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府”裡的人雖然有共同的興奮，卻沒有共同的想法。金梁後來在他補寫的《遇變日記》(7)裡說：“蓋自段、張到京後，皆空言示好，實無辦法。眾為所欺，以為恢復即在目前，於是事實未見，而意見已生。有主張原訂條件一字不能動者，有主必還宮復號者，有主改號避帝者，有主歲費可減，必有外人保證者，有主移住頤和園者，有主在東城購屋者。實則主權在人，無異夢想一皆不知何所見而雲然也。”這段話說的倒是實情。
歷史的列車在進行中，障礙被壓碎，垃圾被拋開。附在垃圾上的蠅子自然會哄成一團，碰撞一陣。
一九二四年十一月五日的這場旋風，把我一下子拋出瞭紫禁城，落到一個三岔口上。我面前是三條路：一條是新的《條件》給我指出來的，放棄帝王尊號，放棄原來的野心，做個仍然擁有大量財寶和田莊的“平民”；另一條是爭取“同情者”的支援，取消國民軍的新《條件》，全部恢復袁世凱時代的舊《條件》，或者“復號還宮”，讓我回到紫禁城，依然過著從前那樣的生活；還有一條是最曲折的道路，它通向海外，然後又指向紫禁城，不過那時的紫禁城必須是辛亥以前的紫禁城。這條路如果用二十年後蔣介石的術語來說，叫做“曲線救國”，而當時的原版則是“借外力謀恢復”。我站在這個三岔口上，本來一心想走第三條路的，但是又不得不忍受著周圍那群蠅子的包圍，聽著他們的無窮無盡的爭吵。他們對於第一條路，固然都是和我一樣地認為不屑一顧，而在其他兩條路線的選擇上，則是互不相讓。即使是同一條路線的擁護者，也各有不同的具體主張和詳盡計劃。每個人都爭先恐後給我出主意，搶著給帶路。
這種“帶路權”的爭奪戰，從我進“北府”大門那天起，經過我居住天津的七年，一直到離津去東北前，是一直沒有停止過的。隻說在“北府”的這二十四天，也曾有過幾次起伏，變過幾次陣容，轉移過幾次重心。
起初，剛進“北府”的那幾天，爭論的中心是“留在北府呢？還是設法溜出，躲進東交民巷？”前面已說過，主張溜走的一方是處於孤勢的鄭孝胥和不公開表態的莊士敦，另一方則是以我父親為首的王公大臣以及師傅們。這場沖突是以鄭孝胥的失敗而告終。門禁開始松動以後，以“出洋不出洋，爭不爭取恢復《條件》”為中心展開瞭第二次的交鋒。主張立即出洋的一方是金梁和羅振玉（莊士敦仍是不公開表態的一個），另一方仍以我父親為首，師傅們是參加者。他們這次的矛頭主要是對著“急先鋒”金梁，也取得瞭勝利。不過，這是一個表面的勝利。到第三個回合，即鄭、羅、莊聯合瞭起來，並爭得瞭陳寶琛的參與，而問題重心轉到瞭“我的當前處境危不危險，要不要先跑進東交民巷”的時候，那些王公大臣便慘敗瞭。
以我父親為首的王公大臣們，始終反對著我出洋，他們是“爭取復號還宮派”裡的最保守者。他們對國民軍懷著同樣的仇恨，卻又希望我忍受著，等待著。國民軍取消瞭我的皇帝尊號，他們認為我還可以在傢裡做皇帝，反正他們是不取消我的尊號的。國民軍的統治剛露出瞭不穩征兆（張、馮不和，黃內閣被拒於使團），他們的幻想就抬頭瞭。他們一面勸我靜待佳音，一面對於一切出洋的以及出府的意見，大肆進行攻擊。不可否認，這一派人在第一個回合上是取得瞭勝利，因為攔阻瞭我去東交民巷，也就是攔住瞭我出洋的路。他們在對付金梁上，讓金梁敗得很狼狽。金梁從報上看到瞭我對鹿鍾麟的談話以後，門禁剛一松動，便帶著一份“奏折”和替我擬好的“宣言書”來瞭。他大大地誇獎瞭我的談話，讓我對外宣佈“敝屣一切，還我自由，餘懷此志久矣！”