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百年來，各種政治力量在中國舞臺上都表演瞭一番，而最終完成救亡命題的是中國共產黨。在選擇社會主義之前，實際上我們有過相當廣泛的選擇，包括法西斯主義、無政府主義，包括三民主義，最後才到瞭社會主義。
在歐洲，馬克思、恩格斯最看好的是德國革命，而不是俄國革命。在亞洲，列寧、斯大林看好的是日本革命，而不是中國革命。
1.為什麼歷史選擇瞭中國共產黨
中國共產黨成立90年（1921—2011年），取得瞭舉世矚目的成就。在講黨的歷史之前，簡單回顧一下我們國傢21世紀頭10年取得的成就。2004年，中國經濟總量超過意大利，成為世界第六大經濟體；2005年，中國經濟總量繼續增長，超過英國，成為世界第四大經濟體；2007年，中國經濟總量超過德國，成為世界第三大經濟體；2010年，中國經濟總量超過日本，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就我們現在由中國共產黨人領導的新中國，這種發展速度遠遠超出世界預料。
概括中國一百多年來的坎坷歷史，就是救亡、復興。
從1840年到1949年，這逾一百年的命題就是救亡——挽救中華民族命運於危亡。為瞭完成民族救亡的使命，多少先進的中國人前仆後繼，但是紛紛失敗瞭。1840年開始，林則徐禁煙失敗瞭；洪秀全的太平天國運動失敗瞭；曾國藩、左宗棠、李鴻章的洋務自強失敗瞭；康有為、梁啟超的戊戌變法失敗瞭；孫中山領導的辛亥革命，雖然推翻瞭兩千多年的封建統治，但是成果被篡奪，走向共和的運動又失敗瞭。一直到1949年，新中國成立，百年救亡的命題才打瞭一個結。近代百年來，各種政治力量都在中國舞臺上表演瞭一番，而最終完成救亡命題的是中國共產黨。
在今天來看，繼續完成發展命題，在世界范圍內做得最成功，而且取得階段性巨大成果的仍是中國共產黨。上海有位學者曾經對我講過一段話，讓我印象深刻。他說，研究中國的近現代歷史，對中國共產黨想繞也繞不過去。她就是這樣一股力量，想繞也繞不過去，想忽視也忽視不瞭，最終原因是什麼呢？因為她在救亡與發展這兩大命題中都扮演瞭至關重要的角色。
從更廣闊的歷史縱深角度，從中國共產黨所肩負的使命、所取得的成就與未來繼續肩負的重大使命來看，中國共產黨已經完成瞭救亡和發展這兩大命題，下一步將繼續完成中華民族的復興。
今天，當我們在紀念建黨90周年時，絕不僅僅是歌頌黨的光榮偉大政績，我們還要繼續肩負黨的使命，中華民族未來的發展使命依然是我們今天的重大命題。
2.中國為什麼最終選擇瞭社會主義
當我們講到為什麼社會主義才能救中國的時候，有一句名言：“十月革命一聲炮響，給我們送來瞭馬克思主義。”這句話如果加以簡單理解，好像十月革命一聲炮響，社會主義就誕生瞭——在世界誕生瞭，很快在中國也誕生瞭。實際上，並沒有那麼容易。社會主義在中國從能夠站穩腳跟被人認識，到發展成為中國共產黨的成立，發展成為在中國掀起一場波瀾壯闊的革命運動，有一段很長很艱難的歷程。
1840年，國門被踢開，帝國主義的堅船利炮給我們帶來非常多的喪權辱國條約，中華民族的命運就此跌入一個歷史低谷。面對如此境況，我們歷盡選擇，就像一個病入膏肓的人，病急亂投醫，什麼藥都吃，正方偏方全都上。
那麼，什麼樣的藥能治好中國？
在選擇社會主義之前，實際上我們有過相當廣泛的選擇。比如說洪秀全的太平天國運動，他所選擇的思想武器，其實就是基督教義的中國化。他引進瞭天父、天兄，把上帝、耶穌變成所謂的天父、天兄，來改造、凝聚他的太平天國。他這種生硬的改造，從一開始就註定瞭太平天國運動的失敗，也註定瞭曾國藩以保衛中國的“名教”這面非常有號召力的旗幟，很快聚集起大批將心兵力，把太平天國鎮壓瞭。
太平天國被鎮壓以後，就是曾國藩、左宗棠、李鴻章的洋務自強。洋務自強建立在什麼樣的基礎之上？中國萬事皆在西人之上，唯獨制器不行。那麼就是機器制造、科學技術不行，所以怎麼辦？師夷長技以制夷。“師夷長技”主要是機器制造和科學發展，重點從這兩個方面進行洋務運動。從1861年開始的洋務運動，一直搞到1894年甲午戰爭，最後以甲午戰爭的失敗，宣告瞭洋務運動的破產。
這時候，清政府另一批先進的中國人，以康有為、梁啟超等為代表的先進知識分子，提出中國不是器物層面不如人，而是制度層面不如人。怎麼辦呢？改制。康、梁當時搞的戊戌維新，它的傾向就是君主立憲。戊戌維新失敗，康、梁等人被追捕，逃亡，最後“戊戌六君子”被殺頭，戊戌變法也就失敗瞭。
接下來到瞭孫中山的辛亥革命，建立共和，從制度層面對中國進行瞭根本性的改造，推翻瞭兩千多年的封建統治，這是多麼偉大的創舉！沉睡之獅翻身猛醒，共和之藍圖大功將成。現在試想，當初中國要是走向共和該多好啊，省得後來那麼多戰亂，那麼多運動，那麼多革命，那麼多流血！但是這也隻是一個理想主義的設想。為什麼沒有走向共和？因為辛亥革命前期成果被袁世凱篡奪瞭。
可是袁世凱在1916年就死瞭，袁世凱死之後我們還有12年的時間。我們想走向共和不是沒有機會，從辛亥革命一直到1928年，我們可以充分地實驗共和這個體制，可沒有實驗成功。這12年時間內，北京9屆政府更替、24次內閣改組，換瞭26任統領，結果又是什麼呢？軍閥混戰，生靈塗炭。而且辛亥革命後的1915年，我們還有過新文化運動。在當時探索中國救亡這條路上，我們不僅僅是器物層面出瞭問題，不僅僅是制度層面出瞭問題，而且思想文化領域也出瞭問題。
