富國強兵與仁義道德
【原文】
孟子曰：「今之事君者皆曰：『我能為君闢土地，充府庫。』今之所謂良臣，古之所謂民賊也。君不鄉道１，不志於仁，而求富之，是富桀也。『我能為君約與國２，戰必克。』今之所謂良臣，古之所謂民賊也。君不鄉道，不志於仁，而求為之強戰，是輔桀也。由今之道，無變今之俗，雖與之天下，不能一朝居也。」
【註釋】
１鄉道：嚮往道德。鄉，同「向」，嚮往。２與國：盟國。
【譯文】
孟子說：「如今服事國君的人都說：『我能為國君開拓土地，充實府庫。』如今所說的好臣子，正是古代所說的殘害百姓的人。國君不嚮往道德，不立志行仁，卻去想法讓他富有，這等於是去讓夏桀富有。又說：『我能夠替國君邀約盟國，每戰一定勝利。』如今所說的好鉅子，正是古代所說的殘害百姓的人。國君不嚮往道德，不立志行仁，卻去想法讓他武力強大，這等於是去幫助夏桀從如今這樣的道路走下去，不改變如今的風俗習氣，即便把整個天下給他，也是一天都坐不穩的。」
【讀解】
所謂「今之事君者」的說法，顯然是富國強兵的說法，而孟子所反對的，正是這種不行仁政而窮兵續武的搞法，所以他深惡痛絕地說：「今之所謂良臣，古之所謂民賊也。」把那些自誇能富國強兵的人稱為「民賊」。
這裡實際上就是「富國強兵」與「仁義道德」之間的衝突。
所謂「春秋無義戰」，（《孟子·盡心下》）既然如此，戰國又有多少「義戰」呢？所以，在孟子的時代，戰爭與仁義道德，至少在孟子的思想上是格格不入的。正因為這樣，他才一貫反對靠戰爭，靠軍事力量取勝的「霸道」，而主張靠政治，靠仁義道德吸引人，感化人的「王道」。這是仁義道德與「強兵」的衝突。
至於「富國」，講的是「利」，追求的是「闢土地，充府庫」，這與他所說的「以義治國，何必言利」正是針鋒相對的觀點。遭到他的反對更是理所當然的了。
由此可見，孟子之所以深惡痛絕那些自詡能夠富國強兵的「今之所謂良臣」，是以「君不鄉道，不志於仁」為前提的。換言之，這些人所搞的富國強兵是與孟子心目中的仁義道德相對立的。假如這些國家的君主「鄉道而志於仁」，假如這些「今之所謂良臣」既富國強兵又行仁義道德，那孟子又該怎麼說呢？
當然，這都是「假如」，正如我們在前面所說，孟子之所以形成他的這種思想，正是因為他所處的現實是「富國強兵」與「仁義道德」相對立的。因此，要抽像出來問這個問題，就只有我們自己來回答了。假如真能夠既富國強兵及行仁義道德，二者得兼，又何樂而不為呢？我們今天說一手抓物質文明建設，一手抓精神文明建設；兩手抓，兩手都要硬，不正是這種「二者得兼」的追求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