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好的藝術永遠不會保持沉默。
移居巴黎後，短短幾年間，我就熟悉了許多國家。在我心中，加泰羅尼亞仍舊是我的家鄉，而在聖彼得堡、聖保羅、費城、布達佩斯、倫敦、威尼斯、斯德哥爾摩、布宜諾斯艾利斯這些地方，我也一樣自在。以前旅行跟現在不同。如今飛越大西洋只要幾個小時，以前我跟內華達和萊昂·莫羅橫渡大西洋要花十八天。我走了幾萬里路。那些年的時光成了一個萬花筒，裡面裝的都是新地方、新朋友和新印象。
我記不清自己一共開過多少場音樂會，只曉得每年往往在兩百五十場左右。有時當我行經城市密集的國家，一個月會做三十場以上，週日下午一場，晚上還有一場。那樣的行程很累人，但我不曾錯過任何一場演出。儘管我身強力壯，有時仍不免感到筋疲力盡。有一回在柏林，我在演出時暈倒了，不過，稍事休息之後，我還是完成了那場演奏。
我得說那種生活方式不怎麼理想。我一向不喜歡收拾行李和打開行李。即使是對一個充滿活力和好奇心的年輕人來說，旅行的興奮也會逐漸消退。在這裡過一夜，在那裡過一周，一路奔波，得在音樂會結束後去趕火車——那時你的衣服早已被汗水濕透——徹夜旅行，第二天早上還得排練，這漸漸令人疲倦而沮喪。另外，跟新結識的朋友分別也令人難過。不管我的巡迴演出有多成功，當演出結束再回到巴黎時，我總是很開心。最令我愉快的則是夏天來臨，我得以回加泰羅尼亞去探望父母。
然而，儘管常常思念家鄉，我卻並未因此而感到寂寞。巴赫、貝多芬、勃拉姆斯和莫扎特總是與我為伴，而在許多巡迴演奏會上，我會跟同為音樂家的好友同行，比如鋼琴家哈羅德·鮑爾和阿爾弗雷德·柯爾托、小提琴家雅克·蒂博和弗裡茨·克萊斯勒。而且不管身處哪個國家，不管在何處演出，是莫斯科的貴族廳，還是馬里蘭州一所高中的禮堂，我從未覺得自己是個身處外邦的異鄉人。我很感激墨菲伯爵堅持要我學習多種外語，我後來能夠流利地說七種語言，但是不管走到哪裡，我主要是通過我的音樂跟人們溝通。就算母語並不相同，我們卻有共同的心靈語言。即便是跨越國界，在陌生的城鎮裡過夜，你總是能發現這種精神上的同胞之情。
看見眾人聚集在一座音樂廳裡，這件事對我而言具有象徵意義。當我看著他們的臉，一起分享音樂之美，我知道我們都是兄弟姊妹，是同一個大家庭的成員。儘管當時國與國之間有著不該有的壁壘，這份認知卻從未離開過我，而且它將留在我心中，直到最後。我盼望有一天，世界上各民族能夠齊聚一堂，以歡樂、愛與美緊緊相系，如同在一座巨大的音樂廳裡！
初次跟拉穆盧管絃樂團同台演出之後不久，我認識了哈羅德·鮑爾。他當時二十六歲，已經是知名的鋼琴家。事實上，他最初是以小提琴家的身份開啟音樂生涯的。他年輕英俊，眼眸閃亮，一頭濃密的紅髮。當他還是個住在英國的少年時，有一次，波蘭鋼琴家伊格納西·帕德列夫斯基曾開玩笑地對他說：「有這麼漂亮的頭髮，你可以成為很出色的鋼琴家。」幾年之後，鮑爾在巴黎定居，他果然成了鋼琴家，而且是技藝傑出的鋼琴家！他尤其擅長詮釋勃拉姆斯、舒曼和肖邦的作品。我們一見如故，鮑爾提議我們合作演出幾場音樂會。當時是一九年，我們在西班牙和荷蘭安排了幾場演出，就此展開了一段愉快的維持多年的情誼。在接下來那些年裡，我跟鮑爾的合作要多過跟其他演奏者的合作。我們配合得很好，彼此之間有種本能的契合，對音樂的看法也很一致。從一開始就宛如我們已經合奏多年。
