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瞭天津，才知道並不像羅振玉說的那樣，“住處準備妥當”。我在大和旅館先住瞭一天，第二天，婉容、文繡和日本使館裡的那一套人馬也都來瞭，才一同搬進匆忙佈置起來的張園。
張園是一座占地約有十二三畝的園子，中間有一座天津人稱之為七樓七底的樓房。這是前清駐武昌第八鎮（相當於師）統制張彪建做遊藝場用的房子。武昌起義時，張彪嚇得連官印也不要瞭，帶著他的金銀財寶和傢眷溜到天津，在日本租界裡當瞭寓公。這位在清朝丟瞭臉的“名將”，在我以每月租金二百元代價租用他的別墅之後，每天清晨都帶來一把掃帚，自動在張園裡掃院子，大概是表示自己一貫矢忠之意。後來不知是經誰的勸阻，才丟下那把掃帚。我在這裡住瞭五年，後來又搬到陸宗輿的“靜園”住瞭兩年，一直到我離開瞭天津。
我到天津來的目的原是為瞭出洋，結果卻一連住瞭七年。這是我在各派遺老、各種主意之間搖擺的七年。這時，王公們對我的左右力量，早已大為減弱；我父親起初不大來天津，後來雖然也常來（住在我原先買的英租界戈登路的房子裡），對我並不發生什麼作用。在這期間，莊士敦老師也離開瞭我，到威海衛去當他的專員，威海衛被中國政府收回之後，他就到英國接受爵士的爵位，做瞭倫敦大學的漢學教授兼英國外交部的顧問。這七年間，在我身邊進行著鉤心鬥角的人物，大致可分為這幾派：起初把希望放在恢復優待條件以復原還宮方面，後來又退縮為維持原狀的，是以陳寶琛為首的一批“舊臣”，可以稱之為“還宮派”。把希望放在出洋以取得外國主要是日本的援助上，是以羅振玉為首，其中有遺老遺少，也有個別王公如溥偉之流，按當日說法，可以稱之為“聯日”或“出洋”派。把希望放在聯絡、收買軍閥方面，即所謂“用武人”一派，這派人物頗復雜，有前清遺老，也有民國的政客，中心人物卻是我自己。後來又回到我身邊的鄭孝胥，起先並不屬於哪一派，好像哪一派的主張他都贊成過，也反對過，他更提出過任何一派不曾提過的如所謂“用客卿”（外國人）、“門戶開放”（向每個肯幫助復辟的國傢勾結）等主張，因而也受過各派人的反對。但是，當他後來一拿定瞭投靠日本這個主意，一切反對派就都不成他的對手瞭。他不但勝過瞭他們，而且連他的老對手、“聯日派”的老首領羅振玉，在這個階段的爭奪中又被他將多年經營來的成果，輕輕攫取到手。不過這也是後話，現在還是先說一說把我弄到天津來的羅振玉。
羅振玉到宮裡來的時候，五十出頭不多，中高個兒，戴一副金絲近視鏡（當我面就摘下不戴），下巴上有一綹黃白山羊胡子，腦後垂著一條白色的辮子。我在宮裡時，他是袍褂齊全，我出宮後，就總穿一件大襟式馬褂，短肥袖口露出一截窄袍袖。一口紹興官話，說話行路慢條斯理，節奏緩慢。他在清末做到學部參事，是原學部侍郎寶熙的舊部，一個三品官，本來是和我接近不上的，在我婚後，由於升允的推薦，也由於他的考古學的名氣，我接受瞭陳寶琛的建議，留做“南書房行走”，請他參加對宮中古彝器的鑒定。和他前後不多時間來的當時名學者，還有他的姻親王國維和以修元史聞名的柯劭忞。陳寶琛認為“南書房”有瞭這些人，是頗為清室增色的。當然，羅振玉在復辟活動方面的名氣比他在學術上的名氣，更受到我的註意。