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先給中國革命帶進軍事的是孫中山。最先給中國政治帶進槍桿子的是袁世凱。而最先把槍桿子用到爐火純青地步的是蔣介石。中國的革命和反革命，一開始便具有瞭與別國的革命和反革命不同的特色。蔣介石通過一次一次的事變，屠殺共產黨人，讓共產黨人真正認識到什麼叫槍桿子。
17.解讀“槍桿子裡面出政權”的著名論斷
2001年，我在美國講學的時候，講瞭40分鐘，然後美國選他們軍隊的高級軍官提問。美軍航天司令部的一個上校提問，他說：“你們的毛澤東講槍桿子裡面出政權，這是有問題的，政權應該是選票選出來的，你們怎麼是槍桿子裡出來的？你這個槍桿子出的政權它的合法性在哪裡？”
他提這個問題，我是從兩個層面回答他的。
第一，我先反問這位美軍上校：“據我所知，最初的美國隻是美國東部的13個州，今天變成縱貫北美的這樣一個美國，由13個州變成50個州。請你告訴我，你的13個州以外的其他那些州，從你第14個州開始，15、16、17、18、19、20……一個一個數下去，你哪個州是選票選出來的？你哪個州不是槍桿子打出來的？先打印第安人，再打墨西哥人，再打西班牙人，一個一個州打出來，你們不是槍桿子裡面出政權嗎？
“當然，你的路易斯安那州是通過錢從法國購買的，拿破侖政權當時急需金錢，所以把路易斯安那州很便宜地賣給你們瞭。那阿拉斯加州呢？俄國沙皇非常需要硬通貨，又把阿拉斯加州非常便宜地賣給你們瞭。我說你們就是一個是槍桿子，一個是金錢，你們不是這樣嗎？”
當時那位美軍上校想答也答不出來。
第二，我說：“我們中國人講槍桿子裡面出政權，實際上從我們這個政權裡面來看，我們的對手蔣介石，他的槍桿子比我們多得多，如果槍桿子裡面出政權的話，他那麼林立的槍桿子，他有武裝，共產黨連武裝都沒有，但我們為什麼能出政權呢？
“最關鍵的還是人民群眾用腳桿子完成瞭他們的選擇，腳桿子也是選票，人民群眾用腳桿子站在瞭共產黨這一邊，小推車推糧食、運彈藥，然後接收傷員、掩護部隊，這是人民群眾自己的選擇。我們中國共產黨人如果沒有廣大人民群眾的擁護，僅僅靠槍桿子奪得政權，也奪不到。對方的槍桿子比我們多得多，對方運用槍桿子的手段比我們要厲害得多，講槍桿子裡面出政權，最終憑的是什麼呢？我們是依靠人民群眾的擁護，通過武裝鬥爭奪取政權，我們走的是這樣一條道路。”
這是我在美國講學時遇到的一件事，很有代表性。今天我們再來講這段歷史，那麼到底是誰先給中國政治帶進槍桿子的呢？
答案首先絕不是中國共產黨人。
給中國政治帶進槍桿子的第一人是袁世凱。
袁世凱最先通過槍桿子的純熟運用，讓不想接納他的大清王朝最後不得不接納他。清王朝知道他是一個力量很大的不好控制的大臣，想把他撤職，讓他到傢鄉去休息，但是辛亥革命爆發還不得不把他請回來，讓他鎮壓辛亥革命。後來大清王朝倒瞭，辛亥革命也不得不接納他。孫中山隻有把臨時大總統讓出來，讓袁世凱出任中華民國首任大總統。這其中最大的原因就是袁世凱的槍桿子厲害。
最先給中國革命帶進軍事的是孫中山。
最先給中國政治帶進槍桿子的是袁世凱。
而最先把槍桿子用到爐火純青地步的是蔣介石。
一次一次的武裝起義、籌款、購買武器、組織會黨，然後組成革命團體，艱難地策劃與發動，這是孫中山革命活動的主要組成部分。
一次一次事變，“中山艦事件”，“四一二反革命政變”；一次一次驅除、屠殺、圍剿共產黨人，從一個名聲並不大的參謀人員變成國民黨的黨魁，變成校長、蔣委員長，中國社會首屈一指的獨裁人物，這就是把槍桿子用到爐火純青地步的蔣介石。
