開門見山，先澄清一下讀者看完書後可能會產生的兩個誤會：
這本書不是小說，是歷史紀實；
我不是專業的明史學者，我是個作傢。
那麼一個以虛構為業的作傢，為什麼突然要寫這麼一本非虛構的歷史紀實？
這完全是機緣巧合。
2014年我和一位喜歡明史的朋友聊天，她講到萬歷年間徽州有一樁民間稅案騷亂，過程跌宕起伏，細節妙趣橫生，結局發人深省，這引起瞭我的極大興趣。
聽完講述，我意猶未盡，去搜尋瞭一番資料，發現關於這樁案件的資料實在太豐富瞭。當時的一位參與者把涉案的一百多件官府文書、信札、佈告、奏章、筆記等搜集到一起，編纂成瞭一本合集，叫作《絲絹全書》。在中國歷史上，很少有一個地方性事件能夠保存下來如此全面、完整的原始材料。
這樁絲絹案在《明實錄》裡卻隻有一句冷冰冰的記錄，但如果把《絲絹全書》裡的細節加入其中，整個事件就立刻變得鮮活起來。裡面的鉤心鬥角，裡面的人心百態，當時官場和民間的各種潛規則，簡直比電視劇還精彩。我們看到的，是一個個有血有肉的人，是一篇篇生動細膩的故事。
這種史學意義上的“起死人，肉白骨”，已具備瞭文學上的美感。
興奮之餘，我迫不及待地想跟別人分享這個發現。可是對大部分人來說，閱讀原始史料太過困難，無法自行提煉出故事。我自己動手，把這樁絲絹案整理出來，用一種不那麼“學術”的方式轉述給大眾，遂有瞭《學霸必須死——徽州絲絹案始末》。
是文最初發表於我自己的微博，立刻引起瞭廣泛關註，讀者們的熱情程度讓我始料未及。我好奇地問他們，這篇文章到底什麼地方最吸引人？他們紛紛表示，這些沉寂於歷史中的細節太迷人瞭。
長久以來，歷史在我們腦海中的印象，是燭照萬裡的規律總結，是高屋建瓴的宏大敘事。這雖然是正確的，但視角實在太高瞭，高到沒什麼人情味。即使有些講述者有意放低視角，也隻停留在廟堂之上、文武之間，關心的是一小部分精英，再往下，沒瞭，或者說記錄很少。
普通老百姓的喜怒哀樂，社會底層民眾的心思想法，往往會被史書忽略。即使提及，也隻是諸如“民不聊生”“民怨鼎沸”之類的高度概括，很少會細致入微地描寫。
柳宗元的《捕蛇者說》為什麼名揚千古？因為他沒有泛泛地感慨一句“苛政猛於虎”，而是先細致地勾勒出瞭一個百姓的真實生活狀態——抓到瞭蛇，便弛然而臥；抓不到，就要被悍吏騷擾。讀者們看到這些細節，自然就能明白為何他要冒著生命危險去抓蛇，從而理解作者的深意。
《絲絹全書》的價值，也正在此。從官修實錄的視角來看，徽州稅案隻是一句簡單的記載，記下有這麼個事就夠瞭。可這起案子如何而起，如何演變，如何激化成民變，又如何收場，詳盡過程還得看《絲絹全書》才能瞭然於胸。
具體到每一筆銀子怎麼分攤，具體到每一封狀書怎麼撰寫，具體到民眾鬧事、官員開會的種種手段，具體到各個利益集團的辯論技巧，一應在目，恍如親臨。
寫完徽州絲絹案，我對這個領域充滿瞭興趣，隨後又相繼寫瞭《筆與灰的抉擇——婺源龍脈保衛戰》《誰動瞭我的祖廟——楊幹院律政風雲》《天下透明——大明第一檔案庫的前世今生》等幾篇紀實。
幾篇紀實的側重點略有不同。在《學霸必須死——徽州絲絹案始末》裡，我們看到的是一項不公平的稅收政策，如何在諸多利益集團的博弈下發生變化；《誰動瞭我的祖廟——楊幹院律政風雲》講的是歙縣一樁民間廟產爭奪的案子，通過幾個平民的視角，見證瞭明代司法體系在基層的奧妙運作；《筆與灰的抉擇——婺源龍脈保衛戰》講的是婺源縣一條龍脈引發的持續爭議，我們可以看到縣級官員如何在重大議題上平衡一縣之利害；《天下透明——大明第一檔案庫的前世今生》講的是大明黃冊庫從建立到毀滅的全過程，從中探討明代政治是如何一步步垮掉的。
這些事件和徽州絲絹案的風格如出一轍，通過豐富的細節來考察某一個切片、某一個維度。這些都是具體而微的細節，但恰恰從這些“小”中，我們才能真切地見到“大”的意義。它就像是一臺顯微鏡，通過檢驗一滴血、一個細胞的變化，來判斷整個人體的健康程度。
