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言四語
現在各大專學校的學生，有一個新稱號——“三四教授”。假如我們看見一位不認識的教授，想知道這位老師是教什麼的，往往被詢問的同學會說：“哦，三四教授。”這句話含有非常輕視的意思。所謂“三四教授”就是教三民主義、四書五經的教授。他們在學校裡是沒有人看得起的，同軍訓教官一樣，被學生另眼相視，這是一個非常嚴重的問題。
八、九年前，和一位國立大學教書的朋友談起，問他怎麼搞的，教得學生對三民主義如此反感？他說這件事沒有辦法。我認為不是沒有辦法，表示願意代他教幾個小時。後來有個機會，一位某大學的學生要我去參加他們開會，他說他們要開會討論“中國文學的再革命”，聽到這個題目，我說：“你們要搞這個東西？！我晚上來看看！”
我約了那位三民主義教授一起去參加。參加開會的都是調皮學生，他們激昂慷慨，說了一大篇話，最後要我講話。我就告訴這些同學們，首先應該瞭解“革命”是什麼意思。這所大學是國立的最高學府，在這裡的青年知識分子，對它的意義不能不懂，要知道“革命”一辭，出於我國最古老著作之一的《易經》，然後講了許多理由。
我說，譬如中國文學自“五四運動”以來，由舊的文學作品改成白話文後，有什麼功用呢？幾十年來親眼所見，中國的教育普及了，知識普遍了，對世界知識的吸收力增加了，無可否認，這些對於國家的進步有貢獻。但是對於中國文化，卻從此一刀斬斷了。什麼原因呢？中國文化庫存裡堆積的東西太多了，幾千年來的文化都藉著古文保留著。至於接受白話文學教育的人們看不懂古文，當然就打不開這個倉庫，因此從中國文化的立場看，就此一刀攔腰斬斷了。
你們現在講文學再革命，講白話文學，我們先要知道為什麼要推行白話。在“五四運動”前後，一般人認為救這個國家，必須吸收新的知識，尤其要融會古今中外的學術文化，於是老牌留學生到外面一看，任何國家的語言和文字都是一致的，因此認為中國所以不進步，是文字工具害了我們，尤其四書五經“子曰、孔子曰”一塌糊塗，非把這個打倒不可，所以提倡了白話文。
語文的變與不變
但是有一點要注意，我們看世界的文字，不管英文、德文、法文，雖然現在的文字和語言是合一的，但是語言大約三十年一變，所以一百年以前的英文、法文書籍，除非專家，否則是莫辨雌雄。
我們中國的老祖宗曉得語言和時代是要變的，所以把文字脫開了語言，只是用很短的時間，經過兩三年的訓練就會寫出來，這個文字就單獨成為一個體系，表達了思想。因此這種文字所保留下來的幾千年以上的思想，在幾千年以後的人看來，如面對現在，沒有阻礙，它對於國家有什麼錯誤呢？沒有錯。只是因為教育不普及，大家對於這個國文的修養沒有學好。當時提倡“五四運動”的部分人士，求進之心是對的，在學問修養上，老實講，還有商量的必要，於是這一文學革命就出了問題。
舉例來講，生活上每天必有的一件事——上廁所，我們小時候叫“出恭”，後來叫“解手”，現在叫“上一號”了，看看幾十年來，變了好多。因此，我們翻開資料，對“五四運動”前後的白話文，現在看來，簡直不通；到了現在的文章，說它不好嗎？真好。好嗎？文章看完了，價值也完了，多半沒有保留的價值。將來怎樣演變還不知道，所以你們為什麼要文學再革命，我就不懂。因此，文學革命，我沒有資格講，你們也沒有資格講。為什麼呢？如果古文、四六體、作詩、填詞，都能露一手，然後發現這種文學有毛病，這才有資格談革命。現在你們連“命”都還沒有，還“革”個什麼呢？你們還有文學革命的資格嗎？
我這番話一講，他們聽傻了。這個會後來也就搞不成了。無形中也把大專院校中這個小風波平息了。因此，我告訴那位教三民主義的朋友，一定替他教幾個鐘點課，因為大學生中，信仰堅強的固然很多，而對三民主義頭痛的也大有人在。後來我去替這位朋友講課，起初不講三民主義，而講中國文化與中國思想演變的原因道理。分析自上古到現在為什麼變得這樣，演變到後來，所以才有我們國父的三民主義出來，問同學對不對？對！有沒有價值？有價值！所以要讀三民主義，讀了以後再加批評都可以，不能盲目的不去看它，就說這個三民主義是黨八股。黨八股你懂不懂？不懂就不能隨便批評。這一來，引起他們讀三民主義的興趣了，這是我所經歷的故事。
四書五經的假面目
講到四書也是一樣，我們在這裡講推行復興文化運動，而在外面，尤其是新的教育——國民義務教育施行以後，討厭四書五經的情形，是無以復加了，而問題出在四書五經的孔孟思想被講解錯了。這不是現在才開始，從唐宋以後，乃至遠從漢唐以來，許多要點，就一直講解錯了。
要說明這個道理，我們也要講一個實際的故事。
我們這一代，就時代背景而言，是生活在夾縫中，是新、舊、中、外交接巨變中的人生，我的幼年在私塾中度過，當時讀四書五經也非常反感，因為以前老師對學生的質疑，只說“將來你會懂”，這個“將來”不知要“將”到幾時。所以後來“五四運動”，鬧新學派風潮的時候，我們雖然沒有參加作打手，但是多少也有點憤慨。步入中年以後，對中外思想，尤其在這個時代的演變，看到了這麼許多，自己要找癥結了。
所謂找癥結，那也是十七、八年以前，好幾位先生在一起談起，大家認為要救中國就要復興文化。於是有些教授學者們，主張把四書重新編輯。他們認為四書雜亂無章，要分門別類編在一起，講孝的歸到孝，講仁的歸到仁，把《論語》的篇章整理一道，希望我也負責一個部門。當時我答應考慮考慮，回家拿出四書重讀一遍後，發現這個改編方法有問題。第二天開會，我就反對，不贊成改編，因為，以全部《論語》來講，他本身就有一貫的系統，完全是對的。我們不需要以新的觀念來割裂它。問題出在過去被一般人解釋錯誤了。我們要把握真正的孔孟思想，只要將唐宋以後的註解推開，就自然會找出孔孟原來的思想。這叫做“以經解經”，就是僅讀原文，把原文讀熟了，它本身的語句思想，在後面的語句中就有清晰的解釋。以這個態度研究《論語》，它可以說前後篇章貫而通之，因此我不主張改編。
被忽視的道家
後來，在一些地方講解《論語》，我就提起一個問題了。就是我們自“五四運動”以來，有個口號，叫“打倒孔家店”的問題。
中國文化的演變發展，大致分兩大段。譬如一提起秦漢以前的中國文化，人們就拿孔孟思想代表了一切。其實所謂孔孟思想，只是中國文化中間主要的一環。另外還有道家、墨家、諸子百家……很多很多，都是中國文化一個系統下來的。如果把它縮小範圍，則有儒、墨、道主要的三家。尤其中國文化在政治上歷代引用的是道家思想，這一點我們要注意。
中國歷史上，每逢變亂的時候，撥亂反正，都屬道家思想之功；天下太平了，則用孔孟儒家的思想。這是我們中國歷史非常重要的關鍵，身為中國人，這個歷史關鍵是應該知道的。
孔孟思想，本來與道家是不分家的，這種分家是秦漢以後的事，到了唐代，講中國文化，已不是儒、墨、道三家，而是儒、釋、道三家了。
“釋”就是印度來的佛學，代表整個印度文化的精華，它從東漢末年開始傳入中國，一直到宋代。宋朝以後，印度本身已沒有真正的佛學，而被阿拉伯民族的伊斯蘭教思想及婆羅門教等所佔據，佛學思想在印度式微了。現在要研究真正的佛學，只有到中國來。歐洲人乃至日本人講的那一套是不正確的。
三家店賣的是什麼
唐宋以後的中國文化，要講儒、釋、道三家，也就變成三個大店。
佛學像百貨店，裡面百貨雜陳，樣樣俱全，有錢有時間，就可去逛逛。逛了買東西也可，不買東西也可，根本不去逛也可以，但是社會需要它。
道家則像藥店，不生病可以不去，生了病則非去不可。生病就好比變亂時期，要想撥亂反正，就非研究道家不可。道家思想，包括了兵家、縱橫家的思想，乃至天文、地理、醫藥等等無所不包，所以一個國家民族生病，非去這個藥店不可。
儒家的孔孟思想則是糧食店，是天天要吃的，“五四運動”的時候，藥店不打，百貨店也不打，偏要把糧食店打倒。打倒了糧食店，我們中國人不吃飯，只吃洋麵包，這是我們不習慣的，吃久了胃會出毛病，吃到後來，西方思想出現了。那些思想是西方來的，不是從我們中國文化思想中來的。那麼它為什麼會來？為什麼會變成這一套？就先要深切瞭解中國文化歷史的演變，不但要瞭解何以今天會如此，還要知道將來該怎麼辦，這都是當前很重要的問題，因此我們要研究四書。
研究中國固有文化並不是開倒車，而是要以最新的觀念去理解它。並且，我們要瞭解中國上下這兩千多年的文化、思想、歷史，不管它是什麼政體，大致都以司法為中心，司法與行政是分不開的。談到司法就講到法律，現在我們只講兩大法系，所謂海洋法系與大陸法系。司法方面的立法，也根據這兩個法系的精神而來。我們卻忘記了中國自秦代以來，漢、唐、宋、元、明、清，有我們“中國系統”的一個法律系統。這個中國法律系統的哲學背景，就是以四書五經作基礎，例如過去中國許多判例的根據，就是根據四書五經中的道德觀念而來。所以這部四書五經，在過去無憲法觀念時代，嚴格說來就是一種憲法思想，也就是政治哲學思想的中心，法律思想的中心。其他各種哲學思想也都歸之於它，這是講好的一方面。
冤枉的一打
講壞的一方面，孔家店為什麼會被人打倒？“五四運動”當年，人們要打倒它，這是必然的。但為什麼道理呢？後來才發現，實在打得很冤枉。因為這個店，本來是孔孟兩個老闆開的股份有限公司，下面還加上一些夥計曾子、子思、荀子等等，老闆賣的東西貨真價實。可是幾千年來，被後人加了水賣，變質了。還有些是後人的解釋錯了，尤其是宋儒的理學家為然。這一解釋錯，整個光輝的孔孟思想被蒙上一層非常厚重的陰影，因此後人要推倒孔孟思想。
最近有人邀請幾位先生寫文章，討論孔子思想的問題。我說有人要推倒孔孟思想是不好的，那是沒有用的，第一個理由是孔子思想在中國，絕對不是他們所能打倒的。這不是感情的話，我們把幾千年歷史看清楚，過去歷史上也有人動過手，現代也看到“五四運動”打倒孔家店，結果打倒了沒有？是越打越光輝。這樣一來，使世界各國對孔子本來不肯研究的，現在卻要研究一下了。這一下，反而變成弘揚孔子思想了。
現在，面對思想學術界的情況，我們有個更重要的課題，那就是如何瞭解文化的寶庫。因為現在中年以下的人，對此幾乎一無所知。尤其現在中學以上到大學的青年，根本不知道中國文化的寶藏。由於這個原因，所以今天開始講四書，並從《論語》講起。
再論《論語》
《論語》，凡是中國人，從小都念過，現在大家手裡拿的這一本書，是有問題的一個版本，它是宋朝大儒朱熹先生所註解的。朱熹先生的學問人品，大致沒有話可講，但是他對四書五經的註解絕對是對的嗎？在我個人非常不恭敬，但卻負責任地說，問題太大，不完全是對的。