他在辛亥革命那年東渡，在日本做瞭十年寓公，考古寫書，自名“仇亭老民”。升允和善耆到日本活動，尋求復辟的支援時，他跟他們攪在一起，結瞭緣。後來升允灰瞭心，在青島住瞭一陣後，跑到天津日本租界當寓公，善耆定居在旅順大連，接受日本人的豢養。羅振玉在日本住到一九一九年，回國住在天津，後來在大連碼頭開設瞭一個叫墨緣堂的古玩鋪，一邊用假古董騙一種日本人，一邊又和另一種日本人拉拉扯扯，繼續尋求復辟的同情者。
羅振玉並不經常到宮裡來，他的姻親王國維能替他“當值”，經常告訴他，當他不在的時候，宮裡發生的許多事情。王國維對他如此服服帖帖，最大的原因是這位老實人總覺得欠羅振玉的情，而羅振玉也自恃這一點，對王國維頗能指揮如意。我後來才知道，羅振玉的學者名氣，多少也和他們這種特殊瓜葛有關。王國維求學時代十分清苦，受過羅振玉的幫助，王國維後來在日本的幾年研究生活，是靠著羅振玉一起過的。王國維為瞭報答這份恩情，最初的幾部著作，就以羅振玉的名字付梓問世，羅振玉也居然受之無愧。羅振玉早年是有遠見的，放長債滾大利的辦法是生效瞭。羅、王兩傢後來成瞭兒女親傢，按說兩人又是老友又是近親，王國維的債務總可以不提瞭，其實不然，羅振玉並不因此忘掉瞭他付出過的代價，而且王國維因他的推薦得以接近“天顏”，也要算做王國維欠他的情分，所以，王國維處處還要聽他的吩咐。我到瞭天津，王國維就任清華大學國文教授之後，不知王國維在一個什麼事情上沒有滿足羅振玉的要求，羅振玉又向他追起債來，繼而又以要休退王的女兒（羅的兒媳婦）為要挾，逼得這位又窮又要面子的王國維走投無路，在一九二七年六月二日跳進瞭昆明湖裡自殺瞭。
王國維死後，社會上曾有一種關於國學大師殉清的傳說，這其實是羅振玉作出的文章，而我在不知不覺中，成瞭這篇文章的合作者。過程是這樣：羅振玉給張園送來瞭密封的所謂王國維的“遺折”，我看瞭這篇充滿瞭孤臣孽子情調的臨終忠諫的文字，大受感動，和師傅們商議瞭一下，發瞭一道“上諭”說，王國維“孤忠耿耿，深堪惻憫……加恩謚予忠愨，派貝子溥伒即日前往奠綴，賞給陀羅經被並洋兩千元……”羅振玉於是廣邀中日名流、學者，在日租界日本花園裡為“忠愨公”設靈公祭，宣傳王國維的“完節”和“恩遇之隆，為振古所未有”，又在一篇祭文裡更宣稱他相信自己將和死者“九泉相見，諒亦匪遙”。但是那個表現著“孤忠耿耿”的遺折，卻是個假的，編造者正是要和死者“九泉相見”的羅振玉。
那時我身邊的幾個最善於鉤心鬥角的幾個人，總在設法探聽對手的行動，辦法之一是收買對手的仆役，因而主人的隱私，就成瞭某些仆人的獲利資本。在這上面肯下功夫又肯花錢的是鄭孝胥和羅振玉這一對冤傢。羅振玉假造遺折的秘密，就這樣被鄭孝胥探知，於是在某些遺老中就傳開瞭。這事的真相當時沒有傳到我耳朵裡來，因為一則謚法業已賜瞭，誰也不願擔這個“欺君之罪”，另則這件事傳出去也實在難聽，這也算是出於遺老們的“愛國心”吧，就把這件事壓下去瞭。一直到羅振玉死後，我才知道這個底細。近來我又看到那個“遺折”的原件，字寫得那麼工整，顯然不是他的手筆，一個要自殺的人能找到代繕絕命書的人，這樣的怪事，我當初卻沒有發覺出來。