叫我放棄帝號和優待費，把錢拿出來辦圖書館和學校，其目的，則是“收人心，抗輿論”，同時要“托內事於忠貞之士，而先出洋留學，圖其遠者大者，盡人事以待天命，一旦有機可乘，立即歸國”。他的論點是：“蓋必敝屣今日之假皇帝，始可希望將來之真皇帝。”他這一番話，確實令我動瞭心，但是我父親聞言之後，對他大怒，把他稱之為“瘋子”，請他以後不要再上門來。金梁被我父親以“王爺”的身份趕走以後，另一個出洋派主力，高鼻子的“護命符”莊士敦，我父親雖然沒有辦法也不敢動他，但是大門上的大兵無形中幫瞭我父親的忙，從第二天起就沒放他進來，於是造成瞭我父親這一派的暫時勝利。
在說到這個暫時的勝利之前，我要先說一下我們這夥人的心理狀態。
概括地可以這樣說，除瞭復辟的共同目標之外，每個人還都有他自己的一個算盤。
主張還原的是為瞭什麼呢？這是因為隻有這樣，“王公”“大臣”“帝師”“翰林”等等的名利攸關的標簽才有地方可貼。這就是說，紹英還可以掌管那把關系著他的“社會地位”的“總管內務府的印鑰”，榮源還可以繼續著樂在其中的“抵押”“變價”的生涯，“醇親王”可以照舊支取每年四萬二千四百八十兩銀子折合的歲俸，這是從前不管民國當局如何拖欠歲費，內務府到時都要湊足送齊的。
主張“立刻出洋”的是為瞭什麼呢？當然也是為瞭將來的復辟，但也同樣地有著說不出口的打算。這看一下他們各自主張的出洋方向就可以知道。羅振玉主張我到日本，有位當過前清駐歐洲公使的黃誥，主張我到歐洲……因為隻有如此，他們才能利用自己優越條件，達到壟斷居奇的目的，至於他們所熟悉的國傢能否支持我的復辟，問題倒在其次瞭。“出洋派”的急先鋒金梁，他沒有提出具體的方向，他自己哪一國也沒去過，不過他也最有意思。他的主意並不固定，起先，他根據我對鹿鍾麟說的漂亮話，主張瞭“敝屣一切”，放棄帝號和《條件》，後來，段祺瑞上瞭臺，我又對《順天時報》表示瞭取消條件並非“欣然快諾”，而還原的呼聲甚囂塵上之際，他又送來奏折，說如要帝號，我亦不可放棄，又上書張作霖說“優待條件事關國信，效等約法，非可輕易修改”瞭。他對別人解釋道：他並不是主張放棄帝號的，不過這事不宜由我去爭而已。我一時弄不明白他到底主張的是什麼。後來才知道，原來他關心的既不是我的自由，也不是什麼《條件》，而是如何取得機緣，好借題做文章，以“揚名顯世”，出其風頭。倘若能取得我的信賴和重用，那自然更理想瞭。後來他實在從我這裡沒弄到什麼，不得已，無中生有地給自己刻瞭“少保”的圖章，蓋在他的樹杈式的書聯上。
這些有頭有臉的人物是這樣各懷著一個算盤，那些下面的嘍囉，不斷地遞折子、上條陳，也各有其小算盤。我六叔載洵有個叫吳錫寶的門客，寫瞭一個“奏為陳善後大計”的折子，一上來先抱怨說，他早主張要聘用各國法學傢研究法律，以備應付民國違法毀約的舉動，因為沒聽他的主意，所以今天手忙腳亂，駁辯無力。接著，他提出五條大計：說來說去離不瞭用法律和法學傢，原因就是他自己是一名律師。還有個名叫多濟的旗人，是掛名的內務府員外郎，他堅決主張無論如何不可放棄帝號，不但如此，我將來有瞭兒子還要叫做“宣統第二”。他又主張今後我應該把侍奉左右的人都換上八旗子弟，看來，他也打好主意讓他的兒子做“多濟第二”，來繼承員外郎這份俸銀的。
我也有一個算盤，相形之下，我的算盤倒是最單純的，而且在那個范圍內也是說得出口的，這就是我的終極目標：復辟。為瞭這個目標，我曾為自己把第三條路線修正、補充過幾次。剛進“北府”的時候，這條路線是這樣：
“北府”—東交民巷—外國—北京紫禁城