從上述軌跡中，我們可以看到，近現代以來，不是我們在選擇社會主義之前沒有過別的選擇，而是歷經選擇。我們什麼藥都吃過瞭，什麼招都使過瞭，包括法西斯主義、無政府主義、三民主義，各種各樣的主義，都有人在嘗試、在推廣，最後才到瞭社會主義。所以社會主義能夠救中國，並不是說社會主義是一個幸運兒，而是我們反反復復選擇之後的結果。
社會主義最初傳入中國的時候，是打瞭一個大問號的。社會主義能不能救中國？當時中國思想界的泰鬥級人物都認為社會主義救不瞭中國，社會主義無法救中國，這對於剛剛萌芽於中國這片土地的社會主義而言，其發展的艱難程度是無法想象的。
3.共產黨成立初期為何遭到各界質疑
當初社會主義理念傳到中國的時候，各方爭論的焦點就是社會主義能不能救中國。當時思想界的泰鬥級人物梁啟超，在中國共產黨成立之前，發表瞭一篇《論社會主義運動》，裡面就講，今日之中國，生產事業一無所有，雖欲交勞動者管理，試問將何物交卻？他的意思是說，你搞社會主義，沒有社會化的生產，談不上社會化的管理，搞什麼社會主義？搞不成。梁啟超的態度很明確，中國搞不成社會主義。
這就是中國共產黨成立之前，中國思想界最具影響力的人物之一梁啟超的態度。
中國共產黨成立一年多後，孫中山與共產國際的代表越飛發表瞭《孫文越飛宣言》，裡面有這麼一句話：孫中山博士認為，共產主義秩序，乃至蘇維埃制度不能實際上引進中國，因為這裡不存在成功建立共產主義和蘇維埃制度的條件。孫中山認為在中國搞不成社會主義。那麼共產國際代表越飛持什麼態度呢？在這篇《孫文越飛宣言》裡，越飛完全同意孫中山的看法，並且進一步認為，中國當前最重要、最迫切的問題是實現國傢統一和充分的民族獨立。
孫中山和越飛，一個是中國民主革命的偉大先行者，一個是蘇聯政府同時也是共產國際在中國的代表，兩個人都不認為中國存在適合馬列主義生存發展的土壤。
孫中山的“不認為”，一半出於對三民主義的信念，一半則是對剛剛成立的中國共產黨的擔心。越飛的觀點，其實是一個矛盾，當然也可以看成是一種妥協，支持孫中山，為瞭換取孫中山對中東路和外蒙古問題的承諾。
那還會不會有更深入一些的原因？
有。
當時中共作為共產國際的一個支部，在成立的時候，共產國際給予瞭幫助，越飛實際上就是在完成一種交換。他和他代表的共產國際支持中國共產黨的成立，當時主要的想法是在中國培植對北洋軍閥政府的牽制力量，讓北洋軍閥不能毫無顧忌地反蘇。不管支持中共成立，還是支持孫中山的南方政府，在共產國際來看，在蘇聯來看，都是以蘇聯的利益為核心，就是讓中國革命具有這樣的牽制力量。
《孫文越飛宣言》是中國現代史上一份非常重要的文件。沒有這份宣言，就沒有後來的國民黨改造，就沒有國共合作，也就不會有黃埔軍校和北伐戰爭。它既是孫中山對中國革命走向的判斷和規定，也是蘇聯將其鬥爭中心由世界革命中心轉向蘇聯利益中心的啟端。
中國共產黨成立之後，作為共產國際的一個支部，所面臨的最大難處，除瞭自身的困境，就是蘇聯共產國際這個最有力的指導者，一直都不看好中國革命能在中國共產黨領導之下搞成，甚至不相信中國能存在社會主義。1940年，斯大林就曾講過，中國沒有真正的共產黨，或者說沒有實實在在的共產黨。直到1944年，他還對美國特使哈裡曼說，中國共產黨人，他們對共產主義來說，就像是人造黃油對黃油一樣。他的意思是什麼呢？正牌的黃油是什麼？是工人階級的政黨。中共是農民與小資產階級的結合，所以中共不是真正的黃油，是人造黃油。
可是歷史就是這樣有規律地發展，無規律地跳動。
在歐洲，馬克思、恩格斯當初最看好的是德國革命，而不是俄國革命，結果是俄國革命最終獲得成功。
在亞洲，列寧、斯大林看好的是日本革命，而不是中國革命，結果中國革命最終獲得成功，而且是在中國共產黨領導之下獲得巨大成功。
那麼列寧、斯大林當時為什麼看好日本革命？因為日本工業最發達，日本工人階級最成熟，而且日本當時已經傳播瞭大量的革命理論，怎麼看日本都比中國強。所以斯大林將日本看做是遠東革命的鑰匙，沒有日本革命，遠東革命就是小杯子裡的小風暴；沒有日本革命，遠東革命就是瞎鬧，中國革命就沒有大希望。
這就是當時的共產國際、革命導師、革命理論泰鬥，包括當時的中國理論界，普遍的一個判斷。
但是，日本沒有發生革命，中國發生瞭革命，中國搞成瞭社會主義，這也是世界所預料不到的。
4.“南陳北李”缺席中共“一大”的史因
今天我們講中國共產黨的誕生，是事後開講，因為她今天所取得的成就，讓我們在講到中國共產黨的成立時很難繞過她所具有的深遠的歷史意義。然而，歷史從來都是當局者迷的歷史，我們從旁觀者的視角去看，會更接近真實。
中國共產黨當年成立時的13位代表，從其參與籌建的曲折經歷來看，當初這個黨的成立，並沒有多少人看好，甚至早期參加籌建這個黨成立的一些領導同志，對這個黨將來能有多大作為，能做出多麼大的事情，在其成立之初並沒有一個非常清晰的認識。這裡面就包括我們經常講的早期共產主義小組創始人——有“南陳北李”之稱的陳獨秀和李大釗。他們為何沒能出席中共“一大”這樣一個具有歷史性意義的會議？我覺得這是中共黨史以及中共“一大”的一個遺憾。
中國共產黨“一大”會址紀念館位於上海市興業路76號（原望志路106號），是兩棟磚木結構的兩層石庫門樓房，一棟是“一大”上海代表李漢俊和他哥哥的寓所，另一棟是“一大”代表在上海的住所——博文女校。陳獨秀和李大釗都是共產主義小組的發起人，都是中共建黨早期的中堅人物，“一大”開會的時候，兩個人卻都沒有在上述兩個地方出現。
