喘不上氣來的時候是很難想事兒的；一個壓酷砸彪形大漢把你按在墻上，一隻手勒住你的脖子，另一隻手猛擊你的肋骨，而你的腳卻怎麼也夠不著地面——在這樣讓你喘不上氣來的時候，你就更難想事兒瞭。
盡管如此，你還是會驚訝地發現，有眾多紛雜的想法那麼快地掠過你的腦海。
我在一傢被稱為“俄羅斯酒館”的店入口處，這在當時是東京圈內人口販賣做得最兇的店。店裡的婦女都是從俄羅斯、烏克蘭等地帶過來的——先跟她們說是當女招待，然後很快就把她們轉交給壓酷砸團體，壓酷砸就把她們變成瞭契約妓女。
這傢俱樂部位於池袋市一棟四層樓房的三樓，按“池袋”字面上的意思，這個地區可謂是名副其實瞭。俱樂部的名字是“莫斯科騾子”。
這是比較新的俱樂部之一。我從海倫娜那裡聽說瞭這傢俱樂部的情況，就去看看。跟大部分販賣外籍婦女的俱樂部一樣，這裡是不對外國人開放的。外國人的問題在於他們會同情在俱樂部裡工作的其他外國人——會把此事告訴警方或非政府組織。
如果我把話音放輕一點，不流露出一點感情，再穿上西服，戴上厚厚的黑框眼鏡，有時在極其昏暗的燈光下可以冒充一下日本人。我用我的方法混進瞭這傢俱樂部，不料我正在采訪的那個女人開始禁不住痛哭瞭起來，我一下子就露餡瞭。
門口的那個8根指頭、滿身刺青的麻臉巨人保鏢一定是註意到瞭我們，他抓住我，把我拖到外面的入口處就開始狠狠地揍我。我快要堅持不住瞭，事實上我在想，我可能馬上就會死掉，我可不想就這樣離開這個世界。跟印第安戰士不一樣，我醒來的時候總是暗自思忖：“今天是個不死的好日子。”
我跟年輕的時候差不多，依然是個拙劣的武術傢。盡管我後來空手道和合氣道都學瞭，還是連常規動作都沒能掌握好。我的空手道老師曾經給我的最高褒揚就是：“你什麼都沒做對，你的站位很糟，你的身型難看，你的步法凌亂——但往往把握住瞭根本原則，你做的動作……都會奏效。真讓我百思不得其解啊。”
我實在沒有太多的時間去想什麼深奧絕妙的鎖腕動作會使我的對手放開我的脖子讓我喘口氣。就在我想到喘口氣的時候，我記起那位上瞭年紀的合氣道老師（他曾經是個警察）有一次跟我說過的最有效的合氣道動作。這種動作之所以有效，是因為世界上塊頭最大的人不吸氧也活不瞭。
我伸直手指，使出全身力氣像連珠炮似的不停地捅他喉頭下面的小坑——這是攻擊要害的基本招數。猛戳肉質組織有一種很美妙的觸覺，他後退瞭。這下我能喘過氣來瞭。
他喘不過氣來瞭；他開始作嘔，然後跪倒在地上。就在他倒下去的時候，我把雙手並攏成半貝殼形，使出全身力氣拍擊他的兩個耳朵——這就是所謂的“爆破拳”。從理論上講，它應該會打破人的耳膜，讓人失去平衡，導致惡心，給人帶來極大的痛苦。它好像真的奏效瞭。
他呻吟著，一邊搖晃著身子一邊往後退。我朝他的面門踢瞭一腳，然後以最快的速度沖瞭出去，一路狂奔到池袋車站，跳上一輛出租車，讓司機帶我去六本木。我坐在出租車的後座上深深吸瞭一口氣之後才意識到，我那該死的肋骨疼得要命。我以為手上都是汗水和血，後來才意識到手上沾著的是那個保鏢把頭發向後梳得光溜用的發蠟，有一種帶藥味的水果香。很可能是漫丹牌的發蠟。