這就是當時中國真實的革命環境。它意味著中國的革命和反革命，一開始便具有瞭與別國的革命和反革命不同的特色。我們很少通過議會鬥爭，大庭廣眾之下辯論，投票表決，在這點上，槍桿子在裡面扮演瞭相當重要的角色，而中國共產黨人最先對槍桿子的認識，可以說是蔣介石教的。
蔣介石通過一次一次的事變，跟共產黨人翻臉，屠殺共產黨人，電報都是“見電立決”、“斬立決”、“立決”，讓共產黨人真正認識到什麼叫槍桿子。
因此，當八七會議召開之時，毛澤東同志提出槍桿子裡面出政權的時候，實際上毛澤東對槍桿子的認識是經歷瞭一個過程的。
1919年之前的毛澤東還比較傾向於無政府主義，而不是馬克思的無產階級專政。
1919年之後受到五四運動的影響，毛澤東在長沙創辦《湘江評論》，第一期的創刊宣言，由毛澤東親自撰寫，他在創刊宣言裡寫道：
第一，我們承認強權者都是人，都是我們的同類，濫用強權是他們不自覺的謬誤，是舊社會、舊思想傳染他們，貽害他們。
第二，用強權打倒強權，結果仍然得到強權，不但自相矛盾，而且毫無效率。
很顯然，青年時期的毛澤東對暴力革命是頗不以為然的，所以他寫的創刊宣言裡倡導的是呼聲革命、面包革命、無血革命，不主張起大擾亂，行那沒效果的炸彈革命、有血革命。
如此，我們看毛澤東的思想經歷瞭多麼大的一個變化，那麼這種變化是從何而來？就是對手教的。對手手把手一步一步教會瞭共產黨人怎麼認識槍桿子，這種認識到瞭7年之後，到瞭1926年，毛澤東就開始講，革命不是請客吃飯，不是做文章，不是繪畫、繡花，不能那樣雅致，那樣從容不迫、文質彬彬，那樣溫良恭儉讓，革命是暴動，是一個階級推翻一個階級的暴力行動。
從主張呼聲革命、無血革命的毛澤東到主張暴力革命並最終提出槍桿子裡面出政權的毛澤東，其間所經歷的轉變和洗禮，對我們黨來說，同樣是一個付出巨大、得之不易的珍貴過程。
18.蔣介石教會毛澤東認識“槍桿子”
為什麼說真正教會毛澤東認識“槍桿子”的是蔣介石？
有這樣幾個關鍵的事件：
一個是1926年的“三二〇中山艦事件”。
一個是1927年的“四一二反革命政變”。
蔣介石在共產黨人面前把槍桿子的威力表現得淋漓盡致。當時共產黨怎麼辦？一忍再忍，一讓再讓，對蔣介石的忍讓實際上是對實力的忍讓，對槍桿子的忍讓。
“四一二反革命政變”之後不久，我們黨的主要負責人總書記陳獨秀十分悲痛地說，我們一年餘的忍耐、遷就、讓步，不但是一場幻想，而且變成瞭他屠殺共產黨的代價。這個“他”指的就是蔣介石。
毛澤東在“四一二反革命政變”蔣介石背叛革命之後，自己描述自己“心境蒼涼，一時不知道如何是好”，這種無奈，是共產黨人對槍桿子的深刻認識，沒有槍桿子，在槍桿子威逼面前，除瞭後退，除瞭讓步，除瞭繳槍，除瞭把性命賠上去，就沒有別的辦法瞭。
到瞭黨的八七會議，中國共產黨決定武裝反抗，從此才真正找到瞭一條武裝鬥爭的道路。毛澤東在發言裡面講：從前我們罵孫中山專做軍事運動，我們就恰恰相反，不做軍事運動，專做民事運動。蔣介石、唐生智都是槍桿子起傢的，我們獨不怪，現在雖已註意，但仍無堅決的概念，比如秋收暴動非軍事不可，此次會議應重視此問題，湖南這次失敗可以說完全由於書生主觀錯誤，以後要非常註意軍事，需知政權是由槍桿子中取得的。
毛澤東的“槍桿子裡面出政權”，關鍵來源就是他這句話：須知政權是由槍桿子中取得的。
毛澤東剖析瞭中國紅色政權客觀存在的條件後提出，我們的主觀還要加上這條，槍桿子裡面出政權，這才是構成一個完整形態的中國革命。
中國共產黨人的思想一步一步走向成熟，最終找到一條“工農武裝割據，農村包圍城市，最後奪取城市”的正確道路。那麼工農為什麼能武裝割據？因為白色政權之間的鬥爭。農村包圍城市最後奪取城市，那麼怎麼樣實現農村包圍城市？就是槍桿子裡面出政權。
