渴望、期盼良久的新世紀，千千萬萬人都沒能走完前十年。
世紀交接時我二十三歲。那是個充滿大膽期待的時代，許多人相信一個新的紀元即將展開，相信二十世紀的來臨將成為人類的轉折點。他們以最新的科學進展為例，預言未來的社會將有極大進步。他們說，在即將來臨的時代裡，貧窮和飢餓終將消失。如同世人在新的年度開始時立下殷切的新希望，在新世紀開始時，這個世界似乎決心要朝好的方向改變。誰能預見接下來那幾十年會出現恐怖到超乎想像的兩次世界大戰、集中營和原子彈。
對我來說，未來充滿了希望。跟拉穆盧合作演出的音樂會結束之後，我幾乎在一夜之間廣受肯定。音樂會或獨奏會的演出邀請多到讓我應接不暇。突然之間，所有的門都向我敞開。對一個站在事業開端的年輕人來說，那是醉人的醇酒，但我明白是因緣際會使這一切成為可能。我的確很努力，但我也非常幸運。除了與生俱來的天分之外，我幸而擁有與眾不同的父母，擁有與克裡斯蒂娜王后的友誼，擁有像墨菲伯爵、莫納斯泰裡奧、布裡頓和加西亞這樣的教師。不管我是什麼樣的人，他們當中的每一位都是我的一部分，少了他們其中任何一位，我就無法成為今日的我。這話不僅在當時是真實的，現在也一樣真實。這就是為什麼我心中永遠懷著感激，永遠記得自己所欠的恩情。
事實證明，巴黎之於我，就跟弗朗索瓦·赫法爾特所說的完全一樣。那是「美好時代」，巴黎真正是世界文化的中心。那座城市是創造力的聖地，多如繁星的文藝人士以巴黎為家，在巴黎工作。這座城市有熙來攘往的街道、露天咖啡座、賣栗子的小販，屋宇在古色古香的光澤中變得柔和。短短幾年之前，我們母子在這裡經歷了那般困苦，如今我在此地找到一種歡欣的氣氛、新的興趣，還有優秀的男男女女為伴。當然，我的音樂讓我跟樂界同行有了密切的接觸。我的朋友圈很快就包含進許多音樂界人士，像小提琴家尤金·伊薩伊和雅克·蒂博、鋼琴家鮑爾和阿爾弗雷德·柯爾托、作曲家樊尚·丹第、喬治·埃內斯庫、莫裡斯·拉威爾、阿諾爾德·勳伯格和聖桑。不過，和我交往的絕非僅限於音樂家。我結識了藝術家埃德加·德加與歐仁·卡裡埃、政治家喬治·克列孟梭和阿里斯蒂德·白裡安、作家羅曼·羅蘭、哲學家亨利·柏格森。他們都是頗具魅力的人物，可以從他們那裡學到很多。
我覺得跟柏格森的談話尤其有意思。我們彼此欣賞，那時候我常去見他。起初我不明白這位知名哲學家為何會花時間跟像我這樣的年輕人談話。我知道寫作和在大學授課讓他有多麼忙碌，而且我覺得自己的知識那麼有限，他卻如此博學。可是他向我保證他從我們的談話中學到很多。「直覺」是我們經常談到的一個話題，當然，他針對這一主題寫過很多文章。他對音樂中的直覺尤為好奇。我一向認為，不管是作曲還是演奏音樂，直覺都是決定性的因素。技巧和智力當然不可或缺，一個人必須能掌握演奏一件樂器的技巧，以求發揮這件樂器的完整潛力，而且必須運用他的智力來探索音樂的每一個面向，可是，說到最後，直覺最為重要。對我來說，在創造和賦予一件作品生命時，音樂的本能是關鍵性因素。