我沒想過報警。也許我可以聲稱那是自衛，但我擔心自己可能做得過頭瞭。我是個外國人，這意味我90%會先被推定有罪，再被證明有罪。我可不想面對可能要去坐牢的命運。雖然我過去在出現爭議的情況下有可能得到強大的讀賣新聞社的保護，但我現在是個無名小卒，是個沒有名片、沒有正式工作的人。我現在隻是個無足輕重的人，是個在日本為外國政府做調查員、沒有真正的後援的前記者。沒錯，也許有點危險，但我覺得這是一項值得去做的事業，是善與惡的對抗。我是好人，隻是要多加小心。
第二天，我給一個在緝毒隊工作的朋友打瞭電話。我看到有些女孩在她們的經理的慫恿下暗地裡吸食可卡因或冰毒，我知道那兒有毒品。跟我交談過的那個女人說，她就想回傢。我思來想去，覺得隻有那樣才能讓她回傢。我實在不知道自己還能做些什麼瞭。
救瞭我的肋骨的是一件防刀背心。如果一個人在日本被害，他很可能是被刀捅死的，而不是被槍殺的。對使用槍支犯罪的處罰過於嚴厲，反而鼓勵人們去用刀犯罪瞭。近年來，對使用槍支的處罰又嚴厲瞭許多。持有槍支是一種犯罪，開火就是另一種犯罪，如果使用槍支把人打傷或打死還要加重處罰。這種趨勢在壓酷砸中間掀起瞭一股選擇日本刀作為武器的復興潮，這也是我穿瞭防刀背心的原因。
調查研究進行得挺順利。這項工作不是追蹤受害者，而是追蹤加害者——弄清性奴業的全貌或捕捉它的細部縮影。我的任務是找出把那些婦女帶到日本國內的途徑、主謀和受益者以及協助、教唆人販子的政客和官僚。我設法讓一個前移民局官員說出瞭一個日本參議員的名字——小林幸喜，這個參議員曾經親自給他施壓，讓他停止突擊搜查那些非法的性愛俱樂部。我找到瞭一個被認為是人口販賣的遊說團體——全藝聯——它還在自民黨總部召開過年會。這是個令人興奮的消息。
我辭去警方記者沒多長的時間，我的消息網絡還完好無損。我自然需要一些人來幫我完成這項工作。我打電話給海倫娜，邀她出來吃個飯。聽說她跟未婚夫分手瞭，心情有點沮喪。我不僅僅是想得到她的一些幫助，也希望能夠讓她振作起來。我也很想念她。西麻佈地區有一傢很棒的日本料理店，裡面的包間安靜明亮。我們說好瞭在店前碰面。
我在店外的臺階上等著她，她的摩托車差一點把我碾瞭。我不得不往後退瞭一步。她停下摩托車，跨下車來，脫下頭盔，甩開長發，活動瞭一下脖子，笑瞭。她穿著普普通通的皮夾克，一條緊身的藍色牛仔褲，一件好像從一個瘦小的伐木工人身上偷來的格子襯衫。她抹著烏黑的口紅，看上去很好——雖然顯得有點疲憊，但還是很好。
“嘿，混蛋，好久不見。”
“混蛋？你不能跟我好好說話啊？”
“你是這兒唯一的混蛋，混蛋。你知道這是我對你的愛稱，傑克。”
“知道啦。”
不知什麼緣故，她一定要我跟她騎摩托車出去兜風。我還在當記者的時候，有幾次就是她載我回傢的，我發現自己下車後就幾乎站不穩瞭——我一路上腿太用力箍著摩托車瞭。我坐上車，她讓我摟著她的腰。她拿起頭盔，把它扔到飯店旁邊的草叢裡。我反對她這樣做。
“活出極致來吧，傑克。那對你有好處。相信我！”
她加大瞭油門，在放開剎車之前，她回頭看瞭我一眼說：“很高興看到你回來瞭。我知道你不會離開多久的。”
接著，我們就出發瞭。我一坐這種玩意兒就感到極不舒服，我想，她就喜歡看到我的那種樣子吧。她飛快地穿過小巷，闖過紅燈，急轉掉頭——我根本不知道她要開到哪裡。
這是一個寒冷的夜晚，但坐在那輛摩托車後面的感覺不錯。我們漫無目的地開瞭大約20分鐘——經過國防部的廢墟，駛過六本木大街，最後又回到瞭飯店門口。