陳獨秀當時在孫中山的南方政府出任教育廳廳長，“一大”開會的時候他正在籌款。陳獨秀想，人一走款子就不好辦瞭，所以沒有來。
那李大釗為什麼沒有參加？
李大釗當時的理由是北大正值學期的終結，校務紛繁，無法分身。中共“一大”開會正值北大放暑假，當時李大釗在北京有個重要任務是什麼呢？因為當時北洋軍閥政府財政困難，停發瞭北京八所高校教職員工的薪金，這八所高校就聯合成立瞭“索薪委員會”追討工資。“索薪委員會”負責人馬敘倫經常生病，主持不瞭會議，所以李大釗在“索薪委員會”中擔任瞭重要的角色，整天忙於開會，追討著北京八所高校教職員工的工資。
兩人當時都忙。
但他們的理由與中共“一大”的歷史地位相較，無疑是芝麻與西瓜相較。
什麼是歷史？這就是歷史，這就是並非理想卻真實的歷史。
不是苛求前人。武昌起義並非一經發動就必定成功，之所以成功，畢竟還有其他許多因素。袁世凱也並非一出生就是“竊國大盜”，孫中山對他也有一個認識過程。
對“南陳北李”來說，在舊中國劇烈的大變動時期，每天成立的組織與散夥的組織一樣多，結社很平常，也不能強令“南陳北李”預見到28年後的新中國。
常人可能覺出眼前的量變不一定能覺察到質變，但很多時候，偉人也無法立即察覺將要出現或已經出現的質變。
所以孫中山有面對辛亥革命的遺憾。
陳獨秀、李大釗也有面對中共“一大”的遺憾。
中國今天的高速發展，使得中國共產黨成立的歷史意義越來越大。那麼在當年誰看好這個黨？誰認為這個黨將來有大的作為？要回答這個問題，其實也讓人遺憾。
我們前面也講過，當時看好這個黨的人是不多的，包括共產國際和當時中國非常具有影響力的一些重要人物。據中共“一大”13位代表中最年輕的代表劉仁靜回憶，他當時參加“一大”時19歲，北京小組當時有兩個名額，李大釗是建黨發起人，有個固定名額；另一個名額屬於張國燾。張國燾當時已經去瞭上海，李大釗因“索薪委員會”無法抽身，去不瞭。劉仁靜回憶道：“李大釗去不瞭其實也輪不著我。”
北京小組當時還有一位資深的黨員鄧中夏和另外一位資深黨員羅章龍。鄧中夏和羅章龍兩個人是劉仁靜的入黨介紹人，倆人資格都很老。可是征求鄧中夏的意見，鄧中夏要到南京參加中國少年學會會議，沒有時間去上海參加中共“一大”。鄧中夏不去輪到羅章龍瞭，羅章龍也不去。羅章龍為什麼不去呢？羅章龍要到二七機車車輛廠開工人座談會，搞工人運動，也沒有時間去。劉仁靜在回憶錄裡寫道：“這個莫大的光榮就這樣歷史地落在瞭我的頭上。”
這就是當時中共成立時一幅真實的圖像。
當然這樣的情況也並不奇怪，當時中國大地的情況如前所述，每天成立的政治組織與每天解散的政治組織一樣多，誰也不知道這個黨成立能搞多長時間。
鄧中夏要到南京參加中國少年學會的會議，而沒有時間去上海參加中共“一大”成立，南京離上海多麼近啊！劉仁靜作為北京小組一個資歷很淺的共產主義小組成員，出任中共“一大”代表，擁有中共“一大”代表身份名垂千古，無論走到什麼地方，各種各樣的展覽，中共“一大”代表十三個人的名單、照片都有劉仁靜，而鄧中夏、羅章龍呢？隨著歷史的推演，人們對他們的印象越來越淡薄。
當然，劉仁靜的後來也是非常令人惋惜的。
幾年前，我在《苦難輝煌》這本書裡寫道，1979年張國燾在加拿大多倫多去世，這是中共“一大”十三位代表中，最後一位去世的。後來書出版瞭，我才發現我寫錯瞭。中共“一大”13位黨代表最後一位去世的不是張國燾，而是劉仁靜。劉仁靜19歲當“一大”代表，85歲（1987年）去世。他才是“一大”代表中最後一位去世的，而且不幸的是被公共汽車撞死的。這讓人非常遺憾。
85歲的劉仁靜，早起晨練，結果被一輛公共汽車撞瞭，中國共產黨最後一位“一大”的代表，就這樣去世瞭。由此，我們回顧劉仁靜的一生，也是非常波折的。他光榮參會中共“一大”，後來犯瞭參加托派、脫黨的錯誤，到瞭新中國，又檢討當年的錯誤……至1985年，他被任命為國務院參事，但到1987年便死於車禍，非常可惜。
5.中共“一大”代表的命運折射黨的艱難
中共“一大”13位代表的命運充分折射出黨的艱難。
1921年7月，“一大”在上海召開瞭，13位代表，有多少人能夠想到這個黨28年以後能奪取全國政權？1921年建黨，1949年奪取全國政權，恐怕當時沒有人能夠想到。如果有人能想到的話，後來還能出現這樣的問題嗎？
1923年，陳公博因投靠軍閥陳炯明被開除黨籍；
1923年，李達脫黨；
1924年，李漢俊脫黨；
1924年，周佛海脫黨；
1924年，包惠僧脫黨；
1930年，劉仁靜被黨開除；
1938年，張國燾被黨開除。
13位黨代表，脫黨的、被黨開除的達7位，超過半數。
周佛海、陳公博還當瞭臭名昭著的大漢奸，最後被國民政府判處死刑。
張國燾叛黨，最後到戴笠手下當瞭一個主任，想辦法怎麼搞垮共產黨。
我們單從這裡面就可以看到黨初建時的艱辛和曲折。可是還有，王盡美1925年犧牲，鄧恩銘1931年犧牲，何叔衡1935年犧牲，陳潭秋1943年犧牲。
13名黨代表中，脫黨的、被黨開除的7人，犧牲的4人，加起來是11人，最後黨內幸存者僅毛澤東、董必武二人。
從13位黨代表的命運中，你就能看到這個黨何其艱難，絕對不像我們今天有些描述——黨的“一大”在上海召開，剩下的會議轉移到嘉興南湖。南湖的會議一開完，一輪紅日從南湖的紅船上冉冉升起，放射光芒，然後一條紅飄帶，直接從南湖飄到井岡山，飄到延安，飄到天安門，我們就勝利瞭。
那是很浪漫的文學式的表達，黨的這種艱難，這種艱辛，這種奮鬥，沒有一條坦途，是一步一步地摸過來、走過來、爬過來的，非常不容易。
6.陳獨秀為何沒找到革命的正確道路
