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倫娜的失蹤給我的刺激很大，要是早知道她會發生什麼事就好瞭。什麼都不知道才折磨人。
我需要進一步瞭解後藤忠政的有關情況——他有多大的權力，誰是他的盟友和敵人。柴田的去世對我是個很大的打擊，關口的去世帶給我的打擊就更大瞭。
下面就是我收集到的有關後藤的情況：
他在山口組滲入東京的行動中打瞭頭陣，開瞭100多傢幌子公司。他的個人資產估計不止50億美元。他甚至一度成為日本航空公司最大的單一股東。
使他聲名狼藉的事件據說是在1992年5月下令襲擊瞭受人尊敬的日本電影導演伊丹十三。伊丹曾執導過一部名叫《民暴之女》的電影。與以往日本所有的壓酷砸電影不同的是，這部電影把壓酷砸描繪成唯利是圖、舉止粗魯的粗人，而不是高貴的亡命之徒。後藤不喜歡這部電影，尤其是對壓酷砸不會兌現他們的恐嚇的種種暗喻感到不安。5月22日，他的組織裡的5名成員在伊丹傢門前的停車場襲擊瞭伊丹，砍傷瞭他的左臉頰和脖子，使他身受重傷。
同年，日本政府實施瞭新的《打擊有組織犯罪法》，伊丹直言不諱地表示支持，成瞭有組織犯罪團體的眼中釘。他是壓酷砸的真實所為的活生生的例子，而不是電影裡假裝的那樣。據說他在數年後從一幢高樓上跳樓自殺瞭。
我收集瞭數百頁有關後藤組的材料。我用上瞭在讀賣新聞社工作時學會的各種招數。為瞭得到這些材料，我不得不在道德上作出瞭一些妥協，因為我需要瞭解我的敵人。其中有一份材料對我非常有用，那就是2001年日本警視廳在日本各地的警察機構的協助下匯編的，有關後藤忠政和他的組織的絕密報告。這份材料是一個非常重要的線人為報答我幫的忙提供給我的。
在計劃襲擊/報復時，他們會毫不遲疑地采取極端的手段，從不考慮所牽涉到的其他人。他們會在婦女和/或兒童在場的情況下采取行動，強迫那些人觀看可怕暴行，這樣，那些人事後就不會提起刑事申訴瞭。
報復行動的實施是極為蓄意的，而且是經過長期的計劃，不慌不忙地進行的。分工明確（初步調查、殺手、望風者等），沒有人知道實際負責的人是誰。（因此無法進行深入的調查。）他們在進行犯罪活動時使用的是從外縣拿（盜）來的帶車牌的客運車輛（這同樣加大瞭深入調查的難度）。
這份報告還指出，他的組織的另一個特點是“恐嚇大眾傳媒”，還說到“各成員會利用該組織的名稱（和影響力）對那些對不利的報道負有責任的人進行殘酷無情的恫嚇”。
總之，我懷疑，到2006年，甚至在我與柴田有聯系之前，後藤以外的另外三個同夥也在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接受瞭肝臟移植手術。
柴田給我的“美尾”這個名字起到瞭巨大的作用，但從某一方面來說，對我幫助最大的是後藤忠政本人。後藤維持組織秩序的那一套辦法已經引起瞭他的親信的反感。日本警視廳的報告生動而詳細地描述瞭他維持掌控的辦法：
（團夥成員受制於）某種獎懲制度。成員立功時定會得到授與榮譽或獎勵（傢庭生活開支、坐牢後的起訴金、現金獎勵、汽車禮品等）。
個人的犯罪活動給組織上制造瞭麻煩時，後藤會把那個人降級。為瞭懲一儆百，後藤會在那個人的同輩面前毆打那個人，或者強迫那個人的同輩來對其施行處罰。
由於後藤的手法是毫不留情的，他的一個打手曾被迫將一個朋友打殘瞭，就是那個打手找到瞭我。他非常不喜歡我，但他更恨後藤。他不是我在那個組織裡唯一的線人，卻是最可靠的。
2006年11月，我們在離東京很遠的地方見瞭一面，他告訴我的事情使我完全不知所措瞭——後藤之所以能夠進入美國，是因為美國聯邦調查局放他進去瞭。
聯邦調查局。
他給瞭我大致的日期，還告訴我安排這件事的人的名字：吉姆·莫伊尼漢，美國駐日本大使館的法務專員（事實上是美國聯邦調查局的代表）。
我認識吉姆，他是我的良師益友。我不願意相信這件事，但我知道這是事實。這下我明白瞭後藤不想讓我寫這篇報道的原因：為瞭得到美國的入境許可，他出賣瞭自己的朋友。這是一筆相當明確的交易。他向有關當局提供瞭一些主要幫派頭目的名字、文件和幌子公司的名單，甚至還向他們指認瞭山口組在美國洗錢時使用的金融機構。即使是在那些溫文爾雅的壓酷砸世界裡，出賣自己人也不會有好下場。事實上，這種事情會讓你被組織上除名，甚至會要瞭你的命。
2006年12月，我在跟吉姆一起吃飯的時候，一邊喝著冰鎮健力士黑啤，一邊盡可能禮貌地問他，到底為什麼要跟那樣的人做交易。
吉姆把情況盡可能詳細地告訴瞭我，我理解瞭。他沒有把所有的細節提供給我，但他給我作瞭充分的說明，把所有可以公開的信息都給瞭我。
然而，2007年夏天，關鍵的資料出來瞭。當時有個警探在北澤警察署裡用自己的電腦下載色情照片，無意中將東京都警視廳有關後藤忠政的全部文件泄露到瞭文件共享網絡WINNY(1)上。日本各大報紙都報道瞭那次泄密事件，我立刻下載瞭那份文件。
那是一次信息高潮。泄露出來的文件中列出瞭他的所有航班記錄、他的大部分情婦（至少有9名，他一共有15名情婦）的名字及其他很有用的信息。這下我知道瞭他去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做手術的日期和陪他去的人。文件中還記載著另外一些有趣的八卦消息。名單中有一名情婦是一個著名的女電影演員，這條消息自然成瞭喜愛名人八卦的日本媒體關註和報道的話題。沒有報道的消息是，“燃燒系”——日本最強大的演藝人才中介機構——就在幌子公司的名單裡。後藤對“燃燒系”的控制是他壓制對他不利的報道的一個重要手段。跟後藤唱反調的電視臺有邀請不到日本頂級女演員、歌手和藝人的風險。在日本，幾乎每傢報社都隸屬於一傢電視網，這是很常見的。這也就意味著這些報社也可能受到間接的威脅。娛樂節目的收入總是比新聞的收入多啊。
在那份多達千兆字節的資料中，有很多東西證實瞭我早就有所覺察的可疑行跡。在跟美國司法部和日本警方及黑社會裡的線人交談之後，我現在能夠把這一切都串聯起來瞭。
在2001年的一二月份，昭和大學的醫生告訴後藤，他如果不馬上進行肝臟移植就會沒命。後藤得瞭丙肝，心臟也有問題，但在日本不太可能等到肝臟移植。
2001年4月，後藤通過仁星（他是昔日岸信介(2)的“疏通人”，與自民黨有很深的交情）找到瞭美國聯邦調查局。（岸先生曾兩次擔任日本首相，岸的外孫安倍晉三在2006年9月出任首相。）岸信介轉達瞭後藤的提議。