在南宋以前，四書並不用他的註解，自有了他的註解，而完全被他的思想所籠罩，那是明朝以後，朱家皇帝下令以四書考選功名，而且必須採用朱熹的註解。因此六七百年來，所有四書五經，孔孟思想，大概都被限制在“朱熹的孔子思想”中。換句話說，明代以後的人為了考功名，都在他的思想中打圈子。其中有許許多多問題，我們研究下去，就會知道。所以各位手上這本朱熹先生註解的書，值得參考，但不能完全相信。
我們既然研究孔子，而孔子在《易經·系傳》上就有兩句話說道：“書不盡言，言不盡意”。以現代觀念來講，意思是人類的語言不能表達全部想要表達的思想。現在有一門新興的課程——語意學，專門研究這個問題。聲音完全相同的一句話，在錄音機中播出，和面對面加上表情動作的說出，即使同一個聽的人，也會有兩種不同的體會與感覺。所以世界上沒有一種語言能完全表達意志與思想。而把語言變成文字，文字變成書，對思想而言，是更隔一層了。
我們研究孔孟思想，必須要從《論語》著手。並不是《論語》足以代表全部孔孟思想，但是必須從它著手。現在我的觀念，有許多地方很大膽的推翻了古人。在我認為《論語》是不可以分開的，《論語》二十篇，每篇都是一篇文章。我們手裡的書中，現在看到文句中的一圈一圈，是宋儒開始把它圈斷了，後來成為一條一條的教條，這是不可以圈斷的。再說整個二十篇《論語》連起來，是一整篇文章。至少今天我個人認為是如此，也許明天我又有新認識，我自己又推翻了自己，也未可知，但到今天為止，我認為是如此。
學而有何樂
現在這篇《學而》，包括了孔門當年教學的目的、態度、宗旨、方法等等。過去我們把它圈開來，分作一條一條讀，這是錯誤的。
子曰：學而時習之，不亦說乎？有朋自遠方來，不亦樂乎？人不知而不慍，不亦君子乎？
這三句話連起來看，照字面講，凡是中國人，無論老少，一定都知道。照古人的註解，學問是要大家隨時練習它。“不亦說乎”，“說”是古文借用字，就是高興的那個“悅”字，是很高興的。假如這是很正確的註解，孔子因此便可以作聖人了，那我是不佩服的，連大龍峒孔子廟我也不會去了。講良心話，當年老師、家長逼我們讀書時，那情形真是“學而時習之不亦‘苦’乎”。孔子如果照這樣講，我才佩服他是聖人，因為他太通達人情世故了。
至於“有朋自遠方來，不亦樂乎。”是似通非通的，什麼道理呢？從一般人到公務員，凡靠薪水吃飯的，是“富不過三天，窮不過一月”，遇上了窮的那幾天，朋友要來家裡吃飯，當褲子都來不及，那是痛苦萬分的事。所以是“有朋自遠方來不亦‘慘’乎。”絕不是不亦樂乎。
第三句話“人不知而不慍，不亦君子乎。”所謂“慍”，就文字解釋，是放在心中的怨恨，沒有發出來，在內心中有煩厭、厭惡、討厭、怨恨之感。那麼，別人不瞭解我，而我並不在心中怨恨，這樣才算是君子。那我寧可不當君子，你對我不起，我不打你，不騙你，心裡難過一下總可以吧！這也不可以，才是君子，實在是做不到。
根據書上的字面，順著註釋來看，就是這樣講的。所以幾百年甚至千多年以來，不但是現在的年輕人對四書反感，過去的讀書人也對四書反感。因為它變成了宗教的教條，硬性的法律，非遵守不可。
事實上不是這麼一回事，等到真正瞭解了以後，就知道孔子真是聖人，一點也沒錯。
“學而時習之”，重點在時間的“時”，見習的“習”。首先要注意，孔子的全部著述講過了，孔子的全部思想瞭解了，就知道什麼叫作“學問”。普通一般的說法，“讀書就是學問”，錯了。學問在儒家的思想上，不是文學。這個解說在本篇裡就有。學問不是文學，文章好是這個人的文學好；知識淵博，是這個人的知識淵博；至於學問，哪怕不認識一個字，也可能有學問——作人好，做事對，絕對的好，絕對的對，這就是學問。這不是我個人別出心裁的解釋，我們把整部《論語》研究完了，就知道孔子講究作人做事，如何完成作一個人。
真人和假人
講到作人，我們就想到莊子也提到過這件事，《莊子》這本書把有道的人叫“真人”。唐宋以後，對神仙、得了道的人叫“真人”。譬如現在指南宮供奉的呂純陽叫“呂真人”。如今的人聽到“真人”這個名稱，就好像帶有宗教色彩，相當於西方的上帝，中國的仙、佛一樣。實際上過去道家所謂的“真人”，是指學問道德到了家的人。與這名詞對稱的叫假人，假人還是人，不過沒有達到作人道德的最高標準。發揮了“人”的最高成就，在道家就稱之為“真人”，孔子認為這就是學，就是學而之人。於是一個“學”字，這麼多觀念都被他包括了。
那麼學問從哪裡來呢？學問不是文字，也不是知識，學問是從人生經驗上來，作人做事上去體會的。這個修養不只是在書本上念，隨時隨地的生活都是我們的書本，都是我們的教育。所以孔子在下面說“觀過而知仁”，我們看見人家犯了這個錯誤，自己便反省，我不要犯這個錯誤，這就是“學問”，“學問”就是這個道理，所以他這個研究方法，隨時隨地要有思想，隨時隨地要見習，隨時隨地要有體驗，隨時隨地要能夠反省，就是學問。開始做反省時也不容易，但慢慢有了進步，自有會心的興趣，就會“不亦說乎”而高興了。我們平日也有這個經驗，比如看到朋友做一件事，我們勸他：“不可以做呀！老兄！一定出毛病。”他不聽，你心裡當然很難過，最後證明下來，果然你說得對，你固然替他惋惜，對於自己認識的道理，也會更進一層得到會心的微笑——“說”，不是哈哈大笑。悅者，會心的微笑，有得於心。
上面第一點所講的是學問的宗旨，隨時注重“時”和“習”，要隨時隨地學習，不是我們今天來讀四書就叫做學問，不念四書就不叫做學問，這不是它的本意。
寂寞的享受
第二點接著下來，是說做學問的人要準備一件事，就我個人研究，有個體會——真正為學問而學問，“君子有所為，有所不為。”該做的就做，不該做的殺頭也不幹，所謂“仁之所至，義所當然”的事，犧牲自己也做，為世為人就做了，為別的不來。因此為學問而學問，就準備著一生寂寞。我們看歷史——即看孔子就知道。孔子一生是很寂寞的，現在到處給他吃冷豬頭，當年連一個“便當”也吃不到。但是他沒有積極去求富貴。怎麼知道這一套他不來呢？因為他明知當時有拿到權位的可能，乃至他的弟子們也要他去拿權位。因為孔子時代中國人口只有幾百萬人，在這幾百萬人中，他有三千弟子，而且都是每一個國家的精英，那是一股不得了的力量。所以有些弟子，尤其是子路——這個軍事學的專家，幾乎就要舉起膀子來：“老師，我們干了！”那種神氣，但是孔子不來。為什麼呢？他看到，即使一個安定的社會，文化教育沒有完成，是不能解決其他問題的。基本上解決問題是要靠思想的純正，亦即過去所謂之“德性”。因此他一生寧可窮苦，從事教育。所以做學問要不怕寂寞、不怕淒涼。要有這個精神，這個態度，才可以談做學問。
雖然做學問可能一輩子都沒有人瞭解，但是孔子說只要有學問，自然有知己。因此他接著說“有朋自遠方來。不亦樂乎。”一個人在為天下國家、千秋後代思想著眼的時候，正是他寂寞淒涼的時候，有一個知己來了，那是非常高興的事情。而這個“有朋自遠方來”的“遠”字，不一定是遠方外國來的，說外國來幾個人學中國文化，我們就樂了嗎？那是為了外匯，多賺幾個錢罷了。《論語》不是這個意思，他這個“遠”字是形容知己之難得。我們有句老話：“人生得一知己，死而無憾。”任何一個人作了一輩子人，包括你的太太、兒女、父母在內，可不一定是你的知己，所以人能得一知己，可以死而無憾。一個人哪怕轟轟烈烈做一輩子，不見得能得一知己，完全瞭解你，尤其做學問的人更是如此，所以第二句話跟著說：“有朋自遠方來，不亦樂乎”——你不要怕沒有人知道，慢慢就有人知道，這人在遠方，這個遠不一定是空間地區的遠。孔子的學問，是五百年以後，到漢武帝的時候才興起來，才大大的抬頭。董仲舒弘揚孔學，司馬遷撰《史記》，非常讚揚孔子，這個時間隔得有多遠！這五百年來是非常寂寞的，這樣就懂得“有朋自遠方來，不亦樂乎”了。
誰來瞭解你
第三句“人不知而不慍，不亦君子乎”，就是說做學問的人，乃至一輩子沒有人瞭解，也“不慍。”
“不慍”這個問題很重要。“怨天尤人”這四個字我們都知道，任何人碰到艱難困苦，遭遇了打擊，就罵別人對不起自己，不幫自己的忙，或者如何如何，這是一般人的心理。嚴重的連對天都怨，而“慍”就包括了“怨天尤人”。
人能夠真正做到了為學問而學問，就不怨天、不尤人，就反問自己，為什麼我站不起來？為什麼我沒有達到這個目的？是自己的學問、修養、做法種種的問題。自己痛切反省，自己內心裡並不蘊藏怨天尤人的念頭。拿現在的觀念說，這種心理是絕對健康的心理，這樣才是君子。君子才夠得上做學問，夠得上學習人生之道，拿現代的新觀念來講，就是講究人生哲學的開始。
再說，連貫這三句話的意義來說明讀書作學問的修養，自始至終，無非要先能自得其樂，然後才能“後天下之樂而樂”。所以這三句話的重點，在於中間一句的“不亦樂乎”。我們現在不妨引用明代陳眉公的話，作為參考：“如何是獨樂樂？曰：無事此靜坐，一日是兩日。如何是與人樂樂？曰：與君一席話，勝讀十年書。如何是眾樂樂？曰：此中空洞原無物，何止容卿數百人。”有此胸襟，有此氣度，也自然可以做到“人不知而不慍”了。不然，知識愈多，地位愈高，既不能忘形得意，也不能忘形失意，那便成為“直到天門最高處，不能容物只容身”了。
愛與罪
接下來是有子的話：
有子曰：其為人也孝悌，而好犯上者鮮矣；不好犯上而好作亂者，未之有也。君子務本，本立而道生；孝悌也者，其為人之本與？
首先就講到孝悌，是人的根本，仁孝是孔子學問的基本。但是，“孝悌”就是孔家店要被人打倒的“罪狀”之一。
為什麼孝悌會成為被打倒的“罪狀”之一呢？這要先知道一件事，就是司馬遷作《史記》是一件大事。他當時對漢武帝有些作法是反感的，但又不能不服從。服從嗎？在良心上又不安，他就作《史記》，將自己的思想，容納到《史記》中去。如記帝王的事，稱為本紀，而他將未做皇帝的項羽也列到本紀中去，就是暗示漢高祖與項羽，一個是成功的英雄，一個是失敗的英雄。又如《史記》中“世家”本來是記載諸侯和大臣的事，而孔子不是諸侯，也列入世家，司馬遷的意思，是孔子有千秋的事業，說孔子的言行思想，影響將及於千秋後世，所以將他列入世家。
孔子思想言行表現在書本上的有多處，而孔子最大的重要著作為《春秋》，他著《春秋》後最重要的兩句話是“知我者《春秋》，罪我者《春秋》。”千古以來，這兩句話各有各的解釋，都非常曖昧，到了我們這種時代搞清楚了。為什麼呢？自從民主時代以來，大家都罵孔子幫助專制皇帝，因為專制皇帝的思想和制度，用了孔子“尊君”這一部分思想精神，後來我們打倒他，也就認為他是這樣的。現在再讀《春秋》，再研究孔子思想，不是這樣一回事了，而是另有一番道理。
第二點我們講到孝悌，這是中國文化的精神，講到這裡我要說兩個現實故事。
