幽默的語言當然少不了俏皮話，也就是精心設計的文字遊戲。著名的登山愛好者魯道夫·賴夫是我多年的旅伴，二戰前他是多瑙河流域阿爾卑斯山登山協會的會長，每次我們和登山協會的其他成員一起去登山，他總會喊我“瘋子大夫”（Narrendoktor）——我是一名精神病科醫生。當時我在施泰因霍夫精神病院工作，每次見面，他都不會正經地稱呼我“醫生”，而是在前面加上“瘋子”作修飾詞。終於有一天我忍無可忍，當著所有登山隊友的面警告他說：“聽著，賴夫先生，如果你繼續叫我瘋子大夫的話——知道我會怎麼稱呼你嗎？施泰因霍夫的賴夫（Steinhofreif）！”
前面說到，他叫賴夫（Reif），德語意為“成熟的，有準備的”，在維也納人們會用這個詞指代瘋子，因為瘋子就是“準備好可以送進精神病院的人”，所以“施泰因霍夫的賴夫”意思就是“可以送進施泰因霍夫精神病院的傢伙”！從那之後，賴夫先生再也不敢喊我“瘋子大夫”了。
玩弄文字遊戲，有時需要創造新詞。 1961年我在哈佛大學擔任客座教授，有一天講課，因為天熱教室的門都開著，一隻狗突然跑進教室裡來，四處打量了一下，又慢悠悠地走了出去，所有人的注意力都被它吸引了，我也不例外。因為事發突然，大家都有些愕然，誰也沒有發出笑聲，這時我發話了：“這就是我們所謂的‘dogotherapy’。”我這麼說，是因為當時我正在講授的內容是“意義治療”（logotherapy）。
還有一個例子，我自己沒車的時候，總是對別人說：“你知道嗎？我通常都是坐‘他動車’（Heteromobil）出門，也就是我不自己開車，而是讓別人捎我一程。”[1]
有時候不用創造新詞也能達到一語雙關的效果，比方說，如有別人要為我的茶續杯，而我不想再喝時，我會說：“你知道嗎，我是個一神論者（Monotheist），所以我只喝一杯茶。”[2]
在演講時，幽默的話語不僅能使整個氛圍更輕鬆，還能在接下來的自由討論中削弱對手的立場，達到四兩撥千斤的效果。有一次我受邀在格拉茨的施泰爾秋季藝術節[3]開幕式上發表演講，我想指出我不僅有資格談論醫學，也有資格談論哲學，但是又不想太高調，顯得像在炫耀我同時擁有醫學和哲學兩個博士學位，於是我說：“女士們，先生們！我同時擁有醫學和哲學兩個博士學位，但是我通常不提這事，因為我在維也納的那些親愛的同事——據我瞭解，他們絕不會說，弗蘭克爾是個雙料博士，而只會說，他是半個醫生。”
說到自由討論，有一次我在慕尼黑的藝術學院做完演講之後，觀眾開始提問，其中有一個年輕人頗具挑釁地問我：“弗蘭克爾先生，你今天談論的是性，可是像您這麼忙碌的教授，每天不是上課就是開討論會，哪裡會有時間過健康自然的性生活呢，甚至都沒空搞明白那是怎麼一回事吧？！”
“這位朋友，是這樣的，”我答道，“你的話讓我想起維也納的一個古老的笑話：有個人碰到一個麵包師，在聊天中得知麵包師有10個孩子，特別驚奇地問道：‘哎，那你到底什麼時候烤麵包呢？’”聽到這兒，觀眾都笑了起來。
我接著說：“你的問題也是這樣。難道你覺得，如果一個人白天忙著學術工作，那他晚上就無法過正常的性生活了嗎？”這時觀眾轉而開始笑那個年輕人了。
還有一次是在美國一所大學的神學院演講後的自由討論環節，那次我並不想讓別人尷尬，而是想讓自己免於尷尬。當時有人問我對於著名神學家保羅·田立克[4]所說的“上帝之上的上帝”（The God above the God）的概念的理解，實際上，我並不瞭解這個概念，卻仍然平靜地回答：“我想，如果我敢回答你這個關於‘上帝之上的上帝’的問題，這豈不是在說，我認為自己是‘田立克之上的田立克’了嗎？”
