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刑為體 以禮為翼
以刑為體，以禮為翼，以知為時，以德為循。
這四點，我們先從個人修道方面做一個瞭解。“以刑為體”“刑”就是政治上的管理。後世道家講到修道，一個人要長生，有兩句術語：“未死先學死，有生即殺生”，“生”就是心念一動，就要把念通通去掉；這個“死”，不是自己吃安眠藥去死，是要煩惱雜念妄想通通死光，就是殺的作用。也就是說，心中的煩惱雜念通通死光，生命的本能才會恢復，才會長生不死。去掉心中的煩惱雜念，必須要自己來治理，當每一個思想觀念，煩惱雜念起來時，自己要警覺，這些都是不好的，要去掉的。這樣，慢慢地心性的本體就逐步得到清明了。如何去掉自己的心念，這個中間的修法就叫“刑”，所以，修道的人管理自己非常嚴格，就想法律上的刑殺，去惡從善，去掉惡念，專門保持善念，這就是“以刑為體”。
但是專門殺自己的念頭，這個是消極的，所以要“以禮為翼”。“禮”的道理，現在很難解釋了，它所包括的意義很多。大家曉得中國文化有一部最根本的書籍《禮記》，《禮記》包括了三體：《周禮》《儀禮》《禮記》，《周禮》等與中國幾千年來的政治哲學的法典，是中華民族的大憲法，幾千年來的政治措施都是以《周禮》為根據。《儀禮》是講禮貌禮節，相當於現代社會的秩序，生活的藝術等等。《禮記》就包含更多的內容了，可以說諸子百家，所有的思想都出自《禮記》。譬如《大學》《中庸》等，都是《禮記》中的一章，後人把他們抽出來，另外變成一本專著。
普通一般人都認為，《禮記》只是談禮節的書而已，其實禮節只是其中的一項代表。什麼叫做“禮”？並不一定是要你只管叩頭禮拜的那種表面行為，所以我們解釋“禮”，勉強的說，就是中國文化的精神。但是這個說法不一定對。古人解釋“禮者，理也”。“禮”就是道理，換句話說，它包括一切文化的原則，如果用比較流行比較漂亮的名詞來講，用新的觀念來講，“禮”就是哲學。這個哲學不是西方的那個哲學，這個哲學是借用的。那麼，“禮”是講什麼呢？“禮”的真正精神是以道德為體。中國歷代政治哲學最高的原則，是講禮治而不用法治，禮治著重在於全民文化的教育，“禮”的不夠，道德教育的不夠，只好用法治，用法治就是“以刑為體”。
“以刑為體，以禮為翼”，這兩句的意思合起來就是，光是自己管理得很嚴重是不夠的，必須要瞭解“禮”的精神。“禮”的精神就是《禮記》開頭的第一句話：“勿不敬，儼若思。”這六個字很難講，這是中國文化的根本。這是講一個人的修養做到了，隨時隨地的沒有雜念，沒有惡念，沒有妄念，自己無論何時何地都抱著虔誠恭敬的態度，處理事情，待人接物，不管做生意也好，讀書也好，隨時對自己都很嚴謹，很自敬，不荒腔走板。
他的形態是“儼若思”，“儼”是形容詞，非常自尊自重，非常嚴正、恭敬的管理自己。看起來他好像在想什麼東西一樣，但實際上沒有想，因為他在“敬”的狀態，這就是後人所講的，隨時在入定的狀態。人的心境做到了永遠在定中，在清靜無為的狀態砂鍋內，根本不需要自己管理自己，就不需要象刑法一樣來管理這個念頭，這個念頭隨時清靜了，所以說，光是“以刑為體”還不夠，還必須“以禮為翼”，以真正的定慧精神輔助自己，然後處事之道。
“以知為時，”“知”同智，智能的成就，可以引用孔子在《易經。系辭》中所講的“進退存亡之機”來解釋，一個人，天下大事也好，個人做事也罷，要瞭解自己什麼時候該進一步，什麼時候該退一步，隨時隨地知道自處之道。“以德為循”，隨時在道德的行為上，自己知道人生的一個方向，一個路徑。
這四點從個人道德修養來講是如此。為什麼這四點要反覆說明？因為在幾千年的帝王政治上，真正在歷史上光輝的時代，如漢朝的“文景之治”，唐朝的“貞觀之治”，清朝的“康干盛世”等，這些時代帝王的思想都是內用道家的黃老之學，尤其注重老子。實際上，老子是做招牌的，用的都是莊子，因為莊子相當於儒家的孟子，老子相當於儒家的孔子。尤其是漢文帝，漢景帝父子兩代，大家都知道“外示儒術，內用黃老”。
在近百年中，許多著作，注意不是全體的著作，在講到黃老之治，以老子為根本，而老子又主張“無為”，因此就認為這些了不起的帝王是“無為之治”，那他們怎麼解釋“無為”呢？當皇帝什麼都不管即“無為”，既然什麼都不管，那又管什麼呢？難道只管吃飯嗎？這樣解釋“無為”，真是莫名其妙。其實，漢唐“內用黃老”的用法，就是莊子這一段，這是他的精華所在。我們要瞭解，老子所講的“吾有三寶，曰慈，曰儉，曰不敢為天下先”的道理。“三寶”這個名詞是老子先提出來的，後來佛家講佛法僧三寶。