蔣介石從反面教會瞭共產黨人認識槍桿子，他使共產黨人認識到必須建立自己的工農武裝。
我們的政權不僅需要主義，需要人民群眾的擁護，需要對中國社會特質的瞭解，我們還需要武裝起來，就像斯大林曾經有過一段描述：“武裝的革命反對武裝的反革命。”這是中國的特點之一，也是中國革命的優點之一，這是一系列歷史人物對中國革命的破解，其中毛澤東同志所起到的關鍵性作用至關重要。
19.孫中山是否曾選定蔣介石作為接班人
毛澤東不是共產國際選定的領導人，同樣，蔣介石也不是孫中山選定的領導人。
毛澤東解決瞭“中國紅色政權為什麼能夠存在”這一重大命題，蔣介石實際上完成瞭國民黨對整個中國政權的控制。這是中國近代以來兩個非同尋常的重要人物身上共同的一個特點，他們都不是被他們所謂的上級組織所認定的領導人。
很多人原以為蔣介石是孫中山選定的接班人。
於是就說，接班人選錯瞭。
蔣介石也常以“總理唯一的接班人”自居。原因是據說孫中山臨終時口中直呼“介石”，情之深切，意之難舍，痛於言表。
可惜此說來自蔣介石自己修訂的《蔣公介石年譜初稿》。
當年寸步不離孫中山病榻的床前侍衛李榮的回憶是：
“（1925年3月11日）至晚8時30分鐘止，（孫）絕終語不及私。12日晨1時，即噤口不能言。4時30分，僅呼‘達令’一聲，6時30分又呼‘精衛’一聲，延至上午9時30分，一代偉人，竟撒手塵寰，魂歸天國。”
臨終的孫中山呼喚瞭宋慶齡，呼喚瞭汪精衛，卻沒有呼喚蔣介石。
孫中山1925年3月去世。該年7月1日，中華民國國民政府在廣州成立。所謂“總理唯一的接班人”蔣介石卻既不是其中的常務委員會委員，不是國民政府委員，也不是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委員，甚至連候補委員也不是，他還隻是一個沒有多大影響的人物。
孫中山至其臨終，也沒有指定自己的接班人。
蔣介石1905年在東京由陳其美介紹認識孫中山。但孫中山倚為股肱的軍事人才，先是黃興、陳其美，後是朱執信、鄧鏗、居正、許崇智和陳炯明。陳其美殉難，孫中山說“失我長城”；朱執信病逝，孫中山說“使我失去左右手”。
孫中山對陳炯明寄予厚望：“我望競存（陳炯明）兄為民國元年之克強（黃興），為民國二年後之英士，我即以當時信托克強、英士者信托之。”
他依靠的不是蔣介石。所以很長一段時間，他未委派蔣重要的軍事職務。
最先欣賞蔣介石的倒是陳炯明，他發現此人的才能絕非限於參謀方面。蔣介石在陳部幹瞭一段作戰科主任，要辭職，陳炯明竭力挽留，向蔣表示“粵軍可百敗而不可無兄一人”。
陳炯明說對瞭。最後他果真敗於蔣介石之手。
蔣介石與陳炯明關系不錯。1922年4月，陳炯明準備叛變，向孫中山辭粵軍總司令和廣東省長之職。孫中山照準。蔣介石不知陳意，還想找孫中山為陳說情。不成，便也辭職。在回滬船上還給陳炯明寫信：“中正與吾公共同患難，已非一日，千裡咫尺，聲氣相通。”
但陳炯明一叛變，蔣立即拋棄與陳的友誼，站到孫中山一邊。
孫中山正是因為陳炯明的叛變，第一次對蔣介石留下瞭深刻印象。他後來在《孫大總統廣州蒙難記》序言中寫道：“介石赴難來粵入艦，日侍餘側，而籌策多中，樂與餘及海軍將士共生死。”
1924年11月13日，孫中山啟程北上。國民黨黨史記載，北上前兩天，“總理令（黃埔）新軍改稱黨軍，任蔣中正為軍事秘書”。這是孫中山給蔣介石的最後一個職務。孫中山北上至去世4個月時間內，再未給蔣介石任何信函和指令。