鮑爾是個令人愉快的同伴，他聰明、敏銳、觀察入微、極有幽默感、模仿力很強。他喜歡讀書，無所不讀，旅行時總是帶著十幾本書。當我們乘船旅行時，他也會花幾個小時在船上的圖書室裡翻閱、瀏覽圖書，做大量的筆記，一直閱讀到深夜。他跟我一樣喜歡運動，我們常在船艙裡摔跤。他比我高很多，可是那時候我非常強壯，常常能把他扳倒。有時我們發出的聲響太大，以至於服務生會到我們的艙房來看看發生了什麼事。鮑爾會對他們說：「怎麼了？沒事。我們只是在做每日的例行運動。」
不過，鮑爾有個令他十分煩心的毛病，他暈船暈得很厲害。他試過所有能想得到的治療方法，事實上，有一次他甚至戴上某種裝置，據說那裝置能把胃部肌肉固定在一個位置上，避免嘔吐感。然而什麼辦法都沒有用，那毛病真是要命。
我們早期有一次要到巴西巡演，那是一九三年，我第一次前往南美洲。我們在里約熱內盧和其他城市表演。安排該次巡演的人很不尋常，他之前曾安排我去葡萄牙的波多舉辦過一場音樂會，他名叫莫裡亞·德·薩，是那種罕見的全才，幾乎無所不能，而且全都做得很好。除了是個成功的生意人，他還是知名學者、優秀數學家、教科書作者、哲學家和藝術家。除此之外，他還是個出色的音樂家，小提琴拉得極好。他跟鮑爾和我一起前往巴西，有幾次與我們同台演出。那次巡演結束，在我們即將搭船返回歐洲之前，莫裡亞·德·薩來找我和鮑爾，很抱歉地說他無法和我們一起回去。一件意料之外的事情讓他不得不在裡約再多待幾個星期。然後，他極其興奮地告訴我們是怎麼回事。他剛剛遇見一個日本漆器專家，這是一門他一直渴望學習的藝術，而那專家表示願意教他。於是莫裡亞·德·薩就留在了巴西！
跟鮑爾一起旅行從不無聊，我們常常一起經歷一些趣事。其中一件就發生在我們頭一次前往巴西時，在聖保羅市。演出之前，我們在下榻的飯店裡排練，沒注意到時間已晚，至少是到音樂會快要開始時才發覺。我們急忙換上禮服，我把長褲往上拉時，一隻腳卡住了。我氣急敗壞地用力一蹬，結果竟把褲腿給踹破了！我嚇壞了。破掉的地方看起來已經無法修補，整條褲腿的下半部分都裂了。這下該怎麼辦？這會兒就連鮑爾也說不出什麼風趣的話來。我們喚來飯店服務生，把扯破的長褲拿給她看，她急忙跑去拿了針線回來。我們在一旁度秒如年，她把撕破的地方盡可能地縫好。縫補的手藝雖然不算高明，我仍然萬分感激，至少我在音樂會上有條長褲可穿。
最近，一位朋友從舊金山寄了一張剪報給我，我才想起這樁往事。一名年輕女子顯然是受到坦露上身潮流的影響，在未著衣衫的狀態下演奏大提琴，並因此而受審。法官告訴她，他質疑坦露上身演奏大提琴有何好處。他說：「我不認為卡薩爾斯如果不穿長褲演奏會是個更好的大提琴家。」由於我從未在那種情況下開過音樂會，所以無法對那位法官的看法提出異議。將近七十年前，在聖保羅的那一夜，是我最接近沒穿長褲演出的一次。不過，我得承認，在波多黎各這兒碰到炎熱天氣，我有時候的確只穿短褲練習。
一九五年，在二度赴美巡演回來後，我開始跟出生於瑞士的鋼琴家柯爾托和法國小提琴家蒂博展開音樂上的合作。這段合作關係將持續三十年。我們組成一個三重奏團體開始合奏，我二十八歲，柯爾托二十七歲，蒂博二十四歲，我們當時的年齡加在一起還比我現在的歲數少很多！
我曾說過，比起獨奏演出，我更喜歡演奏室內樂，而我們的三重奏給了我絕佳的機會。在音樂中我們默契十足，組成了一個令人心滿意足的團隊，不僅是作為一個樂團，作為朋友也一樣。我們漸漸養成習慣，每年花一個月的時間一起旅行表演室內樂。我們的三重奏很快就變得廣為人知。
我們也一起為留聲機灌錄了最早期的古典音樂錄音，早在一九三年左右，我已經在一個滾筒上錄製了一些音樂。這些錄音中的某些曲目有助於消除許多音樂家早年對留聲機所懷的偏見，比如舒伯特的《降B大調絃樂三重奏》，這首曲子的錄音長銷多年。當然，錄音器材當時還處於嬰兒期，許多地方尚待改善。說到這個，即使現在，我還是覺得錄音遠遠無法令人完全滿意。