中國共產黨成立後，先後有三個試圖使中國共產黨獨立於共產國際的領袖。這三個領袖人物，第一個是陳獨秀，第二個是李立三，第三個是毛澤東。三個人都試圖使中國共產黨獨立於共產國際，走一條中國革命自己的獨特道路，但是前兩個人沒有走成。
首先是陳獨秀。
我們經常講喜怒哀樂不形於色，陳獨秀不是不形於色，而是非常形於色，並且是路見不平拔刀相助，他屬於這樣的人。陳獨秀在大清王朝垮臺之後，曾經與友人一起把別人按倒，強行剪人傢的辮子，這種行為是很暴烈的。所以他不是很多人想當然描繪出來的——從書齋裡走出來，就文文靜靜，溫文爾雅，搞一些理論推演。陳獨秀不是這樣的，他是個行動派，而且他的個性裡理想主義色彩非常濃。
中共“一大”，陳獨秀雖然沒有參加，但是依然選他為中共中央總書記。當時黨的經費非常緊張，因此，馬林來華後，當這個共產國際代表提出共產國際將給予中共經濟援助，但中共中央必須先交出工作計劃和預算時，陳獨秀面前的第一道難題立即就來瞭。
這時候中央內部也出現瞭兩種聲音。
一種是當時主持上海小組工作的李漢俊和李達面對共產國際代表馬林提出的條件，當場表示：共產國際如果支援我們，我們願意接受，但須由我們支配。否則，我們並不期望依靠共產國際的補貼來開展工作。
這無疑使李漢俊、李達二人和馬林的關系蒙上瞭一層陰影。
隨後馬林找到瞭張國燾，張國燾則完全是另外一種態度。
張國燾是最先認為應該接受共產國際經濟援助的中共早期領導人，並以很快的速度向馬林提交瞭一份成立勞動組合書記部的報告，及工作計劃和每月需1000餘元的經費預算。
張國燾沒有獅子大開口，他提出的經費預算十分小心，也十分謹慎。
但陳獨秀一回上海立即批評張國燾。他說，這麼做等於雇傭革命，中國革命一切要我們自己負責，所有黨員都應該無報酬地為黨服務，這是我們要堅持的立場。
據包惠僧回憶：“馬林按照第三國際當時的體制，認為第三國際是全世界共產主義運動的總部，各國共產黨都是第三國際的支部，中共的工作方針、計劃應在第三國際的統一領導之下進行。”
陳獨秀則認為中共“尚在幼年時期，一切工作尚未開展，似無必要戴上第三國際的帽子，中國的革命有中國的國情，特別提出中共目前不必要第三國際的經濟支援，暫時保持中俄兩黨的兄弟關系，俟我們的工作發展起來後，必要時再請第三國際援助，也免得引起中國的無政府黨及其他方面的流言蜚語，對我們無事生非的攻擊”。
雙方爭論激烈，幾次會談都不成功。在一旁擔任馬林翻譯的張太雷著急瞭，提示陳獨秀說，全世界的共產主義運動都在第三國際領導之下，中國也不能例外。不料陳獨秀怒火中燒，猛一拍桌子，大聲說：“各國革命有各國國情，我們中國是個生產事業落後的國傢，我們要保留獨立自主的權力，要有獨立自主的作法，我們有多大的能力幹多大的事，決不讓任何人牽著鼻子走……”說完拿起皮包就走，拉都拉不住。
要不要向共產國際匯報工作並接受其經費和受其領導，這是1921年7月中國共產黨成立後要解決的第一個難題，也是中共中央出現的第一次爭吵。
陳獨秀個性極強，說一不二，向來不願俯首聽命。他說，拿人傢錢就要跟人傢走，我們一定要獨立自主地幹，不能受制於人。
我們今天看陳獨秀講的話是很對的，但是問題就在於，一個剛剛成立的黨，沒有任何經濟支撐，要獨立解決自己的經濟問題非常困難。黨創建之初，上海、北京、湖南、山東等各地共產主義小組的活動就非常困難。你要辦各種刊物，你要搞工人夜校，你要出版各種革命理論書籍，還要翻譯，這都需要錢。還有各地的一些共產主義小組成員，不能正常工作，不能堅持教書，還要做編輯，還要寫文章，你要他們拿什麼來生活，以什麼樣的資金來推動工人夜校、出版刊物等。當時上海小組派包惠僧南下到廣州向陳獨秀匯報工作，連區區15塊錢的路費都拿不出來，最後隻好從私人手裡借錢。
陳獨秀開始以革命為職業，便失去瞭固定職業和固定收入，經濟上很不寬裕。起初商務印書館聽說他回到上海，聘請他擔任館外名譽編輯，月薪300元，他馬上接受，但這一固定收入持續時間很短。他大部分時間埋頭於黨務，已經沒有時間再為商務印書館寫稿、編稿瞭。
窘迫的陳獨秀開始經常出入亞東圖書館。
亞東圖書館的職員都是安徽人，與陳獨秀有同鄉之誼。亞東圖書館出版的《獨秀文存》有他一部分版稅。於是他沒錢瞭就來亞東，但又從不開口主動要錢。好在老板汪孟鄒心中有數，每當他坐的時間長瞭，便要問一句：“拿一點兒錢吧？”陳獨秀便點點頭，拿一點兒錢，再坐一會兒，就走瞭。
即便如此，陳獨秀也不肯松口同意接受共產國際的援助。
有困難總要去解決，最早的中國共產黨人，包括陳獨秀，他們怎麼辦？怎麼為黨工作？怎麼認識這個黨？是不是接受外來的援助？陳獨秀的性格雖然非常剛烈，堅持中國革命的獨立性，但面對如此窘境，他也找不到解決的辦法。
7.陳獨秀為何無法走出獨立自主道路（上）
陳獨秀主張一面工作一面搞革命，他說：“革命是我們自己的事，有別人幫助固然好，但沒人幫助我們還是要幹，靠拿別人的錢來革命是不行的。”所以他不同意接受共產國際的經濟支援，也不願意向共產國際匯報工作，這是陳獨秀很強的獨立性的一面。陳獨秀這個觀點，實際上表現瞭我們早期共產黨人一種完全理想化的追求。哪一個黨人不想獨立？但是若不能自主地解決穩定可靠的經濟來源，理論再好獨立也是一句空話。
陳獨秀後來很快就面臨這個問題，最初是想讓黨員把自己的工資全部捐出來，陳獨秀自己確實做到瞭這一點，但是沒有辦法，成立這樣一個黨，僅僅靠一個人的工資收入、稿費遠遠無法支撐黨的活動。
陳獨秀的強硬使得中國共產黨與共產國際關系非常緊張。