蔣介石1963年11月在臺灣回憶說：“我是21歲入黨的，直到27歲總理才對我單獨召見。雖然以後總理即不斷地對我以訓誨，亦叫我擔任若幹重要的工作，但我並不曾向總理要求過任何職位，而總理卻亦不曾特派我任何公開而高超的職位。一直到我40歲的時候，我才被推選為中央委員。我開始入黨，到擔任黨的中央委員，這中間差不多相距瞭20年之久……”
言語之間，飽含當年的不遇與委屈。孫中山不曾派蔣任何公開而高超的職位，何人派蔣任何公開而高超的職位呢？蔣介石上臺就其必然性來說，將是一部現代史著作；就其偶然性來說，則該歸於蘇聯顧問鮑羅廷。
蔣介石在國民黨內之所以能達到這樣的職務，離不開共產國際這位重要人物鮑羅廷，他是第一個把蔣介石推上權力高峰的人。蔣介石登上歷史舞臺，給中國近代革命帶來很大影響，實際上打開這個潘多拉盒子的就是共產國際駐中國革命的總代表鮑羅廷。
前不久我們很多雜志推出瞭對近代中國影響最大的100人，鮑羅廷名列其中。這100人包括愛因斯坦，包括白求恩，包括很多人物，很多人對鮑羅廷是完全不瞭解的，但這是個對中國大革命影響非常大的人物。當時是蘇聯駐中國大使加拉罕把鮑羅廷推薦給孫中山，孫中山接受鮑羅廷為大革命時期的顧問，孫中山那時候還專門發佈瞭一個委任狀，委任鮑羅廷為國民黨組織教練員。這個教練員跟我們今天的體育運動教練員完全不一樣，他實際上是國民黨改組的總設計者，是他一手把蔣介石推上中國近代史的舞臺。
20.共產國際顧問鮑羅廷助國民黨確立建黨模式
在國際上有這樣一個比喻，對20世紀思想產生重大影響的三位思想巨人都是猶太人：馬克思、愛因斯坦和弗洛伊德。對中國革命產生重大影響的也有兩位猶太人，一是米夫，米夫在中共黨內發現瞭王明；一是鮑羅廷，鮑羅廷在國民黨內發現瞭蔣介石。當然，鮑羅廷能夠認識蔣介石，能夠把蔣介石推到高位，與鮑羅廷在國民黨中居於關鍵地位是很有關系的。
鮑羅廷是蘇聯駐華代表加拉罕介紹給孫中山的。加拉罕沒有叫鮑羅廷去改造國民黨。鮑羅廷也想不到，他到中國幹的第一件事，也是後來影響最為深遠的一件事，是主持瞭對國民黨的改造。
在鮑羅廷來到中國之前或者之後，被派到中國來的共產國際或蘇俄革命者，沒有一人能如他那樣，富有創造性地執行共產國際和斯大林的指示；也沒有一人能如他那樣，對中國革命的進程發揮如此巨大的影響。
孫中山稱鮑羅廷為“無與倫比的人”，但這都是後話。
鮑羅廷剛到廣州時，孫中山對鮑羅廷這個顧問的認識還不是很深，認為蘇共來瞭個顧問，他能起到多大作用呢？鮑羅廷到廣州以後不久，跟孫中山進行瞭一次長談，他告訴孫中山，國民黨在政治上、組織上和理論上都無法算做一個政黨。
孫中山非常吃驚，他搞同盟會、興中會，搞瞭幾十年，搞武裝起義搞瞭幾十年，搞政黨搞瞭幾十年，鮑羅廷來瞭告訴他，你這個國民黨，你這一攤子事兒，政治上、組織上、理論上都無法算做一個政黨，因為你沒有明確的綱領，沒有嚴密的組織，沒有一個成文的章程，而且你沒有選舉，你沒有定期會議，甚至你連有多少黨員都是一筆糊塗賬。
鮑羅廷之前，國民黨作為一個政黨，內部組織構建相當混亂。據說黨員有30 000名，註冊的卻隻有3000名，繳納黨費的又是6000名。這非常怪異，所有數字都對不上號。當時黨員入黨要打手模向孫中山個人效忠，但連孫中山也弄不清到底有多少“黨員”，這些黨員又都是誰。
所以，鮑羅廷告訴孫中山，作為有組織的力量，國民黨並不存在。
這句話對孫中山刺激太深瞭，以前從來沒有人對他說過這樣的話——你領導一個組織，你這個團體不管是同盟會也好，國民黨也好，不算個什麼玩意兒。孫中山大為震動，下決心對國民黨進行改造。
這一回他看好瞭鮑羅廷。他對鮑羅廷說：“老黨員不行瞭，新黨員還可以。”孫中山下決心“以俄為師”，依靠鮑羅廷，運用蘇俄無產階級政黨的建黨經驗，改造國民黨。