我不能說早年在巴黎的那段時光裡學到的都是令人愉快的東西。人類最高的成就往往伴隨著人類的弱點。巴黎在藝術及學術上綻放光芒，同時那兒也有無知和社會不公的跡象，令人不安。一個令人震驚的例子就是「德雷福斯事件」那樁醜聞。由於我跟喬治·皮卡爾上校的友誼，我熟知這個案子。抵達巴黎之後不久我就認識了皮卡爾上校。他是位極不尋常的軍官，個子很高，相貌不凡，蓄著灰色的八字鬍，非常文雅，溫和而有魅力，他多才多藝，是位很優秀的業餘鋼琴家，而且充滿了正義感。他的座右銘是：「在藝術中追求完美，在生活中追求正義。」就是這種對正義的熱愛讓他捲入「德雷福斯事件」，最後他成了這樁事件中真正的英雄。他過於謙虛，不會以英雄自居，但事實如此。我通過他得知了這樁案子的內幕。
當我抵達巴黎時，這個事件已經喧騰一時，大家都在談論。你去參加一場私人音樂會，轉眼之間，音樂就被拋在腦後，每個人都開始談論德雷福斯上尉。三四年前，這位猶太裔軍官被指控把軍事機密出賣給德國人。軍事法庭以偽造的證據宣告他有罪，終身監禁在惡名昭彰的惡魔島上。假如不是皮卡爾上校為他平反，他很可能會死在那座島上。皮卡爾上校當時是法國國防部官員，他看到一些機密文件，讓他深信德雷福斯是無辜的。他告知了法國參謀總部的成員，而他們命令他擱置此事。別的軍官也許會遵命，但皮卡爾上校不會。他繼續調查。接下來，他就被調派到非洲一個偏遠的軍隊駐紮地。可是在離開法國之前，他把他所揭露的資料交給了一位知名律師。這件事在議會中被提起。起初，沒有幾個人願意為德雷福斯辯護，而皮卡爾上校自己被控洩露軍事機密，遭到監禁。可是隨著更多的真相被揭露，這件案子成了一樁全國性的醜聞。作家左拉發表了他有名的公開信《我控訴》，指控政府遮蔽真相。抗議聲浪越來越大，當局不得不把德雷福斯帶回法國二度審判。新證據包括皮卡爾上校發現的資料，明確地證明了德雷福斯的無辜，這時候上校已經獲釋。可是軍方為了保住顏面，再次認定德雷福斯有罪，但表示他情有可原，把他的刑期減為十年！沒過多久，政府赦免了德雷福斯，但並未公開承認他的無辜。皮卡爾上校和其他人繼續奮鬥，以求洗刷他的污名。終於，在好幾年之後，德雷福斯被證明完全無罪，恢復了他在軍隊裡的職位。即使到了那個時候，德雷福斯的敵人仍對他所受的苦難不滿意。德雷福斯遭到一名反猶激進分子槍擊，受了傷，那人想要暗殺他！
這一切都令我驚駭，令我心生厭惡。我知道有些人認為藝術家應該生活在象牙塔裡，與其他人的掙扎和苦難隔絕。這個觀念我一向無法認同。對人性尊嚴的冒犯就是對我的冒犯，而抗議不公不義是良知問題。比起對其他人來說，難道人權對一個藝術家來說比較不重要？難道身為藝術家就免除了身為人的義務？真要說起來，藝術家具有一種特殊的責任，因為他被賦予特別的敏感和感知能力，也因為在其他人的聲音沒被聽見的時候，他的聲音也許能被聽見。的確，誰能比藝術家更在乎捍衛自由和追究真相？這對他本身的創造力如此重要。
對我來說，德雷福斯事件最可怕的一面也許在於許多人因為他是猶太人而反對他。我覺得這在巴黎簡直是不可思議，以這座城市所有的文化和提倡人權的高貴傳統，在這個被稱作「光明之城」的城市，反猶主義居然能夠像一場邪惡的瘟疫一樣散播開來。日後這種疾病將會感染整個國家，那個國家自認有權屠殺幾百萬名男女老少，理由是他們的血管裡流著「猶太血液」，這種疾病要用什麼樣的言語來形容？想到這種暴行就令人震驚無言！
