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一篇《公冶長》，是對前四篇整個學問系統，作一對話式討論的前半集，本篇第六篇《雍也》是和第五篇的性質相銜接起來的，也就是討論印證的後半集。
閒置帝王才
這裡就講到一個人。
子曰：雍也，可使南面。仲弓問子桑伯子。子曰：可也，簡。仲弓曰：居敬而行簡，以臨其民，不亦可乎？居簡而行簡，無乃大簡乎？子曰：雍之言然。
這篇書，同上篇以公冶長的名字來作篇名一樣的，也是以學生“雍”的名字來作篇名。《公冶長》代表修德之體；《雍也》代表進業之用。雍是孔子學生中有名的一個，姓冉，名雍，字仲弓，比孔子年輕二十九歲。在孔門得意的高弟當中，他認為道德學問都行的是顏回；慷慨好義、軍事第一的是子路；政治、外交、經濟等等第一是子貢；另一個他最得意的學生，就是冉雍。他認為“雍也，可使南面。”所謂南面，就是說他有南面而王，君臨天下的大才。孔子周遊列國的時候，每個國家都怕孔子，因為他的排場太大了。一來就帶了那麼多弟子，而且他的弟子中，各國的人都有，他的理想國中的各項人才也都有：冉雍可以作君王，宰相可由子貢出任，三軍統帥子路可以站出來。這情形，諸侯列國有誰敢收容孔子？他在那裡一待，誰都緊張。所以從整個歷史來研究孔子，就可以知道，他之所以偉大，之所以成為聖人，實在是其來有自。他不是沒有辦法，而是非常有辦法，只要他頭一點說：你們干吧！問題就大了。以他的三千弟子，在春秋戰國時，隨便哪一個大國都吃不消，都可以被他拿下來。但是孔子不走這條路，為什麼不走這條路？這種道德修養，就值得我們研究了。如果對當時的史料不清楚，好像孔子之成為聖人，是讀書人被逼得窮到無可奈何，才做了聖人，那就完全錯了，這點值得我們特別注意。
孔子提出來：“雍也，可使南面。”這是說冉雍這個學生有帝王之才。古代帝王，依照傳統文化觀念，一定要坐北向南，一直到清朝被我們推翻以前，幾千年來都是如此。古時南北正向的房子，老百姓是不准修的，尤其在清代，老百姓如建南北正向的房子，地方官一向上報，就要論罪滅九族的。老百姓向南的房子有沒有？有的，但是大門一定向旁偏一偏，不許正向南方。只有州、縣等官府的衙門，或者神廟可以坐北向南，其他不行。這是中國專制時代建築方向的規矩。還有，北京的房子，在過去絕不能高過宮殿，否則就是犯罪。所以“南面”這兩個字，在古文中往往就是稱帝稱王的代名詞。
我們在這兩篇書上看得出來另外的一個道理。第五篇公冶長，坐在牢裡犯了法的人，孔子卻把女兒嫁給他；第六篇則講可以作帝王的是冉雍。而冉雍本來是最可憐的人。他的父親很不好，出身於貧賤家庭，如以階級觀念來講，他的父親是所謂下等人，可是他的兒子卻資質非凡。由這兩件事例，可以看出孔子在中國上古時代，那種注重階級的社會裡面，他並不考慮到這些。他只問一個青年，他個人是不是人才，如果是一個人才，該如何就如何。所以後來他也一再鼓勵冉雍。當然，冉雍下意識中也會有一種心理——自己的出身、自己的家庭如此，難免心理上有點自卑感。孔子就告訴他，不必要存有這種心理，一個人要靠自己站起來。所以這兩篇書，第一個提到的人，都是在困苦艱難中，由孔子的培養，學問德業才能有所成。
說到冉雍，他有一天提出一個問題來問孔子，討論到子桑伯子這個人，在《莊子》這部書中也曾經提到過，他非常豁達。在秦漢以後的文化中用豁達這兩個字，很有內涵。《史記》上寫漢高祖，也有這種字句。達者指度量的寬大，講得好聽點是豁達；講得難聽點，就是“吊兒郎當”，一種滿不在乎的態度，穿衣服領帶都打成歪的，扣子也扣不好，說不定領子也經常翻起來。這個樣子，也有一半像豁達——不在乎。子桑伯子，就是一個這樣的人。
豁達的人往往太簡。關於這個“簡”字，值得研究了。我們須要特別瞭解：孔子經常提到的“簡”，就和老子所提到的“儉”，觀念是一樣的。這兩個字的定義，在古文中幾乎完全是一樣。只是兩個字的表現不同而已。孔子說子桑伯子從簡，一切都是簡化，近乎豁達，批評得簡單明瞭。那麼冉雍就提到他的思想了。他說做一個領導人“居敬而行簡”，如果對一件事——處事，對一個人——待人，都是敬重的心理，事情自然就可以簡化。這樣來處理老百姓的事情，和一般社會的事務，就對了。如果說內心的精神，沒有尊重這件事情，沒有重視行政組織，沒有“敬業”的心理，只是滿不在乎，以此來標榜簡化，以簡化的目的來實行簡化，就變成一種權術、一種手段，就不是政治的道德，這樣就未免過分簡化。在我們歷史文化上，做領導人的，要注意所謂“上有好者，下必甚焉。”上位的人，愛好一件事或一種動作，標榜一事或提倡某一點，下面的人就群起效顰，做得更熱烈、更過火了。孔子聽了冉雍的話，馬上就說，你的話對，我一時說錯了。由此也可看出孔子的民主態度及教學精神的誠敬之處。
下面又提出一個最有名弟子的重要問題。
哀公問：弟子孰為好學？孔子對曰：有顏回者好學，不遷怒，不貳過，不幸短命死矣。今也則亡，未聞好學者也。
魯哀公問，你學生中，哪一個能真正繼承你的學問？最好學的是誰？孔子說，只有顏回。他認為繼承學問道統的是顏回，不一定有帝王之才，卻有師道的風範；而冉雍則有君道之才。顏回足為人師的學問德業在哪裡呢？“不遷怒，不貳過。”但是“不幸短命死矣。”可惜已經死了。“今也則亡”，現在就沒有了。“未聞好學者也”，再也找不到第二個好學的人了。從這段話又證明了我們的一個觀念——學問並不專指文學知識。
現在要討論的是“不遷怒，不貳過。”這六個字我們一輩子都做不到。孔子也認為，除了顏回以外，三千弟子中，沒有第二個人了。凡是人，都容易犯這六個字的毛病。“遷怒”，就是脾氣會亂髮，我們都有遷怒的經驗。舉例來說，我們最容易遷怒的是自己家人，在外面受了氣回家，太太好心前來動問：“今天回得那麼晚？”於是對太太：“你少討厭吧！”這就是遷怒了。其實並不是罵太太，是在外面受了氣，無處可發，向太太遷怒了，所以我們有時候對長官、對朋友也要原諒。很多人挨了長官的罵，仔細研究一下，這位長官上午有件事弄不好，正在煩惱的時候，你再去找他，自然挨他的罵，這是被遷怒了。處理事情也是這樣，我們看到歷史上，有些人做了歷史的大罪人，就由於遷怒。有的因為對某一個人不滿意，乃至把整個國家拿來賭氣賭掉了。不遷怒真是太難的事。
當皇帝的能受氣
我們講兩個故事：
第一次世界大戰以前，德國的名宰相俾斯麥與國王威廉一世是對有名的搭擋。德國當時會強盛，不但是俾斯麥這個首相行，同時也因為有這個寬容大度的好皇帝。威廉一世回到後宮中，經常氣得亂砸東西，摔茶杯，有時連一些珍貴的器皿都砸壞。皇后問他：“你又受了俾斯麥那個老頭子的氣？”威廉一世說：“對呀！”皇后說：“你為什麼老是要受他的氣呢？”威廉一世說：“你不懂。他是首相，一人之下，萬人之上。下面那許多人的氣，他都要受。他受了氣哪裡出？只好往我身上出啊！我當皇帝的又往哪裡出呢？只好摔茶杯啦！”所以他能夠成功，所以德國在那時候能夠那麼強盛。
另外一個故事。朱元璋的馬皇后也是了不起的人物。朱元璋當了皇帝以後，有一天在後宮廷與皇后談笑，兩個人談得高興，朱元璋突然拍了一下大腿，高興得跳起來說：“想不到我朱元璋也會當皇帝！”手舞足蹈，又露出了他寒微時那種樣子，這是非常失態的。當時還有兩個太監站在旁邊，他沒有留意到。一會兒朱元璋出去了，馬皇后立即對那兩個太監說：“皇帝馬上要回來，你們一個裝啞巴，一個裝聾子，否則你們兩人都會沒有命了，記住，聽話！”果然，朱元璋在外面一想，不對勁，剛才的失態，將來給兩個太監傳了出去，那還了得。於是回到後宮，一問之下，兩個太監，一個是啞巴，不會說話；一個是聾子，沒有聽見，這才了事。否則這兩個頭豈不掉下來了？所以馬皇后也是歷史上一個有名的好皇后。
這就講到人生的修養與遷怒，一點事情不高興，脾氣發到別人身上，不能反省自訟。尤其是領導別人的，要特別注意。
第二點最難的，“不貳過”。所謂貳過，第一次犯了過錯，第二次又犯。等於我們抽煙一樣，這次抽了，下決心，下次再不要抽，可是到時候又抽起來了。再犯同樣的過錯，這就是“貳過”。孔子說只有顏回才能做到“不遷怒，不貳過”這六個字，人們真能做到如此，不是聖人，也算是個賢人了。
“遷怒”的意義發揮起來還很多，總之，我們作人做事，要盡量注意“不遷怒，不貳過。”那麼，“雖不中，亦不遠矣。”
事實上，我們所講的“不遷怒，不貳過”，只是其中的一小點。如果認真地研究起來，這兩句話是概括了全部歷史哲學，也概括了人類的行為哲學。人若真能修養到“不遷怒，不貳過”，那是太不容易了。所以孔子再三讚歎顏回，是有他的道理。
譬如我們說“怨天尤人”，就是遷怒的一例。一個人到了困難的時候怨天，這是普通的事。說到“怨天”，如韓愈所說的，一個人“窮極則呼天，痛極則呼父母。”這是自然的現象。又如司馬遷《史記》中對《離騷》的評論：“夫天者，人之始也；父母者，人之本也。人窮則反本，故勞苦倦極，未嘗不呼天也；疾痛慘澹，未嘗不呼父母也。”這裡所指的“窮”，並不只是沒有錢了才叫作“窮”。一件事到了走投無路的地步，就叫作窮。此時往往情不自禁地會感歎：“唉！天呀！”身上受了什麼難以忍受的痛苦，往往就脫口而出：“我的媽呀！”這是一種自然的反應。人到無可奈何的時候，心理上就逃避現實，認為這是上天給我的不幸。“尤人”，就是埋怨別人、諉過於人，反正是“我沒有錯”。古時平民文學中有一首詩說：“作天難作四月天，蠶要溫和麥要寒。行人望晴農望雨，採桑娘子望陰天。”像這樣，天作哪一種天才是好天呢？作天都難作，何況作人？所以一個人為朋友效力，受人埋怨，是難免的。尤其領導的人，受人物議，更是必然。所以老子說：“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這句話也就是包含了要我們傚法天地廣大包容的氣度。
至於“不貳過”這層修養，比起“不遷怒”的操守，那是更深一層的功夫了。
下面文章氣勢再轉，更見《論語》編排之曲折而隱含條理之妙。
周富濟貧
子華使於齊，冉子為其母請粟。子曰：與之釜。請益。曰：與之庾。冉子與之粟五秉。子曰：赤之適齊也，乘肥馬，衣輕裘。吾聞之也：君子周急不繼富。