正所謂解鈴還需系鈴人，很快轉機就出現瞭。
1921年10月4日下午，陳獨秀正在傢中與楊明齋、包惠僧、柯慶施等5人聚會，被法租界當局逮捕。到捕房後他化名王坦甫，想蒙混過去。但不久邵力子和褚輔成也被捕來，褚輔成一見面就拉著陳獨秀的手大聲說：“仲甫，怎麼回事，一到你傢就把我拉到這兒來瞭！”
陳獨秀身份當即暴露。
當時的情況非常糟糕，用我們今天的話說，有點證據確鑿這個架勢。陳獨秀當時就感覺大事不好，起碼要坐七八年牢，不會比七八年更短。
這時，共產國際代表馬林起瞭關鍵作用，他用重金聘請法國律師巴和承辦此案。
10月26日，法庭宣判釋放陳獨秀，罰100元瞭事。
陳獨秀原來估計這回自己要坐上七八年牢瞭，出獄後才知道馬林為瞭營救他們幾人，花瞭很多錢，費瞭很多力，打通瞭會審公堂的各個關節，方才順利結案。
按照李達的說法：馬林和中國共產黨共患難瞭一次。
這次遭遇對陳獨秀影響極深。他通過切身經歷才真正感悟道：“不光是開展活動、發展組織需要錢，就是從監獄裡和敵人槍口下營救自己同志的性命，也離不開一定數量的經費。這些現實問題，的確不是憑書生空口的豪言壯語能夠解決的。”
陳獨秀本人極重感情，一番波折，無形中增進瞭他對馬林的感情和理解。李達回憶說：“他們和諧地會談瞭兩次，一切問題都得到適當的解決。”
有瞭這個基礎，陳獨秀最後同意瞭接受共產國際的經費援助。當然，陳獨秀還是繞瞭個彎，就是用中共中央下設的中國勞動組合書記部接受共產國際的援助。繞瞭個彎，下瞭個臺階，但最後畢竟還是接受瞭共產國際的援助。
據包惠僧回憶，當時陳獨秀與馬林達成的共識大體是：
一、全世界的“共運”總部設在莫斯科，各共產黨都是共產國際的一個支部。
二、赤色職工國際與中國勞動組合書記部是有經濟聯系的組織。中國勞動組合書記部的工作計劃和預算，每年都要由赤色職工國際批準施行。
三、中共中央不受第三國際的經濟援助。如確有必要時開支，由勞動組合書記部調撥。
那麼共產國際給中國共產黨人提供瞭多少援助呢？
我們從共產國際給孫中山政府的，給蔣介石的黃埔軍校的，給馮玉祥的北方西北軍的援助來看，共產國際提供給中共的援助，隻能說是九牛一毛，提供的數額極其有限。
據陳獨秀1922年6月30日致共產國際報告，從1921年10月起至1922年6月，共收入共產國際協款16 655元。因黨員人數不多，全黨還保持人均年支出40元至50元的比例。隨著1925年以後黨員人數大幅度增長，共產國際所提供的費用遠遠跟不上這一增長速度瞭，全黨人均支出由最初的人均40元下降到1927年的人均4元。蘇聯和共產國際的援助，主要都轉到瞭國民黨方面。
盡管經費援助十分有限，但對早期的中國共產黨人來說，這依然起到瞭非常大的幫助作用。
據陳獨秀統計，建黨初期黨的經費約94%來自共產國際，黨又將其中的60%用於瞭工人運動。顯然，中國共產黨成立後能夠很快在工人運動中發揮重要領導作用，同共產國際提供經費幫助分不開，也同中共將其絕大多數用於工人運動分不開。
黨的組織不斷發展，以革命為職業者漸多，各種開銷日漸加大。20世紀20年代脫產的共產黨員，組織上每月給30元至40元生活費。盡管“二大”明確規定瞭征收黨費的條款，但大多數黨員實際生活水平本來就很低，黨費收入便極其有限。陳獨秀在“三大”上的報告稱：1922年“二大”之後，“黨的經費，幾乎完全是從共產國際領來的”。
到1927年1月至7月，黨員繳納的黨費不足3000元，而同期黨務支出已達18萬元。若再將這一年共產國際、赤色職工國際、少共國際、濟難國際等提供的黨費、工運費、團費、農運費、兵運費、濟難費、反帝費、特別費等總算起來，有近100萬元之多。
比較起來，黨的經費自籌數額實際不足千分之三。所以盡管共產國際援助中國共產黨的數額遠遠少於國民黨接受的數額，但必須承認，共產國際對中國共產黨人提供瞭重要支援。
8.陳獨秀為何無法走出獨立自主道路（下）
共產國際對早期毫無經濟來源的中國共產黨人的援助，為中共的發展起到巨大的幫助作用，但同時也因這種有限的援助所形成的依賴關系，給中國共產黨人造成瞭相當的損害。
1922年春，馬林提出中共黨員加入國民黨以實現國共合作的建議，陳獨秀強烈反對。應該說馬林的建議頗富創見。在荷屬殖民地求解放鬥爭中積累瞭豐富統一戰線經驗的馬林，看到當時中共僅是幾十個知識分子組成的小黨，與五四運動以後蓬勃發展的革命形勢不相適應，加上孫中山也不同意黨外聯合，因此提出共產黨員加入國民黨的建議，用國民黨在全國的組織機構和政治影響，使共產黨迅速走向工農大眾、迅速發展成長壯大起來，這可以說是革命黨人戰略與策略的高度融合。
但也應該說馬林的建議頗含風險。雖然中共黨員皆以個人身份加入，但弱小的共產黨進入到龐大的國民黨裡去，怎樣保持其獨立性而不被吞並？
怎樣維護蓬勃的銳氣而不被官僚化、貴族化？
怎樣堅持自己的主義而不變成別人的尾巴？
再好的革命策略，弄得不好，也會因喪失原則而變成壞的機會主義戰略。
馬林的建議中還隱含著一些錯誤估計。他認為中國革命隻有兩個前途，或者共產黨人加入國民黨，或者共產主義運動在中國終止。馬林把是否加入國民黨看做是決定中國共產主義運動的生死存亡問題，他在給共產國際執委會關於中國形勢的報告中稱“中國政治生活完全為外國勢力所控制，目前時期沒有一個發展瞭的階級能夠負擔政治領導”。
創見、風險、謬誤就這樣奇妙地組合在瞭一起。
馬林在強調國共合作的好處，陳獨秀在強調這種黨內合作的壞處，一時間與早先的經費之爭一樣，雙方再次陷入僵局。
但之前已經承認瞭“各共產黨都是共產國際的一個支部”，這種僵局不可能像上次那麼持久瞭。