單單是仇視猶太人就令我無法理解。我自己的人生由於跟猶太裔藝術家及朋友的親密情誼而豐富許多。對人類文化貢獻方面，猶太人不比哪個民族差！他們當然會是傑出的音樂家，因為他們的心靈如此豐富，對，而且那麼有頭腦！當指揮時，我告訴樂團成員：「像猶太人一樣演奏。」他們知道我是什麼意思。我朋友施奈德有時會對我說：「卡薩爾斯，你知道，你真是個猶太人。」我說我父母是天主教徒，而我是加泰羅尼亞人，但他不聽，和氣地搖搖頭說：「不，你錯了。也許你是天主教徒的父母所生，也許你出生在加泰羅尼亞，但你其實是個猶太人。就講一件事，如果你不是猶太人，就不可能像你這樣演奏。」我感謝他的讚美，但是我告訴他，凡事都有例外。
我第一次前往美國是在一九一年，與內華達和一位有天分的年輕法國鋼琴家萊昂·莫羅同行，進行八十場音樂會的巡迴演出。巡迴演出的經紀人姓鄧肯，是傑出舞蹈家伊莎多拉·鄧肯女士的哥哥。
我無法預見我的人生會被編織進這片廣闊土地的織錦當中，也無法預見半個多世紀之後，我會在這個半球找到我的家，但是那個國家給了我深刻的印象。我聽說過許多關於美國的事，尤其是從內華達的口中，畢竟那是她的故鄉，但有些事倘若不親身經歷是無法理解的。對我來說，美國實在非常特殊。美國跟我所熟悉的歐洲國家有那麼驚人的差異！我們造訪了幾十個市鎮和城市，橫越了整片大陸，從大西洋到太平洋。即便如此，當陸地在我面前展開，遼闊的草原、巍峨的山脈和令人敬畏的沙漠，我知道我所見識到的只是這片無垠土地的一角。在那之前，我從未如此為大自然的壯麗和變化多端感到震撼，也從未如此清楚地認識到人類無畏的精神，人類闖入了這些空間，把它們變成自己的家。你會覺得人類無所不能，為了人類的幸福，在這裡沒有不可能的事。
「新大陸」對我來說不再只是一個名詞。到處都是新東西，你感受到一個國家正在逐漸成形，就像一首仍在排練中的偉大交響曲。
當然，一九一年的美國不是今天的美國。當年那裡是有大城市，但也有拓荒小鎮。有些地區的荒野尚未被征服，有些地方讓我覺得自己彷彿就是個拓荒者！就連城市也跟今日的城市相去甚遠。當年你還能看得見天空，煙霧和摩天大樓尚未出現，偶爾會碰見一個叫作汽車的奇怪機械。我得承認，如今當我造訪紐約或芝加哥，有時我會懷念從前，那時沒有計程車在車流中緩慢前進，一輛舒適的馬車能夠毫不耽擱地將你帶到任何想去的地方……
那時候，歐洲有些知識分子對美國持有一種輕蔑的態度，說美國缺少文化和藝術成就。可是在我首次造訪跟後來前去旅行時，美國人對文化的廣泛關注讓我印象深刻，尤其是對音樂。學校裡對音樂教育的重視令我吃驚，學校裡有樂隊、管絃樂團和合唱團，而在人跡罕至的地方和偏遠的小鎮，他們對音樂以及音樂設施的興趣往往令我驚訝，當然，這興趣往往是很粗糙的。
不過，我認為，讓我印象最深刻的是人與人之間的平等。我習慣於歐洲的階級區別，由於所受的教育和信念，我支持共和政體，我一向覺得這種階級區別荒謬而且令人反感。我一向不認同人與人之間的任何區分，也不認為某些人由於出生的巧合或財富的累積就應該享有特權。此刻我感到自己處在這樣一個社會：在這裡，功績是根據人格和能力來判斷，而不在意還有哪些不平等尚待解決。
對當時二十四歲的我來說，美國是一種解放……
一起巡迴演出的萊昂·莫羅膽子很大，隨時都想嘗試新的冒險。我自己則充滿了好奇，我們一點兒也不想把活動範圍局限在飯店房間和音樂廳裡，想盡可能去看看這個奇怪而令人興奮的國家。一抵達一個新的市鎮，打開了行李，我們就出去探索，常常會有荒誕的經歷。