子華名公西赤，孔子弟子，少孔子四十二歲。有一次公西赤派出去做大使，這時孔子大概在當政。冉求是公西赤的同學，他因為公西赤還有母親在家，於是就代公西赤的母親請求實物配給，也就是請撥一筆安家費。孔子說，好，給他一釜。“釜”是古代度量衡的單位，六斗四升為一釜。這是米谷的成數，數量不多，所以冉求為他“請益”。冉求為同學說話了，老師，一釜少了一點，給他增加一些吧！於是孔子說，好吧！加給他一庾。庾是古代容量的單位，十六斗。等於說孔子原來給他五萬元，現在又增加了八萬。大概當時冉求是在孔子那裡當總務，“一朝權在手，便把令來行。”為了同學，不管孔子的意見，另外自己一批給了五秉。當時十六斛為一秉，現在來說，數字相當大，好像一下子給了三五十萬了。事後，孔子知道了，但是並沒有責怪冉求；這也是一種教育。當然現在做官就難了，以前做官，講情、理、法，除了法律以外，還要合理、合情。不像現在的時代精神，以法治為主，專講人事法規與人事管理，往往無法兼顧情理。冉求對於這件事情的處理，孔子如果專講法令，那冉求是不對的，很可能要撤職查辦。但是孔子沒有追究，他始終站在教育的立場上說：“赤之適齊也，乘肥馬，衣輕裘。吾聞之也：君子周急不繼富。”意思是對學生們說，你們要知道，公西赤這次出使到齊國去，神氣得很；坐的是第一流的交通工具，穿的是第一流的行裝。等於現在西裝幾十套，皮箱幾十口。他有這許多置裝費，額外津貼，盡可以拿出一部分來給他媽媽用。我們幫忙別人，要在人家急難的時候幫忙人家。公西赤已經有了辦法，再給他那麼多，不是成了錦上添花嗎？這是不必要的。這也就是所講“求人需求大丈夫，濟人須濟急時無”的道理。
不過我們經常會感覺到助人是件很難的事，這牽涉到社會心理問題。比如有一個朋友，又窮又病，於是替他找些朋友出錢治病。同樣是這人的事情，去找了一位朋友三次，第四次以後，就要找別的朋友了。有時為了周人之急，我們可以要求別人：“再來一次！”但別人的答覆說：“今天實在不行。”我們也許可以勉強的說：“這一次算我要的！”這就等於硬上了。但是某人一死，朋友們又很熱心地出錢出力幫忙買棺材了。有時候碰到這種情形，真使人有很大的感慨，也感覺很奇怪。當某人生前有急難的時候，替他奔走，找人幫忙還不大順利。而他死了以後，大家又這樣踴躍幫忙，同情他，可憐他窮病得死了。這種心理用在某人生前多好呢？把準備給他死後買棺材的錢，在他生前多出一點醫藥費好不好呢？這都要仔細思量。所以說，道德行為，又該怎樣講呢？研究下來，還是應該“濟人須濟急時無”，比較重要。孔子說“君子周急不繼富”，已經有了的人，就不必再給他了。
從公西赤的事件看起來，好像孔子當主管時，對於財政的管理是比較緊縮的。但是接著這一節書連下來，便講到另一件類似的事情，證明孔子對於財務並非慳吝。
原思為之宰，與之粟九百。辭。子曰：毋！以與爾鄰里鄉黨乎！
原思名憲，字子思，孔子的學生。他在孔子過世以後，就辭官歸隱江湖。子貢後來相衛的時候，因為很佩服他，特別去看他，結果被他刮了鬍子。子貢去時，排場很大；原憲故意裝扮成一個鄉巴佬，穿了破舊的衣服會見子貢。見面以後，子貢說：“你生病了吧？”原憲說：“我沒生病。我沒有錢，只是窮；學道而不成，才是病。像我這樣子是窮，而不是病。可是你學了夫子之道，看你今天這個神氣、派頭……。”雖然把子貢弄得下不了台，不過由此也可見原憲的俠義氣概。孔子當政時，“原思為之宰”，這個“宰”是家宰，以今天的職務來說，相當於總務。孔子“與之粟九百”，這個九百的數字，到底有多少，無法考據，總之很多。“辭”，他不要那麼多，希望減掉一點。但是孔子說，你不要推辭，你用不完可以周濟那些貧窮的親戚、朋友。
這一節是記載孔子出仕當政時，兩個不同的態度。公西赤外放當大使，同學幫忙，要求多發一點安家費，孔子認為並不需要；而原憲經濟狀況較差，當他為孔子當總務的時候，孔子把他的待遇提得特別高。原憲不要，孔子卻反而勸他收下。從這個故事，我們看到孔子作之君、作之親、作之師的風範。除了是長官的身份之外，還身兼父母、師長之責，隨時以生活中的事例來教育學生，這也就是後世儒家所該傚法其教化精神的重點之處。
天生我才必有用
由此又講到對仲弓的直接教育。仲弓就是冉雍，本篇的主角，孔子最得意的學生之一。本篇第一句話，孔子就說他有當皇帝的才具——“可使南面”。前面我們曾經介紹過仲弓貧苦的出身，他父親當時的名譽也並不高明，大概各方面都很不如意。但這做兒子的，卻才德出眾。因此孔子全力提拔這個學生，給予特別培養。
子謂仲弓曰：犛牛之子，騂且角，雖欲勿用，山川其捨諸？
他勸冉雍心理上不必有下意識的自卑感。“犛牛”是一種雜毛牛的名稱。現代畜牧中，荷蘭來的雜毛牛算是好品種。但在古代這種雜色的牛，除了耕種，沒有什麼其他的用途。尤其在祭祖宗、祭天地等莊嚴隆重的典禮中，一定要選用色澤光亮純淨的牛為犧牲。但這條雜毛牛卻生了一條赤黃發亮，頭角崢嶸的俊美小牛。雖然雜毛牛的品種不好，但是只要這頭小牛本身條件好，“雖欲勿用”，即使在祭祀大典中，不想用它，“山川其捨諸？”山川神靈也不會捨棄它的。山川在往古和春秋時代，有時代表神祇。在這裡，孔子是說天地之神，也一定啟示人們，不會把有用的才具，平白地投閒置散的。這也是告訴仲弓，你心裡不要有自卑感，不要介意自己的家庭出身如何，只要自己真有學問，真有才具，真站得起來，別人想不用你，天地鬼神都不會答應的。
上面講了冉雍的才，下面就提到顏回的德了。
子曰：回也，其心三月不違仁。其餘，則日月至焉而已矣。
這個仁字是講內養的境界，是前面《裡仁》篇所講的仁之體。也就是孔子告訴曾參的“吾道一以貫之”的仁的境界。這方面目前還沒有加以說明，以後有機會再詳細解說仁的修養。現在我們把“仁”的問題暫時擱一下。孔子說顏回能把仁的境界一直保持上三個月。至於其他同學們，只是偶然地“日月至焉”而已。或是一天有一次仁的境界，或是幾天有一次，或者一個月有一次，現在我們姑且不談這個“仁”的修養，先反過來體會一下自己的情緒：我想大家都有這種經驗，心情好的時候，即使碰到問題，碰到困難的事，心情也是非常好，不會受到外境的干擾。但是好景不常，情緒壞時，芝麻綠豆的事都會惹得一肚子悶氣。要說連續三個月不冒一點火氣，這步修養已經難得了，更何況“三月不違仁”。由此，我們不難瞭解為什麼孔子一再讚歎顏回這個得意門生了。
講了內在的修養以後，下面講到外用。
各有千秋
季康子問：仲由可使從政也與？子曰：由也果，於從政乎何有？曰：賜也，可使從政也與？曰：賜也達，於從政乎何有？曰：求也，可使從政也與？曰：求也藝，於從政乎何有？
季康子，魯國的大夫、權臣。有一天向孔子打聽他學生的才幹。孔子一一作答。由此我們可看出這些學生們的性格，同時也可看出孔子認為從政所必備的學養。季康子首先問起有軍事統帥之才的子路，是不是可以請他當政？孔子說子路的個性太果敢，對事情決斷得太快，而且下了決心以後，絕不動搖。決斷、果敢，可為統御三軍之帥，而決勝於千里之外。如果要他從政，恐怕就不太合適，因為怕他過剛易折。
季康子接著問，請子貢出來好不好呢？孔子說，不行，不行。子貢太通達，把事情看得太清楚，功名富貴全不在他眼下。聰明通達的人，不一定對每件事盯得那麼牢。比如說桌子髒了，擦一下好不好？通達的人認為擦不擦都是一樣，因為擦了又會髒，不擦也可以。如果有人說一定要擦，通達的人說擦也可以，擦了總比較乾淨，那擦就擦吧！總之，把事情看得通達，像這樣的人，往往可以做大哲學家、大文學家。因為他有超然的胸襟，也有滿不在乎的氣概。但是如果從政，卻不太妥當。也許會是非太明而故作糊塗。
說到這裡，想起一個笑話。當然在正史上是沒有這段記載的，只是一個笑話。傳說孔子周遊列國，被困在陳蔡之間。有一天學生出主意，說大家太餓了，前面有一大戶人家，去借點米來。最初是子路自告奮勇前去敲門。出來一位老頭子，問起是孔子的學生來借米，於是寫個字叫他認。認出了，不必借，免費招待全體師生的食宿，如果認不出，一粒米都不借。子路一想，我們跟夫子專門學文學，還有什麼問題。於是滿口答應了這個條件。老頭子就寫“真”這麼一個上“直”下“八”的字讓子路認。子路看了後說：“這是真字嘛。”老頭子聽了，把門一關說：“你回去告訴你老師，不借。”子路納悶地回來報告孔子，孔子聽後對子路說：“我叫你不要去，你偏要去。這個年頭，飯都沒得吃，你還‘認真’幹嘛？”子夏聽了，便自告奮勇再去借米。到了那家，自我介紹是子路的同學，也是孔子的學生。那個老頭子還是寫先前那個字給子夏認。子夏心想，剛才子路吃了癟，於是答一個反義字，對老頭子說：“這是‘假’字嘛！”老頭子聽了把門一關說：“你更不行。”子夏回來把經過一講，孔子聽了歎道：“你這個人真糟糕，作人有時候也要‘認真’的呀！”
這就是說兩邊都做得通，表面看來，就稱為達者。談到這裡，同時又想到陶淵明的《歸去來辭》和不為五斗米折腰的故事，也是“達”的一字範圍。當時五斗米的數字很大，等於現在一萬上下的月薪。可是陶淵明不幹，回家去了。不過只有他才做得到。過去，我們中國人有句老話：“不幹，不幹，回家去吃老米飯！”現在我們都離開了家鄉，到哪裡去吃老米飯？別說五斗米，哪怕一斗米我們都會折腰。折腰就是行個禮，鞠個躬嘛！不是真把腰折斷了，半斗米都干。試看陶淵明《歸去來辭》，他門前可以栽五柳，起碼要五十多坪地，拿到現在可以蓋棟四層樓，還可以發筆財。我們現在在工業社會裡做個小市民，房子是租來的，前面連一棵芭蕉都種不下，不要說五柳了。他說“攜幼入室，有酒盈樽。”過去在大陸上的人家，自己釀得起酒的，起碼是中產階級的家庭了，他當然可以在家吃老米飯。“三徑就荒，松菊猶存。”試看他的房子，空地有多大，好像是台北市的新公園一樣，竟有三條大路都荒蕪了。種竹賣筍也可賣他幾千塊錢一個月，他當然不為五斗米折腰。由此可見，陶淵明是有資格作個通達的達人。
所以孔子說子貢通達，但是達者不一定肯從政了。
季康子再請教冉求是否可以從政。孔子說，冉求是才子、文學家。詩、詞、歌、賦、琴、棋、書、畫，樣樣精通；名士氣味頗大，也不能從政。
換句話說，如果把他們三個人湊合起來，不愧是大政治家的材料。為什麼呢？具有剛毅果敢的精神，這是子路的長處；但還要有寬大的胸襟，也就是所謂任勞任怨的氣度，這就要子貢的達。任怨尤其難；當一個計劃、一個政策沒有實施以前，如有人罵你混蛋時，只好低下頭讓他叫罵，等做出成果再說。當然，真做成混蛋就要命了。同時要見聞淵博，知識豐富，多才多藝。這“果、達、藝”三個簡單的字，包括了那麼多，由此可見政治家還須兼備藝術家、詩人的修養才行。