柯爾托和蒂博是無比優秀的藝術家。柯爾托無疑是我們那個時代最偉大的鋼琴家，他有無窮的活力和驚人的力量。他也是傑出的音樂學者，他關於鋼琴技巧與音樂欣賞的文章在國際上備受推崇。他把貝多芬的作品詮釋得極為出色，對瓦格納也非常欣賞。他二十多歲時，就曾在拜魯伊特音樂節擔任助理指揮，在二十四歲時指揮了瓦格納歌劇《諸神的黃昏》在巴黎的首演。在他所擁有的東西當中，他最珍惜的也許是雷諾阿所畫的一幅瓦格納肖像。他工作起來不知疲倦，非常自律，不管是身為音樂家或學者都一樣，而且對自己的事業懷有雄心壯志。我想也許就是這份雄心致使他後來遭遇了那些憾事。
蒂博曾受到著名的法國指揮家愛德華·科洛納提攜，被科洛納發掘時，他是個在巴黎紅咖啡館演奏的少年，科洛納為他開啟了音樂會的演奏生涯。就跟柯爾托一樣，蒂博是個完美的器樂家，演奏小提琴的優雅無人能及。可是在許多方面，他跟柯爾托正好相反。他討厭工作，很少練習。你可以說他缺少責任感，舉止像個頑皮的小孩。可是他生性詼諧而且開朗，當我們三個巡迴演出時，他總是逗我們開心。他喜歡惡作劇，而且點子層出不窮。
記得有一次，我們要趕一班清晨的火車，準備好要離開飯店時，蒂博突然走到鄰近的房間，大聲敲門。一個睡意朦朧男子問道：「是誰？」
蒂博說：「我是理髮師，先生。」
「理髮師？你弄錯了，我不需要理髮師。」
蒂博說：「先生，對不起。」
幾分鐘後，他又去敲門。
「什麼事？」
「我是理髮師，先生。」
「我已經跟你說過了我不需要理髮師！」
然後蒂博下樓去跟理髮師說那個房間的客人需要他立刻去服務，蒂博說那個客人很不高興，因為前一天晚上他就交代過今天一早就需要一名理髮師。那個理髮師趕緊跑過去了。你可以想像對方會怎麼接待他！
有時我們的樂團經理博凱爾會隨我們一同旅行，而蒂博總是不停地捉弄他。博凱爾有潔癖，就連玩牌要都戴手套。有一次他玩牌玩到一半時離開房間，把手套留在了桌上，等他回來之後重新戴上手套時，發現手指頭從手套末端露了出來。蒂博趁他不在時把手套的指尖給剪掉了！另一次，博凱爾在一場音樂會開始前開始梳頭髮，赫然發現梳子上塗了一層奶油，那當然又是蒂博的傑作。這類事情自然讓博凱爾相當惱怒。
在我開始和柯爾托、蒂博一起演出時，我認識了另一位音樂家，他比我年輕許多，如今是我最老的朋友和搭檔。我說的是那位傑出的鋼琴家霍佐夫斯基。我們相識時他還是個男孩，如今我已經認識他六十多年了，而我們一起演奏也有半個世紀了！他是我唯一在世的老友，只有跟他在一起，我還能聊聊年輕時的同伴和經歷。
一八九年代初期，霍佐夫斯基生於波蘭，是個神童，九歲時初次登台演出，轟動一時。一九五年，在他早期的一場巡迴演奏中，他和他母親來到西班牙，在巴塞羅那演出。當時我在巴黎，不過我弟弟恩立克去聽了他演奏，而且深感興奮，安排了他們母子去見我母親。兩位母親一見如故，她們有許多相似之處，相處愉快。母親寫信把這一切告訴了我。幾個月之後，我在意大利見到了霍佐夫斯基。
在一場音樂會之後，有人把他帶到我一個朋友的家裡來見我。我對那次見面還記憶猶新。他個子很小，非常小，而且很害羞，穿著一套水手服，大白領鑲著蕾絲花邊，配上短褲。他看起來像是十歲，雖然他跟我說他十三歲。而他肯定沒有說錯，因為他一向極端精準而且重視細節。他為我演奏，我深感佩服。我知道他極有天分。
兩三年之後，他到巴黎來見我，我跟他一起練習，特別是練習巴赫的作品。一戰之後，我們在意大利、英國、瑞士和其他國家辦了許多場室內音樂會。後來他替我在巴塞羅那的管絃樂團演奏，也在我於普拉德、波多黎各舉行的音樂節上演奏。直到如今，我們還一起合奏。
