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巴赫的作品裡，我看見上帝的存在。
十一歲時，第一次聽到大提琴演奏，我和大提琴之間長久而珍貴的伴侶關係就此展開！一個三重奏團體來到本德雷爾，在一場音樂會上演奏：一位鋼琴家、一位小提琴家和一位大提琴家。父親帶我去聽那場音樂會，音樂會在天主教中心的小廳裡舉行，聽眾是鎮上的居民、漁夫和農夫，他們穿上週日的正裝——這種場合他們一向如此。那位大提琴家是何塞普·加西亞，他任教於巴塞羅那市立音樂學院，相貌英俊，高前額，留著長長的八字鬍；而他的身材跟他所演奏的樂器似乎很相稱。當我看見他的大提琴，便為之著迷，在那之前我從未見過大提琴。剛聽到頭幾個音，我就被一股澎湃的情緒淹沒，彷彿無法呼吸。那個聲音非常溫柔、非常美、非常具有人性，是的，非常具有人性。我從未聽到這麼美的聲音，一種光和熱盈滿我的心。在第一支曲子結束時，我對父親說：「父親，這是我聽過的最美妙的樂器。這就是我想演奏的樂器。」
在那場音樂會之後，我一再向父親提起大提琴，央求他給我一把。那是在八十多年前了，從那時起，我就跟這件樂器結下了不解之緣，它將成為我未來生命中的伴侶和朋友。當然，小提琴、鋼琴和其他樂器也給我帶來了喜悅，但對我來說，大提琴是件特別的東西，獨一無二。我開始用拿大提琴的方式來演奏小提琴。
母親明白發生了什麼事。她告訴我父親：「卡薩爾斯對大提琴表現出這麼大的熱忱，一定要讓他有好好學習大提琴的機會。本德雷爾沒有夠格的老師能好好教他，我們得安排他去巴塞羅那的音樂學校。」
我父親大為吃驚。「你在說些什麼？」他問，「卡薩爾斯怎麼能去巴塞羅那？我們根本沒有這個錢。」
母親說：「我們會想出辦法的。我會帶他去。卡薩爾斯是個音樂家，這是他的天性，他生來就是要做音樂家的。他要去哪兒就讓他去哪兒，沒有別的選擇。」
父親沒被說服，事實上，他已經在考慮讓我學習做木匠，以便將來能夠維持生計。「你幻想過頭了。」他對我母親說。
他們針對此事的討論越來越頻繁，也越來越激烈，我十分苦惱。我覺得他們之間意見不合都得怪我，尋思著該如何終止這種情況，卻不知道該怎麼做。最後，我父親不情願地讓步了。他寫了一封信給巴塞羅那市立音樂學院，問他們是否願意接受我去就讀。他還說我需要一把小一號的大提琴，四分之三尺寸的，問他們是否知道有哪個樂器師傅能給我造一把。
儘管如此，當學校給了正面答覆，隨著我前往巴塞羅那的日子逐漸拉近，父親仍然一再表示懷有疑慮。
「親愛的卡洛斯，」母親會對他說，「你可以確定這樣做是對的。必須如此，這是卡薩爾斯唯一想做的事。」
父親則會搖搖頭，說：「我不懂，我不懂。」
而母親會說：「我知道，可是你得有信心。你一定要相信，一定要。」
這件事實在非比尋常。我母親受過一點兒音樂訓練，她，不是個音樂家，跟父親不一樣。儘管如此，她卻知道我的將來會是如何。我相信她從一開始就知道了，彷彿她有某種特殊的敏感，一種奇異的預感。她就是知道。而且她一向根據這份預感行事，帶有一種堅定、確信和冷靜，對此我一直感到驚訝。不僅我去巴塞羅那求學一事如此，在之後的歲月中，當我面臨抉擇的時候，也是如此。我的兩個弟弟路易和恩立克也一樣，在他們還小的時候，她就知道他們將來會走什麼樣的路。後來，當我在世界各地舉行演奏會，獲得了一些成功，她為我感到高興，但我不會說她深為感動。她早就認定事情將會如此。