美國聯邦調查局希望得到重要壓酷砸的名字，因為日本警視廳一直以“隱私問題”為由拒絕提供這些信息。這樣，美國聯邦調查局就不可能有效地對壓酷砸在美國的活動進行監視。
後藤答應給美國聯邦調查局（也可能是另一個情報機構）提供一份詳盡的山口組成員、關聯幌子公司和金融機構的名單，外加有關朝鮮動向的情報。
作為交換，後藤希望得到去美國的簽證，這樣他就可以在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接受肝臟移植手術瞭。(3)後藤憑借自己的力量談妥瞭跟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交易，這一點是毫無疑問的。迫於美國聯邦調查局的壓力，美國移民與海關執法局勉強答應瞭。於是，後藤獲得瞭簽證。
如果我是吉姆，我也會接受這筆交易的。這些情報的潛力是巨大的。美國聯邦調查局並沒有為他提供肝臟，隻是給瞭他一把進門的鑰匙。其他的一切就都是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的責任瞭。據記者宮崎學（他是壓酷砸的代言人，也是後藤的密友）稱，除瞭與壓酷砸有關的情報外，美國聯邦調查局還對後藤掌握的有關朝鮮的信息特別感興趣。當時朝鮮已經卷入瞭制造高仿真美元假鈔的犯罪活動，這也引起瞭美國的極大關註。後藤一直與朝鮮保持著緊密的聯系，據稱那個國傢為他提供瞭毒品、槍支和金錢。
手術是在7月5日進行的(4)。然而，後藤隻向美國聯邦調查局提供瞭他許諾的一小部分情報。他一換完肝臟就乘人不備坐上飛機回到瞭日本，然後就再也不跟美國聯邦調查局聯絡瞭。美國方面沒有後藤返回日本的記錄。
對美國聯邦調查局來說，那次“行動”沒有獲得非凡的成功。
對後藤來說，那次手術獲得瞭巨大的成功。後藤在那年年底前返回瞭日本，眼睛不再有黃疸，而且顯得再健康不過瞭。
在那年的山口組年度新年晚會上，後藤的健康狀況堪稱完美。他在慶祝活動中就像日本人常說的“鯨魚般狼吞虎咽”，煙抽得像不停冒煙的煙囪。
有一次，他指瞭指他的胯部對另一個壓酷砸老大稻川智廣吹噓說：“自從我得到瞭那個年輕的新肝，就沒有立不起來的時候。”據說稻川接著對後藤說道：“你真是紅運當頭啊。你的器官捐獻者多完美，是個十幾歲的小年輕，而且在你排進器官移植等候名單後僅僅兩個月就出車禍死瞭，巧得令人難以置信啊。”
後藤竊笑瞭一下，答道：“噢，那可不是什麼巧合。”
稻川沒有笑。
我一直不確定後藤指的是交通事故死亡，還是他很快就跳到器官移植等候名單頂部的事情。不知什麼緣故，我無法想象他不會設法操縱這件事。
稻川自己後來也想去美國做肝臟移植，隻不過他的簽證申請被拒瞭。他得到瞭一次特別安排的面談，在他向美國的官員申辯的時候，負責此事的特工直言不諱地告訴他：“如果你想知道為什麼我們不讓你入境，就去問問後藤先生吧。”
美國移民與海關執法局不想再次上當受騙瞭。它不看好跟美國聯邦調查局做的交易，覺得這筆交易得不到多少可采取行動的情報。
後藤告訴他的一個助手說，他為那次換肝一共支付瞭300萬美元。（警方報告裡的數字為100萬美元，而且推測後藤的醫生每次到日本來“出診”都得到瞭10萬美元，而且大抵是在帝國飯店進行的。）隻有後藤的親信知道後藤跟美國聯邦調查局的交易。捂得真好。
就是在仔細推敲山口組的其他材料的時候，我才意識到，後藤可能不是唯一在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接受瞭肝臟移植手術的人。大概有三個人接受瞭這樣的手術。
我認為我的報道好極瞭——不隻是從美國人的角度，而且還從日本人的角度來觀察這個事件。日本的器官移植制度非常嚴格，捐贈者不多，手術也很少。大多數需要進行器官移植的日本人要麼出國手術，要麼在等待器官的過程中死去。從美國人的角度來看，這種狀況似乎也很可悲。為什麼得到優先考慮的是日本的罪犯，而不是守法的美國公民呢？我真搞不懂。
我把自己瞭解到的事情寫成瞭一本書，本來準備由講談社國際部出版，那是日本歷史最悠久、名氣最大的出版商之一的講談社旗下的英文出版部門。我還試著給一本周刊寫瞭一篇報道，但得到的是直截瞭當的回答：“沒門兒。”而且什麼理由也不給。
我決定等待時機。如果不是出瞭一個小差錯，我大概還在等著呢。
講談社國際部沒有跟我打招呼就在它的歐洲網站上對這本書做瞭篇幅很長的介紹，我到2007年11月才發覺。那篇文章沒有對書的所有內容作出詳細的介紹，但若你是後藤忠政，你就會從中得到足夠的線索，發現麻煩就要來瞭。我要求講談社把那個網站上的相關頁面刪除掉，但我既低估瞭後藤的心腹閱讀英文的能力以及他們使用“谷歌快訊”的可能性。有一個後藤的助手後來告訴我，有人可能設法搞到瞭我那本書的目錄說明，證實瞭他們的懷疑。到瞭2007年12月，傳來我闖瞭大禍的消息。2008年1月，我得到瞭確證，後藤又在計劃弄死我。
我的線人讓我在歌舞伎町跟他見一面。我去瞭，在他中意的酒吧裡見到瞭他；他喜歡那個地方，因為那兒有很多波旁威士忌可供挑選。他等到我醉得不行瞭，才把事情擺出來給我聽。
“傑克，你遇到大麻煩瞭。後藤知道你在寫一本書，他很不高興。我要是你的話，就會非常小心的。”
我沒有否認，聳瞭聳肩：“他想要幹什麼？威脅要弄死我？他以前已經幹過一回瞭。”
“他不會威脅你。他的確會這麼幹的，而且會讓你看起來像是自殺。”
“用什麼方法？我又不是那種會自殺的人。”
“你認為伊丹十三是怎麼死的？”
“那是自殺。當然，我的意思是，我第一次聽到他的死訊時，我還以為他是被害的，但我後來聽說不是他殺。因為《星期五》周刊準備曝光一樁婚外情，他很沮喪，便從屋頂跳瞭下去。如果有疑點的話，我相信警方會展開調查的。”
“你讀報道瞭嗎？你知不知道記者采訪他的時候他隻是莞爾一笑？他說：‘哦，她已經知道瞭。’這樣的話聽起來像一個既沮喪又懊惱的人說的嗎？”
“我不知道。我不清楚其中的細節。不過，他留瞭一張字條吧。”
“沒錯，一張用文字處理機打出來的字條。那種字條誰都可以寫。”
突然，我的波旁喝起來沒有那麼香瞭。
“那到底是為什麼？”
“他準備拍另一部電影，講述後藤組以及它與宗教團體創價學會(5)的關系。後藤很不高興。他手下的五個人捉住瞭伊丹，用槍逼著他從屋頂跳瞭下去。這就是他自殺的方式。”
“你怎麼知道那是真的？”
“問這樣的問題很無禮的。”他的手指把玻璃杯攥得那麼緊，我都害怕他會把它捏碎瞭。
我連忙道歉。
“那我應該怎麼辦？”