從另一面看，季康子問到這三位學生，孔子都不放行，也是因為季家當時在魯國為權臣，氣勢囂張跋扈，孔子不願讓自己學生去插上一腳。當然在學生這方面也不會願意去。所以他故意推辭掉，雖然所講的都是事實，但是如果說他們不能從政，卻也不盡然。子貢後來相衛，每次主政，國際局勢就擺平了。當時時代之亂，比現在有過之而無不及。子貢有這樣的才具，而孔子為什麼硬說他不行呢？實際上是孔子當時看這些學生都可以獨當一面，無奈季康子這個老闆不對路，所以連一個都不讓他去。說句老實話，在學問上講，一個從政的人，對於這三種人的才具都需要。第一性情要養得通達，胸襟不可那麼狹隘，不要有一點事就想不開，一句話就放不開，否則成就就太有限了。其次要處事果決、剛毅，下了決心，又能堅定不移，才不會受環境的影響。第三要多藝，樣樣都知道。政治生涯很痛苦，生活枯燥無味，比科學家還痛苦。每天接觸的，都是痛苦煩惱的事，都在是非中討生活。這個對，那個不對，老張來說老楊，老楊又來說老李，幾乎沒有一件愉快的事。所以自己要有藝，胸襟有超然的修養。我有一個做醫生的朋友，每天接觸到的都是痛苦的病人，看到的是愁眉苦臉，聽到的是痛苦的呻吟，乃至呼天搶地，喊爹叫媽的聲音。所以他一下班以後，回家就從事繪畫，幾十年下來，他那種半中不西的畫，意境很高，許多名畫家，都非常佩服。想買他的，他不肯賣，於是向他要一張，他說送一張還可以，立即落款送一張。這是講藝的價值，所以從政還要有文學的修養、藝術的情操。
爵祿不能移——閔子騫
上面說明了學問與從政的關係；下面則說到閔子騫不為費宰。
季氏使閔子騫為費宰。閔子騫曰：善為我辭焉，如有復我者，則吾必在汶上矣。
季家找孔子第一流的學生從政，他們當然不會幹。於是他私底下來拉一個人——閔子騫，孔子的學生，名損。是一個有名的孝子，二十四孝中就有他。比孔子少十五歲，年紀比別的同學大一點。季家請他去當“費”這個地方的行政首長。當時“宰”的官職，比之現代，講小一點大約是縣長、行政督察專員；講大一點，就是請他當省主席了。閔子騫聽到了，就告訴傳話的人說，您好好替我辭掉他，我不會做的。而且，如果有第二個人再來對我說這件事，對不住，那時候我出國去了——已經過了齊、魯兩國交界的汶水了。也就是說如果一定再來逼我作這個官，我立刻就走，離開魯國。
從這一節記載，我們知道：第一，閔子騫是有名的孝子，他的人品德行非常好。第二，當時他對官位、功名、富貴看得淡如浮雲。人家要他作官，反而會把他逼走了。第三，當時魯國上下的知識分子，對魯國的權臣季家，沒有一個滿意的，不願意做他的官，尤其是孔子這一些學生。但是有一個人在那裡做事，那是冉有。有關季家的事，有時孔子就找冉有。
講了這幾段，老是講這一類的事，未免太單調。到此文章有了起伏，又由絢爛歸平淡，下面編進了另外幾個人的事，雖平凡，而意義深遠。
伯牛有疾，子問之。自牖執其手曰：亡之，命矣夫！斯人也，而有斯疾也！斯人也，而有斯疾也！
伯牛是孔子的學生，姓冉，名耕。他有病，孔子親自去看他，孔子待學生有如自己的子女一樣。孔子在南面的窗子外，伸手拉住他的手，感歎說，他快要死了，真是命運，這個人，為什麼生這種病！這個人，為什麼生這種病！重複了兩句，無可奈何地走了。
這節很簡單。但是伯牛究竟生的什麼病？不知道。到了後世及近代，有人特別指出這一段。有一派人受西方文化的影響，說是肺病，會傳染，孔子怕傳染，所以不進去，在窗子外握到他的手問病。又有人講不是肺病——十九世紀威脅人類的才是肺病；二十世紀威脅人類的是癌症；我想二十一世紀一定會是精神病。這話是真的，精神病將來會越來越嚴重，現在已經開始了。物質文明雖進步，給人類帶來許多生活的方便，並沒有為人類帶來幸福，只是帶給人類更多心靈上的痛苦。這種痛苦的結果，將來又導致心理變態、精神分裂而至於現在已開始增加的精神病。這是閒話，順便帶過。又有些學者說伯牛得的是麻瘋病，所以孔子不敢去碰他。那麼學生想辦法，讓孔子握了他一隻手，在外面感歎，啊！為什麼得了這個病呢？這是什麼病呢？不知道嘛！當然沒有人講這是花柳病，因為在明朝以前，中國醫書上的記載，沒有這種病。這是後來從外國進來，在古代中國醫學稱“廣瘡”，因為這種花柳病是廣東進口來的，而廣東是與外國接觸最早的通商口岸，由此證明花柳病是外國來的。這幾種病都不是，那麼到底是什麼病呢？不知道。那麼這篇書，對於這種問學生的病，重複了兩句，有什麼了不起呢？戰國時候，吳起在魏國為將，他的士兵屁股上生瘡，吳起這位大將軍、總司令，居然用嘴替他把膿吸出來。吳起如此作為是手段，孔子如此做，則出於仁慈。
李斯的老鼠哲學
講到吳起，順便講一段儒家末流支派的插曲。
我們都知道孔子傳道給曾子，曾子寫了篇心得報告《大學》。曾子傳道給孔子的孫子子思，子思又寫了篇心得報告《中庸》。子思則傳道給孟子，孟子不錯，寫了不少論文。至於荀子，也有一部著作傳世，但到底有點摻水了。而且他的學生出了幾個半吊子，像李斯、吳起這些人便是例子。
就李斯來說吧！我們如果講政治哲學史，李斯的哲學是什麼呢？我們可以叫他是老鼠哲學。什麼是老鼠哲學呢？先要瞭解人類思想與歷史演變有絕對關係，我們只要翻開《史記》一看《李斯傳》，就可知道李斯的老鼠哲學了。李斯少年時跟荀子唸書，他當時很窮，時代到了孟子以後的戰國末期，人都現實了。世界越亂，人心越現實；國家社會安定了，仁義之心、道德之行才比較常見。李斯的思想，後來影響秦始皇，就是被現實所困而來。他有一天上廁所，不是現在的抽水馬桶，是古時農村社會的大糞坑。又深又大，坑上放一塊木板，人就蹲在板上大便，謂之蹬坑。這種糞坑，更重迭遠望如高樓。坑深的，大便落坑，時間長，聲音大，每把偷糞吃的老鼠驚嚇逃散。一天，李斯這個窮小子蹬坑，看到糞坑老鼠，又小又瘦，見人驚逃的倉皇樣子，十分可憐。後來又看到米倉中偷米吃的老鼠，又肥又大，看見人來，不但不走避，反而瞪瞪眼很神氣的樣子。李斯覺得很奇怪，仔細一想，結果給他悟出一個現實的道理來了。原來又瘦又小見人就逃的老鼠，是無所憑藉；而又肥又大見人不避的米倉老鼠，是有所憑藉的。分別在此而已。憑藉，就是有本事，有靠山，或有本錢之類。李斯悟出道理以後，於是向老師荀子報告，不要讀書了。荀子問他不讀書要去幹什麼？他說要去遊說諸侯，求功名富貴。荀子說，你還不行，學問還沒有成就。李斯說，人窮到飯都沒得吃，還去講什麼學問道德？這像什麼話！老師一聽這種話就說，你這個學生這種思想真糟，你去吧！就這樣把李斯開除了。結果李斯碰到秦始皇這樣一個混蛋，兩個搞在一起，於是把一個國家搞得民不聊生。“鼠目寸光”，只搞老鼠哲學注重現實，不知仁義道德為何物的結果，自秦始皇身死沙丘之後，李斯也自家難保。所以在他父子臨刑的時候，他對兒子說：“此時要想和你牽黃犬出東門也不可能了。”
李斯搞老鼠哲學，為什麼會被他弄成功呢？這就要看當時的環境。春秋戰國三四百年動亂下來，民窮財盡，不止經濟上貧困，人才也都完了。真正人才的培養，總要百多年來的安定社會才行。不談別的，就說溥儒的畫吧！人家說真好，別無第二人。我說你認為溥儒的藝術好，但可知他成本多大？滿清以孤兒寡婦率領了兩三百萬人入關，三百年來稱帝，在宮廷裡就培養了這樣一個藝術家。你說成本多大？譬如李後主的詞好。當然好！“車如流水馬如龍，花月正春風。”真好！但成本多大？一個萬乘之尊，玩掉了一個國家，才寫出這樣的詞。別人的確寫不出，在氣魄上，沒當皇帝的人，硬寫不出那種境界。如果是個窮小子站在西門町的大街上，可能便寫“車如流水馬如龍，口袋太空空。”所以說一個國家的人才，要幾百年社會安定的文化才能培養得出來。但戰爭一來，又都光了。因此到了戰國時代，只有蘇秦、張儀這兩個半吊子的同學，玩弄了天下。他們是當時的驕子，如果把春秋時代的子貢、子路這班人才，來與蘇秦、張儀相比，子貢、子路一定連正眼都不看他們。可是到了戰國末期，像蘇秦、張儀等的人才，也過去了，如李斯這些人居然也出來旋乾轉坤，大擺烏龍了。由此可見當時人才之荒的嚴重。歷史是要這樣看、這樣讀的。不能光讀故事，要把環境、地理，一切搞清楚才能瞭解。到了漢高祖、項羽出來的時候，人家說漢高祖是流氓出身。那時候，沒有什麼流氓不流氓，四百多年戰爭打下來，再給秦始皇、李斯兩個傢伙一搞以後，根本天下人個個都是如此，又豈只是漢高祖？文化的重行建立，是在漢文帝、漢武帝的時候，其中有近百年空檔，幾乎可以說沒有文化，所以漢文、漢武對於文化整建的功勳，的確是可圈可點的。
吳起也是荀子的學生，同樣是沒有畢業的，都是書不要讀了，追求現實名利的角色；這就看出當時文化演變的衰退情形。吳起後來當大將，有個士兵生瘡，吳起用口替他吸出膿血。這一來，士兵的母親哭了，他說孩子的父親當年生瘡，吳大帥也是這樣待他，所以為吳大帥賣了命；如今又對我兒子這樣，這條命又要賣給吳大帥了。
我們為什麼說到這些，是因為這節書引起的。我們現在再回到原文：找不出伯牛的病在什麼地方，而孔子在伯牛臨死之前，還來握握手，看他一下。看他一下這件平常的事，卻慎重地把它記載下來，編在《論語》裡。可見平凡中有值得研究的地方。
伯牛的病，是個很大的疑案。我們暫時把它保留在這裡，等到以後再來討論。至少有一個字，我們可以在這裡討論：“亡之，命矣夫！”的“亡”，在古人的解釋，認為孔子當時握著他的手，很悲傷地感歎，他得了絕症，這真是命！但是我的看法，古文中“亡”字往往與“無”字相通。拿白話文來解釋，是孔子很傷感的說，命真不可信嗎？真沒有命運嗎？意思也是說像這樣好的人，怎麼會這樣短命？
不在愁中即病中
我們在中國文學裡，對於人生常有“貧病交加”的悲歎。現在上面說的是一個人的病，下面便要說到一個人的貧。世界上貧病交迫的人太多了，這是我們應該用心致力的地方。所謂行仁道，就是要從社會整體的環境來均富。拿現在的政治術語來說，就是要達到全民的富強康樂。
有一個朋友，過去地位很高，也是部長級的，現在有七八十歲了。前兩個月碰面，看他氣色很好，相逢便問年，他很風趣的說：“我是望八之年”。他來個諧音答話，自我幽默一番。這位朋友，現在蠻窮的，他常說人世上的兩個字，自己只准有一個字，決不許同時擁有兩字。什麼字呢？“窮愁”兩字。凡“窮”一定會“愁”，窮加上愁就構成窮愁潦倒。他雖然已到望八之年，因為只許自己窮，絕不再許自己愁，所以能“樂天知命而不憂”。他真的做到了，遇見知己朋友，仍然談笑風生。另外一個人還告訴我關於他的故事說：某老還是當年的風趣。他雖然窮，家裡還有一個跟了他幾十年當差的老傭人，不拿薪水，在侍候他。有一天，他寫了一張條子，叫老傭人送到一個朋友那裡，這個朋友知道他的情況，又是幾十年的老交情，他有條子要錢，當然照給。這一天他拿了一千塊錢，然後到一家飯館，吩咐配了幾樣最喜歡的菜；身上的香煙不大好，又吩咐拿來一聽最喜歡抽的英國加立克牌的高級香煙。一個人慢慢享受，享受完了，口袋裡掏出這一千元，全部給了茶房。茶房說要不了這許多，要找錢給他，他說不必回找了，多餘的給小費。其實連那聽外國香煙在內，他所費一共也不過三四百元。茶房說小費太多了，他仍說算了不必找了。他以前本來手面就這麼大，賞下人的小費特別多，現在雖窮，還是當年的派頭。習慣了，自己忘了有沒有錢。所以朋友們當面說他仍不減當年的風趣，他聽了笑笑說，我就要做到這一點，兩個字只能有一個。窮歸窮，絕不愁，如果又窮又愁，這就划不來，變成窮愁潦倒就冤得很。社會上貧病交迫的人很多，要想心理上不再添愁，這個修養就相當高了。