十多年前，有一個哈佛大學博士班的學生，跟我作中國文化的論文，他回國之前，我囑他回到美國去提倡中國文化的孝道，他說很難。我告訴他這是千秋事業，不是現世功業，告訴他孝道是什麼東西。我說，中國人談孝字，“父慈子孝”是相對的，父親對兒子付出了慈愛，兒子回過頭來愛父親就是孝。“兄友弟恭”，哥哥對弟弟好，弟弟自然愛哥哥。我們後來講孝道：“你該孝，天下無不是的父母。”這說法有問題，天下的確有些“不是的父母”，怎麼沒有“不是的父母”呢？這不是孔孟的思想，是別人借用孔孟的帽子，孔家店被人打倒，這些冤枉罪受得大了。
孝道是這樣一個東西
且看世界上的生物——人也是生物，中國道家過去叫人為“裸蟲”——不帶毛的光光的蟲。人號稱萬物之靈，是人自己在吹，也許在豬、牛、狗、馬看起來，人是萬物中最壞的了，“專吃我們豬、牛、狗、馬”，這是立場不同。拿生物學的思想，從另外一個觀點來說，“裸蟲”與其他生物是一樣，人之所以與其他生物不同，就是加上人文文化。由此可知文化的可貴。
為什麼講這個道理？世界上凡是動物，豬、牛、狗、馬、雞、鴨等等，都是一樣的，以母雞保護小雞的現象來看，可見世界上最偉大的是母性。等孩子帶大了，走開了又各不相顧。各種動物都是一樣，人原來何嘗不是這樣，但人現在為什麼不會這樣？於是談到人文文化的教育來了。
禿頭的十字架
西方人常自稱為十字架的文化——愛下一代。大家知道，美國是孩子的天堂，中年人的商場（等於賭場），老年人的墳場。到現在為止，西方文化的結晶就是如此，只知道愛下一代，下一代長大了，結婚了，就是夫婦。對父母、兄弟、姊妹都不管了。由男女變成夫婦，而家庭，而社會，而國家，橫著向世界發展，又下而愛孩子。就這樣循環下去。他們自認為是十字架的文化，我看這個十字架斷了，是丁字架的文化，因為沒有上半截了。我這樣說他們也許不承認。但是談自然科學，他們可以把我們當學生，談到人文文化，他們作我們的學生還不夠。美國立國才兩百年，我們有五千多年歷史，談到人文文化，靠經驗而來，尤其中國歷史，多少失敗，多少破碎，一直到現在，才完成了這個文化系統。當然他們不承認十字架文化沒有上面，因為上面有上帝。但卻看不見，摸不著，誰相信呢？姑且承認有上帝，但是由人到達上帝的橋樑，在中國文化有孝。“孝”是什麼呢？就是他們西方文化叫的“愛”，也就是回過來還報的愛。就是說父母好比兩個朋友，照顧了你二十年，如今他們老了，動不得了，你回過來照顧他，這就是孝。孝道的精神就在這裡，假使一個人連這點感情都沒有，就不行。
那麼西方文化有沒有這個愛呢？絕對有，只是生活的方式不同而已。父母到子女家，儘管要事先寫信給子女，使他得準備，子女還是會思念父母的。又如祭祖宗，西方人不一定清明節掃墓，但到了墳場，在親人的墳墓前，悲哀的情緒是一樣的，只是表達方法不同而已。遺憾的是，外國人沒有把“孝道”在文化上培養起來的心理建設。
“孝”的問題解決了。什麼叫作“弟”呢？“弟”就是兄弟姊妹的友愛。中國的五倫有君臣、父子、夫婦、兄弟、朋友。這五倫中四倫都講得通，為什麼加朋友這一倫？這就是中國文化的特點。朋友在五倫的思想上也佔一席，為什麼呢？有時候有許多話，許多心情和苦痛，上不可以對父母，下不可以對妻兒講，只有找朋友講，所以朋友為五倫之一。朋友是一種感情的結合，這是中國文化的特殊處，這個“弟”就包括了對兄弟、姊妹，一直到朋友，伸展到社會的友情。
說到這裡，又一個故事來了。五六年前，哈佛大學社會學教授來訪問，他問了好幾個問題，中間他提到一個問題，他非常佩服我們《大學》一書的思想，“但是《大學》思想有一個問題”，他說：“我是一個社會學教授，而《大學》中有誠意、正心、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其間沒有社會思想，這是個遺憾。”我聽了哈哈大笑，然後告訴他，《大學》思想包含有社會思想在內，其中“齊家”即是社會思想。中國“齊家”的家，不是到教堂中一結婚就成了家的家，那是西方文化小家庭制度的家。過去的中國文化是大家庭制度，有宗族、有祠堂，所謂五世同堂，聚族而居。大家庭固然有許多小毛病，但也有它的好處，像宗族的發展，即由此而起，這是孝道的精神。大家庭制度假使不破壞，西方思想在當年也打不進來，因此，我要重複說一句，“齊家”的“家”就是社會。大家庭制度，是值得必須要研究的。
又如江西人稱“老表”，是最親切、最好的稱呼。其由來是古時候戰亂，江西人很多移民到湖南，許多年後，年輕的後代，還回到江西掃墓，而留在江西的後代子孫，以為是祖宗墳墓被他人誤祭或盜葬，次年預先守候，兩方相見，論起家族上代淵源，認出是表親關係來，而稱“老表”。這個“老表”就說明了宗法社會對血統、家族的重視。如以西方制度電氣化的小家庭，來看我們“大家族”的“齊家”，豈不是大笑話？
把這幾個問題解決了，我們再來看這裡的書就懂了。有子是誰呢？有子名有若，孔子的學生，字子有，少孔子四十三歲，孔子死後，學生們懷念孔子，因有子的學問好，曾請他上堂講課。所以孔門弟子編這一篇書時，立即提出有若的話，因為當時他等於一個助教，先由他講。他說一個人有沒有學問，就看這個人能否對父母盡孝，對兄弟、姊妹、朋友是否友愛。
“而好犯上者鮮矣”，犯上就是搗亂——“孝悌”的人有深厚的感情，這種人是不好搗亂的。
誰能忘情
這點我們要注意，有人是反對溫情主義的。他們為什麼要反對孔孟思想？因為他們不相信世間這種感情力量。中國文化中的“感情力量”是巨大的，尤其是宗族的力量最大。所以由“友道”形成的這套結合，我名之為“特殊社會”，就是後世所講的幫會。我國的幫會，從秦、漢以來，唐、宋、元、明、清，歷代一直都有。曾經有人說，中國的農民與知識分子一結合，就會發生變亂。這說法我不同意，我認為中國過去的農民最乖了。他們只要能安居樂業，國泰民安，少找麻煩，有口青菜豆腐飯吃就好了。中國怕的是半農民，不是真農民。中國知識分子與特殊社會一結合，社會就會亂。但是這種特殊社會非常講仁義之道。這種特殊社會包括孔子、墨子、遊俠三種思想的結合，在中國文化中根深蒂固，力量很大，但是他們凡事是訴諸情感的。所以我們要看清楚他們所打擊的，就是我們固有的好東西。至於應該如何去發揚光大，這是另一個問題。
所以有子說，一個人有真性情，就不會犯上作亂，不好犯上而好作亂的，這是不可能的，因為這種人有分寸、有限度。
因此，大家要知道學問的根本是什麼呢？“君子務本”。文學好，知識淵博，那是枝節的，學問之道在自己作人的根本上，人生的建立，內心的修養。所以“本立而道生”，學問的根本，在培養這個孝悌，孝悌不是教條。換句話說，培養人性光輝的愛，“至愛”、“至情”的這一面，所謂“孝悌也者，其為仁之本與。”他說這個是“仁”的本。至於什麼是“仁”，下面有一專篇，我們暫且不去討論它。
這個“仁”，就是孔子做學問的最高目的。
花言巧語
有子的話講完了，接下來就是：
子曰：巧言令色鮮矣仁。
什麼是“巧言”？現在的話是會吹、會蓋。孔子說有些人很會蓋，講仁講義比任何人講得頭頭是道，但是卻不腳踏實地。“令色”是態度上好像很仁義，但是假的，這些與學問都不相干。“鮮矣仁”——很少真能做到“仁”這個學問的境界，因為那是假的。我們從電視中就看得到，那個小丑表演的角色，動作一出來，就表示“巧言令色”。
“巧言令色鮮矣仁”，我經常也跟同學們講，作領導人第一個修養是容忍。有的人不一定像小丑那樣的“巧言令色”，但每個人都喜歡戴高帽子，人若能真正修養到戴高帽子感覺不舒服，而人家罵我，也和平常一樣，這太不容易。所以知道了自己的缺點和大家的缺點，待人的時候，不一定看到表面化的“巧言令色”。大家經驗中體會到，當你在上面指揮時，覺得那種味道很好；但是這中間很陷人、很迷人，那就要警惕自己。你說素來不要名、不要錢，只講學問，就有人來跟你談學問。要注意，“上有好者，下必甚焉。”他那個學問是拿來作工具的，所以除了要懂“巧言令色鮮矣仁”這個道理以外，相反的，我們作學問要踏實，不能“巧言令色”。
三面鏡子
下面講要怎樣作學問：
曾子曰：吾日三省吾身，為人謀而不忠乎？與朋友交而不信乎？傳不習乎？
曾子為孔子的學生，名參，少孔子四十六歲。由這一點我們看到，孔子回到魯國講學傳道的時候，都是培養年輕的一代，同我們的心情一樣，怕自己死了以後，這個命脈，這個根本失傳了。和我們現在一樣，對於年輕學生，拚命講給他們聽，好有一個交代。
曾子在當時孔子的學生中比較魯，魯就是拙一點，其實並不是笨，只是人比較老實，不太說話，後來嫡傳孔門道統。他著《大學》，孔子的孫子子思著《中庸》，也是跟他學的，所以現在一般人拿《大學》、《中庸》，代表了孔子思想，我們千萬不要這樣跟著搞錯了。《大學》是曾子作的，原來是《禮記》裡的一篇，後來到唐宋的時候，才把它拉出來，變成了四書之一。所以把《大學》、《中庸》思想，就認為是孔子的思想，是不大妥當的，這僅是孔子思想的演變。孟子是子思的學生，孔子三傳的弟子，這時已經到了戰國時代。孟子的思想又與孔子的思想有些出入，孔子溫文儒雅、修養極高；孟老夫子，有時好像捲起袖子伸出拳頭，有點俠氣，也有一談就使氣的味道，和他們所處的時代有關。這也代表了時代和文化思想的演變。
曾子說，我這個人做學問很簡單，每天只用三件事情考察自己。要注意的，他做的是什麼學問？“為人謀而不忠乎？”替人家做事，是不是忠實？什麼是“忠”，古代與後世解釋的“忠”稍有不同，古代所謂的“忠”是指對事對人無不盡心的態度——對任何一件事要盡心地做，這叫做“忠”。這個忠字在文字上看，是心在中間，有定見不轉移。“為人謀而不忠乎？”是我答應的事如果忘了，就是不忠，對人也不好，誤了人家的事。“與朋友交而不信乎？”與朋友交是不是言而有信？講了話都兌現？都做得到？第三點是老師教我如何去作人做事，我真正去實踐了沒有？曾子說，我只有這三點。我們表面上看這三句話，官樣文章很簡單，如果每一個人拿了這三點來做，我認為一輩子都沒有做到，不過有時候振作一點而已。
曾子這幾句話，為什麼要擺在這裡？嚴格地說，這些學問不是文學，要以作人做事體會出來，才知道它難，這就是學問。
這個學問講到這裡，都是個人的修養。但是學問只講個人修養是不是可以？不是的，擴而充之就是社會問題、政治問題。所以上面是講學問的內涵，下面就講學問的外用了。引用孔子的話：
子曰：道千乘之國，敬事而信，節用而愛人，使民以時。
這“道”是領導的導，換句話就是孔子也教我們領導之德、領導的修養，以領導千乘之國。