在我後來的一生中，我漸漸明白了她所相信的是什麼。我漸漸有種感覺，凡是發生的事都是必然。我的意思當然不是說，我們想變成怎樣的人，什麼也不用做。我們隨時都在變化，這是大自然的道理，因為我們是大自然的一部分。我們有責任持續努力讓自己變得更好，但我的確相信我們各有各的命運。
我帶著錯綜複雜的心情離開本德雷爾。那是我的家鄉，我童年生活之所。我騎著自行車走過的蜿蜒街道，我們住的小屋，客廳是父親練習彈鋼琴和授課的地方，我度過許多歡樂時光的教堂，學校裡跟我一起摔跤、玩遊戲的同伴，所有這些親切、熟悉的事物，我不想離開它們。畢竟當時我才十一歲半，即使對一個音樂家來說，那個年紀也不算大。巴塞羅那距離本德雷爾只有大約八十千米，可是對我來說，那就像是前往另一個國家。那裡會是什麼樣子？我要住在哪裡？哪些人會成為我的朋友和老師？當然，我心裡也滿是興奮……母親跟我一起搭火車去，父親在火車站溫柔地擁抱我，跟我說再見，當時我努力回想起有一次我被狗咬了，被送到醫院去時，他對我說：「你要告訴自己，男子漢是不哭的。」
就這樣，我在八十年前去了巴塞羅那。當年的巴塞羅那就跟現在一樣，是個蕪亂的大城，有著熱鬧的街道、人來人往的咖啡館和博物館、擁擠的商店、忙碌的碼頭，來自各國的船隻在那裡停泊。對我來說，在不止一層意義上，那是通往世界的大門：我注定將在這座城市度過大半人生，將和那些傑出的市民共度許多充滿歡樂和創造力的時光，將和這座城市的藝術家和勞工建立起珍貴的情誼，在這座城市裡我將深深體會人類的高尚，而且，唉，也將深切感受人類的苦難！半個世紀之後，我將看見這座心愛的城市被法西斯分子包圍，頭頂上是轟炸的飛機，街道上是民兵和沙包。哪個孩子能想像會發生這樣的事情？
母親讓我在巴塞羅那市立音樂學院入學，然後她返回本德雷爾，大約一個月之後她又回到巴塞羅那，留下來陪我。她安排我跟她的幾個遠親一起住，一個木匠和他的妻子，他們住在城裡較老舊的一個城區，鄰居多半是勞工階層。他們為人親切而溫和，待我就像他們自己的孩子。那個木匠名叫班尼，是個怪人。他個子不高，但是天不怕地不怕，疾惡如仇，獨自一個人對抗犯罪。這件事是我有一天發現的，他打開一個抽屜，我發現裡面全是刀和手槍，吃了一驚，訝異地問他這些武器是用來做什麼的，他才告訴我他這個獨特的嗜好。幾乎每個晚上，在做完工作、吃過晚餐之後，班尼就會離開屋子，勇闖城裡最亂的地方，當年巴塞羅那的犯罪案子很多。他身上只帶著一根學生的木棍，但是在他手中，那就是件厲害的武器。拿著那根棍子，並不張揚，但是一眼就能看見，他勇敢地對抗那些惡名昭彰的歹徒：搶匪、小偷和其他亡命之徒。他會朝一個歹徒走過去，指稱對方是壞人，曾經做過哪些壞事，接著說：「你必須改變你的生活方式，現在把你的手槍交給我。」視情形而定，也可能是要求對方交出刀子。那些歹徒曉得他的名聲，對他懷有敬意，通常會聽從。當然，碰上有些歹徒不願意聽從，他就會用上他的棍子。有一天夜裡，他帶著刀傷回家。他聳聳肩膀，對他太太和我說：「別擔心，這沒什麼。明天我會把事情擺平。」第二天夜裡他帶著愉快的笑容走進屋子，說：「我跟那傢伙扯平了。」我想你可以說他像個使徒，我對他印象非常深刻。
