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還在集中營的時候就對自己說，一旦我回到維也納，就第一時間去找珀茨爾，獲釋後我真的直奔他那裡去了。由於這之前我就獲悉，我的第一任妻子已經命喪黃泉，所以在這位我非常尊敬的師長的臂膀裡，我走出集中營以來第一次痛哭流涕。可是我卻無法為他做些什麼：就在那一天，他由於納粹分子的身份被永久革職。儘管如此，他仍然同我其他的朋友一樣掛念著我，生怕我會自殺。皮特曼拉著我在一張空白的表格上簽字，然後他自己將這張表格變成一份主治醫生職位的申請書，於是接下來的25年裡，我一直擔任維也納總醫院神經科主任。
我剛回到維也納沒幾天，便去拜訪了我的老朋友保羅·波拉克（Paul Polak），告訴他我父母、兄長以及妻子的死訊。我還記得，我說著說著便情不自禁地哭了起來：“保羅，我必須得承認，當太多事情一下子朝一個人襲來，當一個人經歷了太多考驗，就必須得找到一個意義作為支撐。只能這麼說，我感覺，好像有什麼事情在等著我去做，好像我必須去做些什麼，好像我是注定為什麼東西而生的。”哭完之後，我一下子輕鬆了許多——在這樣的情況下，沒有人會比忠誠的保羅·波拉克更加懂我，即使他當時只是沉默地傾聽。
接任珀茨爾擔任精神病醫院院長的奧托·考德斯（Otto Kauders）建議我，重新撰寫《醫生和心靈》的第三稿作為該書的終稿，並以此取得在大學執教的資格。這是對我來說唯一有意義的事了，我全身心地投入到工作當中。
我毫不停歇地口述，三個速記員輪流值班，將我口授的內容速記下來並用打字機打出。屋子裡沒有暖氣，空蕩蕩的沒有幾件傢俱，窗框上貼著一些厚板紙權當玻璃，我每天就在這樣惡劣的條件下將湧動在內心深處的想法口授出來——這些話語就像自己直接從我腦子裡蹦出來一樣。我邊說邊在房間裡來來回回地踱步，我還能清楚地記得，有時我筋疲力盡，一下子癱坐在扶手椅中，淚流滿面。我完全沉浸在自己的思想世界裡，那些在痛苦的清明中向我奔湧而來的思想，化作滔滔不絕的話語，從我的口中衝出……
1945年，我還用9天時間口述了一本介紹集中營經歷的書——《追尋生命的意義》，這本書後來在美國銷量近千萬冊。在我口述時，我就決定將這本書匿名出版，以便能夠更坦率直接地表達自己的想法，所以這本書第一版的封面上並沒有我的名字——後來，我的朋友極力勸說我在這本書上署名，不過那時它早已下廠印刷了。最終，朋友們還是說服了我，我決定勇敢地直面現實。
或許正是因為我在寫這本書時明確地告訴自己，這本書會匿名出版，不會給我帶來什麼個人的成就，才使這本書一躍而成為暢銷書的，這真是絕無僅有的奇事啊。它5次被評為美國高校“年度最佳圖書”，並且被大多數高校列入必讀書目。
美國堪薩斯州的貝克大學將這本書列入教學計劃，用3個學年的時間處理書中的主題。我知道有一家特拉普派修道院，僧侶們每天中午靈修時都會誦讀一段書中的內容，還有一座天主教堂在星期天做彌撒時也會如此。我認識一些修女，她們將我書上的一段話印在為教會學校的女學生製作的書籤上；我還知道一位大學教授，他給哲學專業的學生佈置的作文題目是《如果蘇格拉底和弗蘭克爾同時被關押在一間屋子裡，他們會說些什麼》。
我十分驚喜地看到，美國的年輕人紛紛被我的書所打動，至於他們為何如此，卻不好解釋。在高爾頓·奧爾波特（他還為我的這本書作序）的推動下，這本書在美國出版的版本中，除了原有的集中營經歷的敘述之外，還引入了意義治療的理論作為該書第二部分。可以說，後一部分是在總結前面集中營經歷的基礎上昇華提煉的理論結晶，而前一部分又為後面的理論提供了現實的事例佐證，二者相互獨立，卻又互為支撐。
這一獨具匠心的安排在一定程度上擴大了該書的影響。有一次，我為別人在書的扉頁上題詞，是這麼寫的：“用自己的鮮血寫作實屬不易，然而卻最能寫出精彩。”美國舊金山那座臭名昭著的聖昆丁監獄中，一名犯人在監獄創辦的《聖昆丁新聞》中如此評價此書：“弗蘭克爾就像他書中所寫的那樣活著。”
讓人感到慶幸和鼓舞的是，在今天這樣一個時代，還有一本書無須借助宣傳和輿論壓力的“造勢”就能取得如此的影響。如果當初它直接落到出版商手中，可能壓根兒就不會出版。而它之所以能夠獲得今天的聲譽，完全是奧爾波特的功勞——當初這本書的版權以200美元的價格轉讓出去，兜兜轉轉從一家出版商到另外一家，終於在它的最後買家手中做成一筆大生意——書各有命。至於《醫生和心靈》一書，二戰結束不久一家美國的官方機構去歐洲考察，準備選取一些有價值的圖書翻譯成英語，當時整個奧地利僅此一本入選。
甚至還有一些歐洲的出版社，在出版我的書時也會鬧出笑話。一家葡萄牙的出版商曾寫信給我，希望將我的《追尋生命的意義》一書譯成葡萄牙語出版，於是我不得不回信提醒對方，早在幾年前這本書就有葡萄牙語版本了，看來之前的出版社對我的書宣傳力度不夠，大家還不知道有這麼一本書呢。還有一家挪威的出版社有一天通知我，我的某一本書無法在當地出版了——它幾年前就由其他出版社出版了。
在美國，出版社會得到國家的補貼，因此不必擔心書賣不出去造成財政虧空。可即便如此，我的作品直到10年之後才被紐約著名的克諾夫出版社接手出版。從商業的角度講，克諾夫出版社不會後悔自己的決定——1945年我把自己頭兩本書的手稿交給它時，做夢都不會想到它們在海外會如此受歡迎（我的書已被譯成包括日文、中文、韓文在內的24種語言）。對於我個人來說，最神聖的事情莫過於，我可以把《醫生和心靈》的手稿終稿親手交到我的第一個出版商——弗朗茨·多伊蒂克（Franz Deuticke）出版社那裡（弗洛伊德的作品也是最先在那裡出版的）。
至此，維也納第三心理治療學派——意義治療，正式成立。按照J. B. 托雷略的說法，它是心理治療歷史上最後一個全面系統化的體系。事實上，我一直在尋求一種盡可能清晰的表述，我努力將我的語言打磨得如水晶般晶瑩剔透，讓人一眼就能看到它們背後閃閃發光的真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