關於霍佐夫斯基有一件事很不尋常，即自從我們初次相識以來，在許多方面他幾乎沒有改變。儘管具有極高的音樂才華，他還是非常害羞，極為謙虛而且內向。他的個子還是很小，事實上，比我還要矮小！我真的不曾認識任何人像他這麼多年來維持不變。如今當我看著他，我仍舊看見一個小男孩，雖然我得說，他放棄了從前的一項愛好。在一戰之前，他熱愛跑車、賽車，每年夏天常駕駛一輛雙人座位的小車，以極高的速度從巴黎開往法國蔚藍海岸，再駛往意大利。當然，做這種事在當年要比今天困難得多。他告訴我那些道路很糟，灰塵很多，而且到處都是釘子，常常刺進他的車輪……
一九五年，我首次到俄國演奏。我抵達俄國的時間實在不是巡迴演出的良機。雖然我離開巴黎前往莫斯科時還不知道，但是俄國革命已經展開。
剛過俄國邊境，我們的火車就在維爾紐斯[1]被攔下，所有的乘客都被叫下車。火車站裡一片騷動，行李高高堆起，幾十個人走來走去，打著手勢，大喊大叫。我聽不太懂他們說了些什麼，因為大多數人說的是俄語。在候車室裡，一個身穿制服的人朝我走近，向我介紹自己。他是鐵路局的高級官員，也是俄國軍隊的一位將軍，而且似乎對我的工作知之甚詳。他說所有通往莫斯科的交通都因為一場鐵路罷工而堵塞，不過，一列專車將駛往聖彼得堡，問我是否願意和他一起搭這列火車。我想到回去巴黎的那一千多里路，就感激地接受了他的提議。當我們向北行駛，穿過下雪的俄國鄉間時，我心想不知道會面對什麼樣的情況。
一抵達聖彼得堡，我就去見指揮家亞歷山大·席洛第。我跟他通過信，知道他的名聲。他年輕時是優秀的鋼琴家，曾經先後受教於柴可夫斯基和李斯特，李斯特對他的影響很大，後來他嶄露頭角，成為俄國頂尖的指揮家。當時他在聖彼得堡的一個管絃樂團擔任指揮。席洛第十分熱誠地接待我，他和李斯特的相似程度令我吃驚，他簡直就像李斯特的孿生兄弟，甚至臉上有一顆跟李斯特一樣的痣。他堅持要我住在他家，他在涅瓦河河畔有間漂亮的宅邸，擁有豐富的音樂藏書。當我告訴他我沒能前往莫斯科，他說鐵路罷工也給他帶來了困擾，他所邀請的一位獨奏家無法抵達聖彼得堡。他問我是否願意代替那位獨奏家演出，我欣然同意。那場音樂會在十分戲劇化的氣氛中舉行，城裡由於大罷工而停電，音樂廳用燭光照明。觀眾反響極佳。
我在聖彼得堡停留了兩三個禮拜，和席洛第合作演出了一系列的音樂會。城裡籠罩著一種不祥的緊張氣氛，黑夜被槍聲劃破，讓人覺得隨時都可能發生任何事情。涅瓦河對岸有動亂，我跟席洛第說我想去看看發生了什麼事。他說：「別做傻事。你想遭到槍擊嗎？」可是一天晚上，音樂會結束後，他讓步了。我們叫了一輛馬車外出，通過河上的一座橋。在另一側岸邊，我們聽見附近有槍聲。突然有一個人搖著旗子，從一個街角衝出來，經過我們的馬車時，他狂亂地用俄語大喊。我問席洛第那人在喊些什麼，席洛第說：「他在喊『沙皇共和國萬歲！』」
這就是當時人的心態！俄國人拚命想要結束他們忍受這麼久的獨裁政治，可是被灌輸的思想卻讓他們無法想像一個沒有沙皇做領袖的共和國！
在第二次前往俄國時，我親身體驗到一九五年的革命遭到鎮壓之後的高壓措施。在邊界，幾名沙皇軍官質詢我，他們是身穿制服的壯漢，待我如某種危險的顛覆勢力。我想像不出他們在懷疑些什麼。他們用俄語向我吼叫，當我用德語回答說我聽不懂他們說的話時，他們卻不予理會。搜過我的行李之後，又把我從頭搜到腳，甚至強迫我脫掉衣服！我氣壞了。等我抵達聖彼得堡，我把先前所發生的事告訴席洛第，他比我更為震怒。他把這件事報告給政府機關，後來我收到了正式道歉。我被告知那一風波只是個不幸的錯誤，這個解釋並未令我釋懷。