老子講的這“三寶”，是老子做人做事的三個秘訣，小至於個人，大到天下國家都一樣，“曰慈”，儒家解釋為仁愛；“曰儉”，它不僅是指省錢，還包括了省精神，和一件事情的簡單化，簡單明瞭就辦好了一件事，這是儉的道理；“曰不敢為天下先”，這是講永遠跟在人家後棉嗎？不是，它指萬事不要突出，因勢利導的意思。不因勢利導永遠也做不好事，譬如山洪暴發，擋是擋不住的，一定要去擋，出的問題更大。如要挽救的話，就估計山洪的力量到什麼時候，什麼地方衰微下去，現到那衰微的下游，稍稍一引導，順著水勢一帶，就引進了河川渠川。
這是因勢利導，中間應用起來方法當然很多。這也是後世太極拳“四兩撥千斤”的原理，也是兵法上講的“以弱勝強，以寡擊眾。”這些都是老子無為之道中，“不敢為天下先”的道理裡面變化出來的。無為之道是對做領導人講的，但領導人做不做事呢？國家大事，一切都付之於法治，“以刑為體”。法治的精神並不一定是講法律，用現在觀念講就是一切歸之於制度化，有一個良好的制度。等於說上面的領導人手指頭動一動，下面就跟著正常動起來了。
所以省力少，成事多。這是“無為”的道理。注意，我們看到“刑”字，不要完全歸之於法律，這就要瞭解歷史了，完全依賴法律，在我們歷史經驗上很多，結果天下大亂。如果相反的，不重法治，天下也大亂，這就是運用之妙了，很難掌握。事實上，在歷史鼎盛的時代如漢唐，真正的引用就是莊子這一段，還包括了《外篇》《雜篇》所有的東西。
對於這一段，在我們文化史上還有一個東西必須瞭解。我們都知道，中國法家的學說出自道家。法家是非常殘酷的，尤其歷史上記載的，法家用法治世，太嚴格了，就變成一個非常殘酷的時代。所以在中國歷史上完全講法治的人，在司馬遷的《史記》中，專門歸於《酷吏》的傳記中。我們看了這些非常殘酷的酷吏，就會產生一個問題，道家是講道德，將慈悲，講清靜無為的，為什麼會發生這麼嚴重的偏差呢？
我們知道，一個修道人，一定非常注重道德，因為注重道德，就會對人對己的要求非常嚴格，這個嚴格的結果就是法治的精神。譬如佛家的戒律，本來我們學佛很解脫，頭髮也剃了，衣服也換了，一切都放下不要了，本來很自在，但是真出了家，反而不自在了，為什麼？因為必須要守住戒律。戒律是一個道德的規範，對自己要求管理得很嚴格，就產生了法家的精神。所以法家在中國文化思想上，它就是戒律，是對整個社會，對全民的戒律，用之太過就變成酷刑了，用之適當才好。所以法家自適最重要。
所以莊子提出了“以刑為體，以禮為翼”，那麼光“以刑為體”行不行？不行，還必須“以禮為翼”，因此儒家有兩句話，孔子講的很徹底：“徒善不足以為敬，徒法不足以自刑”。光講道德，勸人為善，那可以做宗教，宗教就是如此，宗教家認為，宗教推行了，天下就可以太平了。這個理想很高，實際上做不到的，“徒善”會搞得一塌糊塗，所以輔助必須要有法治。如果光信賴法治，“徒法不足以自刑”，路也會走不通。我們懂了孔子這句話的思想，對於“莊子”“以刑為體，以禮為翼”的道理，就知道儒家道家完全是一樣。
莊子又對這四點加以引申：
以刑為體者，綽乎其殺也；以禮為翼者，所以行於世也；以知為時者，不得已於事也；以德為循者，言其與有足者至於丘也，而人真以為勤行者也。
不論個人的自修也好，或國家的政治也好，為什麼以刑為主呢？道理就是我們前面所講的。現在這裡是講如何做法，“以刑為體者，綽乎其殺也；”以刑法為主不能過分，過分就流於酷吏的做法。“綽乎”就是很輕鬆很自在之意，不是嚴刑重法。刑法重，法令太嚴密，就是嚴刑重法，這在我們文化史上，歷來認為是一個錯誤的時代。嚴刑重法不是法家真正的中心。所以“以禮為翼者”，以文化的精神作輔翼，垂之於萬世的精神。
“以知為時者，不得已於事也；”什麼叫“知為時”呢？就是要知道進退存亡之機，“不得已”，就是只好這樣做，不能不這樣做。“不得已”有兩個觀念，第一，用儒家來講，孔子想救世，明知道這是救不了的時代，他還是要去做，所以盡其一生都是救世，每個宗教家都是這樣，這是“不得已於事也”；第二，知道事情沒有辦法做，就恰當好處，適可而止。“知”是兩方面的應用。
“以德為循者，言其與有足者至於丘也，”“至於丘也”的“丘”，不是指孔丘，是指象山一樣堆起來，以道德為標準，以道德為規範，這個標準很高，像山丘一樣。“而人真以為勤行者也。”這句話是莊子在這一段這一篇中的點題，瞭解了這句話就明白了怎樣叫修道。如學佛之人，又要修戒，又要修慧，又要修定，又要吃素等等，每一個宗教徒好像都是忙得不得了。一般人認不清楚，認為這樣忙碌這樣努力才是修道，都是只看外形。真正一個修道的人，他入世處事，日理萬機，外表看起來忙得不得了，但他的內心什麼事都沒有，很逍遙很自在，這就叫無為之道，因為他處理一切都有一個制度一個規範，都弄好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