“小心點。如果可能的話，現在就把它寫出來。”
“我知道大部分的事。”
“如果你不知道所有的事，誰也不會相信你。那一點用都沒有。你必須把一切都寫出來，包括其他的那幾個人。”
“沒錯，我聽說是有其他幾個人。可他們是誰呢？”
“我不知道，但你應該知道。我可以把你介紹給能幫你搞定這件事的人。她非常不喜歡後藤。”
“她？”
“眾多女人中的一個。她有她的理由。”
“那對她來說不是有危險嗎？”
“我想她不在乎吧。”
他把她的名片給瞭我，背面是她的地址。他又給瞭我另一張名片，我認出她是那份被泄露出來的警方材料上的一個。
“為什麼是這兩個女人？”
“我想，他向她們吐露瞭秘密。你對女人很好，她們會跟你說心裡話的。她們喜歡你。我聽說你對一個女警非常友好。”
“我對大傢都很友好。我是個好人。”
我叫人結賬並付瞭錢。我們往外走的時候，我問他為什麼後藤不趁現在就把我除掉。
“他在等著什麼東西來下決心，我不知道那是什麼。他大概還不清楚你知道瞭多少，你把你掌握的消息告訴瞭誰。他不著急，在觀察著你，收集有關你的信息。也許他會在你有機會寫出點什麼之前盡力敗壞你的名聲——在你的公寓裡放上毒品，然後打電話報警；讓一個女人出來聲稱你在電車上調戲瞭她。有的是辦法不用殺你就讓你變得無能為力，因為弄死你，會引起眾人的關註。你知道他還在受審吧？”
我當然知道後藤還在受審。事情是這樣的：
2006年5月，作為一傢房地產公司總裁的後藤和另外8人因涉嫌非法轉讓澀谷區的一幢大樓的所有權被捕。據警方稱，作為上市公司“菱和生命創造”的首席執行官的後藤夥同其他犯罪嫌疑人通過虛假註冊，轉移瞭一幢12層樓房的所有權，後藤組的一個幌子公司擁有這幢名叫新宿大廈的樓房的部分所有權。這次逮捕行動源於一年多以前開始的一項調查——2005年3月，58歲的某樓宇管理公司顧問、新宿大廈的部分所有者野崎和輝被人捅死在東京都港區的街道上。
警方以違反物權法的罪名逮捕瞭後藤，因為他們認為他應該對野崎遇刺案負責。大傢都知道這一點。
那次殺害是按後藤組的典型手法進行的：小團體，沒有目擊者，很少或根本沒有微量跡證。我想，如果時候到瞭，這可能也是我的下場——在某條偏僻的小巷裡遭捅，最後流血過多而死。
我告訴他，我非常清楚這次審判。我很想知道為什麼我沒有遭遇到野崎先生的命運。
“大傢都知道你，他們認為你在為美國中央情報局工作，起碼後藤是這樣想的。而且你還是個猶太人。他認為對你下手太重可能會帶來不良的後果。”
“這跟我是猶太人有什麼關系？”
“你有可能是摩薩德嘛。”
“我簡直不能相信我們會在做這樣的交談。”
“我已經把所有能說的都告訴你瞭，你自己看著辦吧。祝你好運。不要低估瞭那個人，他可沒低估你哦。”
我相信他說的是對的。
事態急轉直下。有人告訴我說，後藤已經決定，如果他被判有罪——按他的情況會被判死刑——他就會派人弄死我。
2008年3月5日，警方把我保護瞭起來。美國聯邦調查局的特工陪我到日本警視廳去瞭，他們討論瞭所能采取的措施。聯邦調查局聯系瞭當地的美國執法機構，讓他們監視我在美國的傢。在這次會議上，他們要求我說出我在後藤組裡的消息來源，我拒絕瞭。他們警告我說，這樣的話，日本警方這邊將很難為24小時保護措施找到正當理由，而我隻能說“那我盡力吧”。
我被帶到東京都警視廳去見瞭有組織犯罪管制調查三科的警探們，那些人將負責保護我。過去，那些人都是我采訪的對象，而不是我為瞭活命而要依靠的傢夥。
在去東京都警視廳的辦公室之前，我發送瞭一封快速電郵(6)給那些我認識的警察，提醒他們要假裝不認識我。其中一位警探很快就給我回瞭電郵：“在這樣的時刻，當一個好朋友遇到麻煩，我才不在乎這會不會影響到我的職業生涯呢。我和其他幾個人，我們現在就要去跟上司說，我們認識你，你是個正直的傢夥。那次‘肥皂樂園’行動的情報我們還欠著你的人情呢，我們支持你。”
我跟那些警察走得並不是非常近，把他們當作泛泛之交，但這次讓我深感榮幸。我這才發現，自己認為是好朋友的人根本就不是非常要好的朋友，而自己認為隻是相識的人裡面卻有一些是曾經擁有的最好的朋友。我們的生活中不會經常有衡量朋友的忠誠度和奉獻精神的機會，一旦有瞭，結果可能絕不是我們所預期的那樣。
在東京都警視廳，我們談得很愉快。一位在場的警探在我要走的時候握著我的手補充道：“後藤真是個討厭鬼。這傢夥跟17起以上的謀殺案有瓜葛，還與在成城發生的謀殺未遂案有關——就是後藤的打手找不到他想整死的傢夥，就捅傷瞭那傢夥的妻子的那次。你在讓他活得不自在，你在做我們應該在做的事情。祝你好運。”
他的話讓我心裡很舒坦。
我有些文件要填，而且必須回到日本警視廳去交。交完出來的時候，一位我還在埼玉的時候就認識我的日本警視廳官員邀我到樓下的咖啡廳去喝杯咖啡。
我們一邊喝著相當不錯的卡佈奇諾，一邊聊著過去的事情。這個曾經的首席法醫在擔任埼玉縣警察署的負責人之後，又去當瞭當地交通安全協會的主席，他對自己的工作很滿意。另外幾位曾經參與養犬人系列殺人案的警察也已經退休瞭。
他給我帶來瞭一些好消息一些壞消息：“你可能在想應該回傢瞭。別回去。如果你回傢去，他知道你住在哪裡，你會讓你的傢人遭殃的。他很可能會雇某個幫派分子去幹這種事情，如果你的傢人在你身邊，他們就會被卷進去。如果他找不到你，很可能會去找你的朋友。”
這不是我想聽到的話，我想回傢。他還沒有說完。
“後藤去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的那一年，日本警視廳查到有近100萬美元通過他的賭場賬戶轉走瞭。他在東京就有一個賬戶，是一個大賭場的日本分部的。你報道過梶山的案子，應該知道那種賬戶的用途。你的消息很可靠。”
“你有什麼建議嗎？”
“其實我本不該說這番話的，不過，情況是這樣的：你對他的名聲和地位構成瞭威脅。如果他把你除掉，也許他可以保持沉默。一旦你把書出版瞭，弄死你的意義就沒有那麼大瞭。你是個記者，對不？是寫出來的時候瞭。”
3月7日，我去東京地方法院旁聽瞭後藤的審判，把日本警視廳惹惱瞭。據負責那起案件的警察稱，主要證人受到瞭嚴重威脅，拒絕作證瞭。我設法進去旁聽瞭幾分鐘的審判，就坐在後藤的背後。
如果我真的想伸出手去掐死他，或者把鉛筆戳進他的喉頭的話，是可以辦到的，我沒有那樣做。但我忍不住有點想用手去碰碰他，哪怕隻是一秒鐘，看看是不是他。他好像沒有註意到我。
我不得不中途退場瞭，本來就不應該待在那裡的。我在法庭外面的大廳裡等著。