本篇上文提到伯牛的病，下面就提到顏回的窮。
子曰：賢哉回也！一簞食，一瓢飲，在陋巷。人不堪其憂。回也不改其樂。賢哉回也！
這幾句話看起來非常簡單，但是要自己身體力行，歷練起來，就不簡單了。孔子第一句話就讚歎顏回，然後說他的生活——“一簞食”，只有一個“便當”。古代的“便當”就是煮好的飯，放在竹子編的器皿裡。“一瓢飲”，當時沒有自來水，古代是挑水賣，他也買不起，只有一點點冷水。物質生活是如此艱苦，住在貧民窟裡一條陋巷中，破了的違章建築裡。任何人處於這種環境，心裡的憂愁、煩惱都吃不消的。可是顏回仍然不改其樂，心裡一樣快樂。這實在很難，物質環境苦到這個程度，心境竟然恬淡依舊。我們看文章很容易，個人的修養要到達那個境界可真不簡單。乃至於幾天沒飯吃，還是保持那種頂天立地的氣概，不要說真的做到，假的做到，也還真不容易。顏回則做到了不受物質環境的影響，難怪孔子這麼讚歎欣賞這個學生。三千弟子只有他做得到這個修養，而他不幸三十二歲就短命死了。近代人研究孔孟思想的，認為顏回是死在營養不良。雖然是一句笑話，但是大家對營養還是要注意到才對。
學問的鴻溝
說到這裡，峰迴路轉，又轉出一個高峰。
冉求曰：非不說子之道，力不足也。子曰：力不足者，中道而廢。今女畫。
這節文字，就是說冉求有一次對孔子說，老師！你不要罵我們，老是說我們不努力。我們對於你的學問非常景仰，只是我們做不到，力不能及。孔子說，你這話錯了。做了一半，無法克成其功，這是力量不足的緣故。可是你根本還沒有開始做，怎麼知道無法做成呢？“今女畫”，並不是說“你學畫去了”，是說你冉求，自己把自己劃在一個界限內。孔子的意思說，你不管做不做得成功，只要你肯立志，堅決的去做，做到什麼程度算什麼程度，這便是真正的努力。現在你自己劃了一個界限，還沒開步走就先認為自己過不去，這不是自甘墮落嗎？
接著就講到真正的作學問，孔子說要作到什麼程度呢？
子謂子夏曰：女為君子儒，無為小人儒。
先談什麼叫“儒”？這個中國字，根據《說文解字》的另一種解釋：“儒”是人類社會所需要的人，所以在“人”字旁邊加一個需要的“需”字，便成了儒。我們再看“佛”——“弗人”，不是人，是超人。“仙”——“山人”，有如高山流水。“需人”則是人類需要他，社會當中不可缺少的人，這就是“儒者”。我們都稱孔孟思想為儒家學說，但是究竟要什麼樣子才能叫“儒”呢？孔子在這裡提出來分為兩種：一種叫君子之儒，一種叫小人之儒。如果再進一步參考《禮記》中的《儒行篇》，便有很多儒者類型的標準。一個儒者應當有怎樣的行為，他的作風以及人格的規範，在《儒行篇》中，說得很清楚，也包括孔子在這裡所提兩種儒者之一的君子之儒行。
我們現在來說，什麼叫小人儒？書讀得很好，文章寫得很好，學理也講得很好。但除了讀書以外，把天下國家交給他，就出大問題，這就是所謂書獃子，小人儒。所以處理國家天下大事，不但要才德學三者兼備，還要有真正的社會體驗，如果毫無經驗，只懂得書本上那一套，拿出來是行不通的；不知道天下事的現實情況就行不通。比如說，這兩天美國總統到了中東，他在那裡講些什麼？知不知道？如果說報紙上有新聞；報紙上登的，和原有的真話，不知相差多遠。根據報紙你就可以評論天下事，這是書獃子之見。君子之儒有什麼不同？就是人情練達，深通世故。如前面所講的，子路的“果”，子貢的“達”和冉求的“藝”，都具備了，那就是“君子儒”。
知人之明
子游為武城宰。子曰：女得人焉爾乎？曰：有澹台滅明者，行不由徑。非公事，未嘗至於偃之室也。
子游為孔子弟子，少孔子四十五歲，姓言名偃。他出去做官，在武城這個地方為“宰”——首長。回來看老師，孔子問他在地方上得到人才沒有？講到這句話要注意，從歷史可以看出，中國古代非常重視對後輩的培養。尤其在漢唐，對地方的人才，都經過慎重的選拔，並且視選才為重要工作之一。所以子游這個學生來看他，孔子的第一句話，就問他在地方上發掘到人才沒有。因為任何一個地方，任何一個時代都要人才。所以孔子第一句話就問這個問題。子遊說：“有個澹台滅明。”號子羽，比孔子少三十九歲，相貌很難看。中國人常用孔子一句話，“以貌取人，失之子羽。”便是指此公的故事。在這以前他曾見過孔子，我們這位老夫子，這天不知道什麼事情心情不好，看見這個年輕人怪難看的樣子，並不太注意他，這位年輕人沒有好久就走了。不過他還是願意做孔子的學生，學問非常好，後來成為不得了的人物。歷史上記載：在南方，他和他的弟子們名動諸侯。他到哪裡，各國元首都歡迎他。而且他還帶有點英豪俠氣。子游在武城發現了，又介紹給孔子。所以孔子後來感歎“人不可以貌相”，以外形去判定一個人才，往往會有失誤。孔子自己承認錯了。錯了就錯了，孔子非常勇於認錯。
子游向孔子報告，找到了一個叫澹台滅明的人才。此人“行不由徑”——這句話照古人的解釋，是說走路絕不走小路。如比之現在的情況，不走小路，難道走大馬路？不被汽車壓死才怪——子游又說他從來沒有到我房子講過私話。對於漢代以來“行不由徑”解釋為“不走小路”的說法，（朱註：徑，路之小而捷者。）我不同意。古時候“徑者道也”，並沒有說必是小路，人光走大路，不走捷徑是笨蛋。難道是瞎子，小路不敢走，怕跌倒？那麼什麼叫“行不由徑”呢？我們剛才已經講過了，澹台滅明後來帶了弟子，在南方一帶，遊說諸侯，名動公卿。他到哪裡，各國元首都對他重視。這個人有江湖豪氣，“行不由徑”是說他行事從表面看來，有時不依常規，不循常道，有點滿不在乎的味道，有如子貢那個“達”字的道理一樣。因為他“行不由徑”，所以孔子對他也看走了眼。言偃在這裡講他“行不由徑”，表面看來有違常規，但是他又發現澹台滅明還有一個很大的長處——很講義氣，絕對無私，不是為了公事，從來不到子游的房裡來。因此，我認為“行不由徑”四字，當作此解。但我這個說法，也是“行不由徑”的。此舉實在並非故意，因為發現這裡面有些混淆不清，只好套用孟子一句話：“予豈好辯哉？予不得已也。”
功成身退
這一篇上面都是講學生的故事；下面是對當代一些人物的評論，說明待人處世的學問之道。
子曰：孟之反不伐，奔而殿，將入門，策其馬曰：非敢後也，馬不進也！
孟之反，是魯國的大夫。在魯哀公十一年這個階段，當時魯國有難，作戰的時候，孟之反為統帥之一。孔子學生冉有也參加戰役為統帥。孟子反怎樣的不伐呢？有功而不驕矜，不宣揚叫不伐。古代“伐”與“矜”這兩個字常常會連在一起用。“矜”是自以為高明；“伐”則為有功、有才，而自我誇耀。“奔而殿”，是說他在這次戰役中打了敗仗，撤退時他走在最後，拒敵掩護撤退。我們知道歷史上記載，魯國那一次是打了敗仗。學軍事的人就知道，打勝仗容易，打敗仗難。軍事中的作戰計劃是有兩套的；這兩套計劃分門訂立。假如當統帥的作打勝仗的計劃，參謀長便應當另作打敗仗的計劃，然後兩套計劃配合起來運用。或者參謀長作打勝仗的計劃，但統帥就不能再作打勝仗的計劃，否則萬一敗了會很慘。戰爭不是勝就是敗，但一個人又計劃勝仗怎麼打，又計劃敗仗怎麼打，心理上也成問題。當然，有特殊的將才不在此限。中國歷史上打敗仗最有名的軍事家應該算是諸葛亮，他六出祁山，每次撤退，一兵一卒都不會少，是古今以來，安全撤退成功的戰略家。
在戰場上打了敗仗，哪一個敢走在最後面？就是平常走夜路，膽小的也先跑了，怕後面有鬼。打敗仗比這還可怕。孟之反則不同。“奔而殿”，叫前方敗下來的人先撤退，他自己一個人擋在後面。“殿”便是最後的意思。“將入門”這句，是說孟之反由前方撤退，快要進到自己的城門時，“策其馬曰”，他才趕緊用鞭子，抽在馬屁股上，超到隊伍的前面去。然後告訴大家說：“非敢後也，馬不進也。”他說，不是我膽子大，敢在你們背後擋住敵人，實在這匹馬跑不動，真是要命啊！
孔子認為像孟之反修養到這種程度，真是了不起。這一節，我們有兩點要瞭解。第一點，歷史上每一戰爭下來，爭功爭得很厲害，同事往往因此變成仇人、冤家。尤其在清朝時候，有些人奪取了功勞，還把過錯推給別人。因此引起內部的不平。太平天國的失敗，就是由諸將爭功所致。第二點，由此可知魯國當時國內的人事問題太複雜，但孟之反的修養非常高，怕引起同事之間的摩擦，不但不自己表功，而且還自謙以免除同事之間彼此的嫉妒。
《論語》所以要把這一段編入，乃是借孟之反的不居功，反映出春秋時代人事紛爭之亂的可怕。實際上，人事紛爭在任何時代都是一樣的。很坦白地說，在一個地方做事，成績表現好一點，就會引起各方面的嫉妒、排擠；成績不好呢？又太窩囊。人實在不大好作。當時魯國人事上也是這樣情形，孟之反善於立身自處，所以孔子標榜他不矜不伐。同時以另一個觀點來看，孟之反更了不起，不但自己不居功，而且免除了同事間無謂的妒忌，以免損及國家。古人說：“能受天磨真鐵漢，不遭人忌是庸才。”像李陵與蘇武的故事便是如此。當時李陵孤軍作戰，友軍各懷忌心不來相救，因此被逼到投降了。司馬遷為這件事向漢武帝力爭，他說李陵之投降是被逼的。友軍嫉妒他，不支援他，他一人帶了五千士兵，孤軍深入絕域，最後拼得剩下十餘個人，還在奮勇拒敵，這怎麼能責怪他呢？結果漢武帝發了脾氣，司馬遷受了宮刑。後來蘇武回來，就寫信勸李陵回來，李陵回信說，叫我怎麼回去呢？回去以後，那些專門根據人事法規辦案的人，東挑剔，西挑剔，挑剔得沒完沒了。我將無法辯白，實在受不了。前方作戰受苦，回來碰到那些自以為懂法的專家，雞蛋裡挑骨頭，一個字錯了就會有罪，這叫人怎麼受得了？所謂：“刀筆之吏，弄其文墨。”便是此意。
講到這裡，同時想起漢高祖大將周勃的故事。他功勞很大，到文帝時，出將入相，萬人之上，一人之下。後來因事坐牢，而那個監獄的管理員，叫他坐就得坐，叫他站就得站。周勃不免感歎當年統兵數十萬，一呼百諾，那種威風之神氣。無奈進入監牢，受盡了窩囊，也只好歎息說：“今日方知獄吏之尊！”