統治者的鐵腕措施有許多明證。在任何地方你都感覺得到憂慮、懷疑和恐懼，人人受到監視，門房和守衛得向沙皇警察報告他們工作中發生的事，而秘密警察也是無處不在。有一段時間，偉大的作曲家林姆斯基-高沙可夫被免除了他在聖彼得堡音樂學院的教授職位，因為他發表了一篇文章，抗議秘密警察監視學生。大家不敢說出任何反對政府的話，常常感覺自己好似身陷監獄。
我曾多次前往俄國演奏，除了聖彼得堡，我還在莫斯科、裡加、基輔和其他城市舉辦過音樂會。而不管是去哪裡，我都驚覺那強烈的對比，一邊是勞工階層的貧困淒涼，另一邊則是貴族階層的窮奢極欲。我深信民眾將再度反抗這種難以忍受的境況，而這只是時間問題。當一九一七年風暴爆發[2]，我感到不可避免的事終於發生了。同時，我得說隨著那場革命而來的不公不義以及迫害行為令我驚駭。我知道在每一場革命中，某些暴行似乎無可避免，我就曾親眼看到群眾在反叛中做出極端暴力的事。但我無法寬恕有些人以改良社會之名，迫害無辜之人，而那些受迫害之人當中有許多也曾為改良社會做出努力。以任何目的、任何成就之名，都無法證明這些革命手段的正當性。
能同眾多俄國知名作曲家相識，我很高興：林姆斯基-高沙可夫、亞歷山大·尼古拉耶維奇·斯克裡亞賓、凱撒·居伊、葛拉祖諾夫等人。在莫斯科，我經常在拉赫瑪尼諾夫的指揮下演奏，他天賦極高！如果明白古典音樂在俄國是以何等驚人的速度興盛起來，他們的作品就顯得更加了不起。而且他們待我是那麼親切！
和林姆斯基-高沙可夫共同經歷的一件事，我記憶尤為清晰。那時我在聖彼得堡，席洛第帶我去馬林斯基劇院觀賞林姆斯基-高沙可夫一部歌劇的演出。在第一幕和第二幕之間的休息時間，葛拉祖諾夫來到我跟席洛第的包廂，他曾是林姆斯基-高沙可夫的弟子。他對我說：「我剛才跟老師談過話，因為你在這裡，他很緊張，怕你不喜歡這音樂。」想像一下，此人多麼謙虛！當時他六十多歲，事業正達到高峰，而我還不滿三十歲。我很尷尬，不知道該怎麼回答，但我請葛拉祖諾夫告訴林姆斯基-高沙可夫，說我非常喜歡這部歌劇。演出結束後我去見他，告訴他我十分喜愛他的音樂，他顯得非常感激！
這位偉大的俄國作曲家還是位俄國海軍高階軍官，我對此一直很好奇。不過，我從未見過他穿制服。常穿制服的作曲家是居伊，配上他濃密的白鬍子和目光銳利的眼睛，模樣迥異。他是沙皇軍隊裡的一位將軍，據說是炮兵之類事務的權威。他父親原是名法國軍官，在一八一二年拿破侖從莫斯科撤軍時留了下來。或許居伊是拿破侖帶給俄國的少數好事之一。
在我所見到的俄國作曲家當中，斯克裡亞賓無疑給我留下最為戲劇化的印象。他這個人實在不可思議，是個真正的創新者，事實上，他是個發明家，是探索新觀念的先驅，不僅在音樂上，在哲學上亦然。他總是用和聲與管絃樂法做實驗。有趣的是，就跟林姆斯基-高沙可夫和居伊一樣，他的事業也是在軍中展開。後來他轉向音樂，先成為知名的鋼琴家，然後才成為作曲家。我們相識時他才三十多歲，相貌英俊，留著抹了蠟的八字鬍和一把小鬍子。他跟我討論他的許多想法。他認為我們所知的音樂在很多方面都粗糙而原始，我們的音階過於受限而且膚淺。他對音樂和色彩之間的關係非常感興趣，事實上，他認為相對於音階，也應該發展出針對視覺、味覺和嗅覺等其他感官的「音階」，對審美感覺的所有可能性加以研究。他斷言一個人在聽音樂時無可避免地受到演奏環境的影響，聲稱在黑暗中聽音樂，其效果跟在明亮中聽音樂相當不同，還說一個人會對色彩的種種變化起反應，就跟對溫度變化起反應一樣。