到巴塞羅那之後不久，我去拿父親請人為我打造的那把小一號的大提琴。那個製造樂器的師傅和藹可親，三十出頭，名叫邁雷。當他把大提琴交給我時，還給了我一把琴弓。在那之前，我手裡不曾拿過大提琴，但我立刻用它奏出了一小段樂曲，邁雷大為驚喜……
在音樂學院裡我很用功，學習和聲、對位法和作曲，還有大提琴和鋼琴。我的大提琴老師就是曾在本德雷爾演奏的何塞普·加西亞，他的演奏對我產生的影響十分深遠。他出身於知名的加西亞家族，跟著名的歌唱家、作曲家、演員兼教師曼努埃爾·加西亞是親戚。曼努埃爾·加西亞建立了或許是史上最傑出的聲樂家族：他女兒是偉大的女高音瑪麗亞，他兒子曼努埃爾本身也是個教師，發明了喉頭鏡。荷西·加西亞是個訓練有素的優秀大提琴家，他放在琴弦上的手很美，我從不曾見過比那更美麗的手，而且他是個好老師。他對訓練要求很高，儘管他個性溫和，有時還是會令學生害怕。在我們上課時，他很少表示讚許。可是偶爾在我演奏時，他會轉過身背對我，就那樣站著好一會兒，等他再度轉過身來面對我時，他臉上會露出非常奇怪的表情。當時我不懂，後來我才明白他是受到了感動。許多年後，那時我的職業生涯已經開啟，我在布宜諾斯艾利斯見到他，他已經移居該地。那次重逢是那麼令人歡欣！他非常自豪曾經是我的老師，而我非常感激他所教給我的一切，還有他對我的慈祥。我們相擁而泣。
在巴塞羅那求學時，我開始針對當時習以為常的大提琴演奏技巧做了一些改變。的確，當時我只有十二歲左右，但有些事情就連對小孩子來說都顯得不對勁。當年學大提琴的人被教導用僵直的手臂來拉琴，手肘要盡量貼近體側，事實上，我們在學琴時必須在持弓那隻手臂的腋下夾一本書！在我看來，那顯然既笨拙又不自然，實在很愚蠢。因此，在家裡練習時，我琢磨出一種方法，能讓手臂自由，拋棄那種受到限制而且不自然的姿勢。我還覺得指法的技巧和左手的動作可以加以改善，那時候拉大提琴的人左手受到限制，在運指時手必須不停地上下移動。我嘗試把手張開，擴大並延伸左手能及的範圍，發現我不必移動左手就能拉奏四個音，而舊方法只能拉奏三個音。我開始在學校裡使用我發明的技法，同學都很驚愕，我的老師起初也吃了一驚，但我已經說過他善解人意，而他漸漸看出我瘋狂的表面下是有一種方法的。總之，如今沒有人在練習大提琴時夾一本書在腋下了！
在學校裡過了六個月，我的演奏技藝就進步到足以讓我得到一份工作，就在城郊的一家咖啡館演奏。那家咖啡館叫托斯特，以老闆托斯特先生命名，是個溫馨的家庭式小館。我每天在那兒演奏。薪資是每天四個比塞塔[1]。我們是三重奏，一把小提琴、一架鋼琴和一把大提琴，演奏的曲目主要是輕音樂：當時流行的曲調、大家熟悉的歌劇選曲，還有華爾茲。然而，在我年輕的腦子裡已經吟唱著那些大師的音樂：巴赫、勃拉姆斯、門德爾松、貝多芬。沒有多久，我開始在節目中引進更好的音樂，而且我大概是用了點兒小聰明，仗著自己年紀小。顧客很喜歡，於是我認為時機到了，便向咖啡館的經理和三重奏的其他成員提議，每週抽出一個晚上用來演奏古典音樂。那個晚上大獲成功。沒多久，我開始獨奏。話傳開了，關於托斯特咖啡館裡的音樂和那個演奏的「小傢伙」（大家後來這樣稱呼我），顧客開始從很遠的地方來這家咖啡館消磨一個晚上。托斯特先生很高興看到這種情形，也為我感到驕傲。有時候他會帶我去聽音樂會，有一次我們去欣賞施特勞斯[2]在歌劇院指揮他自己的幾部作品。施特勞斯當時還年輕，正在他事業的開端。那次經歷給了我很大的衝擊。