當無罪判決向等候在大廳裡的新聞媒體公佈之後，一個負責此案的警探對我說：“你知道嗎，在這次審判中出庭指證後藤的每一個人都會消失。他們會一個接一個地死掉。”他搖瞭搖頭。
緊接著，一件意想不到的事情發生瞭。後藤走出法庭，跟他的保鏢一起向電梯走去——沒有走後門，也沒有耀武揚威。沒有一個記者想要上前去跟他說話。當然，他們都在看著，但沒有一個人跟在他後面；後藤的律師一出現在大廳裡，他們就朝那個律師跑去，盡快地遠離後藤。有那麼短短的一瞬間，電梯前隻有我、後藤和他的保鏢。這是唯一一次，我跟那個人面對面站在瞭一起。
我第一次能夠理解他為什麼如此強大瞭。他個子不高，既不強壯也不顯眼，但他直視著你的時候，就讓你有一種用手卡住你的喉嚨的感覺。我們都認出瞭對方，他用日語對我說瞭些什麼，但沒有讓我聽清他的恐嚇。看來是對我的恐嚇，可惜我哪種語言的唇讀都不擅長。我同樣無聲地作出瞭回答——豎起中指。這就是我們要對彼此說的。
後藤的保鏢把他那惱怒的老板輕輕推進瞭電梯，我就跟在一群記者後面，來到瞭後藤的律師、前檢察官牧義之召開記者會的地方。
牧撫摸著他那帶灰色斑點的下巴，喋喋不休地訴說著對後藤的逮捕和起訴的不公正。他還想方設法地暗示，如果後藤有意的話，任何一傢把他的委托人報道成好像是被推定有罪的報紙都可能會被起訴。這是後藤通過牧把槍口對準瞭已經唯命是從的記者們。
“由於後藤先生被非法逮捕並經受瞭這麼漫長的審判，他經歷瞭一次心靈的地獄。我希望媒體能多少反映一下我的委托人所受的痛苦……”
我實在忍受不瞭這樣的胡說八道，舉起手來問瞭一個問題。這個問題更像是一段長篇大論，這種做法不是非常專業，一個人不應該把對與錯的問題帶到法庭裡來。我們不應該指責為壓酷砸辯護的律師本身是變節者或者罪犯，他們隻是在做自己的工作。不過，我有點無法讓自己從審判結果中擺脫出來。老實說，他所說的也是對死者的一種侮辱。如果壓酷砸中有人應該受苦的話，那人就是後藤。
“對不起，你所謂的他的痛苦究竟指的是什麼呢？正是這個人組織殺人、販毒、傳播兒童色情制品、對外國女性進行性剝削。後藤組，也就是後藤給無辜的人們造成瞭巨大的痛苦，為什麼還要別人在意他的痛苦？作為一名前檢察官，你怎麼還能說出這樣的話來？”
牧吃瞭一驚，不是因為我提的問題，就是因為我表現出來的憤怒。他明顯退縮瞭一下，我身旁的記者都紛紛挪開，仿佛我是一條瘋狗。牧清瞭清嗓子說：“為我的委托人辯護是我的工作，而且毫無疑問，後藤先生並沒有犯下任何非法的行為，這……”
他還在繼續用低沉單調的語調往下說，我轉身走開瞭。幾秒鐘後，我聽到記者堆裡響起一陣竊笑。我想應該是牧拿我開涮瞭，我覺得我自己也有點像是個笑話。不過，我看到他退縮瞭，那種感覺不錯。
後藤受審後的第二天，我又開始工作瞭。我把自己的所有筆記整理瞭一下，交給瞭我所認識和信任的記者們。有些記者我認識但不信任。我不想要什麼獨傢新聞瞭，我就想讓這個故事公之於眾，我不在乎它歸功於誰。
盡管我準備豁出去瞭，但還是遇到瞭一個嚴重的問題。
有幾位日本警視廳的人到我的住處來喝酒，他們中間有一位名叫晃的，他在群馬縣警方供職的時候我就認識他瞭。有的時候，我會到他訓練劍術的地方去跟他一起練。我也沒有練那種武術的天賦，不過，在大汗淋漓的幾個小時裡跟警察混在一起，忘瞭各自的職業界限總是有益無害的。意外的好運是，“異類警察”轉到日本警視廳來也已經有一年的時間瞭，現在他在有組織犯罪管制局供職。他帶來瞭一大瓶男山清酒(7)。大學時代的好友、現在是兼職研究助理的亞沙子也來瞭，她在那裡忙著倒酒，跟警察調情，開著玩笑。我們在有榻榻米的房間裡盤腿圍坐在一張古色古香的折疊式炕桌旁邊。
我們談論著後藤的審判和令人不快的結局，談論著對後藤的律師牧的看法，大傢都認為他是個失瞭良知的訟棍，但我稍微替牧辯護瞭一下，指出他曾經有過好的初衷，十多年前曾出過一本關於日本法律制度的非常出色的書。
酒會進行到一半的時候，“異類警察”放下他的酒杯，對他邊上的另外三個傢夥點瞭點頭，仿佛在說：“嘿，到時候瞭。”然後清瞭清嗓子。
“傑克，警隊裡有個聽後藤使喚的傢夥——K中尉。他一直在打聽你。我們都知道他被收買瞭，但他在不涉及後藤的事情上可以搞到可靠情報，所以他就這樣留在警隊裡做事瞭。”
我放下自己的玻璃杯，又斟瞭一杯。
“這是什麼意思，能確切點嗎？”
“這就是說，後藤瞭解你的一切。你住的地方，你的傢人住的地方，我們存檔裡有關你的所有信息。而且他有可能——實際上極有可能——還有你的通話記錄。因為你把手機號碼印在名片上，這種事情對他來說可能易如反掌。”
晃點瞭點頭，補充道：“聽說他雇瞭G偵探社來對你進行全程監視。後藤至少擁有兩傢私人偵探社，敲詐勒索是他的專長。如果你有瞭見不得人的事情，他們就會立刻出動。”
很顯然，壓酷砸團體裡並非國粹會才有自己的私傢偵探。
“異類警察”讓我把手機拿給他看，我從口袋裡掏出手機，遞給瞭他。他查看瞭一下通訊錄就還給瞭我。
“你需要弄清楚過去兩個月裡你跟誰通話最頻繁。因為如果後藤找不著你或者想知道你在哪裡的話，那些人就是他會去跟蹤的人。K中尉就是後藤的代理人。如果K有瞭電話號碼，他就可以找到地址，隻需要打幾個電話。即使他找不到，G偵探社還有辦法。你應該提醒跟你走得很近的人當心點。”
“異類警察”又給我斟瞭一杯酒：“幹瞭。我不信那老頭真的會幹出什麼事來，但我們認為你應該充分瞭解這一點——並非所有的警察都是你的朋友。”
“好的，”我說，“為好朋友——幹杯！”
“對瞭，順便說一下，”“異類警察”一邊為每個人（包括亞沙子）把酒斟滿，一邊說道，“顯然K在找你的照片，但看得清楚的不多。他知道我認識你，就問我有沒有。我說沒有。他可能會設法見你，別答應跟他見面。”
“為什麼不能？”
“K中尉是個有過目不忘能力的素描畫傢。有的時候，素描其實比照片更容易辨認人。你隻要跟那傢夥見一次面，後藤組總部的墻上就會掛上一張跟你惟妙惟肖的肖像。而那些被派來收拾你的傢夥手裡也許就會有一張錢包大小的拷貝。”
“真瞭不起。那我現在應該怎麼辦？”
“寫那篇該死的報道吧，別浪費時間瞭。打消他們想讓你閉嘴的念頭，就這麼簡單。然後你就可以帶我去脫衣舞酒吧找遍所有帶奶牛乳房的白種姑娘啦。你欠我的，阿德爾斯坦。”
亞沙子聽到這話笑瞭起來：“傑克，沒想到你還經常光顧這種地方啊。”
“異類警察”咯咯笑著說：“那你就完全不瞭解他瞭。”
喝到一半，“異類警察”和我偷偷跑到外面去抽瞭一根煙，他問我最近怎麼樣。
“還行吧。”我隻能這麼說瞭。
“我去查瞭一下你那個朋友的情況。”