馬林在他的建議遭到陳獨秀拒絕後，立刻動用瞭組織的力量。
共產國際從1922年7月至1923年5月作出一系列命令、決議和指示，批準馬林的建議，要求中國共產黨執行，並令中共中央與馬林“密切配合進行黨的一切工作”。就這樣，在1922年8月馬林親自參加的中共中央杭州會議上，盡管多數中央委員思想不通，但組織上還是服從瞭，接受瞭共產國際的決定。
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今天回過頭去看20世紀20年代中國的大革命實踐，共產國際關於國共合作的決策基本是正確的。說它正確，是因為正是這一決策種下瞭北伐革命成功的種子。而在正確前要加“基本”二字，是因為它僅僅簡單提瞭一下“不能以取消中國共產黨獨特的政治面貌為代價”、“毫無疑問，領導權應當歸於工人階級的政黨”，卻沒有任何具體的安排和可行的措施，實際上是不相信中國共產黨人的力量與能力，由此也埋下瞭大革命失敗的種子。
目標與風險成正比，這是任何決策都無法規避的兩難。夾在兩難之間的，是陳獨秀。
長期以來人們說陳獨秀的領導是一言堂、傢長制。包惠僧一語中的：“以後（接受經費以後）就不行瞭，主要是聽第三國際的，他想當傢長也不行瞭。”
曾經叱吒風雲地領導新文化運動、被毛澤東稱為“五四運動時期總司令”的陳獨秀，大革命失敗，你說有沒有他的問題？面對共產國際作出的一個又一個決議，有時明知不可為，也隻有放棄個人主張而為之，確實暴露瞭他在領導方面、領導力和路線選擇方面的問題。但是按照共產國際當時那種說法，把很多罪名都加在瞭陳獨秀的身上，讓陳獨秀承擔大革命失敗的全部責任與對共產黨路線指導的一切錯誤，這未免太過分瞭。
共產國際的指導有問題，斯大林的指導有問題，但是共產國際不承認，斯大林也不承認。最後指責陳獨秀用什麼語言？《真理報》發表社論，指責陳獨秀“這個死不改悔的機會主義者，實際上是汪精衛在共產黨內的代理人”。這種似曾相識的扣帽子習慣和無限上綱的語言風格，竟然早在20世紀20年代共產國際和聯共（佈）就已使用，真使人感到“文化大革命”的起源不在中國。
陳獨秀下臺以後，在個人反省期間經常念叨的一句話就是：“中國革命應由中國人自己來領導。”這是他終生想要實現而未能在自己手上實現的心願。
9.李立三和他的“立三路線”為何失敗
陳獨秀力圖使中共獨立於共產國際沒有做成，繼陳獨秀之後，第二個想獨立自主於共產國際大幹一番的是李立三。李立三的個性跟陳獨秀非常相像，而且他比陳獨秀更過的是什麼？李立三的脾氣更加暴烈。李立三革命之堅決與脾氣之暴烈，盡人皆知。
1920年年初，李立三赴法國勤工儉學，在船上和別人下象棋，象棋輸瞭他竟然把棋盤一掄，棋子撒瞭一地。在法國勤工儉學時，爐前翻砂工，別人不願幹，他幹，出大力流大汗，他都樂在其中。他的師傅是法共黨員，21歲的李立三從師傅那裡接受瞭共產主義思想，積極參加到學生運動和爭取華工權利的鬥爭之中，而且情緒激昂。提到反動勢力，他就喊：“推翻！打倒！殺掉！”因敢闖敢拼，橫沖直撞，留法學生送他個綽號——“坦克”。
另外，李立三還有一個鮮明特點，演說感染力極強。當時國共合作，李立三加入國民黨中央委員會，國民黨中央委員會大都是一些老委員瞭，資格老，年歲大。讓這些國民黨中央委員特別感到耳目一新、為之一振的，就是兩個加入國民黨中央委員會的中共新銳，一個是李立三，一個是毛澤東，講話口若懸河。
李立三在我們黨內有兩個非常大的功勞，現在很多年輕人甚至很多黨員可能都不知道。第一個是1922年的安源路礦大罷工，這是黨在早期組織大罷工唯一成功的先例。李立三是安源路礦俱樂部的主任，是這次大罷工的主要領導者。當然，後來李立三犯瞭路線錯誤，對於這次大罷工，我們更多講的是劉少奇。劉少奇同志也是當時安源路礦大罷工的領導者，也起瞭很大的作用，但安源路礦大罷工的第一號人物還是李立三。
我們黨早期的黨員，很多都是來自於安源路礦的礦工，安源的礦工黨員在我們黨內占瞭很大的比例。1924年年末中國共產黨隻有黨員900人，其中安源煤礦的黨員就達300人。這是李立三對我黨一個非常重要的貢獻。後來“二七”大罷工失敗，五卅運動失敗，很多黨員被殺，我黨損失很大，唯有安源路礦大罷工是我們黨大革命時期碩果僅存的一例。
對此，劉少奇曾說這實在是幼稚的中國勞工運動中絕無僅有的事。
這一勝利對全國工人運動影響巨大。京漢鐵路罷工失敗後，各地工會組織全遭封閉，被迫轉入地下，唯有組織嚴密的安源路礦工人俱樂部，工人階級勢力強大，反動當局不敢貿然鎮壓。鄧中夏在《中國職工運動簡史》中說，安源路礦是碩果僅存的世外桃源。
1926年，李立三又到武漢領導工人運動。在武漢，碼頭工人出身的向忠發隻是名義領袖，實際主持工作的是李立三。當時人們說，隻要向忠發、李立三一聲令下，武漢三鎮30萬工人要進可進，要退可退。
當時還有人說，李鏡蓉（李立三的父親，李立三因積極投身革命與父親不和）少瞭一個叛逆的兒子，革命卻多瞭一員不妥協的猛將。
這員猛將對中國革命的貢獻絕不僅僅止於工人運動。
安源路礦大罷工成功後，李立三的第二個可能不為眾人所知的貢獻也隨之而來，那就是我黨我軍歷史上著名的八一南昌起義。
20世紀90年代出版的《中國共產黨歷史大辭典》在“李立三”一條中評價說：“蔣介石、汪精衛相繼叛變革命後，李立三參加瞭八一南昌起義，並擔任中共前敵委員會委員、革命委員會委員和政治保衛處處長。”
這是辭典裡的記載，事實上打響武裝反抗國民黨反動派第一槍的八一南昌起義，李立三絕不僅僅隻是個參加者，更是這一起義的最早提出者。