我有一件事讓托斯特先生不高興，就是有時我沒能準時抵達他的咖啡館。我應該九點整到那兒，可是城裡有五光十色的東西可看，也有許多新奇的想法讓一個年輕男孩思索。我也許會沿著蘭布拉大街漫步，那兒有迷人的鳥市和花店，去探索一些我從未去過的街區、讀一本新書，或者只是在歌劇院的庭園裡做白日夢，所以有時候我上班會遲到。有一次，在我抵達時，托斯特先生面色不悅地站在門口。他伸手到口袋裡，拿了一隻表給我。「好吧，」他說，「這也許能夠教你明白時間的意義。」那是我的第一隻表。我想我可以說，隨著歲月流逝，我更加明白了時間的意義，開始善加安排、小心地利用時間，雖然有時候瑪蒂妲需要提醒我某個約會的時間到了，尤其是當我在練習或研究樂譜時。我認為好好安排時間對從事創造性的工作來說極為重要，我常對我的學生重複這句話：「自由——還有秩序！」
在夏天裡，學校放假的那幾個月，我加入了旅行演奏的樂團。我們搭乘馬拉的公車，沿著炎熱、灰撲撲的道路，一路穿越加泰羅尼亞的鄉村地區，從一個村莊到另一個村莊，在市集、舞會和節慶中演出。我們演奏民間音樂和舞曲：華爾茲、馬厝卡舞曲、薩達納舞曲，還有一些來自美國的曲子，無所不包。我們往往傍晚開始演奏，一直到清晨。農夫和漁夫身強體壯，能夠通宵跳舞，說到這個，他們第二天還能再跳上一整天！夏季的那些巡迴演出非常辛苦，沒有什麼時間休息，可是我十分享受那些演出！在我和那些村民的美妙友誼中，我為他們演奏；在他們和我之間的交流中跳著舞蹈；還有當他們在演出後呼喊喝彩，臉上所有的表情，我在其中找到一種特殊的快樂。我們通過音樂的語言交談。自此以後，在我的演出中，不管是在小型獨奏會上，還是在大音樂廳裡面對大批觀眾，我從未失去當年那種感覺——在我和我的聽眾之間那份親密的默契……
在托斯特咖啡館演奏了幾年之後，我在帕哈利拉（Pajarera）咖啡館得到了一份更好的工作。在西班牙文裡，帕哈利拉的意思是「鳥籠」，那家咖啡館是棟有著玻璃牆面的大型圓形建築，很是壯觀。我在那裡拿到的酬勞比較高，而且我不再是在一個三人樂團裡演奏，而是在一個七人樂團。
十四歲時，我在巴塞羅那舉行了第一場真正的音樂會。那是在新潮劇院的一場慈善演出，為了一位知名的老演員，她的名字是帕拉。父親為此來到巴塞羅那，帶我搭電車過去。我緊張得要命。當我們抵達音樂廳，我說：「父親，我忘記那首曲子的開頭了！我連一個音符都想不起來！我該怎麼辦？」他讓我冷靜下來。那是八十年前了，但我始終沒能克服演出之前那種可怕的緊張，那一直是個嚴酷的考驗。上台之前，我胸口作痛，飽受折磨。想到要公開演出，對我來說，仍舊是個噩夢。