講孟之反為什麼要說到這些？這便是讀書不要讀死書，要把書讀活了。讀《論語》是要懂得如何作人做事，並不是為了應付考試。
聖人也有牢騷嗎？
接下來，說到孔子對於時代的感歎。我們經常批評人家發牢騷，其實，這也是人情之常。雖然有時候歷史上看到發牢騷而獲罪的事，但人人都有牢騷，發出來還好一點，不發出來更糟糕。孔子偶爾發發牢騷，也並不為過。
子曰：不有祝鮀之佞，而有宋朝之美，難乎免於今之世矣！
先說祝鮀，鮀是人名，字子魚，有口才，是當時衛國的大夫。祝是當時的官名，管宗廟、國家祭祀的官，他的資料，在《左傳》魯定公四年“祝鮀長衛於蔡”中有詳細的記載。“宋朝”是宋國的公子，公子是世襲的官名，所謂“世家公子”，他的名字叫朝，長得很漂亮。孔子說，假使一個人沒有像祝鮀那樣能言善辯好口才，雖然長得像宋公子朝那麼帥，可是在這個社會上，還是吃不開，行不通的。所以時代變亂中的人物，不但人要帥，還要有口才。在現代社會上說來這還不夠，還要有財。這是孔子對當時時代社會變亂中的感慨，我們也可以當他是牢騷吧！
我們要瞭解，孔子對當時的社會有些感歎，在孔子以前難道就都是好的？不！也是一樣的。人與人之間，人與事之間，造成的種種煩惱，千古一律，不但中國，外國也一樣的。所以我們不要以為古代蠻好，現代卻差了。後代的人看我們現在，還認為比他們好。這是世道人心，千古以來一樣的道理。所以我們念古書，並不是要退回去作古代的人，主要的是要懂得如何作今天的人。
上面看孔子發了一頓牢騷，他向現實低頭了沒有呢？他始終不低頭。
子曰：誰能出不由戶？何莫由斯道也！
孔子雖然對時代那麼感歎，但是他認為還是要走正道才對。一個君子不要對現實低頭，最後的勝利，最後的成功還是歸於正道的。他舉例說“誰能出不由戶？”大門裡的門為戶。他說哪一個要出外的人，能夠不經過門戶出去呢？出了門才走上正路，人一定要走上正路的，走邪門，行左道，終歸曲折而難有結果。
這一段，也是說人一定要有作人的標準。儘管許多人，不走正道而得意一時，最後還是有問題。不過許多人還是只顧目前，不顧自己的後果。雖然我們看到不少人作惡多端，卻仍然安享天年，但是這筆帳終歸有來世結算的。
百無一用是書生
子曰：質勝文則野，文勝質則史。文質彬彬，然後君子。
“質”是樸素的本質；“文”是人類自己加上去的許多經驗、見解，累積起來的這些人文文化。但主要的還是人的本質。原始的人與文明的人，在本質上沒有兩樣。餓了就要吃飯，冷了便要穿衣，不但人類本質如此，萬物的本質也是一樣。飲食男女，人獸並無不同。但本質必須加上文化的修養，才能離開野蠻的時代，走進文明社會的軌道。
所以孔子提出“質勝文則野”，完全順著原始人的本質那樣發展，文化淺薄，則流於落後、野蠻。“文勝質則史”，如果是文化進步的社會，文化知識掩飾了人的本質，好不好呢？孔子並沒有認為這樣就好，偏差了還是不對。文如勝過質，沒有保持人的本質，“則史”。這個“史”，如果當作歷史的史來看，就是太斯文、太酸了。我們要拿歷史來對證：中外歷史都是一樣，一個國家太平了一百多年以後，國勢一定漸漸衰弱，而藝術文化，卻特別發達。藝術文化特別發達的時代，也就是人類社會趨向衰落的時候。如羅馬鼎盛時期，建築、藝術、歌舞等等隨之漸漸發展，到了巔峰時期，國運即轉衰微了。所以孔子說：“文質彬彬，然後君子。”這兩樣要均衡的發展。後天文化的熏陶與人性本有的敦厚、原始的樸素氣質互相均衡了，那才是君子之人。
整個國家文化如此，我們個人也是如此。所以我有時也不大喜歡讀書太過用功的學生，這也許是我的不對。但我看到很多功課好的學生，戴了深度的近視眼鏡，除了讀書之外，一無用處。據我的發現是如此，也是我幾十年的經驗所知，至於對或不對，我還不敢下定論。可是社會上有才具的人，能幹的人，將來對社會有貢獻的人，並不一定在學校裡就是書讀得很好的人。所以功課好的學生，並不一定將來到社會上做事會有偉大的成就。前天在×大考一個研究生，拿碩士學位，很慚愧的，我忝為指導老師。還好最後以八十五分的高分通過了。這個孩子書讀得非常好，但是我看他做事，一點也不行，連一個車子都叫不好。書讀得好的，一定能救國嗎？能救國、救世的人，不一定書讀得好。假定一個人書讀得好，學問好，才具好，品德也好，那才叫做文質彬彬，“然後君子”，算是一個人才。
所以我常勸家長們不要把子弟造就成書獃子，書獃子者無用之代名詞也。試看清代中葉以來，中西文化交流以後，有幾個第一名的狀元是對國家有貢獻的？再查查看歷史上有幾個第一名狀元對國家有重大貢獻的？宋朝有一個文天祥，唐朝有一個武進士出身的郭子儀。只有一兩個比較有名的而已。近幾十年大學第一名畢業的有多少人？對社會貢獻在哪裡？對國家貢獻在哪裡？一個人知識雖高，但才具不一定相當；而才具又不一定與品德相當。才具、學識、品德三者兼備，這就是孔子所講的“文質彬彬，然後君子。”不但學校教育要注意，家庭教育也要對此多加注意。
人性的基本問題
關於“文質彬彬”一節，再深入就要進入個人具體的修養，和人性本質問題。人性究竟是善還是惡？這是哲學上一大問題。中國哲學的基本，幾千年來討論這個問題，都無法下定論，西方哲學也討論這個問題。我們根據孔孟思想，認為人性的本質，本來是善良的。最有名的《三字經》，第一句話就引用孔子“人之初，性本善。”不善都是後天學壞了的惡習氣。所謂：“性相近也，習相遠也。”孟子也曾舉例，說明人性基本是善的。他說，我們走在路上，看見一個小孩子掉下井裡去，第一個念頭，第一件事一定是救人，不管這個孩子是誰，是仇人的孩子，或是自己的孩子，一定只要救人，所以說惻隱之心人皆有之。仁愛、慈悲的心個個都有。其次，人看到悲慘可憐的人，心裡一定為他難過。由此可見人心是好的。
相反的，如荀子主張人性天生是惡的。舉例來說，如果一個母親生了雙胞胎，當其中一個孩子要吃奶的時候，另一個孩子又哭、又鬧，把奶搶過來自己吃，可見人性是惡的。荀子認為人之為善，是後天的教化慢慢塑造而成。在孔子、孟子和荀子之外的另外一說，便是與孟子同時的告子，他認為人的本性，既不好也不壞。他說人性好比木頭，以圓規一量可做成圓形，用矩一量又可做成方形。墨子也是這種主張：他說人性像白絲布一樣，要把他染成黑的就是黑色，染成紅的就是紅色。人性無所謂善惡，善惡都是後來的染色。現在教育上“可塑性”的觀念，便和此相近。於是，人性是善是惡，或不善不惡，哲學上幾千年來都在爭論。中國如此，外國也如此。
但是這些學理到今天還沒有給人類以公認的定論，至少在學術思想上是如此。所以我們常常提到人類的文化非常滑稽。中國人五千年文化歷史，西方人也有幾千年，同樣的吹牛認為人類最偉大，最了不起——自吹是萬物之靈。但在萬物的心目中，如豬、牛、雞、鴨來看人類，說不定認為人是萬物中最可惡的東西，既狡詐又凶殘，因為人類專門殺害它們，吃它們。可是我們萬物之靈的人類，雖然有了幾千年文化，但對幾個基本問題，卻仍然都沒有肯定的答案。例如：我們的生命究竟從哪裡來？人性究竟是善的或是惡的？人類自己認為哲學、宗教、科學等累積的文明，已經征服了太空，這也是吹牛。嚴格說來，人類今天的文明，只能說開始向太空進軍，太空並沒有被我們征服。雖然進到了太空，人類自己切身的問題，仍如幾千年來一樣，還是沒有解決。科學上為什麼要到太空去？主要目的還是要追求生命的來源。今日科學的物質文明雖然發達，但科學的基本精神還是在追究這種問題的根源。不過這個問題的答案沒有追出來，卻把這套探討的技術，發展到物質文明上去了，因此便形成今天文化的趨勢。
我們不要把問題扯遠了，人性的形上形下問題，以後再討論。以上所謂正反雙方的理由都不太充分，而且有問題。現在我們回來單單討論人類本性的這個“質”究竟怎樣？這個問題也很難講。不過人類原始的本性——質——是比較直爽的，我們看一個小孩子所表露的動作，縱然打破了東西，做錯了事，他那個樣子都蠻可愛的，因為他沒有加上後天的顏色，還是人性的本質。假使人長大了，都還是這樣，好不好呢？且看我們流傳的一兩則哲學性的笑話，供給大家做研究性的參考。
還是老虎可愛
有一個老和尚，收養了一個很小的孤兒，才兩三歲就帶到山上。關著門不使他與外界任何人接觸，也不教他任何事，到撫養成人了，有一次老和尚下山去，一個朋友來訪，問這個小和尚，師父哪裡去了？這個小孩傻傻地說師父下山了。來客奇怪地問，你是他的徒弟，怎麼什麼事都不會？小和尚說，什麼叫做“會”呢？客人就教他見了人，要怎麼講禮，要怎樣講話，師父回來時應該怎樣對師父行禮。客人把這許多事都教給了小和尚，這小和尚已經是二十多歲的青年了，越學越會。客人沒等他師父回來就先離開了，等到師父回來時，小和尚到山門外老遠去迎接，行禮問好。師父看見，奇怪極了，問起這一套舉動是哪裡學來的。小和尚說出經過，這個師父氣壞了，找到那位朋友大吵一頓。他說我二十多年來，不讓他染污上任何是非善惡的東西，保留一副人性原本的清白。結果給你這一搞就搞壞了，我二十幾年來的心血白費了。我們聽了這個故事，其中所包括的內涵很多，不妨從各方面去理解。
第二個故事大家都知道的，一個老和尚也是這樣收了一個小孩。到了二十幾歲，要帶他下山，但很為他擔心。就告訴他，你沒有到人世間看過，現在我帶你去。在城市中很熱鬧，五花八門，不過什麼都不必怕，只有一個東西——老虎，你要注意，那是會吃人的。小和尚問老虎是什麼樣子，老和尚就把女人的樣子告訴他，說這就是老虎。老和尚帶他走了一趟，回到山上以後問徒弟，到了鬧市裡最喜歡的是什麼？小和尚認為一切都很好，沒有什麼特別可動心的。老和尚又問那什麼東西最可愛呢？小和尚說，最可愛的還是老虎。
這兩個故事都涉及了人性，所以討論到《論語》上的這個質字，一定要說怎樣才是人的本質，也是很難下定論的。
如果質勝文，缺乏文化的修養就不美。倘使文勝質便很可能成為書獃子。學識太好的人，也很可能會令人頭大。談學問頭頭是道，談作人做事，樣樣都糟，而且主觀特別的強。所以文與質兩個重點要平衡。
另外他又說出一個道理來：
子曰：人之生也直，罔之生也幸而免。
這是講到質與文以後，孔子說，人生來的天性，原是直道而行，是率直的。說到這裡就很妙了，人喜歡講直，站在心理學的觀點來看，一個儘管很壞的人，但也喜歡他的朋友很老實，不但老實人喜歡老實人，連壞人也喜歡老實人，從這裡就可以體會到，人應該作哪一種人才對。人都喜歡別人直——誠實，即使他自己不誠實，至少對於老實人，肯上他當的，還是喜歡。從教育上看，任何一種教育，都是教孩子要誠實，不要撒謊，可是人做到了沒有？不可能。