講到“國”字，研究中國文化便要注意，看到秦漢以前古書裡的“國”字，很多學者都容易產生很大的誤解。比如老子曾說“小國寡民”，講老子的思想，就講小國的政治，在民國初年，又有人對無政府主義與老子思想拉在一起。要知道秦漢以上，到漢代初期的“國”字，不是現在的國家觀念，那個時期的“國”字、“邦”字都是地方政治單位的名稱。所謂“諸侯就國”，就是中央政府下一個命令，要這些地方官（諸侯）各自回自己的崗位（封地）去。那時地方單位有千乘之國，百乘之國。“千乘之國”用現在的觀念比方總是不倫不類，還是不作比方的好。“乘”，古代以戰車、壯丁、田賦等合在一起計算的。漢、唐以來有很多考證註解，不必多說。換句話說，領導一個大國家，或者領導一個單位，乃至領導地方的政治，要“敬事而信”，這是很難的。“敬事”，對一件事認真做為“敬事”，一項職務寧可不接受，既接受了就要認真去做，現在就有許多地方許多人不敬其事的。至於“而信”是使下面的人絕對信服。爭取下面的“信”，如何得到“信”，就要敬其事，說了的話一定要兌現。如好的將領，身先士卒就是敬事，那麼誰也會受感動而信賴他。所以要“敬事而信”。
“節用而愛人”，節用指經濟政策的措施，對經濟要能夠節省，是經濟原則。節用是為什麼呢？不是為我，而是為“愛人”。
第三點“使民以時”，用人時應該把握時間。這個“時”很重要。在軍事思想方面來講，包括很大，所以孫子兵法講時講勢，也有用勢之道。對人在道德上要知道“時”，比如部下生重病，你不去慰問，反責備他不來上班，這就是不“愛人”，“使民不以時”了。所以“使民以時”是用人要在時間上恰到好處。這樣部屬都聽你指揮，乃至全國老百姓自然跟你走。這是道德的修養，也就是學問。
這些話不但是孔子教育門人做學問的道理，同時也是孔子當時針對社會人情的弊病而指點的。我們只要研究春秋戰國時代的史料，為什麼那個時代是那麼的紊亂，便可瞭然於心了！
可愛的小學生
以上講到“道千乘之國，敬事而信，節用而愛人，使民以時。”便是孔門做學問的目的、態度和方法的記錄。說到這裡，我們已經瞭解了，所謂做學問，是要從人生的經驗中去體會，並不是讀死書。假使一個人文章寫得好，只能說他文學好；這個人知識淵博，只能說他“見聞廣博”，不一定能說他有學問。一個人即使沒有讀過書，可是他作人做事完全對了，就是有學問。何以見得呢？下面就是一個證明了，跟著講學問的道理。
子曰：弟子入則孝，出則弟，謹而信，泛愛眾，而親仁。行有餘力，則以學文。
這話在文字上解釋當然容易，但我們深入研究一下。所謂弟子，古代稱學生為“弟子”，中國古代老師對於學生，看成自己的兒子一樣。講到這裡，我們有點感慨了，中國的文化，師生之間有如父子，過去有“一日從師，終身若父”的情形，而老師對於學生，也負了一輩子的責任。我們親眼看到的，幾十年前，還保留了這個風氣，一個學生縱然中了狀元，官作得很大了。回到家鄉，看見老師，而老師既沒有功名，也沒有地位，學生對他一樣的要跪拜，和當年從師一樣。學生對老師是如此，老師對學生，也是負了一輩子責任。
舉個特殊的例子來說，我們很明顯的看到明朝的方孝孺，後來永樂帝要殺他的時候，他為了要作忠臣，不怕死，他說充其量滅我的九族，而永樂偏偏要殺他的十族，加上的一族就是他老師的家族，認為老師沒有教好。
從這件事情，我們可看出過去中國文化中的一種精神，那就是“師道精神”。談到過去的道，在人文世界的道中，就有這三道：一個是“君道”，講究如何領導，如何當家長，如何當國家的領袖，乃至如何當一個班長，這都是“君道”。其次是“臣道”，就是說我們怎樣做一個忠實的部下，怎樣幫助人完成一件事。再其次“師道”。中國過去文化中，這三道是合一的，所謂作之君、作之親、作之師。換句話說，那時的教育、行政、司法和教化（教育與教化，應該有其不同的意義，我們將來再討論。）集於一身。那麼師道的精神就形成了中國人尊師重道的觀念，所以老師稱學生為弟子，弟等於兄弟，有朋友之間的友情，又等於自己的孩子，所以學生稱弟子，再傳稱門人，這個觀念和習慣是這樣來的。
到了我們現在，值得研究了，我們須注意將來如何建立，如何復興固有的尊師重道精神。現在的尊師重道，只是一句口號而已，真正尊師重道的人是小學生，我想諸位都有這個經驗，我們的孩子如果在小學唸書，回來就開口老師怎麼說的，閉口老師怎麼說的。幾年前，教師節的時候，孩子回家要敬師金，說給他五十元，孩子一定說不行，這是敬老師的要一百元。這種事到了中學就淡了；到了高中以上根本沒有這個觀念了；到了大學，學生看老師是不相干的陌路人。相對的，老師對學生也是如此，挾了一個皮包上來，拿一本書講解一番，便有鐘點費，彼此都是商業行為，教完了以後，懂不懂是你的事，挾個皮包走了。學生與老師在路上見面，萬一點個頭，在我覺得，已經是很稀奇了。一般都彼此不認識，就這麼迎面過去，堂而皇之的，學識愈高，愈沒有尊師重道的精神。這是今日中國文化一個極大的諷刺。
至於說老師與學生之間的道義關係、感情關係，除非這位老師很有地位。據我所經驗的，每個學生要拿學位，作論文的時候，便隨時來找：“老師怎麼辦？”很親切。我還碰到過這樣的事實，有個要拿學位的學生天天來，來了非常恭敬，甚至覺得他恭敬得過分，我家裡的孩子們說：“這個學生好，真有禮貌。”但是，你得注意，這是“幣重言甘”哪！他也的確送禮來，還送得蠻講究，我說你送禮送得這麼重，雖然有研究費領，可是一個月的研究費也不夠買這些東西，何苦呢？他說：“對老師應該恭敬。”我曉得這不是誠意的話，因為他的言語太恭敬，太甜了。“巧言令色”、“幣重言甘”是靠不住的。結果畢了業以後連影子都看不見了。這就是現在中國文化的怪現象，是文化道德的普遍事實。國民道德的修養從教育界開始，是應該徹底研究的，所以我在這裡要講到師生的道理。
呂端大事不糊塗
現在，孔子告訴我們說，這個學生“入則孝”，在家裡是個孝子。（怎麼才叫孝，下面有很多地方研究孝道，在此暫且不談。）“出則弟”，出門在外面與兄弟分開了，怎麼弟呢？就是在外面，對朋友、對社會、對一般人能夠友愛，擴而充之愛國家、愛天下都是這弟字的意義。“謹而信”，作人非常謹慎，但是談到這“謹”字要注意，不要變成小器。謹慎與拘謹是兩回事，有些人作人很拘謹，過分了就是小器。“謹慎”在歷史上有個榜樣，就是我們中國人最崇拜人物之一的諸葛亮。所謂“諸葛一生唯謹慎，呂端大事不糊塗。”這是一副名聯，也是很好的格言。呂端是宋朝一個名宰相，看起來他是笨笨的，其實並不笨，這是他的修養，在處理大事的時候，遇到重要的關鍵，他是絕不馬虎的。那諸葛亮則一生的事功在於謹慎，要找謹慎的最好榜樣，我們可多研究諸葛亮，這裡暫且不提。
總之，所謂謹慎不可流於小器，這點修養要注意，這個人能謹慎處世而信——在人與人之間，人與社會之間，一切都言而有信。同時又“泛愛眾”，有偉大的胸襟，能夠愛人，尤其在此時此地來講，對同志的友愛，擴而充之，對其他人的友愛。理論上講起來很容易，而廣泛的愛人，那就是“君道”“師道”的綜合，愛天下人就如愛自己一樣，理論容易，要修養到如此真難。孔子說，假使一個人對這些都做到了，“而親仁”，再親近有學問道德的人做朋友，“行有餘力則以學文”，做到以後，還有剩餘的精力，然後再“學文”，愛作文學家也可以，愛作科學家也可以，愛作藝術家也可以，愛作別的都可以，那是你的志向所在，興趣問題，可以量力而行，各聽自由。
飲食男女
子夏曰：賢賢易色，事父母能竭其力，事君能致其身，與朋友交言而有信，雖曰未學，吾必謂之學矣。
這幾句話，是接著證明了學問的目的，不是文學、不是知識，是作人做事。子夏比孔子少四十四歲，他的名字叫卜商。孔子死後，在戰國開始的初期，他講學河西，在戰國時期一般對時代有影響的大學者，蒙受他的影響很大。所以這也是我們大家要注意的。領導歷史、領導國家社會的，到底還是學問思想。
現在引用子夏的話，證明學問是什麼。我們看原文“賢賢易色”，兩個賢字，第一個賢字作動詞用，因為中國文字有時候是假借的。第二個賢字是名詞，指賢人——學問修養好的人。“易色”，古人如宋儒他們，是怎麼解釋的呢？他們對“色”字解作“女色”、“女人”、“男女之色”了。（孔子被人叫打倒，就是這樣受冤的。）“賢賢易色”就是看到賢人——有學問道德的人，馬上跟他學了。“易色”，女色都不要了，太太都不要了，在戀愛中的，把女朋友都丟掉了。如是女方，男朋友也不要了。如果真如宋儒的說法，我認為孔夫子不是聖人了。因為聖人，是不會違反人情的。孔子在《禮記》裡講“飲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的確是孔子對於人生的看法——形而下的，不講形而上的。凡是人的生命，不離兩件大事：飲食、男女。一個性的問題，一個生活的問題。所謂飲食，等於民生問題。男女屬於康樂問題，人生就離不開這兩件事。有時候看到有關中國文化的文章說“食色性也”是孔子說的，錯了，這句話不是孔子說的，是與孟子同時的告子說的。以後引用文章，不要將錯就錯，一錯再錯。
這個性的問題，究竟先天的性或後天的性呢？以後再討論。但宋儒解釋“賢賢易色”，為了作學問，都可以把自己的妻女或丈夫丟開，這是不通的。
這個“色”字，很簡單，就是態度、形色，下面還有證明，所謂“態色”就是態度。“賢賢易色”意思是：我們看到一個人，學問好，修養好，本事很大，的確很行，看到他就肅然起敬，態度也自然隨之而轉。這是很明白，很平實的，是人的普通心理，不管一個如何壞的人，看到一個好人，總會不自覺地對這好人比較友善，這是人之常情。
“事父母能竭其力”是講孝道。這句話有一個問題產生了，子夏為什麼提到“竭其力”呢？重點在這個“竭”字。
過去一般人講到對父母的孝順，是“非孝不可”。其實孝道也要量力而為，孝要竭其力，不要過分了。前一兩年，有個年輕人基於天生的（不是教育的）孝心，為了孝養父母，去做了小偷，犯了法，對於這樣行孝的人，在心理道德上，我們覺得這個人“非其罪”也，因為他為了孝順，為了醫母親的病，結果偷了錢，犯了法，這是可以原諒的。但是在學問修養上看，對他的批評是“這個人沒有受良好的教養”。在道理上來講，這個青年是好心，但是好心要學識來培植它，使他知道要“竭其力”而不要做過分的事。中國古人有兩句話綜合起來的一副對聯說：“百善孝為先，原心不原跡，原跡貧家無孝子。萬惡婬為首，論跡不論心，論心世上少完人。”其“原心不原跡”就只看他的心孝不孝。比如一個人很窮，想買一罐奶粉給父母吃，但實在沒有錢，買不起，因此心裡很痛苦，只有希望慢慢積蓄點錢再去買。只要有這個心，只要他這份情感是真的，我們就不能說他不孝。“原跡貧家無孝子”，如果一定要在事實上有表現，那窮人家裡就沒得孝子了。這個道理非常清楚，我們用這個道理來解釋，就是說明“事父母能竭其力”是盡自己的心力做到了就是孝。