鮑羅廷像一部精細嚴密、不知疲倦的機器那樣高速運轉起來。他嚴格按照俄國共產黨的組織模式，依靠中國共產黨人和國民黨左派，對國民黨開始瞭徹底改造。國民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那份至關重要的“一大宣言”，就是佈爾什維克黨人鮑羅廷親自起草、共產黨人瞿秋白翻譯、國民黨人汪精衛潤色的。
鮑羅廷死去將近40年後，一直到瞭20世紀90年代中期，我記得大約1995年、1996年，臺灣的李登輝成為國民黨主席，西方資深評論傢稱李登輝使國民黨徹底摒棄瞭列寧的建黨模式。當時全世界都吃瞭一驚，原來幾十年來天天喊“打倒共產黨”的國民黨，竟也用瞭列寧的模式建黨。
鮑羅廷在國民黨內所具有的地位就是他完成瞭國民黨的改造。他陪孫中山北上，到天津、北京，陪孫中山會談。孫中山當時身體不好，住在醫院裡。他在孫中山的周圍幹瞭大量事情，與馮玉祥會談，佈置將來的北伐，怎樣完成軍閥轉換。
孫中山在北京去世，鮑羅廷回到廣州，在國民黨內他就是顧問，他就是教練員，他提出的所有的東西都是建議：我建議你們這麼做，我建議你們那麼做。實際上他的每個建議幾乎都是命令國民黨人心悅誠服地服從他的命令。他已經成為瞭一個任何人都難以撼動的、在國民黨內居於至高無上地位的人物，被稱為“廣州的列寧”。
見過鮑羅廷的人都對他印象深刻。他目光敏銳，思想深刻，而且極富個人吸引力。他講話時手不離煙鬥，對任何事物都極其敏感，不管面對什麼樣的記者，都能以自己的遠見卓識將他們征服。隻要他一出現，就能控制住在場的人，成為他們的中心。蘇聯顧問切列潘諾夫回憶說，鮑羅廷能夠看到局部現象的歷史意義，能夠從一系列廣泛的、相互交錯關聯的事件中綜合出局勢的發展趨向，而別人在這些事件面前卻隻能感到眼花繚亂。
這正是他最為吸引人的地方。
他又非常註重中國的傳統、習慣和禮節。他的房間不掛列寧像，隻掛孫中山像。凡與他接觸的人，都對他的非凡氣質和征服聽眾的能力印象深刻。他協調不同派系的能力極強。隻要他在，廣州的各種勢力基本都能相安無事。各派的人有事情都願意找他商量解決，他也總能提出恰如其分的辦法，讓人滿意而去。時間一長，他的住地便自然形成一個人來人往的中心。李宗仁回憶說，當時人們都以在鮑公館一坐為榮。
鮑羅廷給廣州帶來瞭一股清新空氣。他的風格深深感染瞭周圍聽眾，他的名聲傳遍瞭遠東地區，革命者稱他為“廣州的列寧”，上海租界則說他是“紅色首都”的“紅色猛獸”，西方評論傢則說他正在廣東重復俄國革命的歷史。
孫中山去世，鮑羅廷在廣州擁有瞭這麼大的權力，才可能把所中意的人物推上主要的領導崗位。那麼他最看好的人物是誰呢？
就是蔣介石。
21.鮑羅廷如何將蔣介石推上國民黨權力的巔峰
鮑羅廷重看蔣介石，與他輕看中國共產黨同時發生，而且互為因果。
他看好蔣介石，正因為不看好中國共產黨能搞成什麼事兒。他曾經十分輕蔑地說，中國共產黨“總共隻有40人”，“研究翻譯成中文的共產國際提綱是他們的全部活動”，罷工之類的事件“臨時把它拋到面上，否則它就會待在自己的小天地——租界裡，事後從那裡發指示”。
鮑羅廷尤其藐視在上海的中共中央。他在中國工作三年，不僅把“國共合作”變成瞭“國蘇合作”，更熱衷於把這種合作推向與孫中山、汪精衛、蔣介石個人之間的合作，中國共產黨反而成為他與國民黨要人討價還價的籌碼。
然而，在當時情況下，即便有鮑羅廷這個有著巨大能量的人物的支持，蔣介石想要成為國民黨內強有力的人物，幾乎也是不可能的事。