她一個箭步跳下摩托車，我自己爬瞭下來。
她微笑著看著我，然後抓起她的頭盔，我們默默地走上樓吃飯去瞭。我跟她詳細地說瞭我在做什麼，把傢搬回去的計劃為什麼還沒有真正實現。我們談到瞭共同的朋友。我跟她談瞭我正在進行的這項調查研究，她則談到瞭她自己的工作。
她依然不以她的工作為恥。她講起自己的工作來就好像我跟我在日本報社的記者朋友談挖新聞的本領似的。後來才知道，她的一個常客竟然是跟我有一面之交的記者同行。
“你對這種工作不會感到厭倦嗎？”我一直都想問她這個問題；在我看來，以她的能力，她能走得更遠。
“你知道嗎，我喜歡這種工作。我試過當英語教師，收入也可以，但我討厭那種工作。特別討厭和過分關心語法的人打交道。什麼是過去完成時祈使句？誰會在乎這個，對吧？我第一次靠性掙到錢的時候就意識到瞭，我寧願躺著掙錢，也不願意站著掙錢。5萬日元——我當英語教師每天8個小時幹上3天還賺不到那麼多呢。”
這是真的。
“阿德爾斯坦，”她一邊用筷子敲瞭敲我的腦袋讓我註意聽，一邊跟我說道，“你累死累活才掙那點錢，而我一分鐘就賺100美元，你知道為什麼嗎？”
“不知道。”
“因為大多數日本人也就堅持兩分鐘，也許是因為他們面前的大塊頭外國女人讓他們興奮過頭瞭。我不知道。他們插進來，還沒等到你有感覺就完事瞭。會把你逼瘋的是那些隻想說話的傢夥。比如NHK的這個傢夥，他從來沒想做完就得。我真希望他是這樣，否則我就得又當保姆，又當心理醫生，還要當英語教師。我聽著他沒完沒瞭地說的時候，心裡其實在想：‘媽的，趕快操吧，完事瞭就給我滾。’有的時候，我實在受不瞭，幹脆把他的拉鏈拉開，把他的傢夥掏出來，口交瞭事。大多數男人在你嘬他那傢夥的時候就閉嘴瞭。你大概也是這樣的吧，不過你是再怎麼也不會閉嘴的。”
聽瞭這話，我笑瞭：“你說得對。要按分鐘計酬的話，我的工作遠遠趕不上你的。但這種工作就不會讓你感到有點沮喪？”
“嗯，那時可卡因就派上用場瞭。來上一點就會讓我嗨起來，而我已經準備好瞭。”
聽瞭這話，我笑不起來瞭。
“上帝保佑，海倫娜，”我對她說，“你很聰明，別幹那種蠢事。你怎麼瞭？”
她聳瞭聳肩，歪著頭眨瞭眨眼睛。
“唉，那樣操得更——舒服嘛。生意變得這麼無聊，我需要有點什麼來讓我熬過白天，有的時候還得熬過黑夜……”
“你難道想跟去年那些可憐的傢夥一樣死去嗎？那些傢夥還以為他們買的是可卡因，結果吸瞭過量的純海洛因，你還記得他們吧？幹那種蠢事會要瞭你的命。你一定知道我在說什麼，對吧？”
“我知道，我知道。我讀瞭你那篇報道的譯文，你寄給我的……”
我又教訓瞭她幾句。我提高瞭聲調，有點生氣。她有點悶悶不樂，眼睛盯著地板。
“我知道你生我的氣瞭。對不起。”
“你不必道歉。隻要不碰那些東西就好。”
“我知道。我不碰。我不碰。”
我換瞭話題。我們談到瞭《門》——我讓她讀的一本夏目漱石的小說的英譯版。她很喜歡那本書。我們在這篇小說是否有圓滿結局的問題上看法不一。她讓我跟她一起回她的住處喝杯睡前酒，我覺得這個主意不錯。
她住在澀谷附近。我要她答應我會安全行駛，她點瞭點頭，和尚念經似的說道：“我發過誓，如果我敢說謊的話，就讓我去死。我會當個模范駕駛員的。”
