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地之大德曰生。
——《周易·系辭》
有天斯有地，有地斯有生，有生斯有人，有人斯有傢，有傢斯有國，有國斯有天下。
遠古之初，生民為公，不分彼此，同勞同食。隻是以采集漁獵為生，一半靠力，一半憑運，收獲難有穩靠。之後，漸知畜養種植之法，農業隨之興起。人力馴服天力，收獲便穩靠瞭許多。然而，谷畜漸豐，儲積漸多，人便漸次分出貴賤，地也劃出公私。
商周之時，天下土地皆歸天子，所謂“率土之濱，莫非王土”。西周又行分封制和井田制，土地逐級分封給諸侯卿士大夫。田地照井字劃分，中間大田歸王侯，叫公田；四周小田歸庶民，叫私田。王侯向天子繳納貢賦，庶民則向王侯獻助力役。百千萬人集體勞作，先耕種公田，之後才能耕種私田。《詩經》所雲：“亦服爾耕，十千維耦”“雨我公田，遂及我私”。
到春秋時，貴族墮落，民智漸醒。加之鐵器牛耕興起，庶民漸能自立，開始怨憤於貴族不勞而獲、如同碩鼠，怠工逃亡愈演愈烈。魯國順應大勢，推行“初稅畝”，廢止貢賦力役，不論公田私田，一律按畝收稅。繼而秦國商鞅變法，廢井田，開阡陌，任民自由買賣土地。戰國至秦漢，天下田土由公而私，由集而散，民心大暢，民力大解。男耕女織，小戶農傢從此遍滿天下。
然而，土地既可買賣，便難免多寡不均。到東漢末期，兼並之勢無可阻擋，富者田連阡陌，貧者無立錐之地。天下土地幾乎被豪強地主占盡。到魏晉時，世傢大族把持朝政，割據天下，造成三百多年戰亂動蕩。“白骨露於野，千裡無雞鳴。”自耕之農難以自存，隻能依附豪強，淪為奴婢徒附。
北魏孝文帝為遏制豪強、開墾荒田，頒佈“均田令”，召集流民，計口授田。隋唐平定天下，承繼此法，推行均田制，將戰亂無主之地均授予民，受田農戶按人丁服徭役、納絹谷。百姓安生，民力舒解，百餘年間，終於擊垮強橫世族，迎來大唐開元盛世。
可惜，中唐以後，均田制漸漸名存實亡，難以為繼，土地兼並重又襲來。窮戶連片失地，卻仍需納人丁賦稅。唐德宗時，宰相楊炎為解此困，推行“兩稅法”，不再以人丁征稅，隻按實有田產，貧富分等，按夏秋兩季納稅。此法大為公平，甚得民心，卻觸怒豪戶，因而推行艱難。加之藩鎮割據，五代十國軍閥混戰，天下隨之又亂。
直至宋太祖平定天下，動蕩才得歇止。大宋不立田制，沿襲兩稅法，土地自由買賣，隻依照田產，分夏秋兩次收稅。朝廷清簡，百姓安業，幾十年間，天下漸臻富庶。
富則多欲，奢則多驕。宋初儉樸之風漸趨奢靡，冗官、冗兵、冗費令朝廷不堪重負。而富貴之傢，依仗權勢財力，不但廣占田地，更借諸般名目，隱匿田產，逃減賦稅，甚而將賦稅轉嫁於窮戶貧民。積重之下，不得不變。
神宗時，王安石推行新法，其中最緊要一條為“方田均稅法”，重新丈量天下田土，按各戶實有田地，繳納賦稅。此法雖有益於窮民，卻招致豪戶怨怒，因而難以推行。新法舊法幾經更迭，到徽宗時，重用蔡京，再度推新法，天下賦稅由此大增。
後有宦官楊戩，推出“括田令”，搜檢荒山、退灘、淤地、湖澤，盡都歸為公田，勒令百姓租佃，強征稅錢。其後，更檢視民田契書，追根溯源，層層追查買賣來由，由甲至乙，由乙至丙，由丙至丁……直至尋見缺誤，便加重租稅，甚而收為公田，招人承佃。
“括田令”由汝州開始，繼而擴延至京東、京西、淮北、淮南，破產流離者難計其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