“事君能致其身”這個“君”字，成為過去打倒孔家店，乃至在誣蔑孔子，毀滅中國文化那些人的口實。他們認為這是專制思想，是捧帝王、捧獨裁的古老教條。事實上不是這麼回事，我們先要瞭解中國文化的“君”字是什麼意思。從文字的字形上看，“君”字古寫，頭上“尹”字，“尹”字的古寫是“丮”。我們的文字，是由圖案演變而來的，手裡拿一根枴杖，下面一個口，代表一個人，這個人年齡大了，學問道德很高，拿根枴杖，也等於指揮杖，所以凡是拿枴杖的，指揮杖的，都是君。後來才轉借變成皇帝的專用，其實中國文化中的“君”也不是皇帝的專用詞，比如我們過去寫封信給平輩，不好稱他先生，也不好意思稱他老弟；乃至一位老師寫給學生，這位老師謙虛一點就稱學生“某某君”，如果說君是代表皇帝，就是“某某皇帝”了，通嗎？沒有這回事。日本人學我們中國文化，寫信通常都是以君為尊稱詞。
這句“事君能致其身”的意思是：不論朋友或同事，他跟你感情好，他瞭解你、認識你，認為非你幫忙不可，而你答應了，那他就是君，你既已答應幫忙朋友完成一件事，要抬轎子就規規矩矩一定盡心，答應了就言而有信。“能致其身”，竭盡自己身、心的力量。就好比結婚一樣，要做到從一而終。否則當初不要答應，既然答應了，講作人的道理，就要有信。至於替人家做事的道理就是忠，也就是盡自己的力。不可以表面上願意幫忙，做出部下很恭敬的樣子，背地裡卻一切不同意，反而搗亂扯腿。即使在外面做主管，也常會碰到這些事。這就是作人的“臣道”不夠，簡單說就是不誠懇。
所以“賢賢易色，事父母能竭其力，事君能致其身。”白話解釋就是看到好的人能肅然起敬，在家能竭心盡力地愛家庭，愛父母。在社會上做事，對人、對國家，放棄自我的私心，所謂許身為國。還有“與朋友交言而有信”，這句話再三提到，在感情上說，每個人都認為做到了對朋友言而有信。據我自己的反省，雖然很想徹底做到，事實上卻很困難。有時候對朋友答應了的事做不到，心裡非常難過，為了自己道德的要求，想盡辦法去做，所以仔細研究起來，“與朋友交言而有信”這句話，實在很不容易。所以子夏說，能夠做到這樣，“雖曰未學，吾必謂之學矣。”儘管這個人沒有讀過一天書，我一定說這人真有學問，這不是說明“學而時習之”並不是說一定讀死書嗎？
因此，我們不要跟著宋儒一段一段地去解釋，整篇連貫讀下來，自己就搞清楚了。
沒有朋友的上帝
下面講到學問態度，那就更妙了。引用了孔子的話：
子曰：君子不重則不威，學則不固，主忠信，無友不如己者，過則勿憚改。
講到這裡，說句笑話，朱文正公及有些後儒們，都該打屁股三百板，亂注亂解錯了，所以中國文化，給自己人毀了。我們怎麼看出來的呢？不知道諸位是否跟我一樣都見過的，清朝末年，老一套的學者，大體上許多都是這樣的，他們讀了這句“君子不重則不威”的書，就照宋儒他們的解釋學樣起來，那樣子，用現代的話來講，對於年輕人真是“代溝”。那時老頭子們在那裡談笑——你不要以為老頭子們談笑會有第二個方式，還不是一樣談飲食男女，人事是非。再不然就談調皮話，不管他學問多高，都是人嘛！人很普通，都是一樣。可是那些老頭子明明正在談笑不相干的事，看到我們年輕人一進去，那個眼鏡擱在鼻尖上，手拿一根煙筒的老頭子，便憋起嗓子道：“嘿！你們來做什麼？好好唸書去！”一副道學面孔。他們認為對年輕後代要“重”，可是他們不知道“重”是怎麼解釋，以為把臉上的肉掛下來就是“重”，為什麼呢？“君子不重則不威”，硬要重，“學則不固”，不重呀，學問就不穩固了。
接著“無友不如己者”，照他們的解釋，交朋友不要交到不如我們的。這句話問題來了，他們怎麼註解呢？“至少學問道德要比我們好的朋友”。那完了，司馬遷、司馬光這些大學問家，不知道該交誰了。照他這樣——交朋友只能交比我們好的，那麼大學校長只能與教育部長交朋友，部長只能跟院長做朋友，院長只能跟總統做朋友，當了總統只能跟上帝做朋友了？“無友不如己者”嘛！假如孔子是這樣講，那孔子是勢利小人，該打屁股。照宋儒的解釋，那麼下面的“過則勿憚改”又怎麼說呢？又怎麼上下文連接起來呢？中國文化就是這樣被他們糟蹋了。
事實上是怎麼說的？“君子不重則不威”的“重”是自重，現在來講是自尊心，也就是說每個人要自重。“君子不重則不威”，拿現代話來講，也可以說是自己沒有信心。今天中午有一位在國外學哲學的青年，由他父母陪來找我，這青年說：“我覺得我自己不存在。”我說：“你怎麼不存在？”他說：“我覺得沒有我。”我說：“現在我講話你聽到了吧？既聽到了怎麼會不存在呢？根據西方哲學家笛卡兒的思想，‘我思故我在’，你能夠思想，你就存在，你怎麼沒有？”他說：“沒有，我覺得我什麼都不行。”我說：“你非常行，比任何人都行。”事實上這個孩子是喪失了自信心，要恢復他的自信心就好。
我們要知道，人都天生有傲慢，但有時候，對事情的處理，一點自信都沒有，這是心理的問題，也是大眾的心理。比如交代一個任務給諸位中間任何一人，所謂“見危授命”，你有時候會喪失了這個信念，心理非常空虛，在這地方，就須要真正的學問，這個學問不是在書本上，這就是自重。所以一個人沒有自信也不自己重視自己，不自尊，“學則不固”，這個學問是不穩固的，這個知識對你沒有用，因此我們必須建立起自己的人格，自己的信心來。
那麼“無友不如己者”，是講什麼？是說不要看不起任何一個人，不要認為任何一個人不如自己。上一句是自重，下一句是尊重人家。我們既然要自尊，同時要尊重每一個人的自尊心，“無友不如己者”，不要認為你的朋友不如你，沒有一個朋友是不如你，世界上的人，聰明智慧大約相差不多，反應快叫聰明，反應慢就叫笨。你騙了聰明的人，他馬上會知道，你騙了笨人，儘管過了幾十年之久，他到死終會清楚的。難得有人真正笨到被你騙死了都不知道的，這個道理要注意。
所以，不要看不起任何一個人，人與人相交，各有各的長處，他這一點不對，另一點會是對的。有兩個重點要注意的：“不因其人而廢其言，不因其言而廢其人。”這個傢伙的行為太混蛋了，但有時候他說的一句話，意見很好。你要注意，不要因為他的人格有問題，或者對他的印象不好，而對他的好主意，硬是不肯聽，那就不對了。有時候“不因其言而廢其人”，這個人一開口就罵人，說粗話，你認為說粗話的土包子，沒有學問，然後把他整個人格都看低了。這都不對，不能偏差，“無友不如己者”，世界上每個人都有他的長處，我們應該用其長而捨其短，所以“過則勿憚改”，因為看到了每一個人的長處，發現自己的缺點，那麼不要怕改過，這就是真學問。
據心理學的研究，人對於自己的過錯，很容易發現。每個人自己做錯了事，說錯了話，自己曉得不曉得呢？絕對曉得，但是人類有個毛病，尤其不是真有修養的人，對這個毛病改不過來。這毛病就是明明知道自己錯了，第二秒鐘就找出很多理由來，支持自己的錯誤完全是對的，越想自己越沒有錯，尤其是事業稍有成就的人，這個毛病一犯，是毫無辦法的。所以過錯一經發現後，就要勇於改過，才是真學問、真道德。
那麼，我如何來證明這個“無友不如己者”是這樣解釋呢？很自然的，還是根據《論語》。如果孔子把“無”字作動詞，便不用這個“無”了。比如說，下面有的“毋意”、“毋我”等等，都用這個“毋”字。而且根據上下文，根據整個《論語》精神，這句話是非常清楚的，上面教你尊重自己，下面教你尊重別人。過去一千多年來的解釋都變成交情當中的勢利，這怎麼通呢？所以我說孔家店被人打倒，老闆沒有錯，都是店員們搞錯了的，這要特別修正的。
種瓜者
下面一節，等於一個結論：
曾子曰：慎終追遠，民德歸厚矣。
古人對於這一句的解釋，我也有點意見。拿孝道來講，過去講中國文化的孝道，本來很重要，我們看歷史上給皇帝的奏議，常有“聖朝以孝治天下”這句話。等於是憲法的基礎精神，過去我們沒有“憲法”這個名稱，但是有這個精神——憲法的哲學精神，以孝道為基礎、作中心。所以過去的皇帝，權傾天下，一到內宮，見到母后，皇帝也要跪下來，皇太后對什麼事講一句不應該，皇帝就非改不可。（但是出了內宮，母后則不能干政。）固然，我們向來以孝治天下，但硬拉上了作解釋，也是不對的，古人就解釋“慎終追遠”是孝道。所以過去在大陸，人家大廳裡的祖宗牌位上面，總是“慎終追遠”四個字，這就是因為古人解釋“慎終追遠”只對孝道而言的。他們解釋：慎其終者，是說對過去了的，死了的先人，我們要懷念他。“民德歸厚矣”，他們解釋，如果大家都能孝順父母，孝於祖宗的話，社會風氣就趨於厚道了。
這是有問題的，意思對，但牽強附會。為什麼引用曾子的這一段話講學問呢？“慎終追遠”是什麼意義？“終”就是結果，“遠”就是很遠的遠因，用現在觀念的一句話來講就解決了，“一個人要想好的結果，不如有好的開始。”欲慎其終者，先追其遠，每件事的結果，都是由那遠因來的，這裡我們可以引用佛學裡的一句話：“菩薩畏因，凡夫畏果。”佛家的菩薩，大致相當於中國儒家的聖人，聖人們非常重視一件事情的動機。比如有一個朋友來約你作生意，這個動機，也就是這個初因，我們要注意，也許是善因，也許是惡因，如果是惡因，即使叫你作董事長，將來坐牢的也是你，那麼這個因要注意了，所以菩薩是怕這個因。而“凡夫”——普通一般人畏果，像死刑犯到執行時才後悔，這個後果來了他才怕。真要注意學問的人，對每一件事，在有動機的時候就做好，也就是剛才說的，要有好的結果，不如有好的開始，也就是開始就要慎重。
有人不擇手段的創業，經常喜歡引用西方宗教革命家馬丁·路德的“不擇手段”這句話。但是你要注意，對馬丁·路德這句話，不要只說一半，他是說：“不擇手段，完成最高道德。”現在把這句話攔腰一刀，砍去一半，把“不擇手段”拿去用，而不是“完成最高道德”，這就很危險了。
所以“慎終追遠”的意思，是說與其要好的結果，不如有好的開始，西方文化中有一句俗話：“好的開始是成功的一半。”也是這個道理。大家認識了這個道理，則“民德歸厚矣”。社會道德的風氣，自然都歸於厚道嚴謹。這是“學問”的道理。
孔子的素描
講到這個地方，一直太嚴肅了，所以下面來個滑稽的事情。在這裡，也可窺見孔門弟子寫文章的筆法，並不呆板，是活潑生動的。
子禽問於子貢曰：夫子至於是邦也，必聞其政，求之與？抑與之與？子貢曰：夫子溫、良、恭、儉、讓以得之。夫子之求之也，其諸異乎人之求之與！
子禽名亢，又字子元，少孔子四十歲。孔子一生講學，尤其是周遊列國回來，專心培養後一代，教育後一代，所以學生都是年輕人。子貢是孔子弟子中最出色的一個人物。吳越之戰，也和他有關，他為了保護自己的父母之邦——魯國，自動以國民外交的身份到吳、越去動之以利害，而引起這場戰爭。
