子墨子言曰：「今者王公大人為政於國家者，皆欲國家之富，人民之眾，刑政之治。然而不得富而得貧，不得眾而得寡，不得治而得亂，則是本失其所欲，得其所惡。是其故何也？」子墨子言曰：「是在王公大人為政於國家者，不能以尚賢事能為政也。是故國有賢良之士眾，則國家之治厚；賢良之士寡，則國家之治保故大人之務，將在於眾賢而已。」
曰：「然則眾賢之術將奈何哉？」子墨子言曰：「譬若欲眾其國之善射御之士者，必將富之、貴之、敬之、譽之，然後國之善射御之士，將可得而眾也。況又有賢良之士，厚乎德行，辯乎言談，博乎道術者乎！此固國家之珍而社稷之佐也，亦必且富之、貴之、敬之、譽之、然後國之良士，亦將可得而眾也。」是故古者聖王之為政也，言曰：「不義不富，不義不貴，不義不親，不義不近。」是以國之富貴人聞之，皆退而謀曰：「始我所恃者，富貴也。今上舉義不辟貧賤（2），然則我不可不為義。」親者聞之，亦退而謀曰：「始我所恃者，親也。今上舉義不辟疏，然則我不可不為義。」近者聞之，亦退而謀曰：「始我所恃者，近也。今上舉義不辟遠，然則我不可不為義。」遠者聞之，亦退而謀曰：「我始以遠為無恃，今上舉義不辟遠，然則我不可不為義。」逮至遠鄙郊外之臣、門庭庶子（3）、國中之眾、四鄙之萌人聞之（4），皆競為義。是其故何也？曰：上之所以使下者，一物也；下之所以事上者，一術也。譬之富者，有高牆深宮，牆立既，謹上為鑿一門。有盜人入，闔其自入而求之，盜其無自出。是其故何也？則上得要也。
故古者聖王之為政，列德而尚賢。雖在農與工肆之人，有能則舉之。高予之爵，重予之祿，任之以事，斷予之令。曰：爵位不高，則民弗敬；蓄祿不厚，則民不信；政令不斷，則民不畏。舉三者授之賢者，非為賢賜也，欲其事之成。故當是時，以德就列，以官服事，以勞殿賞（5），量功而分祿。故官無常貴而民無終賤。有能則舉之，無能則下之。舉公義，辟私怨，此若言之謂也。
故古者堯舉舜於服澤之陽，授之政，天下平。禹舉益於陰方之中，授之政，九州成。湯舉伊尹於庖廚之中，授之政，其謀得。文王舉閎夭、泰顛於罝罔之中（6），授之政，西土服。故當是時，雖在於厚祿尊位之臣，莫不敬懼而施（7）；雖在農與工肆之人，莫不競勸而尚意。故士者，所以為輔相承嗣也。故得士則謀不睏，體不勞，名立而功成，美章而惡不生（8），則由得士也。是故子墨子言曰：「得意，賢士不可不舉；不得意，賢士不可不舉。尚欲祖述堯舜禹湯之道，將不可以不尚賢。夫尚賢者，政之本也。」
〔註釋〕
（1）本篇主要探討尚賢與政治的關係，墨子提出尚賢「為政之本」，主張統治者打破血統界限，從各階層中選拔真才實學之人，給他們地位和權力，同時將那些尸位素餐的貴族老爺統統撤免。這對當時廣大平民階級爭取政治權力的鬥爭無疑有著現實意義和理論指導意義。《尚賢》分上、中、下三篇，內容一致而文字繁簡不同，可能是墨家後學中流傳的三種不同記錄本子。（2）辟：通「避」。（3）庶子：此指諸侯之同族與卿大夫之子。（4）萌人：民人。（5）殿：定。（6）罝（jǖ居）：捕獸的網。（7）施：上疑脫「不」字。（8）章：通「彰」。
〔白話〕
墨子說：現在王公大人治理國家，都希望國家富強，人民眾多，刑政治
理，然而結果卻國家不得富強而得貧困，人口不得眾多而得減少，刑政不得治理而得混亂，完全失去所希望的，而得到所厭惡的，這是什麼原因呢？
墨子說：這是因為王公大人治理國家不能做到尊賢使能。在一個國家中，如果賢良之士多，那麼國家的治績就大；如果賢良之士少，那麼國家的治績就校所以王公大人的急務，將是如何使賢人增多。
那麼，使賢人增多的方法是什麼呢？墨子說：譬如要使一個國家的善於射御之人增多，就必須使他們富裕，使他們顯貴，尊敬他們，讚譽他們，這之後國家善於射御的人就可以增多了。何況還有賢良之士，德行醇厚，言談辯給，道術宏博的人呢！他們確實是國家的珍寶、社稷的良佐呀！也必須使他們富裕，使他們顯貴，尊敬他們，讚譽他們，這之後國家的良士也就可以增多了。所以古時聖王為政，說道：「不義的人不使富裕，不義的人不使顯貴，不義的人不使相親，不義的人不使接近。」所以國中富貴的人聽到了，都退下來商議說：「當初我所依靠的是富貴，現在上面舉義而不避貧賤，那我不可不為義。」有親的人聽到了，也退回來商議說：「當初我所倚仗的是與上有親，現在上面舉義而不避疏遠，那我不可不為義。」相近的人聽到了，也退回來商議說：「當初我所倚仗的是與上相近，現在上面舉義而不避遠人，那我不可不為義。」遠處的人聽了，也退回來商議說：「當初我以為與上面太疏遠而無所倚仗，現在上面舉義而不避遠，那我不可不為義。」一直到邊鄙郊外的臣僚，宮庭宿衛人員。國都的民眾，四野的農民聽到，都爭先為義，這是什麼原故呢？這是因為君上用來支使臣下的是一件事，臣下用來侍奉君上的也是同一條道。這好比富人有高牆深宮，牆已經立好了，僅只在上面開一個門，有強盜進來了，關掉他進入的那張門來捉拿，強盜就無從出去了。這是什麼原因呢？這是在上面的得其要領。
所以古時聖王為政，任德尊賢，即使是從事農業或手工、經商的人，有能力的就選拔他，給他高爵，給他厚祿，給他任務，給他權力。即是說，如果爵位不高，民眾對他就不會敬重；俸祿不厚，民眾對他就不信任；如果權力不大，民眾對他就不畏懼。拿這三種東西給賢人，並不是對賢人予以賞賜，而是要把事情辦成。所以在這時，根據德行任官，根據官職授權，根據功勞定賞。衡量各人功勞而分予祿位，所以做官的不會永遠富貴，而民眾不會永遠貧賤。有能力的就舉用他，沒有能力的就罷黜他。舉公義，避私怨，說的即這個意思。
所以古時堯把舜從服澤之陽拔舉出來，授予他政事，結果天下大治；禹把益從陰方之中拔舉出來，授予他政事，結果天下統一；湯把伊尹從庖廚之中拔舉出來，授予他政事，結果計謀得行；文王把閎夭、泰顛從狩獵者中拔舉出來，授予他政事，結果西土大服。在這些時候，即使處在厚祿尊位的大臣，沒有不敬懼而不邪的，即使處在農業與手工、經商地位的，沒有不爭相勉勵而崇尚道德的。所以賢士是用來作為輔佐和接替的人選的。因此，得到了士，計謀就不會困乏，身體也不會勞苦，名立而功成，美的更加彰著，惡的不會產生。這都是因為得到賢士。所以墨子說道：「得意之時不可不舉用賢士，不得意之時也不可不舉用賢士。如果想繼承堯舜禹湯的大道，就不可不尚賢。尚賢是政治的根本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