“有結果嗎？”
“什麼也沒有查到。她幹活的那個地方被突擊搜查瞭，可能是在2006年2月。店鋪是重新開張瞭，但沒瞭老外女郎。我試著去查瞭她的行蹤，叫人幫忙去入國管理局查瞭一下，那裡沒有名叫海倫娜的人的出境記錄。或許她另外還有一個名字？雙重國籍？”
“不會吧。”
“你跟她上床瞭嗎？”
“沒有。”
“為什麼沒有？”
“因為她是個好朋友。我的意思是說，她一直是好朋友。”
“你和她有問題嗎？”
“那倒沒有。”
“你在跟別人睡嗎？”
“我是紳士，原則上是不會回答這個問題的。”
“我沒說錯吧？”
“你說什麼瞭？”
“你知道的。”
“哦，知道瞭。權宜之計。不過，有一件事你說錯瞭。”
“哪件事？”
“那不是滑溜溜的坡道，是要人命的滑水道。”
“傑克，有的時候，你知道嗎，你必須以毒——”
“——攻毒。這個成語我很熟悉。”
“做你該做的事，把這個麻煩瞭結瞭。這比什麼都要緊，你懂吧。”
“我懂。”我讓他放心。他一點都不像關口，但他還是有他自己的精明之道——也許不是個好警察，但是個好人，是個好朋友。為瞭我，他不顧自己職業的安穩，打破瞭警官之間互相袒護的潛規則。我不知道自己是否做得到對他的仁義受之無愧，但我很高興得到瞭這份仁義。
一直喝到11點30分，大傢才匆匆離開，去趕末班車回傢。他們走後，我給自己倒瞭一杯酒，點著一根煙，放上邁爾斯·戴維斯(8)的音樂，關瞭燈，沉思瞭起來。
當你自斟自酌的時候，就知道自己有問題瞭。整個世界仿佛死掉瞭，唯一聽得到的就是香煙噼啪作響的聲音，風輕輕搖晃著擋雨的百葉窗，CD在BOSE音響裡輕輕地旋轉著，播放著Final Take 2。
我想，在我的一生中，我從來沒有感覺到這麼寂寞過。
有種意識襲上我的心頭，就像肚子挨瞭一拳：我的行為已經危及自己所關心、喜歡、愛著的或隻有一面之交的每一個人。他們對我感覺如何其實並不重要，問題在於我用那該死的電話通過話的每一個人現在都成瞭某個人潛在的籌碼，而這個人卻是個把人當炮灰用也不會覺得良心不安的人。
我真的需要有人說說話。我有點醉瞭，腦子也不是很清晰瞭，我撥通瞭關口的手機（他的號碼還留在我的通訊錄裡，我一直沒有把它刪掉），它響瞭幾次以後，我才意識到他不可能接瞭。現在，沒有人會來給我指明方向，沒有人會給我有益的建議瞭。沒有瞭良師益友，一切都得靠自己瞭。
關口會怎麼做呢？
這是我私下的口頭禪。對瞭，他首先會評估一下事態。我評估瞭一下，看來事態並不太妙。
大部分壓酷砸不會讓平民卷入沖突之中，這是他們至少應該做的事情。一般都認為襲擊跟你有過節的人的妻子、情人、摯友是不光彩的。真正的壓酷砸是不會去痛打一個賴債者的兄弟的，他會去痛打賴債者本人。
後藤忠政是另一種壓酷砸。他以刻薄、無恥著稱，而那個狗日的警察實際上就是在給他火上澆油。現在，我必須弄清楚他最有可能燒到的是誰，也許這種事情真的會發生。
我需要采取一些應急措施，而且不能等瞭。我上樓抓起名片盒，回到樓下，把所有的名片倒在地上攤開。我打開筆記本電腦，把手機上有的每個人的名字都敲瞭進去（我還沒有聰明到把那些名字用數據線傳輸到電腦裡去），然後按照潛在的風險給我的朋友排序。因為沒有自己的通話記錄，我仔細查閱瞭兩個月的電子郵件，試著從中重現我去過的地方，跟我在一起的人。
在那些名片中，我找到瞭海倫娜的。皺巴巴的，在我的錢包裡來回拔插得邊緣都磨毛瞭，在我的口袋裡裝得都褪色瞭，上面滿是折痕，字跡也模糊瞭。
我還記得她把名片給我的時候，我不得不去爭取拿到它。第一次見面的時候，我就把自己的名片給瞭她，可直到第三次還是第四次見面的時候，她才覺得我足夠可信，可以知道她的真實姓名。她當時穿著一件黑色皮夾克，裡面是一身簡簡單單的紅連衣裙，腳上穿著長筒靴，頭發梳到腦後紮成一條馬尾辮。她用雙手遞過名片來的時候，滑稽地模仿瞭一下日本式的鞠躬，嘴裡還說道：“我叫海倫娜，妓女，不過不是普通的妓女，是職業妓女。”她說著說著就笑瞭起來，被她自己的玩笑逗得眼睛一閃一閃的。
我一直雜亂無章地記著日記。記日記是件好事，因為我們的忘性都太大。作為記者，你見的人那麼多，采訪的悲劇那麼多，寫的報道那麼多，很難記得發生瞭什麼事，去過瞭什麼地方。但有些小物件裡儲存著的回憶卻比電話簿大小的日記本裡的多。我把那張名片拿在手中，覺得它飽含著沉甸甸的回憶。
我們曾把那張名片當作她的大富翁遊戲裡的“公園廣場”。一個陰雨的周日，我在辦公室裡做瞭一些事情之後，順路去瞭她住的地方，我們玩瞭一局“馬拉松”。因為一直找不到“公園廣場”的卡片，她就把她的名片放在那個位置上。我爭辯道，那上面租金等相關的信息一個都沒有，她便憑著記憶把所有的數字都說瞭出來，還說道：“我瞭解‘公園廣場’，寶貝兒。這個女人隻想要高檔的房地產，我就是這樣的，結束的時候讓你輸到光屁股。”
果然不出所料，遊戲結束時我便成瞭日本的雷曼兄弟。她真的很擅長戰術遊戲——大富翁、戰艦、奧賽羅。這很傷我的自尊心。我想，那些遊戲就是她的唯一愛好吧。
在那堆名片裡，我找到瞭那張“公園廣場”的卡片。我想，我就是當時拿錯卡片的人吧。
我想不起最後一次玩大富翁是什麼時候瞭，然後，我想起自己多麼思念有她在一起說話的日子，於是，我一時間覺得自己喘不過氣來。
我不願去想這樣的事情，但還是想到瞭。
如果我沒有在2005年的時候打退堂鼓，或許後藤已經失權，這樣的事情也不會發生瞭。當時，那個決定看起來是正確的——戰略性撤退。不過，真的是那樣？還是一種怯懦的行為？或許隻是出於懶惰？那一幕在我腦海裡重現瞭好多次。
於是，我下瞭決心，隻要能把他打倒，我什麼都願意做。我厭倦瞭東奔西跑，實際上我也沒有多少錢。我沒有900來號人為我工作，也沒有幾百萬美元藏在銀行裡。但我有一些好朋友，一些消息，一些聯絡人和滿腔的怒火。
不過，在放手大幹之前，我必須打幾個電話，發幾封電子郵件。聽到我不得不說的話，很多人非常不高興，他們當中的一些人再也不是朋友瞭。如果說我一點都不痛苦，那是在撒謊，但我明白，友誼中一般沒有成為人肉靶子這種默契吧。
我把那篇文章寫瞭出來。
事情看起來就這麼簡單：要麼登出來，要麼死。真的。
問題是，沒有人會登我的文章，連我本來指望的人都不會瞭。
“這篇報道過時瞭。”“我們不想惹日本警視廳，如果這是真的，他們就顯得非常愚蠢瞭。”“我不認為美國聯邦調查局會為我們證實這件事。”有傢報社似乎對發表這篇報道感興趣，但那傢報社想要做的就是抨擊美國聯邦調查局，我認為那樣做根本達不到真正的目的。我不認為美國聯邦調查局做那筆交易有錯，而我也不想讓吉姆受到冷嘲熱諷。我不能同意。