我記得，當來到賓夕法尼亞州的採礦小鎮威爾克斯巴裡時，我們決定去參觀一座礦場。當時已經接近傍晚，但這並未阻止我們前往。我們詢問了方向後，就急忙出發了。在礦場，我們被帶進礦坑裡，那是個神秘而迷人的地方，事實上，當我們探索那些坑道，跟礦工交談，我們把其他所有的事情都給忘了。突然，萊昂·莫羅說：「音樂會呢？現在幾點了？」那幾乎是音樂會開始的時間了！我們無暇回飯店換衣服，直接趕往音樂廳，甚至連手跟臉都沒洗。當我們抵達時，我們看起來不像音樂家，更像是礦工！不過，我們盡可能把自己弄乾淨，然後開始表演。
在當時，蠻荒的西部還是一種真實的生活方式，如今當我看到電視上的牛仔節目，就會想起那次巡迴演出時我們辦過音樂會的一些西部小鎮。我們的到來讓當地居民興奮起來，街上會有大條幅宣傳音樂會，建築物外牆上會貼有海報，有時就貼在懸賞捉拿某個歹徒的告示旁邊。我們演奏所在的大廳通常蓋得很粗糙，但總是觀者雲集。音樂會在一種歡欣熱鬧的氣氛中進行，中場休息時，帶位者會在走道上來來回回，販賣花生、糖果。有一天，萊昂·莫羅跟我出門，在一個西部小鎮上閒晃，逛進了一間酒店。沒多久，我們就跟幾個牛仔玩起了撲克牌，他們是壯碩的漢子，皮帶上有佩槍。我的賭博經驗很有限，可是我運氣夠好，或者應該說運氣夠差，從開始一直贏錢。當銀幣在我面前越堆越高，我注意到其他玩家的表情越來越陰沉。一股緊張氣氛籠罩了這場牌局。我看著對手身上的左輪手槍，心想我們的巡迴音樂會也許會出人意料地驟然結束！大家都在喝威士忌，其中一個牛仔拿了一杯給我。我盡可能禮貌地拒絕了，說我不在賭博時喝酒，只差沒有補上一句，說我不賭博的時候也很少喝酒。那牛仔回嘴說：「在這裡我們是邊喝酒邊賭博的。」終於，手氣變了，而我幸運地開始輸錢。氣氛突然好轉，每個人都開始微笑。等到萊昂·莫羅跟我離開那家酒店的時候，我們彼此擁抱，像老朋友一樣。
另有一次，火車上一位旅客問我是否去過美國的沙漠。我說沒去過，他告訴我：「你實在該去，那將令你畢生難忘。」他說得沒錯。當我們為了一場演出而在得克薩斯州一個沙漠小鎮停留，機會來了。要走進圍繞那個小鎮的不毛之地，就連萊昂·莫羅都有些疑慮，可是我很堅決。沙漠確實令人驚歎，一旦置身其中，你覺得自己彷彿身在另一個星球。過了一會兒，萊昂·莫羅說：「你不覺得我們已經走得夠遠了嗎？我們回去吧。」可是就在那時，我看見遠處有個東西，像是一間屋子。「你在這裡等一下，」我對萊昂·莫羅說，「我想過去看看那是棟什麼建築，馬上就回來。」他不想讓我一個人走，於是我們又一起走了大約半個小時，直到抵達那棟建築。那是間飽經風吹的小木屋，乍看之下似乎無人居住，可是我們在屋裡發現了一男一女。我們又熱又累，他們給了我們一點兒東西喝。那男子的穿著像個牛仔，可是我注意到他的口音有點奇怪。
「你不是這個國家的人。」我對他說。
他回答：「不，我來自大海的另一邊。」
「是從哪兒來的呢？」
「噢，是你從沒聽過的一個地方。」
「那地方叫什麼名字？」我問。
「它的名字，」他說，「是加泰羅尼亞。」
你看，兩個加泰羅尼亞人在美國的沙漠中央！
你在任何地方都會發現加泰羅尼亞人，這是個事實。
