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早上徐策接到個電話，是太太從美國打過來的。
太太是台灣人，他在美國工作期間認識的，隨後結婚。
她溫柔賢淑，結婚後成了全職太太，在家帶孩子。孩子今年三歲半，主要以英語教育，會一點中文，但小孩本就口齒不清，他太太的一口台灣腔更是讓小孩的普通話顯得不倫不類，好像天天強迫他回家就只能看台灣綜藝節目。
孩子今天在電話裡用英語問他，爸爸什麼時候回來。
徐策心頭微微一震，最後強笑著說，大約過一個多月就回來了。
太太並不知道徐策回國後到底做了什麼事，只是聽他說母親一週年忌日，他回去料理一下家裡的東西，把國內的事情全部辦完，再回到美國後，大概永遠不回國了。
太太過去從他口中知道他的家庭情況，對他來說，只有母親一人是至親的親人，父親早年離異，這些年來，對他並無幾分關心，他自然也對父親的印象淡漠。
如今母親亡故，國內已無可留戀，只等著把事情都料理完，回國外再繼續回到投行工作，安安靜靜地撫養妻兒。
每當他想及此處，他那張似乎永遠波瀾不驚的臉龐，總是會眼帶濕潤。他不知道現在做的事，是否有一天會暴露，如果他在國內被抓，那麼毫無疑問，將判處死刑，或許都沒辦法再見兒子一面。
如果他已回到美國，案件暴露，按照美國的法律，特大的刑事殺人案也將被引渡回國。
他在回國前買了份保險，受益人填的是妻子和兒子的名字。
在他做這個計劃前，他心中總會冒出一個反對的聲音，人已經死了，你想法設法把他們全殺了，對你又有什麼好處呢？而且如果一旦被抓住，你的一生，你的家庭，都將徹底毀滅。你這麼做太自私了，只顧及你心裡的仇恨，卻不考慮你那位愛你的妻子，以及喊你爸爸的那個孩子。
或許吧，我是太自私了。
他仰面吐了口氣。
即便媽媽在天有靈，她也一定反對我這麼做的。
但是——
公義的標尺，總是要有人去衡量的。
如果每次屠夫對良善的人們落下刀鉞後，餘下的人總是抱著逝者已逝，活著的人要向前看的態度，那麼，誰來懲治罪惡的屠夫呢？屠夫也必然會將把手裡的刀鉞再次對向良善的人們，誰能保證你不會是下一個？
律法已經敗壞，需要殉道者誓死抗爭。
以暴易暴，從來都是無奈的選擇。
想起母親，他總是很慚愧。
昔年出國後，總想著早日事業有成，好讓母親享受好日子。可當他已經成為別人眼中的事業有成時，他總覺得還不夠，相比起更有錢的人，他又算得了什麼？所以，只能在所謂的事業這條沒有盡頭的路上，繼續忙碌。
而這時，他母親去世了。
出國至今，平均每年只回國一次。太太和兒子由於簽證的關係，一共更只回來過兩次。
作為一個獨自把他帶大的母親，只見過兒媳四次面，只見過孫子兩次面，在預期的未來美滿生活即將照進現實之際，突然遙不可及。
這是怎樣一種痛！
這是怎樣一種恨！
尤其當徐策聽過舅舅講述那一天的情形，兩輛大型挖土器逼到了家門前，他們尚在苦苦哀求。那位城管局的副局長拋下一句話：「別說是強拆，就是強xx，你們也要配合。」
頓時氣得他媽媽跳到房子前，用身體擋向機器。
施工人員停下挖機，向這些領導詢問該怎麼辦。
那位叫林嘯的科員打電話跟國土局副局長王修邦確認後，冷然向施工隊下令：「給我推，推個乾淨，看他們要錢還是要命。」
挖機的大機械手，直接砸向了老宅的牆壁，機器的力量非常大，還沒把房子推倒，樑上一塊大石頭突然砸了下來，他母親當場死亡。
每當想到此處，徐策心裡問一句，他們該死嗎？他心中會堅定地回答自己，全部該死！
林嘯已經被他控制了，下一個就是張相平。
再接下來，是城建局副局長和城管局副局長。
唯獨困難的是那個舊改辦的主任，始作俑者，王修邦。此人是個低調、行事處處小心謹慎的官僚。
從林嘯口中探知，此人幾乎沒有顯著的弱點。或許貪錢，但應該沒貪過大錢；也不好色，從來沒聽過有關他的緋聞；人際關係相對簡單，與社會老闆接觸適可而止；不貪杯，應酬少，即便在外應酬，幾乎都會在晚上九點前回到家；沒有業餘的興趣活動；性格老練，在官場既不得罪人，也不跟一些高調的人站隊。
更困難的是，他家住在鬧市區，中途沒有像鳳棲路那樣人跡少的路段。
這樣的一個人，幾乎沒有下手的時機。一年三百六十五天，如果只有幾天出現了半夜回家的情況，徐策沒辦法抓住這偶然的機會。加上此人性格保守，甚至都沒有機會認識他，靠近他。
從對他進行過幾天跟蹤的情況看，正與林嘯所說的一致。他按時下班回家，雖離婚幾年，但卻從沒和女人接觸。
這更是個不尋常的官僚。
當然了，最壞情況下，徐策還有槍。如果徐策不要命豁出去，偷偷揣把槍，找個機會理由，直接進他辦公室，掏出槍來當場崩了他，那麼肯定能成事。但這樣一來，徐策也會毫無懸念地落網。遙在國外的妻子兒子，再也看不到了。
他不會這麼做，他不是個衝動的人。——他幾乎從來沒有衝動過。
對付王修邦，還需要繼續準備著那套方案。
現在的工作還是對付張相平吧，這個舊改辦的主要領導之一，還是抓了他表弟的傢伙。他的日子快到頭了。
因為——徐策的扎胎實驗已經基本完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