隻有一個人（某出版社的一位資深編輯）對我說瞭實話：“這是很嚇人的玩意兒。我們發瞭這個，那就不但要跟後藤的律師打交道，而且還不得不花一大筆錢來加強公司的安全保障。報復是一定會有的，人員也會受傷，搞不好我們的辦公室都會被扔汽油彈。而且坦率地說吧，我們一直在為創價學會印一些東西，那樣的話，後藤還不讓那裡跟我們終止合同？對不起瞭。”
我想，那時可能是我一生中最糟糕的時期瞭。萬事幾乎俱備瞭，東風卻怎麼也喚不來。有傢雜志向我保證，隻要我能再找到一點確鑿的證據，它就準備刊登這篇報道。我悄悄去瞭一趟美國西海岸，跟一個為後藤組洗過錢的藝術品經銷商見瞭一面，結果卻糟透瞭。
我得不到那份雜志希望和要求的東西，越來越覺得事情要落空瞭。我在一傢20世紀20年代建的舊飯店裡待瞭一個晚上，翻看著《完美自殺指南》，考慮要不要嘗試一下。這似乎是一種選擇。在若幹年之後，日本有很多人壽保險的保單連自殺的情況也屬於償付范圍裡的瞭。要是自己瞭斷，我既可以為我的傢人留下一筆錢，後藤也沒有理由去招惹我所擔心的每一個人瞭。十年前，我根本想象不到自己還有可能步入那些將自殺指南付諸實踐的不幸者的行列。我對自己非常不滿意，而且很擔心——什麼事都擔心。
我可以說是有點沮喪瞭。如果不是某人恰好在某個時候來瞭一個電話，我可能已經那樣做瞭——我真不好意思承認。
最後，我決定自己動手用英語寫這篇報道。我抽著煙，看著太陽從機場上空升起，做著回日本的準備，然後我突然明白該怎麼做瞭。我早就應該明白，想先用日語發表這篇報道是不可能的。我一開始就應該采取別的手段。
我估計自己能讓這篇報道發表在日本外國記者俱樂部（FCCJ）的報紙上，結果又錯瞭。提交瞭這篇報道之後，我意外地接到瞭一個編輯通過電郵發過來的一份備忘錄，大意是：“美國聯邦調查局給一個臭名昭著的壓酷砸發放簽證，這樣他就可以得到肝臟移植？聽起來完全令人難以置信。也許這傢夥有點瘋瞭。”
我心裡很不痛快。是的，我敢肯定自己被別人看成瘋子瞭。你不得不承認，這是一個令人難以置信的故事。
我向自己認識的所有人求援，後來一位世交把我介紹給瞭《華盛頓郵報》“觀點”欄目的編輯約翰·龐弗雷特。他也認為我有點瘋瞭，但我沒有責怪他。他要證據，我把手頭上的所有資料都給瞭他，有一百來頁。
我從來沒有哪篇報道接受過跟這篇報道一樣苛刻的審查。我每天花好幾個小時回答問題，核查事實，辨別我的材料的來源，這樣過瞭一個多月，這篇報道才得到瞭龐弗雷特先生的首肯。最後，《華盛頓郵報》通過獨立消息來源從美國聯邦調查局證實瞭我說的是真話。5月11日，《華盛頓郵報》刊登瞭這篇報道。日本外國記者俱樂部也改變瞭立場，發表瞭我的文章，但略去瞭後藤的名字。
在這篇報道發表之前，我還做瞭一件事情。我跟山口組（理事會）另一派系的一個傢夥取得瞭聯系。我知道後藤被山口組的高層看作是惹是生非的人。
我跟理事會裡的那個傢夥解釋說，我正在寫一篇後藤忠政跟美國聯邦調查局做交易的報道，是用英文寫的。我請他把這篇文章遞上去，請山口組總部給一個意見（雖然我並不認為他們真的會給）。我對他說：“我想知道山口組總部是否同意瞭這筆交易，如果是，為什麼？你們是否認為這件事有問題？”
我把用英語寫的報道和我翻譯的日文版給他看，他當場看瞭，但沒有任何反應。
幾天後，他打電話給我，態度非常禮貌。
“我們沒有正式的意見。你也知道，山口組不再接受任何采訪，我們也不會發表評論瞭。不過，上面已經授權我跟你說，非常感謝你促使我們註意到瞭這件事，我們並不知情。我們其實寧願內部處理此事。我們瞭解到你在這篇報道上花瞭很多的時間，願意對你所付出的時間和努力給予補償。”
我摸不透他在說什麼，就直言不諱地問道：“我不是日本人，是外國人。你的措辭我聽不懂。你說的是什麼意思？”
“我可以給你30萬美元，條件是不寫那篇報道。隻要把你的銀行名稱、你的賬號和你存款的分行名稱給我，明天你就可以拿到錢。”
“我不能接受。”
“我可以為你在一周內準備50萬美元。但我必須把它存到兩個不同的銀行賬戶裡去。如果你沒有兩個賬戶，可以很容易地再開設一個。”
“不是金額的問題。謝謝。我會把最新消息隨時告訴你。”
“嗯，我不認為你在做最明智的決定。你可以實現我認為你想實現的事情，輕而易舉地成為富人，開始新的生活。”
“我喜歡我現在的生活。我很感謝這個提議，而且感到非常榮幸。但我不得不謝絕你的好意。”
“請隨時與我聯絡。”
我答應說我會的。
如果說我對拿瞭錢走人不動心，那是在撒謊。但是，如果我那樣做瞭，他們就把我捏在手心裡瞭。
在這篇報道發表之前，我給讀賣新聞社送去瞭一份拷貝。我覺得這樣做似乎比較合適。讀賣新聞社沒有理我，日本的其他報社也一樣。我早就料到事情會是這樣的。
這就是我在《華盛頓郵報》準備發稿之前就已經開始跟《洛杉磯時報》接洽的原因。我趁該報社的舊金山分局局長約翰·利翁納在那一年5月來日本的時候去見瞭他，他很快就覺察到這是一篇有價值的報道。我跟他和查爾斯·奧恩斯坦一起忙活瞭好幾周。《華盛頓郵報》的文章中沒有提到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這讓他們覺得非常滿意。5月31日，這篇報道成瞭他們的報紙的頭版消息。這下日本媒體不能不聞不問瞭，隻是有些報刊還是裝作不知道。幾乎所有報道瞭這一消息的日本媒體都畏畏縮縮地寫道：“據《洛杉磯時報》的一篇文章稱……”這是日本媒體在報道棘手的新聞時的標準策略：歸咎於別人。“我們沒有說——是《洛杉磯時報》說的！”我沒有看到任何一篇文章說有人想要獨立核查這個消息或做進一步的調查。
報道問世瞭。然而後藤那邊卻沒有一點動靜。我不知道他會如何辯解，但這個消息看不到有什麼效果。我呢，晚上卻好睡多瞭。現在我成瞭非常顯眼的目標，而正因為如此，我受到扼殺、跟我有關聯的人受到傷害的可能性都小瞭不少。但很顯然，要把他打倒，我必須把一切都詳細地寫出來，而且必須用日語寫。
我的一個好朋友，也是壓酷砸粉絲雜志的前編輯鈴木友彥找到瞭我，問我是否有興趣為寶島出版社的《被禁止的新聞報道》集撰寫一個章節。我問，我們能不能一起寫——這種問法非常可怕，因為這意味著他也會惹怒後藤組。但他沒有退縮，而是警告我說，我要做好承擔巨大風險的準備。我說，我願意做這件事。