父親習慣每週一次從本德雷爾來看我。我們會一起散步，偶爾去音樂書店找樂譜，幾個小時之後他就得踏上歸途。在帕哈利拉咖啡館的表演曲目要比在托斯特咖啡館來得多，我繼續獨奏，也就需要更多音樂。有一天，我跟父親說我需要找一些新的獨奏樂曲，好在帕哈利拉咖啡館演奏，我們便一起出發去找。有兩個原因讓我永遠不會忘記那個下午。首先，父親替我買了第一把標準尺寸的大提琴，能夠擁有這件美妙的樂器我十分驕傲！然後我們在港口附近一家老音樂書店駐足，我開始瀏覽一捆樂譜。突然，我發現一疊破破爛爛的紙張，因為年代久遠而褪了色。那是巴赫的無伴奏組曲，專門為大提琴所寫的！我驚訝地看著它們：《無伴奏大提琴組曲》，心想在這幾個字背後藏著什麼樣的魔力和神秘？我從未聽說這組曲的存在，沒有人跟我提起過這些曲子，包括我的老師在內。我忘了自己到這家店的目的，只是凝視著那些紙張，撫摸它們。那一幕至今不曾變得模糊。即便是今天，當我看著那幾首樂曲的封面，我就像又回到那家雜著霉味、淡淡海水氣味的老店。我急忙回家，緊緊抓著那組曲，彷彿它們是王冠上的珠寶，一進房間，我就仔細閱讀，讀了一遍又一遍。那時候我十三歲，而在接下來這八十年裡，發現那套樂譜一事越來越令我感到奇妙。那組曲開啟了一個全新的世界。我開始演奏它們，懷著難以形容的興奮。這幾首曲子成了我最珍愛的音樂，在接下來那十二年裡，我每天都研究、練習。是的，過了十二年，在我二十五歲時，我才有勇氣在一場音樂會上公開演奏其中一首。在那之前，沒有一位小提琴家或大提琴家完整演奏過巴赫這套組曲中的一首。他們只會演奏其中一段：一支薩拉邦舞曲、一支加伏特舞曲或是一支小步舞曲。而我演奏的是整套組曲：從前奏曲直到五個舞曲樂章，包含所有的反覆，這些反覆賦予每一個樂章美妙的整體性、步調和結構，具有完整的構造和藝術性。這些曲子曾被視為機械化而缺少感情的學院派作品。你能想像嗎？當它們煥發出空間和詩意的燦爛光芒，居然會有人認為這些曲子沒有感情！它們是巴赫的精髓，而巴赫是音樂的精髓。
就在我發現巴赫那套組曲之前不久，還有一件事，這件事對我的藝術生涯影響深遠。當時我還在托斯特咖啡館演奏，一天晚上，一位重要的訪客來到咖啡館，他是加泰羅尼亞知名的作曲家兼鋼琴家阿爾貝尼茨。他和兩個朋友同行，小提琴家恩立克·阿沃斯和大提琴家阿古斯丁·魯維奧。阿爾貝尼茨聽說了那個「小傢伙」，那個據說大提琴拉得極好的男孩，他想來親眼看看。他坐在那兒，專注地聆聽。他身材矮胖，大約三十歲，留著八字鬍和一把小鬍子，抽著長長的雪茄。節目結束時，他走過來擁抱我，說我具有罕見的才華。「你得跟我一起到倫敦去！」他說。他態度活潑，具有感染力。「你得到倫敦來跟我一起工作。」能從一位知名音樂家那兒聽到這樣的提議，我當然是受寵若驚。可是當他向我母親重複這個提議時，她的反應卻相當不同。她說她很感激他的提議，但她完全反對我去。「我的孩子年紀還小，」她告訴阿爾貝尼茨，「要到倫敦去，開始四處旅行，他還太年輕。他得留在巴塞羅那，完成他的學業。要做其他的事，將來有的是時間。」
阿爾貝尼茨看得出來，我母親的心意不容改變。他說：「好吧，可是你兒子擁有極佳的天賦，我覺得我必須盡一切力量來幫助他。讓我給你一封給墨菲伯爵的介紹信，他住在馬德里，人非常好，是藝術的贊助者、傑出音樂家、優秀學者，也是克裡斯蒂娜王后的私人顧問。他很有影響力，對卡薩爾斯的職業生涯會有所幫助。等你準備好的時候，就把這封信帶給他。」我母親同意了，於是阿爾貝尼茨就把那封信留給她。
