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現代日本作傢中，非以壽終者頗不在少數，芥川龍之介乃其一。芥川1892年生於東京。1915年就讀於東京大學英文專業時以短篇小說《羅生門》步入文學創作之途。而在1927年三十五歲時便因“恍惚的不安”自行中止瞭生命的流程。日本近現代文學天空於是隕落瞭一顆光芒正勁的奇星，不知使多少人為之扼腕唏噓，平添哲人其萎之嘆。
芥川確是一顆奇星，一顆放射奇光異彩的哈雷彗星。或許這種比較有些滑稽——他總是使我不期然地想起我國唐代以“鬼才”著稱的短命詩人李賀。芥川天資聰穎，博學強記，多愁善感。創作討厭平庸，討厭直露浮泛，討厭隔靴搔癢式的含蓄和自然主義式的寫實。行文精雕細刻，立意獨辟蹊徑，構思縝密嚴整。雖有“強說滋味”之嫌，卻也入木三分。借用頗不客氣的流行語來說，可謂喜歡“玩弄深刻”的作傢，但不能不承認他玩弄得相當高明。同時他又是高產作傢。短短十幾年創作生涯中，寫瞭一百四十九篇小說、六十六篇隨筆、五十五篇小品文及諸多評論、札記、遊記、漢詩、和歌、俳句等作品，譯成中文都有厚厚五大本，洋洋二百八十萬言。
以題材論，其作品可分歷史與現實兩大類，前期更以歷史題材為主。
說來有趣，芥川大學時代專攻時髦的英文，但最為拿手的卻是漢文。念小學時便讀瞭《水滸傳》、《西廂記》。中學時代讀瞭《聊齋志異》、《金瓶梅》和《三國志》（《三國演義》），並喜歡漢詩。進入大學後仍在《琵琶行》等中國小說天地裡流連忘返。有此漢文修養，對日本古典自然觸類旁通，別有心會。書山稗海，文史苑囿，於中沉潛含玩，鉤沉抉隱，一旦發而為文，自是信手拈來，隨機生發，縱橫捭闔，不可抑勒。從王侯衙役到市井小民，從寺院高僧到天主教徒，從紫宸之深到江湖之遠，在其筆下無不呼之即來，騰躍紙上。例如《羅生門》、《鼻》、《地獄變》、《密林中》、《芋粥》、《開化的殺人》、《奉教人之死》、《枯野抄》、《阿富的貞操》便是這方面的代表作。也有的取自中國古代文史作品，如《仙人》、《酒蟲》、《黃粱夢》、《英雄之器》、《尾生的信》、《杜子春》、《秋山圖》等。值得註意的是，芥川的歷史題材小說並非為瞭演繹歷史典故和翻拍歷史人物，而是身披歷史戲裝的“現代小說”，目的在於借古喻今，針砭時弊，臧否人物，傳達現代人的生命窘態和靈魂質地。如魯迅在《羅生門》譯者附記中所指出的，芥川的作品，“取古代的事實，註進新的生命，便與現代人生出幹系來”。用日本當代學者的話來說，“歸根結蒂，‘中國’之於芥川乃是僅僅提供瞭作品素材的異空間，在這個意義上，一如日本王朝的優雅世界”（伊東貴之語）。不妨認為，芥川的藝術成就主要表現在歷史題材的作品中。原典出入自如，佈局渾然天成，主題獨出機杼，筆致搖曳生姿。
另一類是現實題材。芥川生性敏感，縱然一件司空見慣的小事，也往往使其脆弱的神經震顫良久。一般說來，他不重描繪而意在發掘，疏於敘述而工於點化。少的是輕靈與瀟灑，多的是沉鬱與悲涼。此類作品主要有《手帕》、《橘》、《礦車》、《一塊地》、《將軍》、《玄鶴山房》、《海市蜃樓》、《河童》、《齒輪》、《某傻子的一生》等。或寫村姑的純樸，或寫少年的孤獨，或寫鄉下人與人之間的關系，或寫軍人的滑稽可笑，尤以描寫知識分子苦悶和絕望的精神世界見長。