就是那個時候他對我說我需要一個保鏢。我認得那傢夥，名叫望月昭夫。他一直是遠藤安亙（關根元在20世紀90年代殺害的壓酷砸犯罪頭子）的好朋友。他們並不屬於同一個有組織犯罪團體，但壓酷砸之間的友誼有時會超越組織上的束縛。一個住吉會的成員可以跟稻川會的成員結為“拜把兄弟”，一個山口組的成員可以跟國粹會的成員稱兄道弟。望月和遠藤就是這樣的一種關系。好就好在我們都互相認識。我問鈴木，望月為什麼願意做保鏢。
“他不再是個壓酷砸瞭，去年就脫離瞭組織。他有個1歲大的兒子，但沒有工作。他是理想的保鏢兼司機。他是個好漢。”
“是的，我認識他。不過，他過去可是個犯罪頭子啊！我想有……好像……一百來號人為他幹活吧。”
“沒錯。”
“那不是降格瞭，為我幹活？”
“一點不錯。不過他不是那種9根指頭全身刺青的中年壓酷砸，會有很多選擇。沒事的！”
於是，我雇瞭望月。我在為加州的一個公司做報酬優厚的扒金庫產業調查項目時攢瞭一點錢。我真的覺得自己沒有多少選擇的餘地瞭。
到瞭7月，那本文集即將付梓，望月跟著我也有一段時間瞭。我想在提交最終稿之前征求一下他的意見。他相當瞭解後藤，我認為向他求教很合適。
他讀瞭手稿，讀的時候表情不太妙。他是個非常有禮貌的傢夥，過瞭一會兒才把他的想法說出來。
“傑克，你知道嗎，如果你這樣寫，他可能會想把我們兩個都殺瞭。當然是先殺瞭你咯。他真的會恨你。即使你不想這麼做，也沒有人會認為你沒價值。你可以一走瞭之。”
望月先生從上衣口袋裡掏出一根煙遞給我，然後用手罩著他的“之寶”打火機的火焰為我點著。
讓一個前壓酷砸犯罪頭子在早上為你點煙、沖咖啡，感覺有點怪怪的。
當然，他現在不是犯罪頭子瞭，是在為我幹活。我覺得說他跟我一起工作更合適——不過望月先生並不這麼看。我給他發工資，這樣我就成瞭老板。他50歲，我39歲。他比我年長，也比我強壯得多，卻在聽從我的指揮。我一直不太理解壓酷砸打手的心態，但我欣賞他們那種職業道德。
他跟往常一樣穿著一件長袖襯衫，蓋住瞭刺青，卻掩蓋不瞭左手那根殘缺的手指。他不應該是個壓酷砸，而應該是個藝術傢。他曾經是個藝術傢，而且還是個不錯的藝術傢。但他交友不慎，在“肥皂樂園”裡債臺高築，結果稀裡糊塗地成瞭壓酷砸。有一次，他的手下把事情搞砸瞭，他砍掉瞭自己的一部分小指以示贖罪與自責，這在相當大的程度上扼殺瞭他重返藝術傢生涯的機會——他從事的那種藝術需要十根手指齊全才能夠勝任。他也因為違抗命令被逐出瞭壓酷砸團體。他不喜歡上層管理人員那種“不惜一切代價賺錢”的做法，他落伍瞭，還活在所有壓酷砸都信奉某種原則（雖然在道德上可能有瑕疵）的那個時期的遺風裡。一年前，他曾掌管著一百來號打手；現在，他在為一個更像是日本人的美國猶太怪小子點煙，而且還冒著風險做我的全天候保鏢。
我想，我們都是因為我們自己的問題被放逐瞭，我們當然還沒有做到我們想做的地步。我淺淺地吸一口煙，深深地吐瞭出來。我的肺已經跟過去不一樣瞭。我看瞭望月一眼，他在等我回答。
“我就樂意這樣做。媽的，他反正要殺瞭我。他正在等著事情平息下來呢。如果這個機會能把那個人徹底搞垮，有可能讓他被攆出山口組，我就想這樣做。”
“那我就替你提防著點。”
“我很感激，但這對你來說有什麼好處？”
“一個新的人生。我喜歡為你幹活。”
“我給你的工錢太少瞭。”
“沒錯，是少瞭一點。”
“我還以為你以前的組織的事情一旦解決，你就會想回去當犯罪頭子。”
“不會的，我改變主意瞭。過去的這幾個月裡，覺得跟妻兒在一起過日子真不錯。我也喜歡你讓我幹的活兒。現在我可以在雨天走過街頭，也不必提防什麼瞭。”
“我的錢隻夠雇你到年底。”
“嗯，到時候我會去找個新的工作。”
“謝謝你。有什麼建議嗎？”
“去掉‘背叛’這個詞。‘背叛’這個詞重瞭點。如果你說後藤‘背叛’瞭山口組，不啻是在火上澆油。找個更理想的詞吧。”
我接受瞭他的建議。
那本文集即將出版的時候，他提出瞭一個小小的請求。
我們當時正坐在樓下客廳裡抽著煙，聽著他喜歡的一個不起眼的日本搖滾樂隊的曲子，他請我幫他一個忙。
“傑克，我想讓你知道，如果你出瞭什麼事，我會去找出是誰幹的，然後殺瞭他們。你大概知道我會這麼做吧？”
“不，我不指望你這麼做，你也不必這麼做。”
“‘滴水之恩，當湧泉相報’——你應該知道這句話。在壓酷砸的世界裡，這就是說，一個人讓你過夜，給你飯吃，你就欠那個人的人情。你收留瞭我，照顧瞭我和我的傢人，我就欠瞭你的人情。我一貫不欠別人的人情的。真正的壓酷砸就是這樣做的。”
“我很感激這種情義，但……”
“那就尊重我所說的吧。那就是我會做的事情。如果我不那樣做，我還算什麼男人？我壓根就不是人瞭。”
“你有什麼要求？”
“如果我出瞭什麼事，不要想著去為我報仇，順其自然。你不是壓酷砸，但你到底是個好人。答應我，你會照顧好我的兒子——一定要讓他得到良好的教育，好好地長大成人。這就是我要你做的。這就是我想請你做的。”
“我當然會這樣做。如果發生那種情況，我會收養他。那你要我告訴他有關你的事情嗎？”
“告訴他，他的父親是一個壓酷砸，最後的真正的壓酷砸之一，而且覺得非常自豪。”
“我會的，如果發生那種情況的話。那你的妻子呢？”
“她啊？哦，不要讓她再嫁一個混蛋就行。跟記者也不行，那些傢夥除瞭會惹麻煩外，別的什麼都不會。”
我不確定他是不是在開玩笑。
8月9日，那本文集出版瞭，書名叫《2008年日本犯忌新聞》。早在這本書還沒有擺上書報攤之前，我認識的那個在理事會裡的傢夥就得到瞭我寫的那個章節的拷貝。
我添瞭一些從未發表過的內容：另外三個做瞭肝臟移植手術的壓酷砸的名字。繼後藤之後，是東京的另一個壓酷砸團體松葉會的組長荻野義郎(9)。他和後藤是拜把兄弟。據說荻野在手術後也向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捐贈瞭10萬美元(10)。他之後的可能是美尾久敏——柴田給瞭我這個名字。接下來還有竹下三郎，他是後藤組裡的愷撒·蘇爾(11)——一個財務高手，他管理著20傢幌子公司和後藤組的大筆收入。1992年，他和一名同夥一起被靜岡縣警察署以威脅和侵犯人身罪逮捕瞭。當時他去向當地的一傢公司老板收款，那個51歲的男子沒有錢交，竹下就命令他“把你的女兒帶出來，然後我要劃開她的臉”。那個人不從，竹下和同夥就猛踹他的胸部和大腿，結果他不得不住院數周。
是啊，他們都是些勤勞的日本男人，當然應該在好吃懶做的美國人之前得到肝臟咯。