我想，我應該在坐上去之前先給“模范駕駛員”下一個定義。要是參加印地500英裡大獎賽(1)，她說的可能是實話。
到瞭她的住處，她把一張Death Cab for Cutie樂隊的專輯放進她的立體聲音響，我們坐在沙發上聊天。她點瞭幾根蠟燭，往咖啡杯裡倒瞭一些上好的澳大利亞紅酒，端過來給我。她把她的腿架在我的腿上，身子靠著我，我一點都不介意。我摟著她的肩膀，覺得非常愜意。整首歌唱下來，我們就那樣待著……在我人生中的最近幾年裡，讓我覺得自己真的是在與這個世界和平相處的時刻為數不多，這是其中的一次。
“跟我說點什麼吧，你真的還好嗎，海倫娜？我聽說你跟未婚夫分手瞭。怎麼啦？你想談談嗎？”
“操，不想談。操他媽的狗雜種混蛋。”
“你的嘴真臟。”
“你想象不到的。如果你真的很好的話，我會讓你知道我的嘴到底有多臟，相信我，你不會後悔的。”
“我認為你是想談一談的。如果你能停5分鐘不講臟話，我願洗耳恭聽。”
“你真的覺得沒關系？”
“當然。”
她告訴瞭我發生的事情。她一直在和卡爾約會，卡爾是一傢外國公司在日本設立的辦事處的一個交易員。他長得不錯，喜歡沖浪。我隻見過他一次，並不十分瞭解他。他好像真的很喜歡她，他們已經訂婚有一段時間瞭。
卡爾在她的錢包裡發現瞭她工作的性愛俱樂部的名片之後，起瞭疑心。他讓他的一個日本同事去那傢俱樂部看看。他自己去不瞭，因為外國人是禁止入內的。
“嗯……”海倫娜說到這裡有點遲疑起來，“他的日本朋友來到瞭俱樂部，操瞭我，還錄瞭整個過程。夠惡心的吧？我的意思是說，他幹瞭件多麼變態的事情啊。我真他媽的丟盡瞭臉。你想啊，卡爾不必偷偷背著我做那種事情就應該想到的。他以為我們去巴厘島的錢是從哪來的？是我付的錢啊。一個英語教師的工資能付得起豪華度假酒店的費用嗎？”
“後來呢？”
“有一天晚上我下班回傢，他在等我，在公寓的外面。他起初面帶微笑，跟平常一樣。我什麼都不知道，然後他說，‘喂，我有一樣東西你應該聽一聽’，然後他就把磁帶放進立體聲音響裡去播放。天哪，真他媽的太可怕瞭。我想要解釋。”
她停瞭下來，端起滿滿的一杯酒，一飲而盡。我又給她倒瞭一杯。她不看我瞭，把目光轉移到墻上去瞭。
“他是真的生氣瞭。他罵瞭我很多非常難聽的話，然後還打瞭我，打瞭好幾下。最後，他把我推倒在床上，掀起我的裙子，拉下我的內褲，操瞭我，嘴裡一直叫我妓女。他完事瞭，走瞭。別的就不必再多說瞭。”
我知道瞭我要問的事情的答案，我的問題卡在喉嚨裡，可剛開口就被她打斷瞭。
“嗯，我真的沒有時間填寫同意書——真有點糟糕。”她哭瞭起來，又含著眼淚笑瞭起來，“你知道嗎，他也啜泣瞭一陣子呢。真是個膿包！我覺得他還是真心愛我的，我也哭瞭。我很傷心，傷心透瞭。”
有的時候，沉默是金。平常，我無論如何都會說上兩句的；但這一次我沉默瞭。我把她摟緊瞭點，撫摸著她的頭發，握著她的手。CD已經停止瞭播放，我所能聽到的就是外面汽車駛過的聲音和海倫娜克制的幾乎有點怯懦的哭聲。我就這樣摟著她，一直待瞭很長一段時間。
第二天，我們在星巴克見瞭面，一起喝咖啡。一切似乎恢復瞭正常。我有一些可靠的線索，該談正事瞭。有一個叫做“國際演藝協會”的非營利性組織就在離奢華而極其昂貴的六本木新城公寓綜合樓不遠的地方運營著。它本該是促進國際友誼的，其實卻幹著為性交易提供外國婦女的勾當。它的一個職員還有曾因為跟販賣外國婦女和賣淫有關的違反勞動法行為被起訴過。我想不通這個組織怎麼能夠得到非營利性經營許可。