羅振玉給王國維寫的祭文，很能迷惑人，至少是迷惑瞭我。他在祭文裡表白瞭自己沒有看見王國維的“封奏”內容之後，以臆逆其心事的題目渲染瞭自己的忠貞。說他自甲子以來曾三次“犯死而未死”，頭兩次在我出宮和進日使館的時候，他都想自殺過，第三次是最近。他本想清理完未瞭之事就死的，不料“公竟先我而死矣，公死，恩遇之隆，為振古所未有，予若繼公而死，悠悠之口或且謂予希冀恩澤”，所以他就不便去死瞭。好在“醫者謂右肺大衰，知九泉相見，諒亦匪遙”。這篇祭文的另一內容要點，是說他當初如何發現和培養瞭那個窮書記，(1)這個當時“黯然無力於世”的青年在他的資助指點之下，終於“得肆力於學，蔚然成碩儒”。總之，王國維無論道德、文章，如果沒有他羅振玉都是成不瞭氣候的。那篇祭文當時給我的印象，就是這樣。
我對羅振玉本人的文章，一直沒有弄清底細，對他的道德，卻逐漸發生瞭懷疑。早在北京日本使館的時候，他曾主張把故宮的古物弄到東交民巷一個外國倉庫裡，籌設什麼和外國人合辦的博物館，就有人背後和我說他存心不良，一貫騙人，我沒有相信。到天津之後，我發現張園並沒有像他說的已經收拾好，我心裡開始有些不快瞭。以後陳寶琛、胡嗣瑗、鄭孝胥屢次含含蓄蓄地說他善於招搖，言過其實，他和日本方面的關系，未必盡如其言。每逢羅振玉提出出洋計劃，陳、胡等人必有一番駁辯，不是說羅振玉的辦法冒險，就是說羅振玉虛構、誇大日本人的支持。我處在這種的爭吵中，對羅振玉又想利用他為我活動復辟，又懷疑他靠不住。對陳寶琛這一派則是又相信他們對我的忠誠，又覺得他們不免太膽小，暮氣沉沉。
這兩夥人起初的爭論焦點，是出不出洋的問題。當我從北京日本使館跑到天津日本租界，社會上的抨擊達到一個新高潮，天津出現瞭一個“反清大同盟”專門和我作對的時候，羅振玉這一夥人便向我說，無論為瞭安全還是為瞭復辟，除瞭出洋別無他路可走。這一夥人的聲勢陣容，一時頗為浩大、齊正，連廣東一位遺老陳伯陶也送上奏折說：“非外遊不足以保安全，更不足以謀恢復”，並主張遊歷歐美之後可定居日本，以待時機變化。陳寶琛這一夥認為這完全是輕舉妄動，因為一則馮玉祥未必能站得住腳，危險並不那樣大，另則出洋到日本，日本未必歡迎，反而更刺激瞭社會輿論，弄不好連個立身之地都沒有瞭。這時陳寶琛完全成瞭還宮派，認為段祺瑞和張作霖之流能讓我回到紫禁城，恢復民國十三年以前的狀況。我對陳寶琛等人所抱的希望，不感興趣，但他們提出的倘若出洋不成反而會引起危險，引起瞭我的註意，因此對羅振玉的主張又犯瞭猶疑。
一九二六年，政局曾經一度像陳寶琛這一夥的希望那樣發生瞭變動，張作霖又轉而和吳佩孚聯合瞭，張、馮終於發生瞭沖突，馮軍遭到瞭奉軍的攻擊，馮玉祥撤走瞭天津的軍隊，北京的馮軍處於包圍之中。段祺瑞與張作霖勾結，被馮軍發現，段祺瑞逃走瞭，但隨後馮軍也在北京站不住腳，退往南口，奉軍張宗昌進瞭北京。七月間，張、吳兩“大帥”在北京的會面，引起“還宮派”無限樂觀，“還宮派”活躍起來瞭。不僅有我身邊的陳寶琛親自到北京，找他的舊交新的內閣總理杜錫珪去活動，在外面的康有為也致電吳佩孚、張作霖、張宗昌等人，呼籲恢復優待條件。康有為給吳佩孚寫瞭一封長信，歷數清朝的功德，什麼“康熙三十六年定國稅後永不加重”，“歷朝百戰力征……三百萬方裡之地歸於中國”，以及遺老們一向恃之為理的“中華之為民國，以清朝讓之，非民國自得之也”等等之後，請吳佩孚乘機復辟，並說張作霖等人都沒問題，外交方面也有同心，甚至“國民黨人私下亦無不以復辟為然”，“全國士大夫談無不疑民國而主復辟”，因此“今但待決於明公矣”！