的確，早在得克薩斯州沙漠那次奇特的邂逅之前，來自加泰羅尼亞的其他旅人就在美國留下了足跡。在巴塞羅那，有根柱子俯瞰著港灣，頂端立著一尊哥倫布的紀念雕像，手朝著西方伸出去。在發現新大陸之後，他首先回到巴塞羅那，向斐迪南國王和伊莎貝拉王后報告此發現。哥倫布留下來的唯一書信不是用意大利文，而是用加泰羅尼亞文寫的，上面的簽名是Colom，在加泰羅尼亞語中的意思是「鴿子」。第一次去加州，我也知道最早大幅探索此區域的歐洲人是聖方濟修會的塞拉修士，他在美國獨立戰爭那一年創立了舊金山教會區。塞拉修士出生於加泰羅尼亞的馬洛卡島……
在舊金山我經歷了一件事，不僅讓我在美國的第一次巡演驟然終止，也差點兒結束了我的大提琴家生涯。舊金山及其周圍的鄉間景色令我著迷，當幾個新結交的年輕朋友邀我一起去探險，穿過海灣去爬塔瑪佩斯山時，我很高興。我向來喜歡爬山。我們搭乘一艘渡輪橫越海灣，那是我見過的最華麗的船，一座名副其實的水上城堡。
意外發生在我們要從塔瑪佩斯山下來時。我的一個同伴突然大喊：「卡薩爾斯，小心！」我抬起頭，看見一塊大圓石從山坡上直朝我滾下來。我把頭往旁邊閃，幸運地沒被砸死，但那塊石頭擊中了我的左手，把我的左手壓傷了，那是我運指用的手。那些朋友都嚇壞了，可是當我看著自己皮開肉綻的手指，我卻有種奇怪的反應。我的第一個念頭是：「感謝老天，我再也不必演奏大提琴了！」心理分析學家肯定能對此做出某種深刻的解釋。為你所從事的藝術獻身，確實讓你受到某種奴役，再說，在登台表演之前，我總能感到難熬的焦慮。
我留在舊金山，內華達和萊昂·莫羅則繼續巡演。醫生預言我將永遠無法充分使用我的左手，可是醫生有時也會說錯。借助持續治療和運動，四個月之後，我的手完全康復了，我就又開始練習。我愛上了舊金山——誰不愛呢？——同她的這種情誼又保持了多年。我住在艾薩克·斯泰因家裡，他是舊金山市纜車公司的總裁，非常有教養，是藝術的贊助者，非常慇勤好客。他家裡滿是畫作、書籍和雜誌，各種語言文字都有，家人似乎總是在閱讀，還做有大量筆記，談話也總是離不開藝術。他有個妹妹當時在讀醫學，一位二十多歲的健壯女子，有張大方、有力的臉。她非常聰明，表達思緒的方式十分生動，名叫格特魯德。當然，格特魯德·斯泰因[1]在當時尚未揚名世界。
有一次，我正坐在那兒，受傷的手上打著石膏，格特魯德說：「你看起來就像埃爾·格列柯[2]的《手撫胸膛的貴族男人》裡的那個男人。」
我大笑，告訴她：「就算我不能演奏，我的手指頭也要擱在代表著藝術與音樂的那件樂器上。」
後來那些年裡，格特魯德和她的另一個哥哥裡歐·斯泰因移居巴黎，我常見到他們。在巴黎她成為文藝界的傳奇人物，裡歐則成為知名的藝評家。我每次去盧森堡公園附近的小公寓拜訪格特魯德，都能看見她在閱讀，裡歐在畫畫。公寓牆上掛滿了畫作。「這些畫，」她對我說，「都是那些無人聞問的年輕畫家畫的。」那是亨利·馬蒂斯、畢加索和其他畫家的作品。我在一八九年代末期見過畢加索，那時他還是巴塞羅那一名學藝術的學生，即便是那時，我也極為欣賞他的作品，雖然我們從不曾在巴黎相遇……
我首次造訪舊金山時，跟一位名叫特蕾莎·赫爾曼的年輕女子建立起一段珍貴的友誼，她父親是猶太教牧師。她彈鋼琴，妹妹拉小提琴，她也參加了那次爬塔瑪佩斯山的難忘之旅。我們的友誼持續了將近七十年。我每次去加州，都會跟她見面，當一九五年代在波多黎各首次舉辦卡薩爾斯音樂節時，她也前來觀賞演出。最近她去世了[3]，我很難過。她屬於我早年那些朋友中僅存的幾個。是的，許多回憶仍在，可是，唉，很多朋友已經離世。