我讓海倫娜幫我去調查一下這個組織。她有很多的關系，而且認識六本木的每一個人。我提醒她要非常小心，但我想她沒有真正地把我的話聽進去。她興奮不已，想盡力協助我把這件事做好。
我們的分手讓人覺得不太自在。
“聽著，”我對她晃瞭晃手指說道，“如果你聽到什麼消息，那很好。但不要做過瞭頭。我不太清楚運營這個非政府組織的人的情況，隻知道他們不怎麼樣。”
“我知道瞭。我會小心的。”
“稍微打聽一下就好瞭。隻要有一點點覺得自己處境危險或者什麼的，就馬上終止一切行動。你有我的電話號碼，隨時給我打電話，不論我是在美國還是在這兒。”
“我保證會小心的。”
“很好，就這樣。”
我問她計劃還要在日本待多久。她說她準備在春天離開。她在澳大利亞買瞭一棟房子，正在考慮回大學讀書——也許去學點“文學或其他沒用的東西”。
我給瞭她一些材料之後就起身準備離開。她拍瞭拍我的肩膀，伸出雙臂，扭瞭扭屁股。
“來一個離別的擁抱？”
“當然。”
3月，我在美國的傢中接到瞭她打來的電話。她告訴我說，她一直在打聽消息，她認為國際演藝協會是後藤組的一個幌子組織。
我手上的聽筒差一點掉瞭下來。
我叫她別再往下查瞭，她就不高興瞭——或許是認為我的反應過激，或許是認為我瞧不起她。她本來是個遇事很容易激動的人，而我一定是指責瞭她的這種狀態。總之，我們的談話慢慢變成瞭爭吵，然後她就把電話掛斷瞭。
我試著跟她取得聯系，但她不接電話。第二天，我又打瞭一整天的電話。我還打電話讓一個朋友去看看她的情況。他答應瞭，也去瞭——她的公寓裡沒有人。我害怕如果我打電話叫正規警方去找她，她會因為妓女的身份而被捕。我必須親自去找她，一天也不能耽擱瞭。我花高價買瞭去日本的機票，這把淳氣得大發雷霆。
在漫長的旅途中，我不停地發送電子郵件給她。抵達成田機場後，我立即跑到她過去幹活的地方。隻是我到瞭那兒時她已經不在瞭，根本就沒有外國婦女在那兒幹活瞭。她的電子郵件賬戶也沒有回應，她的電話也停瞭。我去瞭她的公寓，房東說她已經有兩三天沒有回來瞭。
一周之後，我確信在她的公寓和她平時教英語課的地方（我也去查瞭）完全找不到她的蹤影瞭。她沒有留下托運地址，所有的東西都原封不動地留在公寓裡。
我不知道該怎麼辦瞭。
我做瞭自己唯一能夠想到的事情——去工作。國際演藝協會與後藤組有關聯，我必須去看看，就這麼定瞭。我必須把海倫娜的線索追查到底。
假如後藤對她的消失負有不可推卸的責任——雖然我還沒有瞭解到他有責任——我必須去瞭解清楚。即使他沒有責任，我也應該回去調查他很久以前進行的肝臟移植的真相。這偏離瞭人口販賣調查研究的方向，但並沒有完全跑題。我知道這樣做會讓自己冒生命危險，有可能會再次得罪後藤，但我真的不太在乎瞭。我大概已經得罪他瞭吧。
就像日本人常說的，既然已經服下瞭毒，再舔一下盤子又何妨。
(1) 每年在美國印第安納波利斯舉行的國際性的賽車比賽，世界三大賽車賽事之一。——譯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