在蔣介石前面位高權重、資格又老的人比比皆是，至少有三個根本無法逾越的障礙：軍事部部長許崇智、外交部部長胡漢民、財政部部長廖仲愷。軍權、財權、政權全在這三人之手，從一般規律上看，蔣介石是不可能越過這些障礙的。
但不可能發生的事情在幾個月內卻發生瞭。
1925年8月20日，廖仲愷被刺於國民黨中央黨部。廖仲愷被刺之後，誰動瞭手？怎麼辦？怎麼調查這個事情？廖仲愷在國民黨內的影響非常大。當天，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國民政府委員會和軍事委員會召開緊急會議，眾人的目光都集中向鮑羅廷。
孫中山死後幾個月裡，鮑羅廷成瞭廣州主要的掌權人物。表面上所有決議都由幾個國民黨領導人共同決定，實際是鮑羅廷說瞭算。他在廣州的權勢和影響如日中天。他的住宅樓上經常坐滿廣州政府的部長們、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們和中國共產黨人；樓下則是翻譯們忙碌的天地：將中文文件譯成英文或俄文，再將英文或俄文指令譯成中文。印刷機晝夜不停，各種材料、報告、指示從這裡源源而出。
鮑羅廷實際已成為國民黨中央的大腦。
他在這個至關重要的會議上，提出瞭一條至關重要的建議：以汪精衛、許崇智、蔣介石三人組成特別委員會，授以政治、軍事和警察全權。
鮑羅廷設想，這是一個類似蘇俄“契卡”的組織，目的是用特別手段肅清反革命。他自己則擔任特別委員會的顧問。
他的建議實際就是決議。建議被迅速通過。
“授以政治、軍事和警察全權”的特別委員會三人中，汪精衛本身是國民政府主席，許崇智是政府軍事部部長，唯有蔣介石未任過高於粵軍參謀長和黃埔軍校校長以上的職務，他第一次獲得如此大的權力。
魔瓶最先被鮑羅廷開啟。
被授予政府、軍事、警察全權的三個人中，汪精衛作為國民政府主席，許崇智作為國民政府軍事部部長，這兩個人經常不到特別委員會來，所以主要幹事的就成瞭蔣介石。
我們經常講人生重要的隻有幾步，而凡在關鍵時刻能有特別作為的，必有其長期的準備和異於常人的獨特地方。
蔣介石就一直準備著，而他最為獨特的地方就是，利用危機的能力非常強。
巴斯德說機遇偏愛有準備的頭腦。
蔣介石為這一天的到來作瞭充分準備。
他運用這個突然降臨到手中的“政治、軍事和警察全權”是毫不猶豫的。
軍事機器立即開動。
第一個對準的人便是掌握軍權的軍事部部長許崇智。
蔣介石利用他在特別委員會中的職務，馬上動用黃埔黨軍，包圍瞭還是軍事部部長的許崇智，指責他涉及廖案。許崇智當然扯不清，倉皇逃亡至上海。
一塊石頭搬倒瞭。
然後就是胡漢民，第二塊石頭。
胡漢民之弟胡毅生與廖案有瓜葛，蔣介石抓住這一點，不管你是不是元老，一律拘留審查，胡漢民後被迫出使蘇聯。
如此，廖仲愷光榮體面地下葬，許崇智被趕到上海，胡漢民被迫出使蘇聯。
一件廖案，蔣介石一石三鳥。
三個奪取權力的障礙一掃而光。
半年以後鮑羅廷才明白自己打開瞭魔瓶。
1926年2月，鮑羅廷在北京向將赴廣州的以佈勃諾夫為團長的聯共政治局使團得意揚揚地說：“當你們去廣州時，你們自己會確信，華南的思想勢力范圍乃是我們的影響……還有什麼問題我們解決不瞭呢？一旦我們宣傳什麼，一旦我們提出什麼建議，人們就會很認真地聽取，並將我們的政策、我們的決定，以極大的成功希望來加以貫徹執行。”他十分有把握地說，“軍隊領導人已完全處在我們的影響之下”，蔣介石等四個軍長“完全可靠”。在鮑羅廷的主觀意識主導之下，聯共中央政治局也認為，中國革命的任務是“強調作為民族解放思想最徹底最可靠的捍衛者的國民黨的作用，並將其提到首要地位”，中共必須向國民黨右派和中派讓步。