其中《齒輪》和《某傻子的一生》疊印出作者本人一生的背影，具有明顯的自傳性質，從中不難窺見作者自殺前的精神狀態及自殺的原因。而這些又大多出以機警戲謔的語氣，惟其如此，更讓人痛切地感受到其靈魂的尷尬和迷惘。也正因為這樣，《橘》中離傢做工的小女孩從火車窗口拋給弟弟們的幾個金黃色的橘子，才在芥川陰沉沉的文學天穹劃出瞭格外美麗動人的拋物線。總的說來，現實題材的作品無論數量還是質量都較歷史題材相形見絀，甚至不乏《保吉的手冊》等“保吉”系列作品那樣的較為平庸之作。
無論得於史料之作，還是拾於現實之篇，其一以貫之者，大約是以下兩條主線。
一是對人性中“惡”的暴露、揶揄和鞭撻。《羅生門》以令人窒息的緊湊佈局將人推向生死抉擇的極限，從而展示瞭“惡”的無可回避，展示瞭善惡之念轉換的輕而易舉，展示瞭人之自私本質的醜陋，第一次傳遞出作者對人的理解，對人的無奈與絕望。《鼻》則把犀利的筆鋒直接刺向人的深層心理，自卑與自尊，虛偽與醜惡，軟弱與做作，同情之心與幸災樂禍，種種微妙復雜的心理天衣無縫地聚斂於一部短篇之內，委實令人驚嘆，使人感慨，發人深省。此篇受到夏目漱石的極大贊賞，成為其進入文學殿堂的叩門之作。《密林中》以幾個人對同一案件的不同證詞或告白，於撲朔迷離之中凸現人性的機微、人的無可信賴和無可救藥。手法新穎，寓意深刻，虛實相生，玄機四伏，“乃出色的‘物語’產出裝置”（高橋修語）。此篇前些年曾改編成電影劇本以《羅生門》為名由黑澤明搬上銀幕，獲奧斯卡最佳外語片獎。《蛛絲》屢屢入選日本語文教材，是廣為人知的短篇之一。主人公在捋著蛛絲向天堂攀援過程中隻因動瞭利己之心便重新墮入地獄中無明的苦海。構思精巧，刻畫入微，對比鮮明，而主題依然是詮釋人之私欲的根深蒂固以及由此導致的對人性的無奈與絕望。其他如《手帕》、《阿富的貞操》和《一篇愛情小說》等亦屬此線的延伸。芥川有時倒也善於渲染人物的心境漣漪，但極少折射晶瑩璀璨的光點，而大多泛起無可疏浚的沉渣。唯見淒風苦雨，不聞鳥語花香。至於《侏儒警語》，雖廣涉人生、道德、藝術、政治，林林總總，筆法或冷嘲熱諷或含沙射影或單刀直入，但追根溯源，大多離不開對人性惡的赤裸裸的揭示和冰冷冷的剖析，至今讀來靈魂亦不禁為之縮瑟。而其文學才情縱使在這種隨想錄或札記式文體中亦如萬泉自湧，頃刻萬裡。試舉一段：“我是穿五彩衣、獻筋鬥戲的侏儒，唯以享受太平為樂的侏儒，敬祈滿足我的心願：不要讓我窮得粒米皆無，不要使我富得熊掌食厭。不要讓采桑農婦都對我嗤之以鼻，不要使後宮佳麗亦對我秋波頻傳。不要讓我愚昧得麥菽不分，不要使我聰明得明察雲天。……我是醉春日之酒誦金縷之歌的侏儒，唯求日日如此天天這般。”（《侏儒警語·侏儒的祈禱》）
第二條主線便是對人對人生的幻滅感亦即厭世主義傾向所導致的對藝術的執著與癡迷，這或許也是出於對前者的一種補償心理。這點在《戲作三昧》初露端倪，而在《地獄變》中天崩地裂，一發不可遏止。“那被煙嗆得白慘慘的面龐，那隨火亂舞的長飄飄的黑發，那轉瞬化為火焰的美艷艷的櫻花盛裝……尤其每當夜風向下盤旋而煙隨風披靡之時，金星亂墜的紅通通的火焰中便閃現出少女咬著堵嘴物而幾欲掙斷鐵鏈痛苦扭動的慘狀……”而作為少女父親的良秀面對這慘狀竟浮現出“一種近乎恍惚狀態的由衷喜悅之情”。