這一段是說有一天子禽問子貢的話，如果把它改編作話劇，那一定是一場很滑稽、很有趣，令人莞爾的戲。好像是子禽悄悄地扯了子貢的袖子，把他拉到門邊，避開了孔子的視線，然後壓低嗓門輕輕的問道：“喂！子貢！我問你，我們這位老師，到了每一個國家，都要打聽人家的政治，他是想官做，還是想提供人家一點什麼意見，使這些國家富強起來？”子貢答得很妙！他說：“我們的老師是溫、良、恭、儉、讓以得之的。老弟，夫子不是像你們這一般思想，對於一件事情總把人家推開，自己搶過來干的。他是謙讓給人家，實在推不開了，才勉強出來自己做的。假如你認為老師是為了求官做，也恐怕與一般人的求官、求職、求功名的路線兩樣吧？”可見他沒有作正面的答覆，只把反面的道理告訴子禽，等於對年輕後進同學的一種教育方法，這方法是啟髮式的，不作正面解答，要受教的人自己去思考判斷。
溫、良、恭、儉、讓。現在先簡單的解釋這五個字的五種觀念。
“溫”是絕對溫和的，用現代的語彙來講就是平和的。“良”是善良的、道德的。“恭”是恭敬的，也就是嚴肅的。“儉”是不浪費的。“讓”是一切都是謙讓友好的、理性的、把自己放在最後的。上面這五個字，也可以說是五個條件。描寫了孔子的風度、性格及他的修養。
這五個字包含了許多，也就是中國儒家教人作為一個人，要在這五個字上作重大的研究，多下功夫。
五字串通五經
講到溫、良、恭、儉、讓這五個字，就又牽涉到中國文化的全體根源。因此，我們首先就要研究一本書——《禮記》。它是中國文化的一個寶庫。我們的“大同”思想，就是《禮記》中《禮運》篇裡的一節。要瞭解“大同”思想的哲學基礎，必須要把《禮運》這一篇全盤搞清楚。所以《禮記》是我們文化的寶庫，也是過去幾千年來憲法精神的所在，裡面包括了現代的學問：政治、經濟、哲學、教育、社會、科學，什麼東西都有，乃至醫藥、衛生，以及中國人過去的科學觀念，都有了。所以要瞭解中國文化的根本，《禮記》是不能不研究的。豈但是《禮記》，換句話說，要瞭解我們中國文化，瞭解孔孟思想，瞭解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一直下來的根本淵源，還必須瞭解其他“五經”。
談到“五經”，《禮記》中有一篇《經解》，對於“五經”作總評。這怎麼說法呢？以現在的觀念來說，就是對“五經”扼要簡單的介紹：對《詩》、《書》、《易》、《禮》、《樂》、《春秋》以一兩句話批評了。
《經解》篇說：“孔子曰：入其國，其教可知也。”意思是，到一個地方，看社會風氣，就可知道它的文教思想。
《經解》篇接著說：“其為人也，溫柔敦厚，詩教也。”所謂詩的教育，就是養成人的溫柔敦厚。講到溫、良、恭、儉、讓這個“溫”字，就得注意孔子所說詩教的精神。（現在我們不偏向於這方面，暫時只作一參考。）
“疏通知遠，書教也。”《書經》又叫《尚書》，是中國第一部歷史，也不止講歷史，而是中國歷史文獻的第一部資料。現在西方人學歷史，（現在我們研究歷史的方法，多半是由西方的觀念來的。）是鑽到歷史學的牛角尖裡去了，是專門對歷史這門學識的研究，有歷史的方法，歷史的註解，歷史對於某一個時代的影響。中國過去的情形，學術家與文學家是不分的，學術家與哲學家也是不分的。中國人過去讀歷史的目的，是為了懂得人生，懂得政治，懂得過去而知道領導未來，所以它要我們“疏通知遠”。人讀了歷史，要我們通達，透徹瞭解世故人情，要知道遠大。這個“遠大”的道理，我講個最近的故事來說明，有一位做外交官的朋友出國就任，我送他一副對聯，是抄襲古人的句子：“世事正須高著眼，宦情不厭少低頭。”一般人應當如此，外交官更要善於運用它。對於世局的變化，未來的發展，要有眼光，要看得遠大。“宦情”是做官的情態，要有人格，尤其外交官，代表了國格，代表全民的人格，要有骨頭，站得起來，少低頭，並不討厭“少低頭”。不能將就人家，要怎樣才做得到呢？就是懂得歷史——疏通知遠——這是《書經》的教育精神。
“廣博易良，樂教也。”樂包括了音樂、藝術、文藝、運動等等。在我們的傳統文化中，這些都包括在“樂”裡，也就是所謂育樂的要旨，以養成“廣博”偉大的胸襟；“易良”就是由壞變好，平易而善良。
“絜靜精微，易教也。”《易經》的思想，是老祖宗們遺留下來的文化結晶。我們先民在文字尚未發明時，用八卦畫圖開始記事以表達意思。什麼叫絜靜呢？就是哲學的、宗教的聖潔；“精微”則屬科學的。易經的思想是科學到哲學。融合了哲學、科學、宗教三種精神。所以說“絜靜精微，易教也。”
至於“恭儉莊敬，禮教也。”是人格的修養，人品的薰陶。
“屬辭比事，《春秋》教也。”《春秋》也是孔子作的，也是歷史。什麼是“屬辭比事”呢？看懂了《春秋》這個歷史，可提供我們外交、政治，乃至其他人生方面作為參考。因為人世上許多事情的原委、因果是沒有兩樣的，因此常有人說歷史是重演的。這是一個哲學問題，歷史會重演嗎？不可能。真的不可能嗎？也許可能，因為古人是人，我們也是人，中國人是人，外國人還是人，人與人之間，形態不同，原則卻變不到哪裡去，所以說歷史是重演的。但是，不管歷史重演不重演，尤其中國文化有五千年的歷史，對於作人處世，處處都有前輩的經驗。雖然古代的社會形態與我們不同，原則卻沒有兩樣，所以讀了《春秋》，“屬辭比事”，就知識淵博，知道某一件事情發生過，古人也曾有這樣一件事情，它的善惡、處理方法都知道，這個就叫“比事”了，是“《春秋》教也”。
以上五經，在《經解》中，只用幾個字，就將每一部書的精華思想予以表徵。拿現在的白話文來講，這每一句話的幾個字，就可以拿到好幾個博士學位。“小題大作”嘛！儘管作，從西方文化自十六世紀的文藝復興運動開始，到現在為止，一切都扯進來，扯到最後，說明了這一點，就可以完成一篇博士論文了。但是在古人，幾句話而已。
善知識與惡知識
下面還有：“故《詩》之失，愚。”老是去搞文學的人，變成讀書讀酸了的書獃子，很討厭，那就是笨蛋。任何學問，有正反兩面，五經也如此。
接著提到“《書》之失，誣。”所以讀歷史要注意，尤其讀中國史更要注意，因為宋朝的歷史是元朝人編的，元朝的歷史是明朝人編的，明朝的歷史是清朝人編的，事情相隔了這麼久，而且各人的主觀、成見又不同，所以歷史上記載的人名、地名、時間都是真的，但有時候事實不一樣，也不見得完整。為了彌補這個缺陷，還要讀歷史的反面文章。反面文章看什麼呢？看歷朝的奏議，它相當於現代報紙的社論，在當時是大臣提出的建議和報告。為什麼要提出建議報告？可見所提的事出了毛病，否則就沒有建議了。宋朝王荊公——王安石就說過懶得讀《春秋》，認為那是一本爛帳簿，這也是認為“《書》之失，誣”的觀念。這點是我們研讀歷史要注意的。
“《樂》之失，奢。”光是講藝術等等，又容易使社會風氣變得太奢靡了。
“《易》之失，賊。”一個人如果上通天文，下通地理，手掐八卦，未卜先知，別人還沒有動，他就知道了一切，這樣好嗎？壞得很！“察見淵魚者不祥”。如果沒有基本道德修養，此人就鬼頭鬼腦，花樣層出了。所以學《易》能“上通天文，下通地理。”固然很重要，但“作人”更重要，如果作人沒有作好，壞人的知識愈多，做壞事的本領越大，於是就“《易》之失，賊”了。
“《禮》之失，煩。”禮很重要，過分講禮就討厭死了，等於說我們全照醫學理論，兩手就不敢摸麵包。全聽律師的話，連路都不敢走，動輒犯法。你要搞禮法，那煩透了。所以“禮”要恰到好處。
“《春秋》之失，亂。”懂了歷史的春秋大義以後，固然是好，有時候讀了歷史又有問題，好像一個人不研究軍事哲學，則這個人作為一個健全的國民不成問題，等到研究了軍事哲學以後，相反的，他又容易闖亂。不會武術的人，最後可以壽終正寢；會了武術，反而不得好死，是一樣的道理。
《經解》對五經的批評，正面反面都講了。下面一段，就是告訴我們，五經的修養，要做到溫柔敦厚而不愚。這樣的人，才能愛任何一個人，愛任何一個朋友。所謂敦厚，對別人的缺點，容易包涵，容易原諒，對別人的過錯，能慢慢的感化他，可是他並不是一個迂夫子，那麼才是“深於詩者也”，這樣才算是詩的教育。以下《書》、《易》、《禮》、《樂》、《春秋》，都是如此。現在我們再回到《論語》上來。
子貢所講孔子的溫、良、恭、儉、讓，是講孔子的修養，是集中國古代傳統文化之大成，他有了這樣高深的修養，所以他的目的，就是我國古代的“淑世主義”，他具有救世救人的思想，也就是我們前面所提到的他的千秋大業。千秋大業就是學問思想，千秋事業在當時是很寂寞的，例如孔子、老子、釋迦牟尼、耶穌、穆罕默德等等，在當時並未受人重視，可是德及萬世，名震千古。孔子這種千秋事業是要集中國文化、思想、精神之大成，認清楚自己的任務，犧牲現實的榮華，才能夠做到。所以子貢對子禽說，你問到老師究竟為什麼來著？你看看老師是這樣一個人，如果你一定要認為他對政治有野心、有要求的話，恐怕他所要求的，也不是一般人所能瞭解的。
經過了這一段有趣味的問答，下面一段的問題就來了。
老鼠生兒的孝道
子曰：父在觀其志，父沒觀其行，三年無改於父之道，可謂孝矣。
講到這裡，我們要向前輩的某些儒者、理學家、讀書人告個罪了，他們的解釋，又是錯誤的。他們說看一個人，他父母還在的時候看他的志向，父母死了的時候看他的行為，三年當中，沒有改變他父母所走的路線，這個人就叫作孝子了。問題來了，假使父母行為不端，以竊盜為生，兒子不想當小偷，有反感，可是為了孝道，就不能不當三年小偷去。這樣，問題不就來了？如果遇到壞人的話，明明知道錯，可推說：“孔子說的呀！聖人說的呀！為了作孝子，也只好做錯三年呀！”這叫聖人嗎？照這樣講，我就叫它是老鼠生兒的孝道哲學。為什麼呢？俗話說：“龍生龍，鳳生鳳，老鼠生兒打地洞。”通嗎？不通！這些問題，都出在過去的誤解。當然，宋儒並不一定完全錯，但像這種錯的地方，我們要注意。所以古人說，讀書要頂門上另有一隻眼。中國宗教裡有的神像，多一隻眼睛，名為智慧眼。我們要用宗教家所謂的智慧之眼去看，就很容易瞭解了。
“父在觀其志”的這個“志”，古人的文字“志”為“意志”之意，它包括了思想、態度。我們都曾經作過兒子，都有這樣的經驗：當父親、師長的面前，聽到教訓吩咐，口口聲聲稱“是”，但背過身來，卻對著同學、朋友，做一個鬼臉，表示不聽。所以“父在觀其志”這話，是說當父母在面前的時候，要言行一致。就是父母不在面前，背著父母的時候，乃至於父母死了，都要言行一致，誠誠懇懇，非常老實，說不接受就是不接受；如果作好人就是作到底，父母死了，於三年之內，無改於父之道，說得到做得到，經過三年這麼久的時間，感情沒有淡薄，言行一致，一貫作法，這就是孝子。
無所適從的禮俗
下面講做學問的態度。
有子曰：禮之用，和為貴，先王之道，斯為美，小大由之；有所不行，知和而和，不以禮節之，亦不可行也。
為什麼講學問講到禮？這個禮，剛才提到了《禮記》。講到禮，感慨良深！我們知道，中國人都自稱“禮義之邦”，現在很成問題。幾十年前，遇到人打恭，後來慢慢改成鞠躬，後來再加上一點軍事化的，將手舉起掌近於眉，十五度的半鞠躬，以後改成兩方面握手，又變成現在的點一個頭，後來又變成翹一個下巴。現在我們中國人，見面施禮的動作，不知道是哪一套了。所以說，講到文化，感慨良深。
