩個使館的大門，猶如風箱的兩個通風孔，一個打開，正好另一個關上，於是我就鉆進瞭日本人的口袋裡。這樣，我就成瞭“租界地”上的特殊居民。
我成瞭日本駐屯軍和日本總領事館的“被保護者”，也成瞭在中國土地上駐著軍隊、派設行政官吏的各國的文武官員席上的“貴賓”。於是，我更加相信我的“恢復祖業”的欲望是有支持的。在那七年間，我拉攏嗜血的軍閥，收買亡命的白俄將軍，我以清朝的官爵和珠寶贈送效勞的政客，用謚法賞賜死心塌地的鬼魂。在這一切全失敗瞭之後，我把復辟希望放在劊子手身上。
我還沒有桌子高，就學會瞭用別人的災難來取樂，後來，把自己的幸福建立在人們的痛苦之上，這都被我看做是自己的權利。我可以把祖父般年紀的老太監用水唧筒沖得昏死過去，我可以任意叫“敬事房”把太監打得死去活來。因為一句話不順耳，我可以叫侄子們跪成一圈，互相抽打耳光，我可以叫一個長輩跪下來。一個孩子大的仆人，因為坐瞭一下我的椅子，我就叫他跪鐵鏈、站木籠。
我看“善書”，我講“仁慈”，我的“仁慈”卻有自己的一套講法。
我為瞭讓自己的靈魂將來進入天堂，我連一個蒼蠅也不肯打，但同時，千百個母親和孩子的血，不曾打動過我的心！孟子批評過的“恩足以及禽獸而功不至百姓者”，連這樣的人我也夠不上……
祖國的土地被踐踏，成千成萬的同胞被屠殺，母親們和姊妹們被污辱，無數的村莊和工廠被化為焦土，而我在這時候，卻認為是“時來運轉”，“天與人歸”，趕忙在強盜手中的契約上簽字，出賣整個的東北，出賣自己的靈魂，以換得夢寐以求的那頂腥臭的皇冠。我向每個新陷入鐵蹄下的城市的方向遙拜，祝賀強盜們“武運長久”，稱強盜為“親邦”，派出“謝恩大使”，送出從每戶農傢缸底挖出的最後一粒糧食，以便讓強盜相信我的忠順馴服……
不願做奴隸的人們在共產黨領導下，在窮山野營風雪饑寒中，和以最現代化的武器裝備著的強盜們進行瞭艱苦的鬥爭。東北人民的一位領袖、共產黨員楊靖宇將軍戰死瞭，強盜們為瞭解開這個英雄在困苦中依靠什麼來生活的謎，剖開瞭將軍的肚子，找到的隻是沒有消化的草根。這時，我正吃厭瞭葷腥，以補針補藥度日。我成日吃素念佛，求神問卜，祈禱上天保佑不要叫強盜們拋棄瞭我，不要叫小小的病菌奪去瞭我的性命……
在那種年月裡，我已不懂得什麼叫羞恥。蕭伯納說過：“一個人感到害羞的事越多，就越值得尊敬。”而我是正相反……我已經完全喪失瞭一個中國人的資格，我已絲毫沒有瞭做人的尊嚴，我根本不懂得什麼叫人生的樂趣。
是誰使我懂得瞭恥辱，是誰叫我懂得瞭“人”的含義，又是誰告訴瞭我怎麼樣去做人，又是誰給瞭我認識這一切和重新做人的勇氣。
這就是我在那裡度過瞭近十年的“監獄”。這是過去從來沒有過的，這是那些把人生看成自殺俱樂部的、人住狗洞而狗住洋房的地方所不可能有的“監獄”。這也就是發射著永不消失的光芒的、代表人類最崇高的理想的改造人的政策。
這個要用金字書寫在人類史上的政策，是所有先哲聖賢都夢想過的，為瞭實現這個夢想而提出的各樣拯救靈魂的方法，曾寫在各種“聖經”上面。但是，是誰把它變為現實的呢？不是別人，正是遭受過歷代的嗜血者——北洋軍閥、國民黨的將軍和特務、各個帝國主義的統治者和偽滿的漢奸們的鎮壓而付出過無數鮮血的共產黨人！不是別人，正是在那些嗜血者的統治下遭受無法歷數的苦難的人民！