過了三年，母親才用到那封信。她留著那封信，等待她認為恰當的時機；等她真的用上那封信，那一刻將成為我音樂生涯中極為重要的里程碑。而那一刻以非常簡單的方式到來，人生有時候就是這樣。
後來，阿爾貝尼茨成為我的摯友。他不僅是位偉大的藝術家、卓越的鋼琴家，還是個極不尋常的人。
他是個神童，四歲就在巴塞羅那的羅米亞劇院首次登台彈奏鋼琴。七歲時，他寫了一首進行曲，被軍樂隊廣泛接受。少年時期，他做了各式各樣的狂野冒險。他十三歲時逃家，在歐洲四處遊蕩，彈奏鋼琴，並且瘋狂地胡鬧。然後他上了一艘船——我想他是個偷渡客——去了美國，在那裡他和印第安人一塊冒險，做其他類似的事。他講了那麼驚人的故事！他回到西班牙時還是個年輕人，最後在倫敦安定下來。他具有非凡的音樂天分，從不練習，就連音樂會前也不練習；他的一雙手很小，但是出奇有力、柔軟。他所作的曲子受到他故鄉加泰羅尼亞的影響很大，包括家鄉的美麗風景和民謠旋律，以及從某些旋律衍生出來的阿拉伯曲調。他常說：「我是個摩爾人。」他具有罕見的幽默感，而且是個真正放浪不羈的人。我聽說他以區區十五比塞塔的價格賣掉了他那首知名的巴望舞曲，那是他很想去看的一場鬥牛賽的票價。
墨菲伯爵跟阿爾貝尼茨首次相遇的方式就是這位藝術家人生的典型寫照。伯爵搭火車旅行——我想是要去瑞士——他聽見在他座位底下有種奇怪的聲音。他彎下身子，發現一個男孩躲在下面。那個男孩就是阿爾貝尼茨，而他躲在那裡自然是為了逃票。伯爵說：「請問你是什麼人？」當時大約十三歲的阿爾貝尼茨答道：「我是個偉大的藝術家。」他們就是這樣相識的。
在我整個成年歲月中，我相信人類有接近完美的能力。人類真是奇異，於己，於周邊世界，他能做那麼奇妙的事！大自然創造出人類，這是何等成就！然而，如果人類身上具有無限的行善能力，他也有無限的作惡能力。我們每個人身上都有這兩種可能性。我很早就認識到我身上有作大惡的潛力——最壞的罪行，一如我身上也有行大善的潛力。我母親常說：「每個人心中都有善有惡，必須做出選擇，此一選擇才決定了善惡。你必須聽從自己心中的善。」
青少年時期，我人生中出現第一個重大危機，而我無法說出這危機的確切原因。我的學業即將結束，但又尚未決定自己的未來。關於我的職業生涯，父母一直意見相左，我為此十分苦惱。他們的意見仍未統一，父親覺得我想獻身音樂過於魯莽，母親則堅決認為我應該獻身音樂。想到我是這個衝突的起因，我十分痛苦。我只希望這衝突能夠結束。同時，我心中滿是新主意、新概念和想法，不斷探索、搜尋、檢視我周圍的世界。我極大地開闊了我的視野，閱讀所有能弄到手的東西，更多地思考生命的意義。
在那之前，我發現了那麼多的美，然而如今我看見了那麼多的醜陋！多少邪惡！多少痛苦和人類的勞苦！我問自己：人類之所以被創造，是為了活在此等污穢與墮落中嗎？我看見了身邊的苦難、貧窮、悲慘，看見了人類彼此不人性的對待。我看見有人生活在飢餓中，幾乎沒有東西可以餵養他們的小孩。我看見街上的乞丐，也看見貧富之間那歷史久遠的不平等。我親眼看到普通百姓在生活中遭受的壓迫，親眼看到嚴苛的法律和高壓措施。不公不義和暴力令我嫌惡，一名軍官和他的佩劍令我戰慄。我日夜思索這種情況。我走在巴塞羅那的街道上，感到難過，心中充滿憂慮。我在一個黑暗的坑洞裡，與世界格格不入。我不希望白晝破曉，夜裡在睡眠中尋求逃避。我不明白世上何以會有這樣的邪惡，為什麼人會彼此相殘，也不明白在這樣的情況下生活有何意義，或是我自己的生命有何意義。自私猖獗蔓延，而我問自己，在何處能找到同情？