他邀請我去他莫斯科的家裡，展示他研發的一個儀器給我看，它能夠用顏色來表現聲音。想來我屬於頭幾個見識這個儀器的人。那儀器實在很了不起，能製造出驚人的效果。他正在譜寫一首新的管絃樂曲《普羅米修斯》，其中他為《色光風琴》寫了一份分譜，讓這首樂曲在演出時，各種顏色能在銀幕上映現出來，這是頭一次有人做像這樣的事。而這個驚人的天才在我們相識幾年後去世，我想他享年只有四十三歲。他去世前正在譜寫一部巨作，參與演出者將多達兩千人，並且將舞蹈、歌曲、演說、色彩，甚至是香水與音樂效果相結合！
我定居巴黎的那幾年，曾到歐洲各國首都演出，只有一個國家的首都例外。說也奇怪，這個例外就是在音樂上極為吸引我的城市：維也納。雖然我很渴望在那裡演奏，卻鼓不起勇氣。有將近十年的時間，我拒絕了一次又一次的邀請，總是避開維也納，就像一個人唯恐跟他最喜愛的東西靠得太近。那座城市具有傳奇般的魅力，就像磁鐵吸引著我，可是流連在那裡的活鬼魂令我心慌。對我來說，維也納是音樂的殿堂，莫扎特、貝多芬、勃拉姆斯、舒伯特、海頓等人的作品仍舊在那裡迴盪。從我小時候起，他們的精神就縈繞在我心中，然而此刻我猶豫躊躇，不敢踏進他們的家，因為這裡是他們生活、愛、工作、受苦和死亡之處。最後，我誠惶誠恐地接受了去維也納演出的一次邀約。演出前，我從未像那樣充滿憂慮。我在街上漫步，一顆心怦怦地跳，覺得我隨時可能會跟莫扎特或舒伯特相遇，覺得貝多芬可能會突然站到我面前，靜靜地看著我，帶著無盡的悲傷，如同我這些年來在夢中所見到的他。
那場音樂會在愛樂音樂廳舉行，座無虛席。我選擇演奏的曲目是莫爾的《升C小調協奏曲》。我把琴弓從琴弦上拉過去，奏出頭幾個音符，突然感覺到琴弓從我的指間滑了出去，這令我大為心慌。我拚命想要重新握住它，可是我的動作太過突然，琴弓從我手中飛了出去，在無助的驚恐中，我看著它從第一排觀眾的頭上飛過去！音樂廳裡鴉雀無聲。有人拾起那把琴弓，小心翼翼地傳了回來，從一個人手中遞到另一個人手中，現場仍舊一片寂靜。當我入神地注視著那把琴弓緩緩向我這邊傳過來，一件奇怪的事情發生了：我的緊張完全消除了。等琴弓傳回我手裡，我立刻重新開始演奏那首協奏曲，帶著全然的自信。我想那是我演奏得最好的一次。從那時候開始，我每年都去維也納演奏。
我曾經說過，我十九歲造訪布魯塞爾那一次不是很愉快，我很高興自己兩天後就離開了。後來，當我身為大提琴家的名聲已經確立，我有了另一次令人不快的經歷，不過這一次的結局比較幸運。
那次經歷發生在一場音樂會的預演過程中，當時我是跟一個交響樂團合作演出。當時有一種慣例，音樂會前的最後那一次預演，會有付了入場費用的觀眾到場，可是藝術家只能拿到正式音樂會那一場演出的酬勞。我認為這種慣例早已過時，而且這是在利用音樂家。在那一次，我決定設法改變此陋習。於是在進行最後一次排練時，我表現得跟排練時一樣，只要演奏中一覺得需要加以修正，我就會停下來，跟指揮詳細地討論。那場排練在坐滿觀眾的禮堂進行，沒多久，觀眾就開始不耐煩。等到那首協奏曲結束，音樂學院院長請我繼續演奏巴赫組曲，那首曲子安排在節目表的第二部分。我跟他說：「噢，這沒有必要。這首曲子我已經練習夠了，現在不需要排練。」他說：「可是你必須演奏，大家都期待你的演奏。」我說，實在很抱歉，可是我不打算這麼做。這時大廳裡起了一陣騷亂，有些觀眾開始大喊，問音樂何時能繼續下去。最後院長說：「求求你，卡薩爾斯先生，拜託你演奏那首巴赫組曲。就當作是你受邀演出兩場音樂會，我會安排讓你拿到兩場演出的酬勞。」我說，好吧，於是開始演奏。等到那場正式的音樂會結束，我拿到了兩份酬勞，但我告訴那位院長我只會留下一份，堅持把另一份當作該樂團的基金。那之後，正式預演時付費觀眾到場的陋習就沒有了。即使是在音樂會的舞台上，也要對不公平的事表示抗議！