到現在，你還可以找到那些受難者遺下的孤兒寡婦，到現在你還可以找到那些苦難的見證人。但是，他們不記舊仇，隻要我們確實改惡從善，他們不計算已流失的血汗，而為瞭拯救罪惡的靈魂又在付出著新的汗水。我永遠忘不瞭，在一個被日本侵略軍的細菌部隊培養的鼠疫菌奪去瞭兩百多生命的村莊裡，一對臉上被舊日災難刻滿瞭皺紋的老夫婦對我們表現的什麼樣的寬恕，到現在他們的話還沉重地裝在我的心上：那些事都過去瞭，你好好學習學習吧！
為什麼會有這樣的寬恕呢？平頂山的方素榮——慘絕人寰的三千條人命的大屠殺的幸存者，這樣說：為瞭我自己的血海深仇，我見瞭仇人一口咬死也不能解恨，但我是一個共產黨員，為瞭人類的崇高事業，為瞭祖國建設的利益，隻要你們重新做人，改惡向善，我原諒你們……
在陽光之下，地上有瞭生命。在一個偉大理想的實踐中，我得到瞭新的靈魂，我的生命裡註入瞭新的青春。我懂得瞭什麼叫善與惡、美與醜、真與偽。我認識瞭世界和自己，我知道瞭何以有的人善良，而有的人心裡充滿瞭自私；何以一小撮人兇暴而又脆弱，愚蠢而又狡詐；何以當年那個五歲的女孩方素榮勇敢而又堅強，終於成為勝利者，而又寬宏大量。
我懂得瞭我歷代祖宗所不懂的歷史和人生。我懂得瞭人應該為瞭什麼而生活，懂得瞭什麼叫真理和正義。
真理和正義，對一種人說來是親切的，而對另一種人說來，則是冷酷的。當我隻知道自己，把自己放在一切之上，把自己的生命看做比一切都值錢的時候，我害怕真理和正義；當我懂得瞭真正的是非曲直，懂得什麼是真正的恥辱和榮譽，懂得瞭生活和真正的命運的時候，真理和正義對於我，正如陽光對於生命一樣，才成瞭有意義的。
造成瞭這個變化的，便是充滿瞭共產主義人道主義光輝的毛澤東的改造罪犯的偉大政策。當我們說“我愛毛主席”的時候，便意味著我愛真理和正義！
在這個永不熄滅的太陽照耀下，我獲得瞭人生的樂趣。
一九六〇年十一月二十六日，我們的選民小組長把一張寫著“愛新覺羅·溥儀”的選民證交到我的手裡，這對我說來，把故宮裡所有珍寶加起來也沒有它珍貴。我把一張選票投進瞭紅色的票箱中，從那一瞬間，我開始覺得我是一個最富有的人。如果可以這樣比方的話，可以說我這是第四次當瞭“皇帝”——我和我的六億五千萬同胞一起，成瞭自己祖國的主人。
一九五九年年末，我回到瞭我的故鄉、偉大祖國的首都。當我走在天安門前的時候，這是我有生以來第一次充滿安全感地逛馬路，我心裡充滿瞭自豪感。我是一個什麼樣的國傢的公民啊！
在撫順最後的歲月裡，我看見過一幅巨大的招貼畫。一個工人用手指著問：“你在祖國的大躍進中做瞭什麼？”我羨慕走過那幅招貼畫下的每一個人，因為他們每個人都可以用主人公的身份回答這個問題。今天，我也能像他們那樣仰頭地回答：我是一個園藝工，一個文史工作者，在我的平凡的崗位上，我正為祖國貢獻我的微薄的但是全部的力量！
一粒秋海棠的種子，這要以微克來計算的重量，在我的手心裡，我明白它的意義。我現在已經成為世界上最美麗的事業的建設者。我是一個渺小的人，我的分量不過如同花園中的一粒花種，但我卻是六億五千萬中的一個。
以前，我曾認為中國人最無能、最愚蠢，隻有洋人才最聰明。我的外國師傅給我拿來的平生第一次看見的鉛筆，就讓我腦子裡否定瞭祖國幾千年來的文化。而今天，我才知道做一個中國人的驕傲。