文化表現在形態上，常有四樣大類：“衣、冠、文、物”。我們在日本都還看得到，日本人平常也穿西裝，但是遇到皇室的重大典禮，還是穿自己制定的民族禮服。過去執政黨在抗戰以前，擬過一個關於“衣、冠、文、物”的文件草案，對國民的衣服，都有了規定，後來因抗戰軍興，沒有實行。
現在我們在禮儀方面，看見了人，剛說的五套禮貌都要來的，再加上在飛機場，還有抱一下，貼個臉的，真可謂集古今中外之大成。又看結婚禮儀，過去拜天地，拜父母，後來改成文明結婚，新娘穿白衣服，這是我們過去的孝服；還有男儐相，拉紗的花童，這叫“文明結婚”。再下來，法律問題，寫一張婚約，蓋兩個章，還加上證人，大有為離婚作準備的味道，現在更簡單了，跟外國人結婚的，外國人穿上那種日本式的木拖板，就去結婚了。到法院公證處看看，什麼怪樣子的都有。
喪事上更看出來了，軍樂隊、西樂隊、鑼鼓隊、笙簫隊、和尚、道士，集古今中外之大成，出殯行列，什麼都有，不倫不類。所以講這個禮儀，我們大家要注意，為自己的國家建立文化，是非常重要的事情。我們大家要起來做具體的研究。
此外，《論語》上的“禮”是社會秩序的禮，個人的禮。曾有一個學生給我的信上稱“南老師”，我對他說，不知道你究竟寫信給誰，因為我的孩子也在教書，也是“南老師”，你既不照中國禮法稱名，也可照西洋規矩稱“親愛的某某”，只來一個“南老師”，“南”是姓氏，是通稱；名是特稱。在我們中國的禮貌，有事寫信用通稱，呼姓是不禮貌的。更滑稽的是他自稱“愚生某某”。這個“愚”，本來是平輩稍長或長輩自稱的謙詞，“愚兄”、“愚叔”、“愚舅”等等。而他來個“愚生”，就不知道到底誰是誰的學生了。這是一般人看不起中國文化，不加以注意，所發生的許多問題之一。信不會寫，禮貌不懂，不知道進退應對，不曉得席位尊卑。現代坐沙發，坐汽車，西方物質文明產品的使用，西方人也還是有西方人的禮貌、西方人的規矩，尤其學外交的人不能不懂。而現在年輕人常弄錯，所以我們自稱“文章華國，詩禮傳家。”反省起來，是很難過的，非常沉痛的；為了國家民族，這些地方是要注意的。
再講到有子的話“禮之用，和為貴。”這等於禮的哲學。禮是幹什麼的？是中和作用，說大一點就是和平。這也就是禮的思想。人與人之間會有偏差的，事與事之間彼此有矛盾；中和這個矛盾，調整這個偏差，就靠禮。那麼法律也就是禮的作用，法律的原則之下，理國乃至辦事的細則，就是禮的作用。假如沒有禮，社會就沒有秩序，這怎麼行？所以人與人之間要禮，事與事之間要禮，而禮的作用，“和為貴”，就是調整均衡。
“先王之道，斯為美。小大由之。”中國文化中稱先王，不是指哪一個皇帝是先王，“先王”這兩個字，就是我們現在講的“傳統文化”、“中國文化”的意思。所謂“王者望也”、“王者用也”這些註解以外，我們瞭解“先王”兩字的精神，就代表列祖列宗。所以中國文化的先王之道“斯為美矣”，最了不起的，我們人文文化的建立比世界上任何民族、任何國家都更早。“小大由之”，無論大事小事，都要由禮的精神來處理，失去了禮的精神就不行，一定出毛病。
“有所不行，知和而和，不以禮節之，亦不可行也。”這是講相當矛盾的道理。我們經常看到“矯枉過正”四個字，“枉”是歪了，看見事物歪了，必須要矯正它；矯正得過分了，又是歪了。換句話說，不是向這邊歪，就是向那邊歪。總之“過正”就是歪。禮也是這樣，要中和，過分的調節也不好。一個青年一點不懂禮貌固然不對，但他一天到晚都講禮貌，太多禮了，人家就要誤會他拍馬屁，所以“知和而和”，對一件事，瞭解了它的中和之道，而去中和、去調整它。但過分的調整就錯了，“不以禮節之，亦不可行也。”所以禮義的基本精神，是調節一件事物，中和一件事物，但是有一定的限度，超過了這個限度，又要重新把它調整。
上帝的外婆是誰
要研究中國文化，孔子所編的《禮記》是不能不看的。它是我國傳統文化初期包羅萬象的著作。以現代學術來講，包括了哲學、政治、軍事、經濟、衛生、醫學等各方面的學問。當然，是原則，不像現在分得那麼細。所以《禮記》這部書，並不是只講禮貌，我們的禮節禮貌，只是禮的一種表現而已。
中國文化的“禮”字，拿西方文化來講，就是哲學。哲學大致可分兩個範圍，以中國道理來講，一個是形而上的，一個是形而下的。所謂形而下的，是宇宙萬有一切學問，都包括在內；形而上的，在中國人叫作“道”，在儒家思想叫“天”，“天道”也就是“本體論”。形而下的，在西方哲學，就是“知識論”、“人生的價值論”。西方哲學大概是這樣分類的。“形而上”這個名稱，來自《易經》，日本人翻譯希臘哲學時，借用了《易經》上孔子所說的這個名詞——“形而上者謂之道”。
什麼是“形而上”？就是宇宙來源的問題——先有雞還是先有蛋？先有男或是先有女？究竟這個宇宙萬有是誰創造的？宗教家說是一位主宰創造的。哲學家就問這個主宰是哪裡來的？創造主宰的又是誰？假使創造主宰的是主宰的媽媽，那麼主宰的外婆又是誰？哲學家是一路追到底的。討論這形而上的道，就是“本體論”。“形而下”是講宇宙萬有形成以後的各種現象和各種知識。西方“本體論”的探討，最早發源於希臘，也已經兩三千年了。當時大概又分作兩派，一派是唯物思想，一派是唯心思想。這個唯心與中國固有文化所講的唯心，又不相同。講到哲學，這個基本上的思想來源問題，首先要認識清楚，以免混淆。
後來哲學家認為：人為什麼會知道宇宙的來源？是靠知識來的，靠思想來的，那麼，思想的本身是不是靠得住？就先要研究了。於是產生了知識論。假使思想的本身都靠不住，那麼用思想所瞭解的“宇宙的本來”，也是不完整的。這就是哲學的範圍了。一直經歷了上下幾千年的這一學術，中國人根據日本人的翻譯，叫它為“哲學”。
另外一部分是“人生哲學”——研究人的價值問題。
在西方哲學家看來，中國人沒有哲學，至少過去中國沒有像西方人一樣，追究宇宙的本體。像我們現在看到的，西方文化這個系統是很嚴謹的，他們的哲學思想最初是宗教，宗教只教人信，而且是專制強權，絕不容許你懷疑。你想知道上帝怎麼來的，但是你不能問，只要“信”就得救。哲學家說，你要我信可以，不過你要把那個幕拉開給我看看，我看到了以後，絕對信！這是哲學精神。
後來，因為哲學的發展，又形成了科學，科學家更進一步說，光看一下還是不行，我要摸到以後，我才相信的確有這個東西。所以由宗教而哲學，而科學，是今日西方文化發展的步驟。
中國人真的沒有哲學嗎？有！所有哲學是“人生哲學”。只講作人倫理的道德，講作人應該怎樣。西方人認為我們沒有哲學，過去我國的一些學者也跟著人家這樣講，是不對的。事實上，中國哲學思想，都包括在《禮記》、《易經》等書裡面，而且最多了，不過須要大家努力整理。我國學者，在這幾十年來，所整理出來的哲學思想，還是不夠的，太不夠了！而且有所偏。這還要我們自己溫故知新，多向這方面努力。
現在，我們講的重點：“禮”不光是禮貌、禮節，而且包括了形而上的哲學，和形而下人生上的一切運用。因此，下面就接到這一節了。
《三國演義》的幕後功勞
有子曰：信近於義，言可復也；恭近於禮，遠恥辱也；因不失其親，亦可宗也。
“信近於義，言可復也。”為什麼中國文化提倡“仁、義、禮、智、信”？“信”有什麼好處？為什麼教人建立“信”？因“信近於義”，義者相宜也。這“義”字上表現了中西文化的不同。我們要注意“仁義”兩字，“仁”字，凡是博愛、慈愛都叫“仁”，世界各國文化，都有“仁”的同義字；但中國的“義”字，英文、法文、德文，任何一國文字中都沒有同義的字。只有中國文化中才有的。這個“義”字，有兩個解釋，儒家孔門的解釋講：“義者宜也”。恰到好處謂之宜，就是禮的中和作用，如“時宜”就是這個意思。另外一個解釋，就是墨子的精神——“俠義”，所謂“路見不平，拔刀相助”。中國人有這個性格，為朋友可以賣命，我們中國人這種性格，有時候比儒家的影響還要大，為了朋友，認為這條命該送給你，沒有關係，幫你的忙給了你，其他民族也有這種精神，可是沒有這種定義。我們有這種文化，而且過去中下層社會普遍存在。這很重要，尤其一個國家在變亂的時候更明顯，在抗戰期間就看到，老百姓為國家民族犧牲的精神，非常偉大，就是中國文化的表現。有人說這是儒家孔孟思想影響的，並不盡然，其實是《三國演義》等等幾部小說教出來的。所以中華民族個個能夠有忠義之氣，這是我們民族的特性，特別的長處，所以我們負責教育的，要留意這類問題。
這裡“信近於義”的“義”，與墨子的“義”字，有相同之處。人為什麼守信？答應的話，一定做到。所以我們歷史上有著名“季布一諾千金”的故事。《論語》中的子路也是這樣的人。“言可復也”，守信的人，不可講空話，因為“言可復也”，講了話必須恢復。什麼是“恢復”？就是講了的話要“兌現”。
“恭近於禮，遠恥辱也。”禮貌的當中要恭敬。所謂恭，就是內心對事情的莊重認真，並不是看見人敬禮就是恭；雖然不敬禮，當朋友有困難的時候，那種無限關心的神態，不說出來就知道。所以人恭敬不恭敬，表面態度雖然重要，更重要的是內心的事。因此恭敬就是禮。人與人為什麼要恭敬？“遠恥辱也”，免得招來無謂的恥辱。“因不失其親，亦可宗也。”因就是動機，中國文化：親親、仁民、愛物。“因不失其親”，意思是人絕對無私是做不到的。（這個問題，將來會討論到，中國文化中兩個觀念是由道家出來的，一個是大公無私，一個是絕對自私，兩種極端思想，對我們而言都做不到的。而儒家則主張有限的自私。）舉個例子，如果大家沒有衣服穿，我弄到了一件，先給我的父親穿，父親穿了給我穿，等自己多一件時，再給別人穿。助人的心行，由近而遠，漸漸擴及他人。“亦可宗”，像這個樣子，也可以宗仰。
這些都是講做學問的態度。然後再引用孔子的話：
子曰：君子食無求飽，居無求安，敏於事而慎於言，就有道而正焉，可謂好學也已。
說明學問的道理，並不是只讀死書，而是注重現實人生中的作人處世。孔子說生活不要太奢侈，“食無求飽”，尤其在艱難困苦中，不要有過分的、滿足奢侈的要求。與《鄉黨篇》孔子自己生活的態度、作人的標準是相通的。“居無求安”，住的地方，只要適當，能安貧樂道，不要貪求過分的安逸，貪求過分的享受。這兩句話的意義，是不求物質生活的享受，而重視精神生命的昇華。“敏於事而慎於言”，包括了一切責任、一切應該做的事，要敏捷——馬上做。“慎於言”，不能亂說話。“就有道而正焉”，這個“道”就是指學問、修養。那麼哪裡叫“有道”呢？古人的書本，書本上就是“有道”，從書本上去修正作人做事的道理，這個樣子就叫作好學。可見《學而》一篇，並不是說讀書就是學問，前後好幾處，都是這樣證明的。
多才多藝的子貢