但這位權術大師很快要開始尷尬瞭。
許、胡、廖三人消失之後，他已經不能照原來設想的那樣遏制蔣介石瞭。他幫助蔣介石邁出瞭奪取政權的決定性一步，卻嚴重低估瞭蔣介石的能力。埋葬瞭廖仲愷，趕走瞭胡漢民、許崇智後，蔣介石還剩下最後三個障礙：前臺的國民政府主席汪精衛，後臺的國民政府政治顧問鮑羅廷，他心目中的死敵中國共產黨。
到瞭1926年3月，“中山艦事件”中，蔣介石又是一石三鳥，打擊的重點就是中共、蘇聯顧問團和汪精衛。從這一系列事件來看，蔣介石作為中國近代的政客，其手腕相當瞭得。
22.“中山艦事件”後蔣介石如何排擠共產黨人
1926年3月發生的“中山艦事件”，是一個到今天來看都沒有完全清理、梳理得非常清楚的事件。非常典型的事例是蔣介石指責中山艦艦長李之龍是共產黨人，他要劫持蔣介石，是個反革命事件。策劃這個事件的是中共，是蘇聯顧問團，是汪精衛。
“中山艦事件”大致的脈絡是這樣。
1925年8月，廖仲愷被刺，是個意外事件，令蔣介石一石三鳥。
1926年3月，“中山艦事件”，是個人為事件，是蔣介石一手炮制的事件，又是一石三鳥。
隻不過，蔣介石將這後一個一石三鳥推後瞭7個月。
國民黨被鮑羅廷由一個松散的組織造就為一個虎虎有生氣的組織，在這個組織的全部力量轉到自己門下之前，他還需要鮑羅廷的力量和影響，更重要的是時間，來消化這些力量。
西山會議派攻擊他將鮑羅廷“稟為師保，凡政府一切重大計議，悉聽命於鮑”，“甚至關於黨政一切重要會議，概由鮑召集於其私寓，儼然形成一太上政府”，他不但不在意，反而說作為總司令，隻有法國福煦元帥的地位可同鮑羅廷相比。他反復引用孫中山曾說過的話——鮑羅廷的意見就是他的意見。因此，追隨鮑羅廷就是追隨孫中山。
他在等待時機。
時機來瞭。
第二次東征大捷使蔣介石軍功威名如日中天。返歸廣州途中沿途男女老幼觀者如堵，道為之塞，至汕頭盛況空前。社會各團體整齊列隊歡迎，民眾簇擁，萬頭攢動。一路軍樂悠揚，鞭炮畢剝，工會前導，次槍隊，次步兵，次汽車，衛隊為殿，連孫中山當年也沒有如此之風光。
廣州的汪精衛、譚延闓、伍朝樞、古應芬、宋子文聯名電蔣：“我兄建此偉功，承總理未竟之志，成廣東統一之局，樹國民革命之聲威，凡屬同志，莫不欽感。東征功成，省中大計諸待商榷，凱旋有日，尚祈示知，是所禱企。”
國民政府要員站成一列，以前所未有的謙恭，向軍權在握的新秀蔣介石致敬。
事情並未到此為止。
1926年1月廣州舉行國民黨“二大”，到會代表256人，選舉中執委時，有效票總數249張，蔣介石得票248張，以最高票數當選中央執行委員。
這就是蔣介石後來說的，21歲入黨到40歲當上中央委員，相距瞭20年之久。
這一年蔣介石40歲。
會議代表中共產黨員占100人左右，基本都投瞭蔣的票。
差的一票也許是他未投自己？起碼給人以這樣的印象，反而顯得更加謙虛。
248強於249。
得票245張的宋慶齡在國民黨“二大”講話中贊揚東征勝利之後的廣東形勢：“此間一切的政治軍事都很有進步，而且比先生在的時候弄得更好。”
一句“比先生在的時候弄得更好”從宋慶齡口中說出來，便是最高的誇贊。
國民黨“一大”連張入場券都未弄到的蔣介石，個人聲名在國民黨“二大”達到頂點。
廣州第一公園大門口出現一副對聯，上聯“精衛填海”，下聯“介石補天”。
人們再也不記得還對什麼人有過這種誇贊。
聲名達到頂點後，他便動手瞭。
1926年3月，“中山艦事件”來瞭，鮑羅廷恰巧不在。