1927年7月20日，李立三路過南昌，因為汪精衛在武漢也背叛瞭革命，李立三要把武漢的革命力量撤到上海去，南昌隻是個路過的地點。結果李立三到瞭南昌之後，發現賀龍的第二十軍、葉挺的第十一軍都在南昌附近，就立即給中央寫瞭報告，意即在軍事上趕快集中於南昌，動員第二十軍與我們一致舉行南昌暴動。
這是李立三給我黨帶來的又一大功績，即時發現歷史時機，並能成功策動，為黨的革命打下堅實基礎。
我們後來說，南昌起義的前方總指揮是周恩來同志，但是南昌起義的早期組織和策動，李立三在其中起到非常大的作用。當時中共中央總書記是向忠發，向忠發是個弱勢人物，他是工人出身，水平不高，對黨的鬥爭歷史知之甚少，總體來說，領導力和駕馭能力都比較差。李立三後來是以中共中央宣傳部部長的身份，代行中共中央總負責人的職務，實際上就是中共的主要領導人。他建議中央搞南昌暴動，就是要通過這個暴動計劃，促成中國革命的成功。
當然這裡面還隱有一條，就是我們上面說的，李立三同陳獨秀一樣想脫離共產國際，不同的是他采取的是堅決的行動。
不過，李立三也惹瞭很大的禍。
他不僅想獨立於共產國際，甚至想把共產國際給指揮瞭，這一下把共產國際惹火瞭。結果不僅給他本人帶來瞭非常大的麻煩，也給當時的中國革命都帶來瞭不小的影響。這就是我們所說的“立三路線”。
10.主張“斬首”理論的李立三如何脫離中國革命現實
李立三看不起毛澤東的農村根據地。
他認為“鄉村是統治階級的四肢，城市才是他們的頭腦與心腹，單隻斬斷他的四肢，而沒斬斷他的頭腦，炸裂他的心腹，還不能置他的最後的死命。這一斬斷統治階級的頭腦，炸裂他的心腹的殘酷爭鬥主要是靠工人階級的最後的激烈爭鬥——武裝暴動”。
正是基於這一點，20世紀20年代末期就主張“斬首”理論的李立三，脫離瞭中國革命現實。
後來，一意孤行的李立三搞出瞭一個“立三路線”來。
當時正值蔣、馮、閻大戰，就是蔣介石、馮玉祥、閻錫山在中原展開大戰。李立三認為這是空前的世界大事件，世界大革命逼近到我們面前瞭，中國革命已經到瞭一蹴而就的時刻。他一面部署中心城市武裝暴動，一面重新編組全國紅軍，攻打大城市。
這是要采取大幹的方法。
怎麼幹呢？
李立三提出中國革命勢將成為全世界革命的最後的階級決戰，蘇聯必須放棄五年計劃，積極準備戰爭，而且蒙古在中國暴動勝利的時候要立即發表宣言，加入中華蘇維埃聯邦。蒙古當時“獨立瞭”，也得回來。當時西伯利亞有10萬中國的工人，蘇聯應該迅速武裝西伯利亞10萬工人，從蒙古穿過來援助中國，向敵人進攻。
很顯然，李立三這次暴動脫離瞭中國革命的實際，中國革命當時並沒有形成高潮，隻是他說形成瞭高潮。最糟糕的是，李立三這個計劃把共產國際一下惹火瞭，他是想以中國革命為中心，讓蘇聯革命配合中國革命，讓蘇聯停止五年計劃，全力援助中國武裝暴動，而且要把蘇聯好不容易從中國分割出去的蒙古再重新拿回來加入中華聯邦。這個設想嚴重脫離瞭當時中國革命的實際，也給當時還在發育期的中國革命帶來瞭嚴重的損失。
指揮共產國際，指揮蘇聯放棄五年計劃準備戰爭，這種想法對蘇聯、對共產國際、對斯大林來說無疑太狂妄瞭，所以當時共產國際以最快的速度和最根本的手段進行瞭幹預——停發中共中央的一切活動經費。這是我們黨建黨初期受到的最嚴厲的制裁。當時李立三的中央辦公地在上海，包括租房子的錢，各種各樣的活動經費，主要都是由共產國際提供的，被停發瞭經費的李立三在中央的工作立即陷入瞭困境。
陳獨秀想獨立，李立三想獨立，都沒有獨立成，這兩個人的經驗和教訓都至少證明一個什麼問題呢？那就是一個政黨、一個社團獨立與否很多時候並不在於領導人的主觀意念如何，而在於你是否具備客觀條件和領導人能不能創造性地具備這樣的客觀條件。當時的中國共產黨人要想改變這種對共產國際的依附關系，不僅有賴於政治上、軍事上鬥爭經驗的日益成熟，而且有賴於經濟上一定要找到立足之地，這是最起碼的條件，否則你是根本不行的。
就在李立三沉湎於“會師武漢，飲馬長江”之時，蔣介石從河南前線向南京發出密電，要求立即發佈武漢行營主任何應欽為“鄂湘贛三省‘剿匪’總指揮”的委任令。同時嫡系教導第三師首先抽調南下。
中原大戰尚未結束，蔣介石已經開始準備“剿匪”戰爭瞭。
對蘇區曠日持久的“圍剿”，由此拉開帷幕。
帷幕還未拉開，“立三路線”已經宣告結束。共產國際和斯大林對這位要求蘇聯停止五年計劃準備支援中國的革命戰爭、要求外蒙古回歸中國的李立三進行瞭快速而堅決的反擊。
1930年，“立三路線”3個月後，李立三被解除政治局委員職務調往莫斯科，一去就是15年。其中有兩年時間甚至在“世界無產階級紅色堡壘”的監獄中度過，品嘗瞭蘇聯內務部人員對囚禁者從不手軟的肉刑。
據李立三後來講，他在蘇聯期間“終日提心吊膽，謹小慎微，以免觸怒，但還是不免經常受到斥責”。即使這樣，他仍然努力為黨工作。
1935年初春，共產國際派他到接近新疆的阿拉木圖建立交通站，負責國內方面來往人員的安排，瞭解新疆政治情況，更重要的是設法恢復與中共中央的電訊聯系。
中共中央和共產國際的電訊聯系是由他重新建立的。
完成這一重大任務的李立三，又被人忘記瞭。
他被忘記的地方何止一處。
中國共產黨領導的早期工人運動中，最為成功的是安源路礦工人大罷工，“文化大革命”前說領導者是劉少奇，“文化大革命”中說領導者是毛澤東，自始至終一直在安源領導罷工的工人俱樂部主任李立三卻無人提及。安源工人的歌謠“有個能人李隆郅”也被改為“有個能人毛潤之”。改歌者還振振有詞：不是為個別的真實，是為歷史的真實。