不過，當我想起布魯塞爾，最先想到的倒不是這些插曲。這座城市激起我一些最快樂的回憶，不僅是因為我曾在那兒有過多次令人滿意的演出。對我來說，這座城市和兩位獨一無二之人的名字緊緊相連，他們的人生和我的人生緊密地交織在一起：舉世無雙的比利時小提琴家尤金·伊薩伊，還有高貴的比利時王后伊麗莎白。
在巴黎和拉穆盧管絃樂團首次演出之後不久，我認識了尤金·伊薩伊。我們攜手合開音樂會，我還定期跟他去布魯塞爾的管絃樂團合奏。他是舉世聞名的小提琴家，同時還是出色的指揮家，他的管絃樂團在全歐洲數一數二。我們初次見面時，他四十出頭，比我大二十歲，然而在某一方面，我們之間彷彿並不存在年齡的差距。我倆宛如兄弟，一個小弟，一個大哥。他身材高大有如巨人，但是個優雅的巨人，舉止瀟灑，威風凜凜的頭部和美麗的眼睛讓我想起獅子。我從沒見過哪個藝術家的舞颱風采比他更搶眼，而且他的心靈足可和他的外形匹配。他散發出溫暖和寬厚，對生活充滿無盡的熱忱，把生命活得淋漓盡致。他常說自己是兩頭燒的蠟燭，而他的音樂反映出他烈火般的精神。聽他演奏，你會覺得自己變得高貴。
跟我一樣，尤金·伊薩伊的音樂生涯可以說也是在一家咖啡館展開的。偉大的匈牙利小提琴家約瑟夫·約阿希姆在柏林一家咖啡館裡發掘到他，說服他去追求演藝生涯。當然，他的演奏模式跟約阿希姆不同。尤金·伊薩伊把小提琴演奏從過去的限制中解放出來。有些人覺得他處理樂譜的態度太隨意，認為他約束不了自己的想像力，但我無法認同這些人的看法。我們必須記得他的藝術才能發展起來的時代背景，記得他克服古典主義的傳統限制。的確，他的想像力是他天賦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而他對小提琴藝術產生的影響難以估量。在我眼中，他仍舊是所有小提琴家當中最偉大的。你可以說他發現了這件樂器真正的靈魂。
我最近發現自己好幾年前針對尤金·伊薩伊寫的幾則筆記，這裡是其中的一部分：
尤金·伊薩伊一出現，就使得同時代所有的小提琴學派和潮流變得過時。
尤金·伊薩伊是他那個時代最偉大的小提琴家，不是因為他比同時代的人演奏了更多音符，而是因為他把這些音符演奏得更好。他的影響無人可以忽視，一代一代地延續下來，後代的小提琴家仍然深受他的影響。
尤金·伊薩伊的降臨是個啟示，不僅是因為他技術高超，還因為他把色彩、重音、溫暖、自由和表現力這些品質帶進了對音樂的詮釋。他是頭一個打破德國傳統藩籬的小提琴家。
有時候我會去尤金·伊薩伊位於熱迪訥[3]的夏日居所拜訪他，就在馬斯河附近。他喜歡釣魚，他坐在河畔手握釣竿、口銜煙斗的樣子仍在我眼前。他喜歡抽煙斗，少有不叼煙斗的時候，就跟我一樣。不過，我不像尤金·伊薩伊那樣喜歡釣魚，即便在兒時，我也不忍心看那些美麗的生物在被抓到時無助地扭動身體……
這個充滿活力、性格高尚的人晚年為糖尿病所苦，不得不截肢，緩慢而痛苦地死去，真是悲劇！
我首次見到比利時的伊麗莎白王后是在一九年代初期，在我於布魯塞爾舉行的一場音樂會上。中場休息時，一個信差到後台來，跟我說阿爾貝國王[4]和伊麗莎白王后希望我到他們的包廂去。那一次國王頒給我一枚勳章。伊麗莎白王后當時二十多歲，事實上，我們剛好同齡。從那之後，我在布魯塞爾舉行的每一場音樂會她都會來。
不過，當我談到伊麗莎白王后，我最先想起的是另一個公開的場合，當時發生的一件事讓人能真正看出她的個性。此事發生在我們相識數年之後，一次由皇家學會贊助的會議上。會議在一個大廳裡進行，法國作家讓·谷克多接受表揚，並發表了關於作家科萊特作品的演說。我受邀到王室的包廂。當我到了那裡，伊麗莎白王后指著她身邊一把空椅子，請我坐下。我明白那是國王的座椅，所以有所猶豫，我知道任何人坐上那椅子都是違反宮廷禮儀。可是她露出微笑，指著那把椅子又說了一次：「卡薩爾斯，請坐下。」於是我坐下了。在那場會議的剩餘時間裡，我一直坐在國王的椅子上。大廳裡的人一直往包廂裡瞄，後來我得知那個插曲引發了一些議論。她就是那樣的人。「宮廷禮儀有時候是必要的，」有一次她對我說，「可是我不喜歡這個字眼。」