我不光樂於開玩笑，還喜歡笑話。有好長一段時間，我都想著要寫一本專門研究笑話的形而上學的書。我知道的最好笑的一個笑話是這樣的，一個人來到一個住了很多猶太人的波蘭小鎮，他想去妓院，可是又不好意思直接問別人妓院的位置，於是他便問路邊一個穿著長袍的猶太老者：“請問你們的拉比[5]住在哪兒？”
老者回答說：“在那兒，那棟綠色的房子裡。”
“什麼？”這個人裝作一副很驚訝的樣子，“那位德高望重的拉比竟然住在妓院？”
老者立馬斥責他：“你胡說什麼！妓院明明是前面那棟紅色的房子。”
“謝謝。”那人與老者告辭，高興地朝妓院走去。
其實我們醫生與病人談話時，不也常常使用這種方式嘛。剛做醫生沒多久，我就掌握了這種對話方法，比如，如果我想知道一位女性患者的病史，不要問“您墮過胎嗎？”，而是要問“您流過幾次產？”。
再比如，千萬不要這麼問一個男性病人，“您染過梅毒嗎？”而要問“您接受過幾次梅毒病治療？”。
還有，我們也不要問一個精神分裂症患者，是否聽到有人在和他說話，而應該問“那個人跟你說了些什麼？”。
有個諷刺心身醫學的玩笑編得很棒：有個人因為患了頭疼、耳鳴、腦部充血的毛病而被轉診到精神分析師那邊，他去看精神分析師的路上經過一家服裝店，突然想起需要一件新襯衫，就走進店去要售貨員拿給他某種樣式的襯衫。
“你要多大碼的？”售貨員問。
“42碼。”他答道。
“相信我，你應該穿43碼的。”
“別多說了，就給我拿42碼的好了。”
“好吧，不過要是你到時候感到頭疼、耳鳴、腦部充血的話，不要感到奇怪。”
還有一個笑話可以很好地解釋什麼是藥物精神病學，一個納粹軍官坐在一個猶太人的對面，那個猶太人拿出一條鯡魚來吃，吃到最後只剩下魚頭，便把魚頭小心翼翼地裝回袋子裡收好。
“你為什麼這樣做？”納粹軍官好奇地詢問。
“魚頭裡有魚腦，我把它帶回去給孩子吃，他們吃了會變聰明。”
“你能不能把魚頭賣給我？”
“當然可以。”
“多少錢？”
“一馬克。”
“給你一馬克。”納粹軍官買了魚頭，馬上吃了下去。
5分鐘後，納粹軍官非常生氣地質問猶太人：“該死的猶太佬！一整條鯡魚才賣一毛錢，魚頭你卻賣我一馬克[6]！”
猶太人平靜地說道：“你看，那魚頭確實管用吧。”
治療病因和單純的治療病症是不同的，或許我們可以借助一個笑話解釋二者的區別：有個人外出度假，但每天早晨都會被一隻公雞吵醒，於是他去藥店買了些安眠藥，加進公雞的飼料裡。看，這就是治療病因！
[1] “Heteromobil”是作者將“hetero”（異、其他）與“mobil”結合起來發明的新詞，與德語“汽車”（Automobil）一詞相對，“Automobil”原意為“自動車”。——譯者注
[2] “Monotheist”原意為“一神論者”，根據德語構詞，前綴“mono”表示“單、 一”，“the”諧音“Tee”（茶），後綴“ist”表示“……的人”，因此這個詞在這裡可以理解為“只喝一杯茶的人”，達到雙關的效果。——譯者注
[3] 格拉茨的施泰爾秋季藝術節，文化類節慶活動，開幕期間設有大量展出活動。——譯者注
[4]保羅·約翰內斯·田立克（Paul Johannes Tillich）， 1886年8月20日生於勃蘭登堡省施塔策德爾鎮（Starzeddel）， 1965年10月22日卒於芝加哥，德裔美籍新教神學家，他的代表作《系統神學》（Systematische Theologie）將神學和哲學做了全面性的綜合。——譯者注
[5] 拉比（Rabbi），有時也寫為辣彼，是猶太人中的一個特別階層，是老師也是智者的象徵，指接受過正規猶太教育，主要為有學問的學者。——譯者注
[6] 馬克在當時大約相當於5元人民幣。——譯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