丟掉瞭個別的真實，真的能夠獲得歷史的真實嗎？
遵義會議後，本來已經弄清楚李立三和王明有所不同，但為瞭照顧與共產國際和蘇聯的關系，近十年時間裡，仍將“王明路線”稱為“‘立三路線’的殘餘”，李立三不僅因自己的錯誤受到瞭應有的或不應有的對待，而且還要代人受過，把殘酷鬥爭過他的王明的錯誤也擔在身上。
這自然又是歷史的需要。
李立三的命運就是這樣，不斷地為歷史犧牲自己。
1946年，李立三終於從蘇聯回到東北，化名李敏然。一些單位不知道他就是李立三，請他去講黨史，他就自己選擇介紹“立三路線”的錯誤，並分析形成的原因和領導者個人的責任，講完後場上一片稱贊。也有人聽瞭以後疑惑不解：“您怎麼會知道犯錯誤的人心裡想什麼？”李敏然的回答令全場大吃一驚：“我就是李立三。”
短暫的沉寂後，會場上突然響起瞭雷鳴般的掌聲。許多人很多年以後還回憶說，聽瞭那次課，才知道什麼是老革命傢的坦蕩胸懷和自我批評精神。
李立三這種坦蕩帶來的問題是：至今我們都知道他的錯誤在哪裡，卻很少有人能說出他的功勞在何處。
於是也就弄不清什麼是個別，什麼是歷史，弄不清為什麼歷史如此藐視個別。
這是中國革命中一位極富悲劇色彩的人物。幾十年忘我奮鬥無人知曉，3個月的錯誤卻結結實實檢討瞭30多年。最初因為橫沖直撞的性格被人稱做“坦克”，最終卻像綁縛山崖任蒼鷹一遍又一遍啄食的普羅米修斯。
開國大典中，人們還可以清楚地看到李立三作為全國總工會的代表，站在毛澤東身邊。
20世紀50年代末，他到東北考察後提出的“兩參一改三結合”的工業管理原則，被毛澤東概括為“鞍鋼憲法”。
1967年6月22日，“文化大革命”爐火正旺之際，李立三服用大量安眠藥自盡。
1980年中共中央為他舉行平反昭雪追悼會，他的骨灰早已無影無蹤，被隨便扔掉瞭。覆蓋著黨旗的骨灰盒裡面，隻裝著他生前戴的一副老花鏡。
李立三生前最喜歡明代愛國將領於謙的《石灰吟》，他的命運恰是如此：
千錘萬鑿出深山，
烈火焚燒若等閑。
粉身碎骨渾不怕，
要留清白在人間。
11.毛澤東的艱難選擇
陳獨秀、李立三的選擇，都想使這個黨獨立於共產國際，走一條中國的道路，都沒有搞成，毛澤東同志為什麼搞成瞭？這裡面最大的一個區別在於，陳獨秀和李立三在指導方針上脫離瞭中國革命的實際，尤其是李立三表現得更為嚴重，而緊密聯系中國革命實際這一點恰恰是毛澤東最擅長的。
毛澤東在選擇方針路線的時候，有一個非常大的特點——牢牢根植於腳下的土地。他沒有到莫斯科去學習。他是從井岡山和江西蘇區這塊紅土地上成長起來的。
毛澤東在八七會議之後組織瞭秋收起義，秋收起義原定的方向是打長沙。毛澤東一看這個隊伍的實力，根本打不瞭長沙，就放棄瞭打長沙計劃，帶領秋收起義的部隊上瞭井岡山。
為此，毛澤東受到瞭撤銷政治局候補委員的處分。
毛澤東是在八七會議中被增補為政治局候補委員的，剛剛開始進入中央的核心層就被撤職，撤職原因是：讓你組織秋收起義主要是攻長沙，把長沙打下來。你沒有打長沙，卻帶著隊伍上瞭井岡山，屬於右傾逃跑。
現在我們看上井岡山這件事。就當時中國革命的現狀，毛澤東上井岡山恰恰是為中國革命找到瞭一條極其符合中國實際的道路，但是這個開端沒有任何人褒獎，得到的反而是最嚴厲的處分。這也再次說明瞭我們中國革命道路選擇之艱難和中國領袖成長之艱難。
那麼，毛澤東在這塊紅色土地搞瞭什麼呢？工農武裝割據，農村包圍城市，最後奪取城市這樣一條中國革命的正確道路。這條正確道路，在今天很多理論概括中，紅色根據地、革命政權的廣泛建立，在政治上開辟瞭中國共產黨人自己獨特的理論領域，而且軍事上建立瞭中國共產黨自己的武裝力量工農紅軍。
但是我覺得有一點講得是不夠的，正因為在廣大的農村實行工農武裝割據，建立廣泛的農村根據地，我們黨才在經濟上完全擺脫瞭對共產國際的依賴，擺脫瞭曾經一直束縛著陳獨秀、李立三的經濟繩索，讓中國革命在一定范圍內能夠真正獨立，這是毛澤東對中國革命的重大貢獻。
中央蘇區也好，地方蘇區也好，都實行瞭打土豪、分田地這種政策，既是紅色政權政治運動的基礎，也是中國共產黨人經濟獨立的基礎。在中國共產黨人最為困難的土地革命時期，我們說“砍頭不要緊，隻要主義真”，人人皆知。而中央蘇區、鄂豫皖蘇區派人一趟一趟給上海的黨中央送經費、送黃金，我們今天有多少人知道呢？
今天我們還有不少人以為上海中央經費主要來源於蘇聯。當然，共產國際是提供瞭一些經費，但是從中央蘇區、鄂豫皖蘇區、湘鄂蘇區等各個蘇區建立之後，蘇區的財政全部自給自足，蘇區不需要共產國際的經濟支持，蘇區有獨立的工商稅收，有獨立的田稅。
蘇區在這個基礎上已經完全擁有瞭政權獨立運作的模式。
紅色首腦最先在發達的上海租界建立，在共產國際、蘇俄的幫助下建立。紅色政權最終在貧困落後的山區、邊區紮根，這可以看做是中國革命一個非常大的特征。
如果當年紅色首腦不集中在現代化的大城市，我們黨不可能獲得馬克思列寧主義這樣最先進的思想體系，而且也不會收獲後來眾多的精英的領導；如果紅色武裝不分散到最貧困落後的邊區、山區，也就不可能得到充足的給養和頑強的戰士。
所以正是從這個意義上講，我們才講到毛澤東道路的珍貴。毛澤東道路是馬克思列寧主義與中國革命實際相結合，完全自己獨立自主地開展武裝鬥爭，農村包圍城市，最後奪取城市的一條道路。
這條道路給我們揭示瞭什麼呢？其實今天來看也是我們必須珍視的：中國革命不但要獨立於敵人，而且要獨立於友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