人們無法通過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的辯詞，證實該校以及佈蘇蒂爾博士在做移植手術的時候知道這些患者當中有人跟日本黑幫有關。雙方都在發言中表示，他們不會對患者進行道德判斷，也不會根據他們的醫療需要來處置。然而，他們並沒有明確否認他們知道這些患者中的一些人與壓酷砸有關聯，他們隻是拒絕談論這樣的問題——他們對這四個患者都知道些什麼，是什麼時候知道的。還應當指出的是，美國醫療保險和醫療補助服務中心會同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進行瞭一項調查——該校醫療中心及其工作人員在為這四個日本患者進行肝臟移植手術時是否有不當的行為。據《洛杉磯時報》稱，這項調查沒有發現任何不當行為的證據。然而，許多人對這種犧牲美國人的權益、把器官提供給有犯罪記錄的外國人的道義提出瞭質疑。
在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發生的事情可能不僅僅在道義上值得商榷，聯邦執法機構的消息人士表明，該校可能在不知情的情況下參與瞭洗錢。有幾個特工跟我解釋過，國際層面上，洗錢隻是意味著把犯罪所得從海外轉移到美國，就像高利貸帝王案一樣。因為壓酷砸的大部分金錢一般都來自犯罪活動，所以，在那四個得到治療的與壓酷砸有關的人當中，很可能至少有一個人支付給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的一部分錢是來自他們在日本的非法活動所得。據我所知，得到治療的人沒有一個曾經受到洗錢的調查，而且任何調查都需要得到日本當局的協助。當然，問題依然在於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是否知道他們治療的那些人是壓酷砸（據我所知，他們從來沒有否認他們知道那些人是跟壓酷砸有關系的，但強調他們沒有對他們的患者進行道德判斷），以及他們是否知道任何一筆付款（或與手術相關的捐款）可能來自非法活動。我很想知道這些問題的答案。
這本文集引起瞭強烈的反響。鈴木接瞭所有的電話，接下瞭所有的恐嚇。我想，自己不必去面對這樣的事情是幸運的。人們註意到瞭這本書，到處都有人在評論。壓酷砸粉絲雜志《周刊實話》發表瞭一篇關於這本書和我本人的文章，指責我（1）是美國中央情報局特工，（2）是美國中央情報局或國際猶太人陰謀集團的棋子，（3）是愛出風頭的白癡美國人，根本不瞭解壓酷砸有多麼偉大，對日本社會作出瞭多大的貢獻。
我並不知道，就在這本文集出版前後，望月的一個還在組織裡的拜把兄弟把四輛汽車整天都停在我傢附近。這是對後藤組的一個警告——我實質上受到瞭另一個犯罪團體的保護。我並沒有請求他們這樣做，但我很高興有這樣的舉動。望月沒有征得我的同意，因為我會說不行。我從來不想讓自己欠任何日本黑幫集團的人情，但事情還是成瞭這個樣子。我欠瞭這個人的人情，而且我不得不尊重他瞭——他是在為我鋌而走險。
我得到瞭一個更不積極的回音。講談社國際部突然決定不出我的那本書瞭。它讓外部的人做瞭出版風險評估，結論並不理想。
然而，在10月14日前後，後藤被山口組正式開除瞭。誰說文集缺乏效力？其實說白瞭就是這個國傢最有錢、最有影響力的壓酷砸因為“聚眾逃學”被開除瞭。不過，警方明確地告訴我，事實上《2008年日本犯忌新聞》的出版才是引爆點，他們提醒我暫時不要露面。
後藤的許多助手也被停職、免職或終身開除出那個組織瞭。後藤組被分成瞭兩個犯罪小組，而後藤不再是犯罪頭子瞭——他成瞭前犯罪頭子。這對我來說是個重要的日子。我接到瞭來自警察、朋友、其他記者和線人的祝賀電話。
15日，我接瞭個電話，聽到瞭一個令我震驚的聲音。我以前在一張山口組某個儀式的DVD上聽到過這個聲音，但我萬萬沒有想到會接到由那個組織裡那麼高層的人親自打來的電話。他自報瞭傢門，他的話簡短扼要：
“感謝你提醒我們註意到瞭這些事情。我相信我們已經圓滿地解決瞭它們。我們對你所付出的辛勞表示感謝。”
隨後他掛斷瞭電話。
我不知道他是怎麼搞到我的電話號碼的。
(1) WINNY是一種利用P2P技術在Microsoft Windows系統平臺上操作的共享軟件。——譯註
(2) 岸信介（1896—1987），日本政治傢。第56、57屆內閣總理大臣。在太平洋戰爭開戰時擔任工商大臣，是戰後遠東國際軍事法庭認定的“二戰”甲級戰犯嫌犯，但是未予起訴。——譯註
(3) 據稱，後藤是通過日本最有名的足球球員三浦知良（又名“知”）的父親納谷宣雄介紹給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和他的醫生的。（出於種種原因，“知”回避使用他父親的姓。）
(4) 後藤忠政的移植手術是由世界知名的肝臟外科手術專傢羅納德·佈蘇蒂爾親自主刀的。——譯註
(5) 創價學會原來是以推進教育改革為目的創立的“創價教育學會”，後來演變成宗教團體。名譽會長為第三代會長池田大作，他也是國際創價學會SGI的第一任會長。——譯註
(6) 指用某種快速發送郵件的超小軟件發送的電子郵件。這樣，無需使用大的電子郵件套件即可完成郵件的快速發送。——譯註
(7) 寬文年間（1661—1673）在伊丹開始釀造，是江戶時代以來傳承至今的古今第一名酒。——譯註
(8) 小號手、爵士樂演奏傢、作曲傢、指揮傢，20世紀最有影響力的音樂人之一。——譯註
(9) 據我所知，現在是松葉會組長的荻野和其他壓酷砸並沒有與美國聯邦調查局做交易，而是用化名及（或）假身份蒙混過關。據說後藤在讓他們進入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的事情上起到瞭作用，但目前還不清楚這另外三個人是怎樣排進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的肝臟移植等候名單的。
(10) 後藤向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醫療中心捐贈瞭10萬美元以示感謝。為此，該大學在外科辦公室入口設立的牌匾上寫道：“承蒙後藤忠政先生慷慨解嚢，設立後藤研究基金，特此致謝。”——譯註
(11) 愷撒·蘇爾（Keyser Söze）是電影《非常嫌疑犯》（1995）中的一個角色——一個冷酷無情、行蹤詭秘的黑社會大佬。——譯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