我無法再忘我地沉浸於音樂之中。那時我不認為音樂或任何形式的藝術可以提供解答，我也從來沒這樣想過。音樂必須滿足一個目的，必須是某件大於音樂之物的一部分，是人性的一部分；而這就是我與今世音樂之爭的核心——當今的音樂缺少人性。音樂家也是人，而他面對生命的態度要比他的音樂更重要，這兩者不能被分開。
我心中的痛苦到了一種程度，讓我覺得能夠結束苦惱的唯一辦法，就是結束自己的生命。自殺的念頭開始糾纏我。我沒有告訴母親我有輕生之念，不願讓她為此擔憂。然而看著我，她能感覺到我內心的痛苦，她總是能看見我的內心。「怎麼回事？」她會對我說，「親愛的卡薩爾斯，是什麼讓你這麼煩心？」我會說：「沒什麼，親愛的母親。」她會沉默不語，不再細究，但我看得出她眼裡的憂慮和痛苦。
我心中的某種東西在與自殺念頭相抗，某種內在的求生意志，也許是哲學家柏格森[3]所謂的「生命衝力」。一場戰爭在我內心掀起。我開始尋找解脫、喘息的其他辦法，心想也許能在宗教中尋得慰藉。我向母親談起宗教。她在形式上不是虔誠的教徒，從來不去望彌撒。雖然我從沒聽到她反對其他人的宗教或信仰，但她通常也不會談起宗教。她尊重別人的宗教信仰。在這件事情上，她沒有試圖影響我。她對我說：「兒子，這是件你得自己去找的東西。你心裡什麼都有，親愛的卡薩爾斯，你得自己去找出來。」我求助於宗教的神秘主義，拚命想要尋得安慰，尋得我那些疑問的答案，尋找平靜，尋求減輕折磨我的苦惱。我常會離開教堂後，走了幾步又急忙走回去。然而那毫無用處。既然無法在人類的天堂夢想中找到答案，那我就在世間夢想裡尋找解答吧。我讀了馬克思和恩格斯的一些文章，我朋友當中也有社會主義者。我心想在社會主義的學說中，也許能找到答案，但事情並非如此，我在其中也發現了一種無法滿足我的教條，一種對我來說不真實的烏托邦夢想，充滿了企圖改變人類和社會的幻想。我問自己，當人類充滿了自私和憤世嫉俗，當侵略性是他天性的一部分，該怎樣改變人類？
很難說是什麼把我帶出了這個深淵。也許是內心的掙扎和對生命的熱愛，也許是我心中無法被摧毀的希望。然後，大約在同時，母親決定該是我離開巴塞羅那的時候了。在我最需要時，她給了我所有的支持。雖然我沒有向她透露我深刻的絕望，她卻感覺到了。就在那時，她提議讓我們到馬德里去。「是時候了，」她說，「讓我們接受阿爾貝尼茨的建議，拿他的介紹信去找墨菲伯爵。」
母親和父親激烈地爭執了很久。父親充滿疑慮。母親要帶我兩個弟弟同行也是個問題，路易和恩立克都是我們在巴塞羅那時出生的。路易當時大約三歲，恩立克還是個嬰兒。不過，最後事情決定了，母親、我和兩個幼小的弟弟將一起走。我不知道假如當時沒有去馬德里，在我身上會發生什麼事。
[1] 比塞塔是西班牙及安道爾在2002年歐元流通前所使用的法定貨幣。
[2] 此處可能是指小約翰·施特勞斯（1825-1899）。
[3] 指法國哲學家亨利·伯格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