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集體罪責”（Kollektivschuld）的說法無疑是錯誤的，一直以來，我堅定地站在反對集體罪責這一邊。在我的一本關於集中營經歷的書中——這本書的英文譯本僅在美國銷量就達900萬冊，我講了這麼一個故事：“我最後所在的那個集中營的長官是一名黨衛隊成員，集中營解放後有消息證實，這名長官經常暗地裡自掏腰包，拿出數目不少的一筆錢去附近的集市上為集中營裡的犯人買藥！在集中營解放之前這件事只有營地的醫生（他也是一名犯人）一人知道。
“這個故事還有後續：集中營解放後，營地裡關押的猶太犯人將這位長官藏了起來，不讓攻進來的美軍找到，並對美軍指揮官宣稱，只有對方承諾不傷害這位長官一根汗毛，他們才把他交出來。美軍指揮官用自己的職銜保證，絕對不傷害這位長官，這樣大家才把他帶到指揮官面前。指揮官讓這位黨衛隊成員繼續管理集中營，於是這位長官便發動周圍村子裡的村民募捐，為我們籌集食品和衣物。”
1946年的時候，大家還不太會像我這樣站出來反對“集體罪責”，更不用說主動為納粹分子說話了，所以我經常受到一些組織的批評。那時候我還讓一個同事躲在我的家裡，他曾經獲得某個希特勒青年榮譽獎章，當時國家警察正在搜捕他，送他接受審判，而審判結果要麼是無罪釋放要麼是死刑。這樣一來，我就保護了他沒有被當局帶走。
有一次我在法國佔領區演講時，還當著法軍指揮官——一名將軍的面，反對“集體罪責”的說法。第二天，一位大學教授過來找我，他曾經是一名黨衛隊軍官，他含著淚問我，為什麼我竟然這麼有勇氣，公開反對這樣一種籠統的群體性指控。“您不可以，”我說，“您如果這樣說可能是在為自己辯護。可我是進過集中營的，是編號119104的囚犯，所以我可以這麼做，因此我也就必須這麼做。我沒有您這樣的嫌疑，這同時也意味著一種責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