在形勢緩和之後，我又修改成如我給張作霖的信裡說的那樣：
“北府”—北京城內住所—奉天（沈陽）—外國—紫禁城
這條具體的行動路線不但表明瞭固定不移的終極目標，也表明瞭第一個步驟是非離開“北府”這個不稱心的地方不可的。
那時，我自然不會像上面說的那樣，去分辨周圍那群蠅子，我判斷是非的標準隻有一條，這是和西太後的並沒有多大區別的一條：誰叫我稱心，誰最維護我作為帝王的利益的，誰就是好，否則就叫壞。那時凡是叫我忍受的，叫我等待的，攔阻我行動的，把他的利害放在我的利害上面的，我都不滿意。因此，王公大臣那一方逐漸失掉瞭我歡心，而積極為我奔走，設計讓我脫離那個“北府”的鄭、羅、莊這一方，越來越受到我的信賴。從這點上說，這就預定下瞭“北府”爭奪戰的最後結局。
古代兵法中說得不錯，“知己知彼，百戰不殆”，又說“攻心為上”。誰能知我又能攻我心的，誰就得勝，否則必敗。
我當時主要的心情，既然是又害怕國民軍害我，又想離開這個變相的紫禁城，鄭孝胥和羅振玉於是從這方面打動瞭我的心。
國民軍的警衛從大門撤走之後，形勢本來已經緩和，我都敢放開膽子向記者罵國民軍瞭，忽然鄭孝胥面容嚴肅地出現瞭，問我看過報沒有。
“看瞭，沒有什麼呀！”
“皇上看看《順天時報》。”他拿出報來，指著一條“赤化運動之平民自治歌”標題給我看。這條消息說，馮軍入京以後，“赤化主義”就乘機活動，最近竟出現數萬張傳單，主張“不要政府真自治、不要法律大自由”雲雲。那時，我從鄭、陳、莊諸人和《順天時報》上聽到或看到什麼共產黨是過激主義、赤化主義，赤化、過激就是洪水猛獸，共產共妻，又說馮玉祥的軍隊就和赤化過激有關，等等的鬼話。看瞭這些消息，就信鄭孝胥的解釋，那是馬上要天下大亂，“赤化主義”對我下毒手，則更無疑問。
我正被鄭孝胥的話鬧得心驚膽戰之際，羅振玉以緊張的面容出現瞭。羅振玉的來自日方的消息一向很受我重視。曾以聯絡日本兵營的聯隊長竹本大佐一事，得到我的信任，他這次報告我說，已確實聽說馮玉祥和“過激主義”分子將對我不利。“現在馮軍占瞭頤和園。”他說，“出事可能就在這一兩天。皇上要趁早離開這裡，到東交民巷躲避一下才好。”
後來莊士敦也來瞭，帶來瞭外國報上的消息，說馮玉祥又要第三次對北京采取行動。
這樣一來，我沉不住氣瞭，連一向穩重的陳寶琛也著瞭慌，認為應該趁馮玉祥軍隊不在的時候，抓機會到東交民巷為妙。他和鄭孝胥商量過，主張先住進德國醫院，因為那位德國大夫是認識我的。接著，我就和陳、莊二師傅，悄悄地商議瞭一個計策，這個計策不但要避免民國當局知道，也要防備著我的父親。
我們按照密議的計劃進行。第一步，我和陳師傅同出，探望比我晚幾天出宮的住在麒麟胡同的敬懿、榮惠兩太妃（這時莊和和端康都已去世瞭）。探望完瞭，依舊回“北府”，給“北府”上下一個守信用的印象。第二步，即第二天，我和陳、莊師傅揚言去蘇州胡同看房子，準備租用居住。我們準備從那裡繞一下就奔東交民巷，先住進德國醫院，然後再考慮住進使館和讓婉容搬來。隻要到瞭東交民巷，這第三步就好辦瞭。但是，在執行這第二步計劃的時候，我父親派瞭他的大管傢張文治，偏要陪我們一起去。我和莊士敦上瞭一輛汽車，張文治也跟在陳寶琛屁股後，上瞭另一輛車。進瞭東交民巷，莊士敦叫車子在一傢賣鐘表和相機的洋行門口停下，他帶我進瞭洋行，在這裡考慮對付張文治的辦法。我買瞭一個法國金懷表，磨蹭一陣兒，莊士敦想出瞭辦法，就說我覺得不舒服，要去德國醫院看看。張文治狐疑不安地跟我們到瞭德國醫院。到瞭醫院，我們把他甩在一邊兒。莊士敦向醫院的棣柏大夫說明瞭來意，把我讓到一間空病房裡休息，張文治一看不是門道，趕緊溜走瞭。我們知道他必是回“北府”向我父親報信去瞭，莊士敦不敢放松時間，立刻去英國使館辦交涉。誰知他這一去就杳無音信，等得我好不心焦。我生怕這時張文治把我父親引瞭來，正在焦躁不安，鄭孝胥到瞭。這段經過，可以看看他的日記：