一九四年，我第二次前往美國巡迴演出。我跟紐約大都會管絃樂團首度同台，演奏聖桑的大提琴協奏曲。同一季裡，理查·施特勞斯首次於紐約演出他的交響詩《堂吉訶德》，我擔任大提琴獨奏，由那位偉大的作曲家親自指揮。那場演出頗受好評，可是有些負責宣傳的人認為我應該表現得更戲劇化一點兒。當時流行戲劇化的演出，一個人的音樂才華多寡甚至要根據他頭髮的長短來判斷。我的頭髮一向不長，事實上，我已經開始脫髮。經紀人對我說，假如我在演奏時戴頂假髮，我在美國的演出就能拿到高出幾倍的酬勞……
那次巡演中，我的經紀人讓我有一次不愉快的經歷。在職業生涯中，我盡可能避免處理金錢事務。當然，生活中不得不用到金錢，而且我知道金錢有時是被用來做利他的用途。但我覺得金錢有種可厭之處，不喜歡親手處理。巡迴演出過程中，財務事宜都是由我的經紀人處理。他們會替我收取酬勞，再為我存入賬戶。第二次美國巡演時，我的經紀人也這麼做了。可是那一次，我發現他從我每一場音樂會中收取的報酬，遠遠超過他告訴我的對方支付給我的酬勞。我非常生氣，不是為了那些錢，而是因為那個人不誠實。
等到巡演結束，回到紐約，我給經紀人打電話，請他到我下榻的飯店。他提議在他的辦公室見面，但我說不，應該到我這兒來。我走到大廳，把一張小桌子和兩把椅子放在飯店入口的旋轉門旁邊，在那裡等他。等他來到，我請他在那兒就座。
他問：「巡迴演出怎麼樣？」
我說：「都很好，除了一件事。」
「什麼事？」他問。
「我的經紀人是個小偷。」我說。
他的臉色變白，慘白，眼睛睜得很大。「你說什麼！」他說。
「不，」我告訴他，「撒謊沒有意義。我很清楚你從我每一場音樂會中拿到多少錢。」
他站起來，張口結舌。
此時我抓住他，按照我的計劃，把他扔向旋轉門。我盡可能地快速轉動那扇門，而他被門撥弄來撥弄去。我十分用力地推那扇門，把門都推壞了。他搖搖晃晃地走出去，沿著街道跑掉了。
當然我得賠償那扇門，這在我預料之中。我一直沒取回他拿走的那些錢，其實我並不在乎。我想給他一個教訓。
半個多世紀以後，我前往華盛頓為肯尼迪總統演奏，有幾家報紙報道那是我首次在白宮演出。事實上，我之前曾在那兒為羅斯福總統演奏，不是小羅斯福，而是老羅斯福，那是在我一九四年訪問美國的時候。
那場演出是在總統的一場接待會上舉行。他生性快活，具有感染力。音樂會結束後，他摟著我的肩膀，帶我在賓客中走動，把我介紹給每一位來賓，一直說個不停。他的活力、強壯和自信，我覺得在某種意義上，他就像美國這個國家的化身。他騎在馬上飛奔，或是狩獵大型動物的場景不難想像，那也是他的愛好。
一九六一年，再一次造訪白宮時，我被介紹給一位漂亮的白髮女士，她告訴我，當年我頭一次在白宮演奏時，她也在場，那時她還是個年輕女孩。她的名字是阿麗絲·朗沃斯夫人，她就是老羅斯福總統的女兒。
[1] 美國作家、詩人。
[2] 十六、十七世紀歐洲畫家，生於希臘，意大利、西班牙都是他的主要活動範圍，擅長宗教畫，代表作《奧爾加斯伯爵的葬禮》。
[3] 指一九七○年前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