但是，這時已是北洋軍閥的回光返照時期。雖然北方各系軍人忽然又合作瞭，張作霖又被公推為安國軍總司令瞭，但從一九二五年開始瞭國共第一次合作，國民革命軍的北伐到第二年勢如破竹，孫傳芳、吳佩孚、張作霖的前線軍隊不住潰敗下來，他們正自顧不暇，哪有心情管什麼優待條件？陳寶琛沒有活動出什麼結果，吳佩孚給康有為的回信則說他的來信所雲“金石不渝，曲高無和必矣”。過瞭一年，康有為抱著未遂之志死在青島瞭。
還宮希望破滅瞭，陳寶琛這一夥泄瞭氣，羅振玉這邊又活躍起來。一九二六年三月，當我正因北伐軍的迫近而陷入憂慮之際，溥偉派人從旅順給我送來奏折，並致羅振玉一信，說他已和日方官紳洽好，希望我遷到旅順去住，“先離危險，再圖遠大”，“東巡西幸亦必先有定居”。我對羅振玉，因為關於他的閑話聽得多瞭，已經對這個人有些不放心，不過我對溥偉的印象頗好。到天津不久，溥偉從旅順跑來給我請安，這是我第一次看見“恭親王”。他向我說過一句很令我感動的話：“有我溥偉在，大清就不會亡！”我後來看瞭他的勸我到旅順的信，有些動心，因為他通過瞭羅振玉來勸我，所以我對羅的懷疑也消除不少。後來，北伐軍占領瞭武昌，北方軍隊全線動搖，羅振玉更向我宣傳革命軍全是“洪水猛獸”，“殺人放火”，倘若落在他們手裡，絕無活路，說得我非常相信。但是，羅振玉這次還是勝不過陳寶琛，陳寶琛勸我靜觀變化，因為他們從北京的日本使館方面得到的消息並不那麼悲觀。果然，一九二七年四月十二日國民黨的清黨消息來瞭，蔣介石成批地屠殺被看做“洪水猛獸”的共產黨人瞭，在這前後時間裡，接二連三地傳來瞭英國軍艦炮轟南京，日本出兵山東，阻擋南方軍隊北上的消息。這些消息讓我相信瞭陳寶琛這夥人的穩健，覺得事情的確不像羅振玉這夥人說得那麼嚴重。蔣介石既然和袁世凱、段祺瑞、張作霖一樣地怕洋人，我住在外國租界，不是和以前一樣的保險嗎？
“還宮”和“出洋”這兩派人的最後目的，其實並不矛盾，都是一致希望復辟的。陳寶琛這一夥人在“還宮”希望破滅之後，重彈起“遵時養晦”的老調，主張采取“一動不如一靜，靜待觀變”的政策，但是他們在“聯日”方面，也並非反對羅振玉這夥人的主張。例如，一位“南書房行走”叫溫肅的遺老（張勛復辟做過十二天的都察院副都禦史），他上奏說，“陳寶琛有曠世之才，與芳澤甚密”，“行在”設在天津，可由陳與芳澤就近聯系，“密商協助餉械，規定利權”，以“厚結外援，暗樹勢力”，“津京地近，往返可無痕跡”。有一個比溫肅更討厭羅振玉的張琨（前清的順天文安縣知縣候補直隸州知州），他對於出洋之所以不太支持，原因不過如此：“出洋如為避禍，以俟復辟轉圜則可，若再以彼道義之門、治平之范，棄其學而學焉，則大不可也。”可見他也並不完全反對羅振玉的出洋理由。甚至陳寶琛也曾一度讓步說，倘若非要出洋不可，隻望我選可靠的扈從人員。原來問題的真正焦點，還是在反對羅振玉這個人上。現在我能記得起的最堅決反對出洋的遺老，隻有在張勛復辟時當過郵傳部侍郎的陳毅，他說過“日本唯利是圖，不會仗義協助復辟”的話，他認為復辟隻能放在“遺臣遺民”身上，在他的“遺臣遺民”裡，是要把羅振玉剔除出去的。