就我來說，十幾年前，我有一個孩子還小的時候，每逢晚上，來訪的朋友太多，簡直沒得休息，有時感到很煩，有一天實在疲勞，也知道有位先生一定會來訪，我就交代孩子：“我去樓上睡覺，有人來訪，說我不在。”結果這位客人來了，我孩子說：“我爸爸告訴我，他要睡覺，有客人來就說不在！”應該罵孩子嗎？不應該，我們要求他要誠實，他講得很誠實，他很對，不對的是我們。那麼人到底應不應該率直？呆板的直，一味的直，會不會出毛病？這都是問題。所以人生處世的確很難，有時候作了一輩子人，自己越作越糊塗。但根據孔子的話，人生來很坦誠，很率直。試看每一個小孩都很誠懇，假定在幼稚園發現了一個會用心機的孩子，那這個孩子大成問題，不是當時身心有問題，就是將來長大了會成為問題人物，但絕大部分的小孩都不會用心機。不過人慢慢長大了，經驗慢慢多了，就“罔”了。
這個“罔”字做什麼解釋呢？平常用到迷惘的惘，在旁邊多了一個豎心旁。罔字的意義，代表了虛偽、空洞。“罔之生也”，一個人虛虛假假地過一輩子。虛偽的人不會有好結果的，縱然有時會有些好際遇也是僥倖意外免去了禍患，並非必然。必然是不好的結局。這兩句話是說人天生是率直的，年齡越大，經驗越多就越近乎罔。以虛偽的手段處世覺得蠻好的，但是結果一定不會好，縱然好也是“幸而免”。可是“幸而免”是萬分之一的事，這種賭博性的行為，危險太大，是不划算的。
樓下黃金樓上人
說到這裡，孔子又轉了另一個道理，他認為要把學問作好，不是一件痛苦的事。
子曰：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樂之者。
這在教育上是一個大問題，世界上誰不想作好人做好事？都想做。有很多人知道應該怎麼做，道理都懂，可是做起來就不是那麼回事了。前面我也曾經提到，許多人“看得破，忍不過。”比如說：算了吧！生活簡單一點吧！這是看破了，但到時候卻忍不過。看到不義之財，第一個念頭是不要；多看一眼，眼睛就亮了；再看一眼，眼睛就發紅了。
歷史上有個故事，是說三國時的管寧與華歆，管寧是有名的高士，後來他一生不下樓。最初與他的同學華歆一起讀書，兩人一起挖地。管寧挖到一塊黃金的時候，視黃金如泥土一樣地丟開了，看都不去多看一眼。而華歆走去多看了一眼，才不再去管它。就這樣管寧和華歆絕交了，或許有人會說管寧未免太不近人情。但古代歷史記載簡單，事實上他們兩人同學，感情如此好，管寧已經觀察華歆很久了，再加上這一件事情，他斷定華歆是不安於淡泊的。果然後來華歆扶助曹丕篡漢，成了千古罪人，雖然文章非常好，但是他變成了反派的文人，也就是前面所說的小人之儒。所以管寧當華歆地位高了，他就永遠不下樓，意思是你雖然有了政治的權力，但我就不踏在你的土地上，這就是華歆看得破，忍不過的道理。
還有“想得到，做不來”，有許多事情我們都想得到，但做起來的時候，就硬做不來。也就是說學問、道理雖然懂得，身體力行時，卻做不到。所以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對做學問必須養成習慣，一日不可無它。第一篇《學而》中說，“學而時習之，不亦說乎！”那個“習”字就是要“好之”。“好之者不如樂之者”，愛好它，喜歡雖然喜歡，並不認為是生活中的一件樂趣。以現在最流行的打太極拳來說，決沒有打麻將那麼受人歡迎。因為打麻將的人視此事一樂也，坐在那裡快樂得很，而打太極拳，知道對身體有利益，是知之者，天天打，是“好之者”，可是摸兩下，覺得今天好累，明天再打，那就還不是“樂之者”。欲期學問的成就，進入“樂之”的境界，就太不簡單了。我們對於部下或者子女的教育，就要注意這一點，看他樂於哪一面，就在哪方面培養他。就算愛打麻將，也可以培養他，當然不是培養他去打麻將，而是將他打麻將的心理轉移到近似的正途發展。這才是師道的原則，不但對人如此，對自己修養學問也要如此，但是孔子下面又說一句話：
子曰：中人以上，可以語上也。中人以下，不可以語上也。
這是說人的智慧不能平齊，姑且把它分作上、中、下三等的差別。中人以上的資質，可以告訴他高深的理論；至於中人以下的資質，在教育方面，教導方面，對他們就不要作過高的要求，不妨作低一點的要求。但中人以下的人，他們的成就，又不一定永遠在中人以下，只要他努力，最後的成就，和中人以上的會是一樣的。這在歷史上可以舉很多的事例來說明的。凡當過老師的，作過領導人的，都能體會孔子這一段話是絕對正確的。
我誤聰明
上面的話，都是孔子從“質勝文則野，文勝質則史”的話一直講下來的，是教育的道理，也是作領導人的原則。大凡領導人的時候，對部下先要認識。看他的能力若是中人以下，卻把較高的任務交給他，那一定糟糕。教育的原理也是一樣，對自己子女的教育更要注意，千萬不要“兒女都是自己的好”，對自己的兒女也要看情形，“中人以上可以語上也，中人以下不可以語上也。”教育後代，只是希望他很努力，很平安的活下去，在社會上做一個好分子，這是最基本的要點，並不希望他有特殊的地方。
像蘇東坡，名氣那麼大，在文人學者中，他實在好運氣。比蘇東坡學問好的人，不是沒有，可是蘇東坡在宋朝，名聞國際，幾個皇帝都愛他。當時日本、高麗派來的使臣都知道，甚至敵國的人都知道，當時金人所派來的使臣，第一個問起的就是蘇東坡和他的作品，他的文章、詩詞，中外傳揚。後來他在政治舞台上受到重重打擊，便寫了一首感慨的詩說：“人人都說聰明好，我被聰明誤一生。但願生兒愚且蠢，無災無難到公卿。”
我們從蘇東坡這首詩上看到人生。他無限的痛苦、煩惱。所以學問好，名氣大，官作高了，沒痛苦嗎？痛苦更多，這是我們從他這首詩瞭解的第一點。第二點，從這首詩看蘇東坡的觀點就很可笑了，試看他前兩句，不但他有這個感覺，大家也有這種感覺；第三句也蠻好的；第四句毛病又出在他太聰明了。世界上哪有這種事？！生個兒子又笨、又蠢，像豬一樣，一生中又無災無難，一直上去到高官厚祿，這個算盤打得太如意了。這是“聰明誤我”？或是“我誤聰明”呢？就人生哲學的觀點來看，如果當蘇東坡的老師，這一首詩前三句可打圈圈，末句不但打三個××，還要把蘇東坡叫來面斥一頓：“你又打如意算盤，太聰明了！怎麼不誤了自己呢？”
以上中間這一段，幾節連起來，是講人生作學問的道理，跟著說的牽涉到政治的問題。
政治與宗教
樊遲問知。子曰：務民之義，敬鬼神而遠之，可謂知矣。問仁。曰：仁者先難而後獲，可謂仁矣。
這個“知”念“智”，為智仁勇的智，古代知智相通。樊遲，這位孔子的學生，不必介紹了，上次駕車的就是他。有一天他問孔子，什麼叫真智慧，這個知包括了科學、哲學，但在這裡卻偏向於政治哲學。孔子答覆得很妙：“務民之義，敬鬼神而遠之，可謂知矣。”務民是什麼？是領導人，作一個從政領導的人便是務民，意思是他所領導的事務是為老百姓服務的。“敬鬼神而遠之”，這句話我們中國人都知道是孔子的名言。孔子不相信宗教嗎？他非常相信，他認為鬼神是有，但與人是兩路。所謂“天道遠，人道邇。”鬼神是天道的問題，離我們很遠。我們現在活著都是人道——“人道邇”，政治、教育、經濟、軍事、社會都是人道的事，不要以鬼神為主，所以敬鬼神而遠之，是敬而遠之，不是不信。
過去，尤其是現在，一談到宗教，人們就說迷信，這種態度我非常反對，持這態度的人“懂不懂宗教”是一個問題，如說：“不懂，是迷信何必去懂他？”這樣便是大迷信。為什麼呢？因為迷信自己嘛！對於一個東西，內容還不懂，就隨便下定義，這不是迷信嗎？迷信，就是迷糊不知道而相信，這才叫迷信，現在你對宗教不知道而下了這個定義，這是大迷信。孔子絕不迷信，“敬鬼神而遠之”，這就是知。
這是個大問題，中國古代歷史，西方古代歷史，幾乎政治與宗教沒有分過家。我們歷史上的秦始皇、漢高祖、唐、宋、元、明、清一路下來，幾乎沒有一個皇帝沒有和宗教發生過關係，不管他是信仰或反對。外國也一樣。
講到這裡可以告訴大家一個事實，當南越已故總統吳廷琰未去世前，有位神父，陪一位也是教書的外國神父，到我家裡來訪問，說是由教廷來的。我一聽這件事，頗頭大。我聲明如果視我為代表中國的某一宗教徒，我不願談話，因為我不能代表任何一個宗教。他說就因為我不代表任何一個宗教，比較超然，所以要訪問我。我說我首先告訴你，請你轉告他們。我曾經在香港對宗教人士演講，提到二十一世紀之時，所有宗教的外衣都必須脫掉，所有宗教的大門都必須打開，而且各宗教要聯合起來共同服務，追求人生、宇宙的真諦，二十一世紀的文明，才能夠建設。我說也許言之過早，但是你們可記錄下來，將來必定如此。為什麼呢？假使不脫掉宗教的外衣，不打開宗教的大門，還是閉關自守，對所有宗教而言，便有八個字的定論——“關門主義，自殺政策。”宗教是誰在排斥？並不是宗教之間的鬥爭，而是自然的發展，科學文明在捉弄宗教。
後來他問到南越的事情，天主教與佛教之間在南越的問題。我說現在你可以記錄我的話了，我是中國人，站在中國歷史文化的立場，貢獻你們一個意見，世界人類文化，站在宗教的觀點來看政治，好像每一個地區的政權，不過是由宗教製成的一個作品；相反的站在政治立場來看宗教，任何宗教不過是政治上的一環而已。凡是純粹的宗教徒，最好站在政治的立場來看宗教。西方的宗教不去管，在中國的歷史上，任何一個時代，政治如果扯上了宗教問題，便非失敗不可。我當時認為貢獻他們這個意見，非常踏實，很誠懇。現在來說更中肯，一點沒錯。
我們中國歷史上，秦漢以下，三國時的黃巾張角、元朝的白蓮教，近代如紅燈照、義和團、太平天國等都是政治扯上宗教關係。凡政治扯上宗教關係來玩的，非失敗不可。西方的十字軍東征，這麼大一個戰爭，為了宗教的觀念而起的，成功了沒有？失敗了，此其一。第二，政治必須仰仗歷史文化的經驗，當時的南越太年輕了。我不好意思講，這是我們自己國家運氣差一點的時候，自己倒楣，免談了。嚴格說來，南越是小孩嘛，政治和歷史文化是要久遠的經驗，不可像小孩子一樣隨便亂來的。
這些事例就是說明“敬鬼神而遠之”的意義，如果講宗教史，佛教玄奘取經回國以後，便是唐太宗捧出來的。同時唐太宗也捧道教。唐代的真正國教是道教，上朝排列朝班時道教站在第一位，佛教站在第二位，但待遇上是平等的。至於儒教，不用說，也是照捧，對伊斯蘭教也很崇敬，老的基督教——景教，也是唐太宗時候到中國來的，唐太宗還替他寫一個碑文，准他在廣州蓋廟——建教堂。唐太宗那樣大的政治氣派，看每一個宗教都是好的，都“請上坐，泡好茶。”他自己信什麼教，他沒有表示。老老實實說，後來考據他是信佛教的。但在政治態度上，他絕對公平，過去儘管沒有憲法，對宗教還是公平。