壬子初三日。弢庵、叔言來。昨報載李煜瀛見段祺瑞，爭皇產事，李忿言：法國路易十四，英國殺君主，事尤數見，外交幹涉必無可慮。張繼出告人曰：非斬草除根，不瞭此事。平民自治歌有曰：留宣統，真怪異，唯一污點尚未去。餘語弢庵曰：事急矣！乃定德國醫院之策。午後，詣北府，至鼓樓，逢弢庵（陳寶琛）之馬車，曰：已往蘇州胡同矣！馳至蘇州胡同，無所見，遂至德國醫院。登樓，上（說我）徘徊窗下，獨弢庵從，告孝胥曰：莊士敦已往荷蘭、英吉利使館，張文治奔告醇王，且復來！孝胥請幸日本使館，上命孝胥先告日人。即訪竹本，告以皇帝已來。竹本白其公使芳澤，乃語孝胥：“請皇帝自決行止。”於是暴風大作，黃沙蔽天，數步外不相見。孝胥至醫院，慮汽車或不聽命，議以上乘馬車；又慮院前門人甚眾，乃引馬車至後門，一德醫持鑰從，一看護導上下樓，開後門，登馬車，孝胥及一僮驂乘。德醫院至日本使館有二道，約裡許：一自東交民巷轉北，一自長安街轉南。孝胥叱禦者曰：“再至日使館。”禦者利北道稍近，驅車過長安街。上驚呼曰：“街多華警，何為出此！”然車已迅馳，孝胥曰：“咫尺耳！馬車中安有皇帝？請上勿恐。”既南轉至河岸，復啟上曰：“此為使館界矣！”遂入日本使館。竹本、中平迎上入兵營。弢庵亦至。方車行長安街，風沙悍怒，幾不能前，昏晦中入室小憩。上曰：“北府人知我至醫院耳，莊士敦、張文治必復往等，宣告之。”孝胥復至醫院，醇王、濤貝勒皆至。因與同來日館，廷臣奔視者數人。上命孝胥往告段祺瑞，命張文治往告張作霖……
鄭孝胥日記裡沒提到莊士敦，因為他在德國醫院沒有看見莊士敦，莊士敦那時已經到瞭日本使館瞭。我和這位一去不回的人在這地方碰見，很是奇怪。他對我解釋說：“我到英國公使那裡去瞭，麻克類說那裡地方很小，不便招待……既然陛下受到日本公使先生的接待，那是太好瞭，總之，現在一切平安瞭。”在那匆匆忙忙之中，我也沒再細問——既然我保瞭險瞭，過去的事情我也就沒有興趣去知道瞭。一直到很晚，他的《紫禁城的黃昏》出版瞭，我才看到下面這段描寫：
我先到日本公使館去。我這樣做是因為，我覺得，所有的外國公使裡面，日本公使最能而且也最願意，不僅僅接待皇帝，而且還給以有效的保護。
這時已是下午一點。日本公使不在傢，他到外面吃飯去瞭。於是我就到荷蘭使館去，荷蘭公使也出去。最後我拜訪瞭英國使館。羅納德·麻克類勛爵正好在傢，我把發生的事情簡單地告訴瞭他。我知道英國使館的態度是堅決反對，英國人怕采取任何被解釋成幹涉中國內戰的行動，因此我談到我在皇帝出逃中所起作用時，盡量輕描淡寫，我隻說，根據皇帝的指示，我坐車和他一起到瞭東交民巷。
我接著說，我已拜訪瞭日本公使館，因為我覺得如果芳澤謙吉先生同意保護他，他就可以得到最安全的庇護。英國公使表示同意，他還相當體貼地說，如果皇帝得到日本使館的庇護的話，他希望我到英國使館去做客，這樣就可以盡可能接近皇帝，因為日本使館幾乎就在英使館的對過。