六億五千萬，這不僅是一個數目字的問題。這個數目加上毛澤東思想，這就意味著我們萬代子孫的無限美好的前途，這就意味著一切災難的必將永遠消失，這就意味著對世界人類作出巨大的貢獻。
這就意味著，像我童年那樣隻會陪伴蚯蚓和螞蟻的生活，將永遠從我的子孫的未來中排除出去；這就意味著，姑娘的頭巾永遠鮮艷，孩子的笑聲永遠響亮，母親們的心永遠的平靜、甜蜜。
我的親侄女慧生因戀愛問題死在東京，她的母親為此痛不欲生。但我的弟弟溥傑當時就能明白，如果他的愛女生長在祖國，就絕不會發生這樣的悲劇。
愛新覺羅的後代裡，現在有立瞭功勛的前人民志願軍的戰士，有正在保衛著祖國邊疆的人民解放軍的軍官，有醫生，有護士，有人民教師，有女子摩托車運動員和擊劍教練。有共產黨員、共青團員，有成排成連的紅領巾。在十月一日那天，我和他們在同一個隊伍裡，一同行進在天安門前……
我從愛新覺羅氏的傢譜上查出，孩子們的命運是這樣：在我祖父奕這支的後代中，不成年的兒童在大清帝國時代末期夭折占出生的百分之三十四，中華民國時代是百分之十，而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以來是零！
在我們的國度裡，沒有人操作著U-2型飛機去到別人的領空上偵察，也沒有什麼秘密用途的火箭，我們有的是用自己的腿登上珠穆朗瑪峰、公格爾九別峰的青年登山隊。我的一個外甥，他就是一個大學的登山隊的隊長，他現在正和同學們向祖國一座美麗的雪峰前進！我在這裡預祝他們的成功！
和共產黨人變成血肉關系的人民，這是養育出董存瑞、黃繼光、羅盛教、劉文學、徐學惠……這些英雄的人民。最近三年我們經歷瞭連續的大自然災害。這在歷史上的任何朝代，就是赤地千裡、哀鴻遍野、賣兒鬻女、析骸易爨。但是，這樣的歷史是一去不復返瞭，我們用自己的雙手改變瞭自己的命運。無論是自然的災害，還是帝國主義的封鎖，對於中國人民都成瞭“苦其心志，勞其筋骨，增益其所不能”的鍛煉。現在，看看我們又長滿瞭青苗和莊稼的田野，看看改變著我們每個人傢鄉面貌的溝渠，看看矗立在舊日荒原上的煙囪。我們用拖拉機加木犁、水泵加水車，我們用意志和每滴汗水爭取的這一切，而且還要讓“紅雨隨心翻作浪，青山著意化為橋”。不但在戰勝著災害，而且正為我們的兒孫開辟著未來。
誠然，我們面前擺著困難，然而我們從來也沒有幻想過，我們的建設事業面前會有一條現成的柏油馬路。世上有一種人，好像是第一次看見大海的老鼠，他看到瞭平生初遇的海潮，嚇得目瞪口呆，大叫說大海在向他“挑戰”，等到潮水離去的時候，他又嘲笑起來，說大海在“崩潰”，在“毀滅”。這種嘲笑未免出口太早，因為下一次的海潮必定還要按時來到。
誠然，對我個人來說，今天的吃食穿著比不上從前的“禦膳房”和“四執事庫”，但從前那是“鬼”的生活，而現在是真正的人的生活。享用自己的勞動果實，在互助友愛中進步，內心裡充滿瞭未來。
過去，我從來不懂得什麼叫做友誼，更不懂得什麼叫做愛情。過去隻有“君臣”“主奴”，沒有什麼“夫妻”“朋友”。如今，我有瞭朋友，有瞭真正的伴侶。一九六二年的“五一”節，我和李淑賢建立瞭我們的溫暖的傢。這是我平生第一次有瞭真正的傢。