所以孔子說為政的領導道理與鬼神之事的關係，不能完全做迷信看。有時對工作，對政治非常有幫助。不過上面一個“敬”字很重要，應該非常恭敬。比如拿破侖，絕不迷信，他當皇帝以後，曾經把皇冠一腳踢開，認為這些皇帝的帽子算什麼東西。但當他打到了伊斯蘭教的國家，看到伊斯蘭教的教堂，卻跪下來，跟著別人一樣禮拜，這就是“敬鬼神而遠之”的道理，這也是最高度的智慧，不能叫迷信。信仰是個人的事，處大事時，則不能隨意有所偏廢。
為什麼舉這許多事例來說明“敬鬼神而遠之”為“知”呢？要注意，孔子上面有一句話，“務民之義”，講到一個國家領導人的智慧問題，並不是普通閒談地，討論鬼神這個哲學問題。
後來又問到仁這個問題。這裡的仁不是講仁的體，而是講仁的用，作人處世的仁。孔子說，一個領導別人的人，極須要仁愛的心懷，對任何問題不要輕視，不輕視也就是儒家“敬其事”的思想。尤其領導人聰明的，往往容易輕視天下事，犯上蘇東坡“我被聰明誤一生”的毛病，所以任何事先從“難”的方面想，以後才能得到好的結果。先從難的方面，問題多的方面看，都研究完了，最後有一個結論，得到中道的成果，這就是仁的用。這樣一來，便利了自己，也便利了別人，更便利了老百姓。
這幾十年來，年輕的朋友，用西方文化的觀念來處理事情——錯了，不怕錯，就怕不做；錯了沒有關係，再改。這一來，在政治上有好也有壞。有些人喜歡引用拿破侖的氣魄，說他的字典裡沒有難字，這句話聽了很過癮，非常有氣魄。但是大家想想，拿破侖並沒有成功，他不會成功，如同中國的項羽一樣。說到西方文化，美國除了科學以外，追根究柢沒有什麼真東西可看；只有到歐洲去看；在歐洲只有到法國看，到了法國只看到拿破侖的凱旋門。歐洲人都崇拜拿破侖，可是像拿破侖這樣的人，在中國歷史上多的是，可以揀出來一打以上，這有什麼了不起？一個老成謀國的人，要注意這個“難”，先難而後獲，這就是用仁之道。
不在山水之間
那麼什麼是真正的智慧？什麼是真正的愛心？
子曰：知者樂，水；仁者樂，山。知者動；仁者靜。知者樂；仁者壽。
這幾句話，一般的人說，“知者樂水”的意思是說聰明的人喜歡水，因為水性流動。“仁者樂山”是說仁慈的人喜歡山。如果這樣解釋，問題大了。套用莊子的口吻來說，“知者樂水”，那麼鰻魚、泥鰍、黃魚、烏龜都喜歡水，它是聰明的嗎？“仁者樂山”，那麼猴子、老虎、獅子都是仁慈的嗎？這種解釋是不對的。
正確的解釋是“知者樂，水。”知者的快樂，就像水一樣，悠然安詳，永遠是活潑潑的。“仁者樂，山。”仁者之樂，像山一樣，崇高、偉大、寧靜。這是很自然的道理，不是我故意作此解釋的。
為什麼不是我故意的？再看下文就知道，他說知者的樂是動性的，像水一樣。仁者的樂是靜性的，像山一樣。這不是很明白嗎？硬是斷章取義，說“知者樂水”是喜歡水，“仁者樂山”是喜歡山，這是不對的。有些人的學問修養，活潑潑的，聰明人多半都活潑，所謂“楊柳岸，曉風殘月”、“滾滾長江東逝水”就是這麼個氣魄，這麼個氣度。仁慈的人，多半是深厚的，寧靜得和山一樣。
所以下面的結論：“知者樂”，知者是樂的，人生觀、興趣是多方面的；“仁者壽”，寧靜有涵養的人，比較不大容易發脾氣，也不容易衝動，看事情冷靜，先難而後獲，這種人壽命也長一點。這是連起來的意思，千萬不要跟著古人亂解釋：聰明的人一定喜歡水，仁慈的人一定喜歡山。那問題就很大了。
變了形的文化樣品
下面兩節，孔子感慨起當時的文化問題了。看起來是兩節閒文，毫不相干的話。研究起來，必須要配合春秋戰國的歷史時代。
子曰：齊一變，至於魯；魯一變，至於道。子曰：觚不觚，觚哉！觚哉！
講到春秋戰國時代文化的演變，齊魯兩國，無論在東西周時期，都具有核心性的影響作用。後來的楚國、秦國，雖憑一股新興文化的氣勢，左右戰國時期，但始終是以國富兵強而具有影響時局的力量而已。若論文化的淵源，仍然不能離開齊魯。魯國乃周公之後，周朝武王統一天下，對老功臣，分封建國。周公的後代被封在魯，保存了周代文化的精神。姜太公幫助了武王統一天下，他的後代封於齊，發展出後世道家學術的精神。換言之，姜太公一系遺留在中國的文化，可以說代表了傳統道家的文化；魯國的文化則代表了周公這個系統，也就是形成後世儒家的文化；楚的文化則為老、莊一系所形成的南方文化成分較多；墨子則代表宋國的文化，宋為殷商的後代，所以在墨子的學術思想中，保留有濃厚的夏商文化的色彩。講中國文化史或哲學史，對這個觀念應該清楚。
春秋時期，當時的文字語言並沒有完全統一，交通也不便利，各國諸侯的政治措施也有了各自為政的趨向，只是大體上還保持大同小異而已。到了孟子的先後時期，魯國保留的周代文化，也只剩一線命脈。那時候較為興盛的，還是道家傳統所流衍的燕齊文化。而且齊國比較強，是經濟最發達的國家，現在山東靠海這一帶地方，本來資源缺乏，因為姜太公封到了齊國，他便發展資源經濟，開始制鹽，不但使齊國成了產鹽區，並且漁鹽之利大增，後來又經管仲的一番開展，齊國的經濟更發達，到了戰國時期，他的國際地位，等於我們當年在大陸時的上海、現在美國的紐約。所以當時孟子、荀子這些學者，都曾到齊國轉一趟，好像現在的人們都要去美國混一下一樣的。這是孔子以後的事。
在孔子當時，魯國文化，還大有可觀之處。孔子的思想中，認為要把中國傳統文化保留起來，乃至於振興起來，就要以齊國的文化為基礎，再加上好的轉變，就可以到達當年魯國的情況；再把魯國的文化，提高一點水準，就可以恢復中國傳統文化的“道”。這是他的一個看法，一個感歎。
下面孔子又對觚發出一個感歎。觚依考據是一種四方有稜角的酒杯，到故宮博物院，應找得出這件東西。依古人的解釋“觚不觚！觚哉！觚哉！”這句話，是孔子在感歎說，這個時代什麼都變了。你看嘛，這只酒杯本來是有稜角的，現在酒杯的稜角也磨平了！這裡記載孔子有這個感歎。但是酒杯沒有稜角有什麼稀奇？孔子如果看到我們現在用的茶杯還是玻璃做的，圓圓的，孔子一定要感歎，玻璃杯啊！玻璃杯啊！我們如果連接上文看，就知道這句話的意義了。孔子說我們的文化已經衰落了，要保持自己的傳統文化，是件非常吃力的工作。除非像齊國那樣，有雄厚的經濟基礎，能為後代文化努力，再加重整一番，可至於魯。魯國的文化有這樣相當基礎，能夠把他再發揚光大一點，可以保持傳統文化之“道”。可是他講到這裡，正在拿著杯子喝酒，於是就近舉例說，試看看，酒杯的樣子都變了！什麼都在變，時代已經變了；酒杯啊！酒杯啊！他是感歎連這樣一個用具，都跟著時代在演變了，人更是永遠在演變，歷史是拉不回來的。這是他假借酒杯對文化演變的感歎。
我曾和朋友們談起，不要感歎，感歎是沒有用的。歷史無法拉回。我們死了，下一代照樣活下去，照樣又生下一代來。我們現在要盡到自己的任務，把我們所知道的，盡量交給後一代。他們去整理，他們去發揚，那是他們的事，不要擔心。一定說“人心不古”、“今不如昔”、“世道衰微”也不見得。每個時代有每個時代的歷史，每代歷史有每代歷史的精神。所以孔子說“觚不觚！觚哉！觚哉！”意思不單指這個酒杯。而是說變了，一切在變，就是這樣一個感歎。
君子可欺以其方
正當孔子感歎，旁邊有個學生提出了問題。
宰我問曰：仁者，雖告之曰：“井有仁焉。”其從之也？子曰：何為其然也？君子可逝也，不可陷也。可欺也，不可罔也。
宰我就是孔子說他“朽木不可雕也”的台柱學生，我認為他是身體不太好，而聰明有餘，德性不大夠的一個人。
他有一天和孔子半抬槓，也可以說是在懷疑一個問題。他問孔子說，你天天教我們要學仁，作人做事要講道德仁義。假使有一個人，去騙一個有仁義修養的人說，水井裡有仁義。難道為了修養仁，就聽他的話往井裡跳？宰予這個話問得沒有錯，並不調皮，很實在的。他的意思是，老師你天天教我們講仁義道德，現在世界那麼壞，壞人那麼多，有人來騙我們井裡有道德，道德又值幾毛錢一斤？要不要跳下去呢？和我們現在問：“這個社會這樣壞，仁義有什麼用？”是一樣的。
孔子聽了以後，終於笑了。他說你怎麼這樣想呢？一個作學問成為君子的人，並不是一個笨蛋，必須要曉得應變。孔子力贊《周易》，而《周易》的道理，便有“適變”、“隨時”這兩個要點。要懂得時代，適合於時代。但自己要站在中間，順應這個變，有中心主張、中心思想。他在這裡說一個君子之人“可逝也”，可以放棄自己的終身，但“不可陷也”，絕不受人家的包圍、困擾，落入陷阱之中。
比如說拋棄了一切，甚至拋棄了這個社會環境，拋棄了一生的功名富貴，絕不受困擾。如果說沒辦法，受了環境的困擾，陷進去了，在無可奈何下而拿了功名富貴，然後自說清高，那對不住，這是沒有骨氣，不是君子。有骨氣的作法是自我犧牲，不受困擾。
“可欺也，不可罔也。”當面來欺騙可以，願意接受這個欺騙，這是仁慈。但如果糊塗、將就，自己根本不知道，這是不可以的。所以孔子是說，你問的哪有這個道理？歸納起來的意思，人一定要仁義道德。這是孔子所標榜的，也就是他的學問中心，要有中心思想，中心路線。如果這個中心思想行不通，只要認為對了，乃至於被時代遺棄了都可以，可是如果被現實所陷沒了，那是不應該的。
所以孔子在下面再加以引申解釋。
子曰：君子博學於文，約之以禮，亦可以弗畔矣夫！
孔子說博學於文，這個文不僅是文學，而是代表了一切學術文化。以現代名詞來說，包括了文法、文理和一切知識。所以說要博學於文。博就是淵博，樣樣要懂，才能成為通才。但是淵博的人，常是樣樣都懂，門門不通。所以先求淵博；後要求專精。要淵博而專精，並且還要約束自己，作人處事在在合禮。
孔門的思想要講禮，我們再三提過，禮並不是教我們行禮，而是《禮記》所包涵的文化精神。孔子說如果做到這樣，大體上人生的道路，可以走得出來，不會離譜太遠了。“弗畔”，就是沒有離經叛道的意思。
衝冠一“路”為紅顏
到這裡引出一件事來了。
子見南子，子路不說。夫子矢之曰：予所否者，天厭之！天厭之！
這段很妙。南子是古代的一個美女，是衛國的人。孔子在這個國家相當久，因為衛國本來有意留孔子，把國政交給他，學生中有很多人懷疑孔子想取得在衛國的君權。當時衛國的諸侯衛靈公，寵愛一個漂亮的妃子，就是南子。春秋戰國的時候，女子把持政權的有好幾位，不過直到現在還沒有看到這個問題的專書，我倒很希望有人，如果有功夫，對這種女人把持政治的風氣，列舉中外的歷史事例寫一本書。
中外歷史上，與政治有關的女人太多，幾乎任何一個政權都離不開女人。常在報紙上看到，英國的緋聞出來了，白宮的桃色新聞又出來了，全世界新聞界鬧得那麼凶，我看看覺得蠻好玩的。有的學生問，怎麼覺得好玩而已？我說這有什麼希奇呢？報紙上鬧是另外一回事。