兩夥人既然不是什麼主張、辦法上的爭執，而是人與人的爭執，因此在正面的公開的條陳議論之外，暗地鉤心鬥角更為激烈。在這方面，羅振玉盡管花樣更多，結果也仍是個失敗者。
有一天，羅振玉得到我的召見，到我的小召見室裡來瞭。他拿著一個長長的包包，對我說：“臣罪該萬死，不當以此擾亂天心，然而臣若為瞭私交，隻知隱惡揚善，則又不忠不義。”
“你說的什麼呀？”我莫名其妙地望著他，隻見他慢慢騰騰地打那個包包，就像個老太監洗臉梳頭似的那麼不著急。包包裡面是一副對聯，他不慌不忙地把它展開，還沒展完，我就認出瞭，這是我寫給陳寶琛的。
“還求皇上開恩，臣在小市上發現的，宸翰禦墨之失，或非陳太傅故意的過失，但總算萬幸，被臣請回來瞭……”
那時，我還不知道羅振玉這些人一貫收買敵對者的仆役，幹些卑鄙的勾當，我隻想到陳寶琛居然對“皇上”的“恩賜”是這樣不尊敬，居然使我的禦筆擺到小市的地攤上！我心中惱火得很，一時煩躁之至，不知說什麼是好，隻好揮揮手，叫羅振玉趕快走開。
這時，陳寶琛到北京去瞭，這件事叫胡嗣瑗知道瞭。他堅持說，這絕不是陳寶琛的過失，他也不相信是陳傢的仆人拿到小市上去的，但陳傢仆人為瞭錢拿出去倒是可能。至於不賣給小市又賣給誰？為什麼會到瞭羅振玉手裡？他卻又不說出來。在我追問之下，他隻說瞭一個叫我摸不著頭腦的故事。
“嘉慶朝大學士松筠，皇上必能知道，是位忠臣。松筠的故事，皇上願意聽，臣就講一講。嘉慶二十四年，仁宗睿皇帝要禦駕巡幸出關，大學士松筠知道瞭，心中不安，一則仁宗聖躬違和，如何能經這番奔波？另則和坤雖然伏誅，君側依然未凈，隻怕仁宗此去不吉。松筠心中有話不能向上頭明說。隻好在奏折上委婉其詞，托詞夜觀天象，不宜出巡。仁宗閱奏大怒，下諭一道，說自古以孝治天下，朕出關祭祀祖宗，豈有不吉之理？因此松筠奪官，派往禁衛軍充打掃之職。仁宗後來果然在熱河行宮龍馭上賓，宣宗（道光）即位還朝，看見瞭打掃宮門的松筠，想起瞭松筠進諫大行皇帝的那些話，明白瞭話中的含義，知道這才是忠心耿耿的重臣，立即官復原職……”
說到這裡，胡嗣瑗停住瞭。我著急地問：“你說的什麼呀？這跟陳寶琛有什麼關系？”
“臣說的是陳寶琛，跟松筠一樣，有話不好明說。”
“那麼，我是仁宗還是宣宗？”
“不，不……”胡嗣瑗嚇得不知說什麼是好瞭。
我不耐煩地說：“你是個幹脆人，別也學那種轉彎抹角的，幹脆說吧！”
“嗻，臣說的陳寶琛，正是忠心耿耿，隻不過他對上頭進諫，一向是迂回的，皇上天稟聰明，自然是能體諒到的。”
“行啦，我知道陳師傅是什麼人。”
我雖然還不明白松筠故事的含義，我也樂意聽胡嗣瑗說陳師傅的好話，至少這可以除去那副對聯所引起我心裡的不舒服，但願它真是賊偷去的就好瞭。
羅振玉經過一連串的失敗，特別是在後面將要講到的另外一件事上，更大大失掉我的信任，他終於在一九二八年末搬到旅順另覓途徑去瞭。
這裡暫且不敘遺老們之間的爭鬥，先談一談使我留津而不想出洋的另外兩個原因，第一個就是我對軍閥的希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