我們這六億五千萬顆心，是和各個地方的爭取獨立、民主、和平的人民的脈搏相連的。我們從自己經歷過的歷史苦難中，深切瞭解那些苦難還存在的地方的人民的願望。我們不遺餘力地聲援那些英勇人民的鬥爭。每次我都力爭直接參加這些聲援的鬥爭，每次我都以此自豪。當我列身於百萬人的支援日本人民反對日本壟斷集團和美帝國主義的鬥爭的行列中，我由於參加瞭人類的共同事業，由於為英勇的人民做瞭一點兒事而感到瞭幸福。當我看到祖國各族人民的支援，在日本、古巴、剛果、阿爾及利亞和其他進行火熱的鬥爭的地方引起的反響時，我覺得自己和祖國是處於同一個光輝之中！
這就是自從我懂得瞭生活，懂得瞭人的尊嚴，懂得這些平凡的真理之後，又得到的越來越濃的人生的樂趣。我要像對待母親似的，懺悔出我的歷史罪惡，我又要像對待知心的朋友似的，傾訴出我何以會得到今天的幸福。
我從一九五七年下半年開始準備，過瞭不久即著手零星片斷地寫作。在寫作過程中，由於不斷地又有新的感受，又不斷地修改、增刪，以至重新著手。特別是一九五九年來臨的出乎意料的特赦，使我把前半生公諸於世的願望變得更加強烈，而對自己已寫出的東西卻又更加不能滿意，於是又重新思索，重新起稿。這樣，用瞭四年多時間，才把它寫成。由於時間過於久遠，歷史資料頗多散失（比如偽滿宮廷材料，糟蹋瞭不少），自己的文學修養不夠，特別是認識水平不高，寫出的成品，仍有不少詞不達意之處。理解和認識上不深不對，更是難免。我對那些教育瞭我，幫助瞭我取得新生的正面人物形象的描繪，未能達其萬一，尤其不能滿意自己，感到自己笨拙之可氣。但是，老拿不出來，也不像話。拿出來，請大傢評論，那倒是取得新的進步的最好方法。何況拖得太久，連我自己都是受不瞭的。因此，送去出版瞭。
這裡我要特別提出來的，是我在寫作過程中取得的各方面的熱情幫助。這種幫助，如果放在舊社會裡，那是不可思議的事。這種幫助不但使我對過去的歷史的許多事件，有瞭進一步的認識，而且也使我得到瞭個人活動所得不到的寶貴資料。給瞭我這樣幫助的單位有：中國人民解放軍沈陽軍區撫順戰犯管理所、全國政協文史資料研究委員會、國傢檔案館、歷史博物館、東北烈士館、故宮博物院、北京圖書館、首都圖書館、長春圖書館、遼寧圖書館、遼寧人民美術出版社、中國新聞社等單位。
同時，許多舊日的朋友以及我的傢族，也給我提供瞭很多寶貴的資料。我的二弟溥傑，無論在特赦前特赦後，他都不倦地幫我回憶、記錄、翻閱日文材料以及和我共同研究認識那些過去的事件。我對他和所有給我任何幫助的人，致以深切的謝意！
在我得到瞭自己的小傢庭之前，我還有三個“傢”，這就是我住瞭十年的撫順管理所，我第一次和勞動人民一起生活、勞動的北京植物園和我現在工作著的文史資料研究委員會。這三個“傢”從領導到每個工作人員，對我的寫作和對我的成長一樣，都灌註著同樣的熱情，從他們對我的寫作的關懷上，我感到那也是他們對我的教育的一部分。今天在我脫稿之際，我所要向他們表示的，已不是一句感謝所能包括得瞭的。我把他們看做黨、政府和人民的代表者。因此，我把這本書首先獻給他們。
愛新覺羅·溥儀一九六二年二月於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