廣州的蘇聯顧問全部被軟禁，再用“整理黨務案”把鮑羅廷架空。什麼叫做“整理黨務案”？就是把共產黨加入國民黨權力核心的全部清退，尤其是把共產黨在國民黨軍隊中的影響，全部清除。“整理黨務案”完成，中國共產黨人被迫退出國民黨中央，被迫退出蔣介石掌握的最核心的軍隊黃埔黨軍第一軍。在第一軍內，要麼是共產黨你就退出，要麼是國民黨你才能夠保留。國民黨中央也是這樣。
架空鮑羅廷，清除共產黨，兩個任務完成。
第三個就是汪精衛瞭。
汪精衛後來回憶：“3月20日之事，事前中央執行委員會政治委員會絲毫不知道。我那時是政治委員會主席，我的責任應該怎樣？3月20日，廣州戒嚴，軍事委員會並不知道。我是軍事委員會主席，我的責任應該怎樣？”
他斥責蔣介石的行動是“造反”。
但斥責完之後，他也隻有閉門謝客，悄然隱藏起來。
軍權全部在蔣介石手中掌握著，汪精衛雖是軍事委員會主席，但手裡沒兵，也沒有辦法。
4月初，汪精衛便以就醫為名，由廣州去瞭香港，再由香港去瞭馬賽，躲瞭起來。
蔣介石當時指責汪精衛與中共串通要把他劫持到海外，所以他發動瞭“中山艦事件”。汪精衛倒不用蔣介石劫持他，自己就悄悄地跑掉瞭。自此，再沒有人能夠阻擋蔣介石攫取國民黨的軍政大權瞭。
革命鬥爭中並不排除充分利用矛盾、施展縱橫捭闔之術，但這一切必須建立在依靠和壯大自己力量的基礎上，鮑羅廷恰恰丟掉瞭這一點。
“中山艦事件”再次成為鮑羅廷與蔣介石的權力交易。通過這次交易，表面上鮑、蔣二人之間的信任達到瞭別人無法代替的程度，但鮑早沒瞭昔日權勢，成瞭一個擺設。蔣在北伐前夕談到後方留守時，提到兩個人可以托付，除瞭張靜江，就是鮑羅廷，稱鮑羅廷是“自總理去世以來我們還沒有這樣一個偉大的政治活動傢”。但這位偉大的政治活動傢已經開始預感到情況有些不妙瞭。
1926年8月9日在廣州與共產國際遠東局委員會會晤時，鮑羅廷說出瞭他規劃的“讓蔣自然滅亡”的策略：鮑羅廷想借用北伐，用保定系來壓制黃埔系。
當時除第一軍軍官主要是黃埔軍校畢業生之外，其他各軍的軍官主要是保定軍校畢業生，而蔣與“保定派”之間的矛盾是不可調和的。鮑羅廷甚至預言隻要進行北伐，保定系在中國保定軍校畢業的這批人，會在北伐勝利推進的過程中，把黃埔系，就是年輕的、剛從黃埔軍校畢業的人壓制住。保定系壓制黃埔系就是壓制蔣介石，“加速他在政治上的滅亡”。
結果哪個派系也抑制不住蔣介石。保定系不行，湖南講武堂、雲南講武堂更不行。這時的共產國際遠東局，已經不信任這位權術大師瞭。
近代中國是個大舞臺，這個舞臺演繹瞭多少興衰、美醜、勝敗。原先默默無聞者，可以在這個舞臺上大放異彩；大放異彩者，最終又在這個舞臺上黯然失色。發現、提攜蔣介石的鮑羅廷就在1926年到1927年一年的跌宕演變中，由蔣介石所謂“自總理去世以來我們還沒有這樣一個偉大的政治活動傢”，變成瞭一個要立即捉來槍斃的“煽動赤色革命、企圖顛覆政權的陰謀傢”。
政治人物往往瞬息之間出現滄海桑田的演變，完成讓人瞠目結舌的思維轉換。
鮑羅廷不像蔣介石想象的那樣復雜，蔣介石也不像鮑羅廷想象的那樣簡單。這個前日本士官生內心深處還是欽佩那些直面反對他的人，卻深惡痛絕那些他以為要利用他的人。
當年反對鮑羅廷獨用蔣介石的加倫將軍回國後，1938年10月在蘇聯肅反運動中被捕。蔣介石接到駐蘇大使楊傑的報告，還想保加倫一命，要孫科以特使身份赴蘇轉告斯大林，請派加倫至中國做蔣的私人顧問。但蘇聯的肅反運動行動太快瞭，加倫從被捕到被槍決僅有1個月時間。斯大林告訴孫科的，已是加倫的死訊。
想保加倫性命的蔣介石，卻一直想要鮑羅廷的性命。
加拉罕當年給孫中山的禮物，是鮑羅廷。蔣介石最後給鮑羅廷的禮物，是通緝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