伊麗莎白王后身材嬌小，看似柔弱，卻有鋼鐵般的意志。當她去做某件事，是因為她相信那是正確的。她想要獨立，自己做主，不在意其他人怎麼說。在許多方面，她都是我見過最不拘於傳統的王室成員。然而在任何方面她都像個王后，有一種內在的高貴。也許有一天會有人寫下她一生完整的故事，那會是本啟發人心的書。
她生為德國公主，父親是巴伐利亞的特奧多爾公爵[5]，極有文化素養，宮裡常有作家和藝術家來訪，他也是位傑出的醫生，這一點就很不尋常。通過父親，伊麗莎白對醫學產生興趣，在萊比錫大學取得醫學學位。她跟父親一樣喜愛藝術，尤其喜愛音樂，而且她的這份熱情終生不渝。她小提琴拉得很好，曾跟尤金·伊薩伊學習，後來她在比利時組織了一個國際音樂比賽，亦即伊麗莎白王后音樂大賽。
雖然生為德國人，但是在世紀之交嫁給阿爾貝王子之後，在新國家裡，她也許是最受愛戴的公民。她尤其關心勞工階層的問題，獻身各種社會理想，成立了一所醫院，親自在那裡教授護理。當一戰爆發，德軍侵略比利時，她拒絕離開，依然留在布魯塞爾，直到德軍兵臨城下。然後她隨著比利時軍隊撤退，當了一名護士。「只要比利時還有一寸自由的土地，」她說，「我就會站在那上面。」當比利時尚未被征服的國土只剩下幾平方千米時，她依然堅守，和阿爾貝國王住在濱海小鎮的一個小屋，而那個鎮遭到猛烈的轟炸，她的生命岌岌可危。她在一間舊旅館設立了醫院，幫助照顧病患和傷者，並且替難民子女設立了一所學校。當德軍終於開始撤離時，她跟在撤離的德軍後面前進。
在戰後那些年裡，伊麗莎白王后支持各種自由主義的理想。她的舉動有時令貴族震驚，可是她不在乎。她最關切的是世界和平，在二戰之後，她致力於支持「斯德哥爾摩和平倡議」，呼籲禁用全部核武器。她關心世界各地發生的事，在歐洲、亞洲、非洲、美洲四處旅行。八十多歲時，她還去蘇聯拜訪赫魯曉夫，前往中國與毛澤東會晤。她一向熱愛大自然，對花草樹木的認知程度可媲美植物學家。她居然找得出時間來研究鳥類，並寫了一本博物學的書，名叫《拉肯的鳴禽》[6]。她在序言裡寫道：「謹將此書獻給所有的孩子，請他們去傾聽身為人類兄弟的鳥類之聲。」
這六十多年裡，我們一再相遇，從不曾失去聯絡，儘管我們都歷經了人世滄桑，以及兩次世界大戰和西班牙內戰。不論何時，只要我到比利時，就會去拜訪她。我會在王宮裡為她獨奏，有時她會和我一起演奏室內樂，她非常喜歡室內樂，常邀請音樂家來演奏一晚三重奏或四重奏。我流亡普拉德的那段時間，她常寫信給我，她的信帶給我喜悅和慰藉。後來她來參加我在普拉德的音樂節，等我移居到波多黎各，她也來參加我在聖胡安[7]、美國佛蒙特州的馬爾波羅音樂節。在夏季，我和瑪蒂妲會作為她王宮裡的賓客，去布魯塞爾拜訪伊麗莎白王后。我們最後一次拜訪她是在一九六六年夏天，幾個月之後，這個偉大的靈魂以八十九歲高齡去世。
在遺囑裡，她留給我一件珠寶作為禮物，交代我轉贈瑪蒂妲。
[1] 立陶宛的首都和最大城市。
[2] 指一九一七年俄國十月革命。
[3] 比利時城市。
[4] 指阿爾貝一世。
[5] 即茜茜公主的弟弟。
[6] 拉肯是布魯塞爾一城區，皇室莊園所在地。
[7] 波多黎各首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