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策從後屋裡出來，手上拿著一隻手機，上面顯示的時間已經晚上11點了。
這是個諾基亞的高端機，周圍一圈金邊，實際上是鍍金，另有幾顆碎鑽鑲嵌著。
這不是徐策的手機。
他拿著手機反覆地看著。
警察能通過手機的信號來找到手機的具體位置，如何使手機不對外發出信號？
他對手機收發信號的原理不太瞭解，但沒關係，他可以根據生活經驗進行推理。
當撥打一個手機號碼時，遇到撥不通的情況有兩種，一種是你撥打的手機已關機，一種是你撥打的手機不在服務範圍內。
如果你撥打對方手機時，得到的信息是他的手機已關機，那麼表明，移動公司知道了他手機關機的信息。所以證明，單純把手機關機了，手機依然會對外發送信號，告訴移動公司這個手機已關機。
所以，如果僅把手機關機了，警察依然能通過移動公司，找到手機的位置。
所以，要想讓警察查不到手機的位置，必須把電池板取下來。
能量是守恆的，手機向外發射信號需要能量，沒有電池板，沒有能量供給，手機自然無法發射信號。
徐策拆下了這隻手機的電池板和手機卡，這樣，警察無論如何也不會發現這隻手機了。
他回憶起剛剛這隻手機的主人向他哀求的聲音：「不關我的事，我只是聽領導指示辦的，我就是個幹活的。」
對於一件惡事，是下達命令的可惡，還是執行命令的可惡？
執行命令的會說，他的本職工作就是執行命令，如果不執行命令，他會受到處罰。
有些國度裡會宣揚一種長官意志的思想，軍令如山，士兵是不應該，也不需要有自己的想法的，只要執行命令就可以了。無論這個命令是什麼，作為下級，必須要服從，否則就該受到懲處。
但現代的文明國家都規定，士兵如果接到長官違反人道、違反法律的命令，可以有權不予執行。
東德和西德合併後，法院審理了一起東德警察開槍打死翻越隔離牆的人的案子，警察辯稱當時他在執行上級的命令，這是警察的本職工作。但法庭最後還是宣判其有罪。因為法官認為，由j文j人j書j屋j整j理雖然你在執行上級的命令，但是你的手槍口徑如果偏離了五公分，那麼你既執行了命令，也不會傷害到那個人了。所以，你在殺那個人時，存在了主觀惡意。
對於一件惡事，下達命令的固然應該在以後的清算中受懲罰，而執行命令的，你原可以敷衍執行，結果卻助紂為虐，有什麼理由逃避懲處呢？
徐策對那位手機的主人一點都不感到同情。
他又想起了上半年的那件事。
徐策從小父母離異，由其母獨自帶大，隨母改姓徐。
今年的二月份，那時他尚在美國。白象縣進行舊城拆遷改造，徐家的祖宅位於拆遷名單中。
徐家的祖宅面積不大，年歲很長。從清朝慈禧太后開始，那宅子就姓徐，後來軍閥混戰，宅子姓徐，國民黨時期，宅子姓徐，日本人佔領期間，宅子還姓徐。結果到了現在，宅子突然改姓「違章建築」了。說房產證、土地證，一本都沒有，要強拆，只補償每平方一百塊。
徐策舅舅找出了民國時候宅子的房契，證明房子不是違章建築。舊城改造維穩工作室的笑他拿前朝的尚方寶劍來擋本朝的官，不予理會。
徐策母親和他舅舅都另有住處，不在祖宅居住，祖宅隔成了幾間出租，每個月能有幾百塊錢的收入，就這樣每平方一百塊的補償標準被徵收，當然不同意。於是他們阻止拆遷人員施工，發生衝突，徐策母親不幸被房梁的一塊落石砸中，當場身亡。
後來縣政府認定他母親是「妨礙公務造成的意外事故」，只給予了三萬塊錢的賠償，幾個施工人員象徵性地判了緩刑，主管官員無一受懲。
每一想到這，徐策總是會咬咬牙口。
他當然不是為了賠償多少的問題。他在美國收入頗豐，不在乎賠的是幾萬還是幾十萬。他在乎的是命。
樹欲靜而風不止，子欲養而親不待。
在國外多年，突遭從小獨自把他帶大的單親母親的噩耗，他頓時追悔莫及。
沒有人對這件事情負責。
好吧，他們應該要負責的。
在回國前，徐策已經想得很透徹。
他走到了屋外的院子裡，坐進了奧迪車，駛出了家門，順著沿海北路拐進了鳳棲路，又從沿海南路駛離，開到了縣裡五星級的半島大酒店的門前。
他停下，看了眼電子錶上的車輛里程數。
隨後掉頭又進入沿海南路，開進鳳棲路，到了中間，他踩剎車停頓了一下。再看了一眼車輛里程數。
兩次的里程相減，半島酒店到鳳棲路一共是二千三百米。
他記下了這個數字，隨即鬆開剎車，繼續開回家中。
整個縣城的各條路上，都有數量不等的電子監控，這讓殺人顯得困難重重。
從那麼多個電子眼的監控中，尋找出合適的地點，避開電子眼，實施計劃，不太容易。
從半島酒店前往鳳都小區的這段路上，前面的路都人流過大，只有鳳棲路上，公務員小區，人口結構簡單，人流量少，看來，下一次的動手，還是得在老地方。
當然了，上一回的手法已經不適合再用了，需要更精妙的犯罪技巧。
現在需要重新規劃一下方案了。
電子監控，如何全部避開呢？
還是上一回的手法？
他陷入了思索。
唯一讓他欣慰的一點，正因為現在有太多的電子監控，所以警察的破案，也更依賴於監控錄像。只要騙過了監控，就騙過了警察。
真正的完美犯罪，依靠的永遠是思想和大局觀，而不是高端的科技手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