接下來講子貢。我們特別留心這個人，上面也曾提到過，子貢在孔門弟子中，不但是學問家，也是外交家、政治家，以現代觀念來講，也是工商界的鉅子。
讀司馬遷的《史記》，就可以看見一篇東西——《貨殖列傳》，《史記》這部書，在中國歷史文化上，有了不起的價值。《貨殖列傳》就是講商業家，講社會工商經濟發展的情形。中國文化在過去始終是輕商的，所謂士、農、工、商，商人的階級，列在四民之末，為社會所輕視，而司馬遷特別提出商來，寫了這篇創作。以後中國的歷史，才有《貨殖列傳》的精神，順便也記載一般經商者的事。司馬遷當時寫《貨殖列傳》的動機，是認為工商社會的發展，是關係國家政治的命脈，不能不注意，可是當時不能如此明顯提倡，所以他寫了《貨殖列傳》。其中還包涵許多褒貶的微詞。
司馬遷有很多東西是創作，像他又寫了《遊俠列傳》。在過去，人們認為遊俠這一批人，作奸犯科——“老子拳頭大”，就是那麼回事。司馬遷卻特別寫了《遊俠列傳》，他認為這些人在社會落伍的時候、動亂的時候，道德、道理、人情、法律都沒有辦法的時候，只有“老子拳頭大！”一伸胳膊則沒有事了，才可解決問題，所以他覺得這種精神，非常可取，就寫了《遊俠列傳》。
《史記》這部書，研究起來很有趣，中國文化的許多精神，司馬遷都在《史記》上點出來了。
我們講子貢，牽涉到《史記》，司馬遷在《貨殖列傳》中，特別提到子貢這個人，非常了不起，乃至強調地說，孔子的學說思想，後來能夠流傳下來，端賴他的出力。現在講到學問的修養，提到子貢一段非常重要的話：
子貢曰：貧而無諂，富而無驕，何如？子曰：可也，未若貧而樂，富而好禮者也。子貢曰：詩云：“如切如磋，如琢如磨。”其斯之謂與！子曰：賜也，始可與言詩已矣！告諸往而知來者。
這一段很值得注意的。以前一直講學問，這一段則是描寫有一天子貢問孔子的故事。有如電視上的一個短劇。
子貢說，老師！人窮了，倒楣了，還是不諂媚，不拍馬屁，不低頭；發財了，得意了，還能夠對人不驕傲，何如？這個“何如？”若演起戲來，導演一定教演員作得意狀。子貢這個時候，似乎認為自己學問修養做到這個地步已經很不錯，很有心得了，心裡在想一定可以得到老師的欣賞，給一個一百分，至少九十分，所以他這“何如”用白話來說是：“老師！你看看我怎麼樣？”那種自肯的味道，完全在這“何如”兩個字上表現出來了。
我們都常聽說“得意忘形”，但是，據我個人幾十年的人生經驗，還要再加上一句話——“失意忘形”。有人本來蠻好的，當他發財、得意的時候，事情都處理得很得當，見人也彬彬有禮；但是一旦失意之後，就連人也不願見，一副討厭相，自卑感，種種的煩惱都來了，人完全變了——失意忘形。所以我就體會到孟子講的：“富貴不能婬，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一個人做學問，只要做到“貧賤不能移”一句話——能夠受得了寂寞，受得了平淡，所謂“唯大英雄能本色”，無論怎麼樣得意也是那個樣子，失意也是那個樣子，到沒有衣服穿，餓肚子仍是那個樣子，這是最高修養，達到這步修養太難了。所以子貢講的“貧而無諂，富而無驕”的確是不容易，很難得。可是孔子並沒有給他九十分，只是“可也”而已。下面還有一個“但是”，但是什麼？“未若貧而樂，富而好禮者也。”你做到窮了，失意了不向人低頭，不拍馬屁，認為自己就是那麼大，看不起人，其實滿肚子的不夠；或者你覺得某人好，自己差了，這樣還是有一種與人比較的心理，敵視心理，所以修養還是不夠的。同樣的道理，你到了富而不驕，待人以禮，因為你覺得自己有錢有地位，非得以這種態度待人不可，這也不對，仍舊有優越感。所以要做到真正的平凡，在任何位置上，在任何環境中，就是那麼平實，那麼平凡，才是對的。所以孔子告訴子貢，像你所說的那樣，只是及格而已，還應該進一步，做到“貧而樂，富而好禮。”安貧樂道。安貧就非常難，孔子在下面就有“君子，素富貴，行乎富貴；素貧賤，行乎貧賤”的話。所以有些朋友很了不起，很清高，聊天時常常問起：“你看我這個人怎麼樣？”我說：“我個人不完全同意你，你是很清高，不過有一點苟求清高。”一個人是應該清高的，但有人是苟求清高，或者為了標榜自己清高，因此只好忍痛犧牲。那就大可不必，這就不平凡，不平凡不是真涵養的精神。因此孔子告訴子貢，要安貧樂道，要平實，他說僅是做到不驕傲，不算好，還要進一步做到好禮，尊重別人和愛人。
富而好禮的方面，我們與工商界人士接觸就看得出來，社會上的有錢人，有的非常討厭，不學無術，一開口庸俗不堪，所以富有不一定好禮。好禮不一定僅僅講禮貌，而是在學問作人各方面隨時虛心求進。假如一個真正富有的人，能夠不斷追求學問，不斷講究作人做事的道理，實在了不起。有的人事業成功了以後，往往親朋間脫離了關係，這是遺憾的事。
講到這裡，再看下去，知道子貢是服了老師，孔子是了不起的，所以子貢提出了一句話來說：“詩云：‘如切如磋，如琢如磨。’其斯之謂與！”這個詩是古代的詩，誰作的呢？前輩古人作的，當時流傳很廣。“如切如磋，如琢如磨。”這八個字是引用古詩裡的原句。這詩是講做玉石的方法，如花蓮的玉石，最初是桌面大的一塊石頭，買來以後，先將它剖開，裡面也許能有幾百個戒指面，也許只有十個八個也說不定。做玉器的第一步，用鋸子弄開石頭叫剖，也就是切；找到了玉，又用銼子把石頭的部分銼去，就是第二步手術叫磋；玉磋出來了以後，再慢慢地把它雕琢，琢成戒指型、雞心型、手鐲型等一定的型式、器物，就是琢；然後又加上磨光，使這玉發出美麗奪目的光彩來，就是磨。切、磋、琢、磨，這就是譬喻教育。一個人天生下來，要接受教育，要慢慢從人生的經驗中，體會過來，學問進一步，工夫就越細，越到了後來，學問就越難，所以“如切如磋，如琢如磨，其斯之謂與！”這句話大有推崇孔子的意思，好像說：“做學問還要像玉一樣地切磋琢磨，我懂了。”那麼孔子答覆他了，子曰：“賜也，始可與言詩已矣！告諸往而知來者。”賜是子貢的名字，孔子說你懂得這個道理，現在可以開始讀書了，也可以開始讀詩了，因為我剛剛提示了你一個道理，你自己就能夠另外推演出別的道理來。這表示了一個人的天分高，拿現在的教育來說，是教了一個原則，其他就可以自己類推了。
詩的人生
不過這句話研究起來有一個問題，是詩的問題。我們知道中國文化，在文學的境界上，有一個演變發展的程序，大體的情形，是所謂漢文、唐詩、宋詞、元曲、明小說，到了清朝，我認為是對聯，尤其像中興名將曾國藩、左宗棠這班人把對聯發展到了最高點。我們中國幾千年文學形態的演變，大概是如此。
今天中午有位學者，談到很多人寫作的東西，他說過去看了一些作品，馬馬虎虎過得去，還不注意。現在看一些作品可難了。他這話是真的。有些人有文學家的天才，隨便寫幾句，從筆調上一看，就知道他在文學上一定會有成就；也有的人力學一輩子，也不能變成文學家。雖然寫文章寫得蠻好，但是他到不了那個程度，怎麼下工夫都無法突破他們自己的那一個極限，他的文章始終只是一個科學家的文章。所以看科學的書，沒有辦法看得有趣味。我曾經對學生說，你教化學的，如配合文學手法來教，會比較成功。科學本身很枯燥，所以最好把它講得有趣味，比如對一個公式，先不要講公式，講別的有趣的；最後再說明這個有趣的事，跟某一公式的原理是一樣的，聽的人就可以貫通。結果有幾個學生用這個方法教，的確很成功。但現在中國文學正在劇變當中，還找不出一個法則來。
至於詩，過去我們讀書，沒有人不是在小學（不是現代的小學）就開始學詩的。每一個人都會作詩，不過是不是一個詩人，是另一個問題。有人問為什麼我們對詩的教育這樣重視，這是個大問題。下面第二篇《為政》裡就有一個要點，說明這個道理。一般人通常認為，作詩就是無病呻吟，變成詩匠。從前也有人打趣這種詩，所謂“關門閉戶掩柴扉”，關門就是閉戶，閉戶也是關門，掩柴扉還是關門。平仄很對，韻腳也對，但是把它湊攏來，一點道理都沒有。這就是無病呻吟，這樣的文學，實在有問題，都變成“關門閉戶掩柴扉”了。
過去還有一個笑話，在幾十年前，有一種所謂“廁所文學”。在江南一帶，像茶館等公共場所的牆上，亂七八糟的字句，寫得很多。這些字句，無以名之，有人就稱它為“廁所文學”。有人看了這些文字，實在看不下去了，也寫了一首詩，這首詩也代表了中國文化中文學的末流。原句是：“從來未識詩人面，今識詩人丈八長，不是詩人長丈八，如何放屁在高牆？”這是當時批評“廁所文學”的滑稽之作，像這類衰敗的情形，我們現在看來很平常，但在當時卻很嚴重。所以當年國父不得不提倡革命。那時文學、文化的問題，是非常嚴重。那些無病呻吟的詩，衰敗的東西太多了！像這一類含義的笑話，實在太多。所以後來“五四運動”的時候，要打倒舊文化，固然打錯了，可是這個錯誤的實在，也不能完全由當時動手打的人擔負起來。這個錯誤是在那個時代，歷史的包袱給他們的壓力而造成的。
這裡孔子對子貢說的話，點出了“詩”的道理是什麼，作詩學詩的人，並不光是想當一個詩人，否則當詩人就要被罵“如何放屁在高牆”。所以詩的目的，並不是專搞文學，其中所含的道理非常重要。關於詩的文化，孔子在下一篇說了，在這裡他告訴子貢，讀了詩，並不是教你變成一個酸溜溜的書獃子，一定要“告諸往而知來者”。豈但作詩，我們讀歷史也是一樣，我們為什麼讀歷史？現在大學裡的歷史系、歷史研究所的研讀歷史，雖然拿到好成績，但對作人做事，一點用處都沒有。我們中國人過去讀歷史，主張要學以致用，它的精神就是“告諸往而知來者”，懂了過去就要知道未來，這也就是詩的精神。
到了最後，是這一篇的結論了。大家可以很容易的看出來，《論語》第一篇《學而》篇的開始：“學而時習之不亦說乎？有朋自遠方來不亦樂乎？人不知而不慍不亦君子乎？”你看這一篇文章又是怎麼作結論？恰恰好頭尾相顧。最後一句怎麼說呢？
子曰：不患人之不己知，患不知人也。
這是《學而》這一篇的精神所繫。他說一個人不怕人家不瞭解你，最怕你自己不瞭解別人。這就歸結了那句“人不知而不慍，不亦君子乎。”大概人們都有的一個通病，就是總覺得自己了不起，往往我們說錯一句話，臉紅了；但三秒鐘以後，臉不紅了，自己馬上在心裡頭找出很多的理由來支持自己的錯誤，認為自己完全對，再過個把鐘頭，越看自己越對。人，就是這樣，所以人總怪人家不瞭解自己，而對於自己是不是瞭解別人這個問題，就不去考慮了。所以《學而》這一篇的宗旨，最後的一點，以本篇第一節的“人不知而不慍，不亦君子乎”為重點。這個結論的重點就是你為什麼在心中怨恨？不要怕人家不瞭解你，最重要的是你是否瞭解別人。於是這一篇作學問的目的，到這裡得到結論，整個結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