古今中外任何一個政權，幾乎沒有不和女性發生關係的。不過有些是好的女性，有些是壞的女性。和歷史的整個型態都有關係，可惜的是古代重男輕女，歷史的記載沒有朝此方向發揮而已。明末清初文學家李笠翁說的，人生就是戲台，歷史也不過是戲台，而且只有兩個人唱戲，沒有第三個人。哪兩個人？“一個男人，一個女人。”
這句話又引起另一則有名的故事：相傳清朝的乾隆皇帝游江南，站在江蘇的金山寺。看見長江上有許多船來來往往，他問一個老和尚：“老和尚，你在這裡住了多少年？”老和尚當然不知道這個問話的人就是當今皇上，他說：“住了幾十年。”問他：“幾十年來看見每天來往的有多少船？”老和尚說：“只看到兩隻船。”乾隆驚奇地問：“這是什麼意思？為何幾十年來只看到兩隻船？”老和尚說：“人生只有兩隻船，一隻為名，一隻為利。”乾隆聽了很高興，認為這個老和尚很了不起。李笠翁說人生舞台上只有兩位演員，一個男的，一個女的，這也是很自然的現象。
孔子當時到了衛國，南子這位寵妃正在把持政權，曾經找人告訴孔子，想見見孔子。這是古代，不比現代外交：除了阿拉伯伊斯蘭教國家外，到了一個國家，見元首夫人，並沒有什麼了不起，而且還是一種習慣上的禮貌。但在古代不然，尤其是南子這個人，名聲並不好，她要見孔子，孔子並沒有答應，後來有人告訴孔子，要在衛國有所作為，非要走南子這條路線，孔子當然沒有走這條路。
但是孔子有一天的確見了南子，照歷史上記載，孔子見南子，南子對他恭敬萬分。歷史的記載，男女相見，中間掛一幅珠簾，南子穿了國家的大禮服，在簾子裡面向孔子跪拜，非常尊敬孔子，這也是事實。
現在《論語》中記載，孔子見了南子。這一下，學生當中脾氣最大的子路不高興了，出來在態度上大概給孔子很難堪，逼得孔子賭了咒：“你不要懷疑我啊！我假如做了對不起人的事，給天雷打死！給天雷打死！”古人對這節書，都作上面這樣的解釋。
如果這樣解釋是對的，試想想，我們民族文化所標榜的這位聖人，豈不太糟糕了？見南子就有不軌的行為嗎？這是不可能的。南子雖然在社會上的名譽不太好，孔子也瞧不起她，到底她是這個國家國君的如夫人，她硬要見見，也理所當然。孔子特別講禮，這又有什麼失禮的？
孔子見了南子出來，子路這個學生就擺臉色給他看，孔子這個“校長”也幹不下去，要辭職了，太受學生的威脅了，還要逼得孔子當面賭咒，“天啊！給雷打死！給雷打死！”哪有這樣的解釋？這完全是後人塑造孔子的錯誤，所以孔家店被打倒是難怪的，都是這些店員亂搞！把自己老闆塑得那個怪像。就是現在，也還有人把孔子像塑得那麼呆板。孔子哪裡是這樣的，孔子態度本來非常活潑輕鬆。
孔子見南子，是事實；子路不大高興也是事實，孔子也的確矢之。“矢之”是很嚴重，等於賭咒，賭什麼咒呢？問題在下面這句：“予所否者”，孔子就告訴子路，你們的看法不對的。這裡要千萬注意，古人說：“萬事誰能知究竟？人生最怕是流言。”又說：“眾口鑠金，積毀銷骨。”這就是人言可畏。又“誰人背後無人說？哪個人前不說人？”人情世故要通達，凡事問心無愧，旁人背後怎麼說不要管他，只問自己。所以孔子是說，你們看法和我看法不一樣，我所否定的，我認為不可救藥的人，一定是罪大惡極。不但人討厭他，就是天也討厭他，那麼這種人便不須要與他來往。
我們再看南子，是不是那種“天厭之”的人呢？南子在歷史上不像夏姬，後來的夏姬是不得了的，壞得很。我們查衛國的歷史，南子沒有什麼大不了的錯，不過長得漂亮，衛靈公非常迷她，如此而已！政治上當時比較起來，衛國還算好的。而且孔子周遊列國，流落他方的時候，還是在衛國住得最久，衛君在衛護他，南子也在衛護他，衛國的大臣，蘧伯玉這班人也在衛護他。所以孔子說，你們不要聽到人家胡說八道就相信了。“謠言止於智者”，有聰明有智慧的人，一聽到就知道是真的或是假的。我所認為不對的，不像你們的看法，如果真有罪大惡極的人，天意都會厭棄他，何況人呢？你們對於南子，用不著這樣不高興。這節的意思，如此而已。我們絕不能照舊的解釋，把孔子說成像孩子偷了嘴，怕大人打那樣，哪有這種事，這是三家村學究們的見解。
接下來，孔子提到這件事了。所以我說《論語》是連成一起的，編得非常好。講了南子這故事，馬上就把孔子的一段話引進去了。
子曰：中庸之為德也，其至矣乎！民鮮久矣！
在孔子的孫子子思著《中庸》的時候，第三章中，就引用這一句話。孔子是講了這一句話，孔子說中庸太難了，中庸是什麼呢？講孔子的中庸也是很難解說的，如仁字一樣，有體有用，我現在不講中庸的體，將來有機會研究《中庸》時再講，現在講中庸的作用。
有些學者寫文章罵中國文化，他們也是中國人，現在中國人“罵”中國文化的太多了！真使人感慨萬千，我們這個國家在五代那八九十年中，也是最亂的，是當時認為的外族侵略進來的時代，有許多中國人變成什麼樣子呢？很難看，也很壞，他們幫助外族侵略自己中國人，所以唐末司空圖有一首感慨的詩：“一自蕭關起戰塵，河隍隔斷異鄉音。漢人學得胡兒語，卻向城頭罵漢人。”將來百把年以後，寫我們現代的歷史，可能有人也會這樣寫。現在罵中國文化的，不是外國人，而是我們自己中國人。自己對自己沒有搞清楚。
現在也有很知名的學人寫了文章，說中庸就是馬馬虎虎的意思。他曲解說，張三說對，李四說不對，而王五說對與不對沒有關係，就中庸吧！這位學者竟如此解釋中庸，他們這些人對於中庸是什麼，自己都沒有好好的研究。
我們現在說中庸，就是能夠中和的中庸之作用。我們中國文化中《易經》的道理，是說天下的事物，天下的人物，隨時隨地在變，每秒鐘都在變，沒有不變的事。如何能適應這個變，如何能領導這個變，這是學問的中心。同時《易經》告訴我們，變是對立的變，任何一件事都是相對立的，有正面必有反面，有好必有壞，你說對的，同時也就產生了不對的。一切都是相對的，在這個相對的中間，有一個中和的道理。所以“中庸”便提到中和的作用，孔子是說兩方面有不同的意見，如果有最高的領導德業的人，使它能夠中和，各保留其對的一面，各捨棄其不對的一面，那就對了。那才是“中庸之為德也，其至矣乎！”孔子同時感歎說：“民鮮久矣。”一般的人，很少能夠善於運用中和之道，大家走的多半都是偏鋒。
把這節放在孔子見南子後面，正說明了我們剛才所說的道理。一般人對人事的批評，要多方面注意人情世故。將來各位出去外面做事情，你的部下，你的朋友，甚至你的敵人，對你也是一樣。當罵你壞的時候，什麼都是壞的，沒有好的；當捧你的時候，什麼都是好的，沒有壞的。但是不管捧與罵，都是有問題的。我們不要忘記了自己的本分，自己要很清楚自己，不要為這些毀譽所動搖，要問自己真正的作為。所以孔子在這裡所講的道理，說明了孔子見南子的真相。
此事古難全
下面等於為本篇作結論了。
子貢曰：如有博施於民，而能濟眾，何如？可謂仁乎？子曰：何事於仁，必也聖乎！堯舜其猶病諸！夫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能近取譬，可謂仁之方也已。
子貢問的問題，都是中肯扼要，而且碰到孔子中心思想的要點之處。他說假使一個人廣泛地博施濟眾，要為整個人類謀福利事業，照現代話來說，團體、社會、政府做的公益事業就叫社會福利。中國古代有沒有社會福利思想？假使有研究社會問題的，這個問題要注意，在中國歷史文化裡，好像找不出社會福利問題的記載，事實上有沒有呢？有！社會思想早有了，社會福利思想也早有了，過去都偏重在個人做，以個人立場，做社會福利事情，這是中國人的道德修養，告訴人，有錢做做好事，修橋鋪路，再不然夏天在路上擺一些茶缸。我很小的時候就看到過。每到夏季，家裡忙得很，天天都要燒茶，大鍋大鍋的燒，多少裡一桶，放在那裡，不要錢的涼茶，大家儘管喝。很多人家都這樣做的，這些都是社會福利。中國過去的社會當然是以農業經濟為基礎，由個人做社會工作，做社會福利，認為這是一種道德，所謂陰功積德。
現代的思想，社會的福利工作，已經由政府、由社團做。時代不同，工業時代與農業時代，是兩個時代，思想也不一樣。子貢講的博施，就是講社會福利。廣博，無條件的把東西送給人家，救濟大家，讓大家都得到幫助。在孔子學生中，只有子貢敢講這句話，因為這位老哥子很有豪氣，有時不大肯作書獃子，孔子也沒有罵他，認為他很對，可是也沒有鼓勵他。他一邊是講仁義，一邊不同意裝窮，不像顏回一樣，三天吃一個便當，還是餿的，喝一口水下飯。他要做生意，他的錢很多，所以他敢吹這個牛，假如我博施、濟眾，老師，怎麼樣？可以算得是你所標榜的仁慈嗎？
孔子對子貢這個問題的答覆很妙，他說，你說的這件事，太偉大了，豈止是對仁來說，實在是永遠做不到，做不盡的大事業，我也做不到，就是古代聖帝明王如堯舜一樣當權的人，也做不到。問題是在於一個人想做好事，絕對大公，很難很難，是做不到的。
所以中國的字，“公”是化“私”，這是儒家的思想。由道家演變而來的楊朱思想，“拔一毛以利天下而不為也”，絕對講個人主義，我不拔你的毛，你也不要拔我的毛，一毛都不拔。墨子則講“摩頂放踵以利天下”，盡量的為公。儒家認為都不對。儒家是講保留適度的自私，慢慢擴充到為公。我們大家要注意，三民主義的思想，就是從儒家這個思想來的。儒家的推己及人，我有飯吃，才想到你需要飯吃，分點給你，我們兩個有飯吃才分給他，我們三個有飯吃，再分點給大家吃。一步一步擴充。如全體都要一下子做到，不但我們做不到，堯舜也做不到。
所以孔子說子貢的理想太高了，像柏拉圖的理想國一樣，陳義太高了。孔子告訴他，真正仁的人，是要自己站起來，但是要顧慮到別人的利益，使別人也站起來。
學問道德也是如此，我要作一個人，不要忘記了他也要作一個人，我想將來通達有前途，不要忘記了他也要有前途，尤其是將來諸位如果出去做一個領導人，要多愛部下，像待自己的子女兄弟一樣替他們著想。我要利益，他們也要利益，我太累了，同樣地他們也累了。從最淺近、最平凡的當中去瞭解他。做到了這種地步，就可以說找到了仁的方向，為仁找到一條可走的路了。
本篇講到這裡，結束了《雍也》一篇的連貫性，也等於對第一篇《學而》這些道理，作一個陪襯。拿事實來證明、討論。孔門學問中仁的應用，是推己及人，想自己利益的時候，也替別人的利益著想；擴而充之，想到天下人的利益。仁的路就是這樣開始走的。
現在第六篇《雍也》講完了。這六篇連起來，等於是全部《論語》中孔子師生之間學問問答的綱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