這就是為什麼我給這本書起名叫《顯微鏡下的大明》。我相信，隻有見到這些最基層的政治生態，才能明白廟堂之上的種種抉擇，才能明白歷史大勢傳遞到每一個神經末梢時的嬗變。
張立憲在評論著名紀實文學《巴黎燒瞭嗎？》的兩位作者時說：“真正的敘事高手從來不用定性或裝飾性質的字眼，而是把得出結論的權利和快樂留給讀者，這一點拉萊·科林斯和多米尼克·拉皮埃爾也做到瞭。”我對這句話心有戚戚焉，因此也效仿先賢，在這幾篇文章裡，盡量不去下什麼結論，而是忠實地把所有的事情都展現出來，交給讀者自己去判斷。
另外，再次重申，我不是專業學者。
在研讀這些資料時，我發現自己需要學習的東西太多瞭。幾乎每一處細節記錄，都會產生很多衍生的背景問題。比如說，明代采用兩京制，南京同樣設有六部，但徒有虛名而無實權。在絲絹案初稿裡，相關人等要去戶部上告，我下意識地認為是去北京戶部。後來在他人提醒後才知道，南京戶部要負責江南稅收，頗有實權。再比如說，在《筆與灰的抉擇——婺源龍脈保衛戰》裡，我算錯瞭一位縣令的年齡，以為他是個少年才俊，後來經人提醒才發現自己犯瞭計算錯誤。
要搞清這些問題，確保細節無誤，你別無選擇，隻能去閱讀大量的資料和研究論文。
這些論文旁征博引，推論嚴謹，運用史料的方法更是精妙。每一篇論文，都著眼於解決一個或幾個小問題，正好能回答我對某一處細節的疑問。許多篇論文匯總起來，就能在一個方向上形成突破，形成獨特的創見。讓你撥雲見日，豁然開朗。在研讀過程中，你能夠清晰地感覺到所謂“學術共同體”的存在，他們彼此支援、借鑒與啟發，一個學術成果引出另外一個，環環相扣，眾人拾柴，最終堆起瞭一團醒目的學術火焰。
其實很多我們覺得驚艷或罕有的歷史再發現，在學術界早就不新鮮瞭。比如徽州絲絹案，研究它的學者很多，並不是什麼新奇的突破。隻可惜學術與大眾之間有高大的藩籬，彼此不通，這才讓如此生動的故事被冷落良久。
從這個角度來說，我隻是一個轉述者、一個翻譯官。我的職責，隻是把原始史料和諸多學者的成果總結出來，用一種比較輕松的方式分享給大眾。
所以這本書的誕生，首先要歸功於這些可敬的學者。
在《學霸必須死——徽州絲絹案始末》中，我參考最多的是秦慶濤、章亞鵬、李義瓊、廖華生幾位老師的研究專著。其中秦慶濤將《絲絹全書》全書做瞭點校註釋，是整篇文章的基礎；章亞鵬、李義瓊兩位把徽州絲絹案放到整個明代稅收史中去，並從財政學角度進行瞭深入解析；廖華生從更宏觀的視角勾勒出瞭徽州府的基層政治生態。
其中李義瓊老師還花瞭寶貴時間，幫我推敲文章中表述不嚴謹或疏漏之處。她是這樣說的：“希望你能用妙筆，寫出更加豐富的故事來，給大眾普及極富故事性的歷史知識，讓史學研究走向大眾。這，也是我的心願。”
廖華生老師更是提供給我更多的素材，他的學生佘偉先生點校瞭婺源《保龍全書》這本基礎史料，這才有瞭後續的《筆與灰的抉擇——婺源龍脈保衛戰》一文。
在撰寫《誰動瞭我的祖廟——楊幹院律政風雲》時，特別要感謝的是社科院的阿風老師。他不僅提供給我一系列基本材料，還與我討論很久，使我獲益匪淺。
《天下透明——大明第一檔案庫的前世今生》的主要參考書是《後湖志》，這要歸功於南京的吳福林老先生。他以古稀之年，將深藏故紙堆中的《後湖志》整理點校出來，實在令人欽佩。《後湖志》版本稀少，存本質量差，裡面還有大量俗字、錯字、漏字，逐一校對是件極辛苦的工作。像這種冷門史料，即使校對出來，也鮮有人問津，做這件事幾乎是沒有任何回報的。吳老先生在導讀裡如此說道：“我這個年齡的人已無意錢財，隻想踏踏實實地做些什麼，隻要有益於世，便於願足矣。”
除去他們之外，我還參考瞭海量的論文，篇幅所限，不能盡列。總之，我隻是站在學者們的肩上，沒有他們爬梳史料的努力和解決一個又一個問題的思考，我一個人不可能完成這本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