也就是說，良秀為瞭成就藝術而放棄瞭親情、放棄瞭道德、放棄瞭人性，寧願看著自己最疼愛的女兒被活生生燒死，而他自己也在畫完地獄變相圖的第二天夜裡自縊身亡——父女雙亡的悲慘代價促成瞭一部藝術作品的誕生。這無疑是對作者本人信奉的藝術至上主義驚心動魄的詮釋。芥川也在寫完這部作品不出十年自殺而死。“他的死因，一多半或可歸於使其心力交瘁的神經衰弱，但剩下的大約一半似乎在於他對人生及藝術的過於真誠、過於神經過敏”（菊池寬語）。事實上芥川也對作品的藝術性采取瞭極其嚴肅和虔誠的態度，苦心孤詣，一絲不茍。無論所用語言的洗煉典雅還是心理刻畫的細膩入微抑或情節設計的無懈可擊，都顯示出這位作傢高超的文學造詣和獨特的藝術風格。尤為可貴的是，“他有意識地創造瞭文體——不是陳陳相因的文體，而是一掃庸俗氣味的藝術文體”（中村真一郎語），堪稱典型的藝術至上主義者。
當然，有爭議的作品並非沒有，特別是《支那[1]遊記》中流露的“中國認識”，裡面不難找見國人讀起來可能心生不快的詞句。芥川於1921年3月中旬開始作為《大阪每日新聞》社特派員來華旅行，先後到瞭上海、杭州、蘇州、揚州、南京、蕪湖、廬山、漢口、北京和天津等地，歷時四個月，足跡遍及大半個中國。在上海見瞭章太炎和李漢俊，在北京見瞭胡適等人，但他對中國的政治和社會中出現的積極動向，更多時候表現出心不在焉的態度，而對杭州和長沙青年學生的排日行為亦未深入思考其根本原因和加以反省，而僅僅為之反感。他所津津樂道的大多是“支那”和“支那人”落後、頹廢、粗俗、臟污、貧窮等“醜陋”的一面——盡管亦是事實——以致在當時就引起瞭巴金等人的反感和批駁。可以說，對中國古典的向往和對中國現實的鄙視是芥川“中國認識”的一對矛盾。前者使之懷有文化上的自卑，後者催生其現實中的傲慢（“日本優越論”）。這其實也是日本近現代主流知識分子或精英階層共同的基本傾向，縱令夏目漱石亦不例外。愈到後來，自卑愈見其輕而傲慢愈見其烈，在結果上成為日本對外擴張和侵華戰爭所以順利推進的重要思想輿論資源和社會基礎。不過相對說來，芥川在日本近現代作傢中對中國的態度還算是比較好的，對日本的窮兵黷武政策也間接地有所批評，甚至在例如《將軍》這部作品中表示過反戰態度，可以說是較為清醒和有良知的作傢。
芥川在他短促的文學生涯中，未留下堪稱黃鐘大呂的鴻篇巨制，但他無疑是睥睨東瀛近現代文壇的少數幾位大傢之一，尤其短篇小說幾乎無人可出其右，日本每兩年頒發一次的著名的“芥川文學獎”就是為紀念他而設立的。
最後想順便說幾句或許題外的話。我是二十五年前在吉林大學研究生院苦讀的時候最初接觸芥川的。恩師王長新教授曾在文選課上重點講過芥川作品。執筆時間裡，眼前每每浮現出先生授課時專註而和善的神情，耳畔傳來其抑揚有致的聲調，如果拙譯中尚有一二處傳神之筆，實乃先生精辟的講解和氣氛的感化所使然。令人沉痛的是，恩師已於1994年4月乘鶴西去，爾來十餘年矣！膠東夜雨，燈火闌珊，四顧蒼茫，音容宛在。倘恩師得知生前鐘愛的作品經弟子之手而為更多的人所欣賞，學術研究得以薪火相傳，一定露出慈祥的微笑。
林少華
（2005年5月3日於窺海齋）
[1] 日本戰前對中國的舊稱，有時含貶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