我去日本使館，可是日本公使還沒有回來，等到我和他見面的時候，已經是下午三點鐘瞭。他聽瞭我所說的話，當我請他用日本使館接待皇帝的時候，他並沒有馬上作答，在他屋子裡踱來踱去，考慮著這件事情，然後才把他的決定告訴我。他願意接待皇帝，可是他希望給他安排一個“合適的地方”，所以我先回德國醫院，等候他的消息。我後來發現，芳澤謙吉先生及其夫人為皇帝準備的“合適的地方”原來是他們自己的私人房間，也就是日本使館裡最好的房間。
莊士敦接著寫道，他又回到德國醫院，發現瞭我已不在瞭，大吃一驚，問德國護士：“皇帝在哪裡？”護士說：“這裡沒有皇帝！”他叫起來：“胡說，是我把他送到這裡的！”後來才明白，這是德國醫師棣柏囑咐醫院為我保密的。醫院裡的人後來認出他來，才告訴瞭他，我已經去日本使館瞭，他很感謝德國朋友的熱心，然後又到日本使館。在這裡他又一次出乎意外，因為又發現我不在公使館，而是在日本守備隊司令官竹本大佐那裡。當然，很快也就知道瞭鄭孝胥的活動。
鄭孝胥對自己在這次出逃中所起的作用，得意極瞭。這可以從他寫的兩首七言中看出來。
十一月初三奉乘輿幸日本使館
陳寶琛、莊士敦從幸德國醫院，孝胥踵至，遂入日本使館。
乘日風兮載雲旗，縱橫無人神鬼馳，
手持帝子出虎穴，青史茫茫無此奇！
是日何來蒙古風？天傾地坼見共工，
休嗟猛士不可得，猶有人間一禿翁。(8)
這位儼然以“猛士”自居的禿翁後來作瞭一幅畫：在角樓上空雲霧中，有一條張牙舞爪的龍。陳寶琛虔誠地在畫上題瞭“風異”二字，又作詩一首恭維他：“風沙叫嘯日西垂，投止何門正此時；寫作昌黎詩意讀，天昏地黑扈龍移。”莊士敦頗知湊趣，也用英文把事件經過寫在上面。
讓鄭孝胥如此得意忘形的原因之一，是他在這場爭奪壟斷的戰鬥中，勝過瞭他的暗中對手羅振玉。羅振玉不但沒有趕上這個機會，而且竹本大佐這個值錢的關系，也被鄭孝胥輕輕拿在手裡，成瞭鄭的本錢。鄭、羅二人之間的沖突，原來是掩蓋在他們與王公們的爭奪戰後面。而從這時起，開始瞭他們之間的爭奪戰瞭。
不過，莊士敦卻在旁不免暗笑。在他的一九三二年出版的書裡，他肯定瞭鄭孝胥日記所敘述的正確性之後說：“不過有一點除外，那就是鄭孝胥錯誤地認為，竹本大佐在同意用他自己的住處接待皇帝之前，已經和日本公使商量過瞭。日本使館中文武官之間的關系，並不像其他使館中文武官之間的關系那麼親近和友好，竹本大佐是否認為自己應當聽從日本大使的命令，是大可懷疑的。因此，他並不認為必須把他和鄭孝胥先生談的話向芳澤謙吉先生匯報，而且他也沒有這樣做。事實上，他本人急於要接待皇帝，不希望日本公使把他的貴客奪走……
事實上，後來是奪走瞭。原來剛開始不久的爭奪戰，不僅展開在王公大臣和鄭、羅之間，也不僅在鄭與羅之間，原來還發生在日本人之間。這第一場爭奪戰的真正勝利者，有一段談話刊在第二天的《順天時報》上：
日使對容留遜帝之談話
日本芳澤公使，昨日對於往訪記者所談遜帝溥儀遷入日本使館之經過，並公使所持之態度如下：
上星期六午後三時，忽有某氏（公使不欲宣佈其姓名）來訪餘（公使自稱，下同），告以遜帝現已入德國醫院，並謂此不過暫時辦法，萬難期其久居，且於某某方面亦曾懇談遜帝遷居事，咸以遷居日本使館為宜，故遜帝遣某來為之先容，萬希俯允所請等語。餘當時在大體上因無可推辭，然以事出突然，故答以容暫考慮，再為答復等語。某氏辭去約二十分鐘。餘即接得報告，謂遜帝已至日本兵營，要求與餘面會。餘當即親赴兵營迎迓，一面為之準備房屋。午後五點迎入本館後，即派池部書記官赴外交部謁沈次長，說明遜帝突然來館之始末，並請轉達段執政，以免有所誤會。當蒙其答復，極為諒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