說完了我的書和文章，我還想說說我的演講和授課情況。我非常享受演講時的狀態，而準備演講的過程卻不是那麼愉快。一次我受學術委員會邀請在維也納大學600週年校慶上發表演講，為此我的前期準備資料塗寫了足有150頁紙，這樣上台演講時才能不照著稿子念——多年來，我始終堅持脫稿演說。
後來迫於形勢，我不得不用英文進行演講，上帝才知道我的英語說對了沒有！
我和艾麗都以為，在美洲只要我們說德語，別人就聽不懂我們在說什麼。有一次我倆在蒙特利爾的一家自助餐館吃飯，坐在我們旁邊的一位客人看上去具有典型的強迫性神經官能症特徵——他擦了無數遍桌子，清洗了無數次自己的餐具，整個吃飯過程一直如此，每隔幾分鐘就要來一次。於是我用德語對艾麗說：“典型的強迫性神經官能症，非常有代表性，應該屬於很嚴重的細菌恐懼症……”天知道我是不是把心裡所想一股腦兒都說出來了。當我們準備離開時，沒能一下子找到我的外套，這時，剛才那位加拿大客人用標準的德語問我們：“您二位是在找什麼東西嗎？我有什麼需要幫忙的？”毫無疑問，他肯定是聽到我剛才對他做的心理診斷了……
在國外的旅行中當然也會遇到不少滑稽事兒。記得50年代的時候，有一次我在加利福尼亞碰見一個年輕人，聊天時他問我從哪兒來，我回答：“從維也納。”為謹慎起見，我接著問他知不知道維也納在哪兒。“不知道。”他老老實實答道。為了不讓他的無知毀掉他的自信，我決定為他掃盲：“不過你一定聽說過維也納華爾茲吧？”“聽說過，可是我沒學過跳舞。”我仍不氣餒：“那麼，維也納炸牛排你肯定聽說過的吧？”“我肯定聽過這個名字，不過我還沒學會這種舞怎麼跳呢。”
至今我已被200多所歐洲以外的大學邀請去做演講，足跡遍佈美洲、澳洲、亞洲和非洲，其中美洲就去了100多次。我還做過4次環球巡講，每一次為期兩周；由於我是自西向東飛，受區時的影響，一次巡講下來還能多賺一天呢，這麼一來，在14個晚上我總共做了15場演講——頭一天晚上我在東京演講，第二天直接飛去檀香山，當天晚上在那裡的演講跟前一天在東京的演講日期是一樣的，要知道兩地之間可還隔著一個太平洋呢。
艾森豪威爾總統的遺孀看過我的書，並由此結識了我，對我尊敬有加。她派自己的家庭醫生攜妻子專程來維也納，邀請我和艾麗去她離華盛頓不遠的葛底斯堡鎮上的莊園做客。
“上帝啊！”她問自己的家庭醫生，“我應該和弗蘭克爾說些什麼呢？我實在是太興奮了。”
“您什麼都不需要準備。”大家都這麼跟她保證。
可她還是堅持讓莊園裡的警衛員找出她上一次訪問維也納時的影像資料放給她看，邊看邊一一記下“觀景台”、“摩天輪”、“施特費爾”等諸如此類的關鍵詞彙，不過就像大家跟她說的那樣，後來見面的時候這些詞沒有派上用場。甫一見面，她就讓我們稱呼她瑪米（暱稱）。令我們感動的是，她不僅帶我們參觀了不同國家的元首送給他們總統夫婦的禮物，還特地給我們看了當年艾森豪威爾總統給她的訂婚禮物，當時他還是一名軍校生呢，雖然當時這份禮物也就幾美元，現在卻是價值不菲了。總而言之，這位前第一夫人是我遇見的最有教養也最為質樸真誠的談話對象了，在此之前我從未想像過有人會像她這般親切自然。
外出演講不僅讓我能夠近距離感受不同的城市，也使我有機會結識更多的人。有一年青年總裁組織（Young Presidents Organisation）租下了羅馬的希爾頓酒店，在裡面組織進行為期一周的培訓課程，其間邀請到的3名重量級演講嘉賓是：宇航員瓦爾特·席拉，奧匈帝國末代皇帝之子奧托·哈布斯堡，以及神經病學家維克多·弗蘭克爾。
典型的美國人總是習慣用支付的出場費多少來衡量一位演講者的地位——如今我的出場費最多可以拿到一萬美金。我說這個，是想解釋一下我的金錢觀。對於金錢本身我並無多大興趣，我們要有錢，但是有錢的真正意義在於，我們可以盡情做自己想做的而無須顧及錢的問題。
不過我小的時候並不這麼想。那時候，只要我妹妹施特拉從埃爾溫叔叔手中拿到一枚10赫拉的硬幣，我就騙她說，她的扁桃體腫大，我得做手術幫她摘除。於是我把一個小小的紅球藏在一隻手中，另一隻手拿一把剪刀伸進她喉嚨裡，一陣亂七八糟的聲音過後，我把藏在手中的紅球拿給她看，告訴她這是她的扁桃體，並跟她要10赫拉的手術費，這樣我就把錢拿到手了。
人們都說，時間就是金錢；在我眼中，時間遠比金錢寶貴得多。有一回康奈爾大學的校長承諾給我9000美金的報酬，請我在他的校園裡露上一面，被我拒絕了。他問：“是我給的錢太少了嗎？”“不，”我回答，“但是如果您問我，我想用這9000美金買些什麼，我會回答：買我工作的時間。如果我現在有時間來進行我的工作，我是不會以9000美金的價錢把它們賣給您的。”
現在，如果我認為一個演講確實很有意義，在必要的時候我可能會不收一分報酬，甚至連之前講好的報酬也不要了。就像有一次我要去為渥太華的學生演講，卻因經費問題邀請方被迫在最後一刻取消該活動，於是我便決定自費前往。
我演講的影響力還是不容小覷的，有一回我要在維也納大學發表一次面向公眾的公開演講，所有人都可以來聽。當我來到教室門前，發現大家蜂擁而出，來聽演講的人太多，要轉移到大一點兒的教室去。我隨著人群過去，卻發現這間教室還是不夠大，於是我們所有人又轉移到一個大禮堂裡，這下大家終於都有座位了。而早在1947年我就受某個文化機構的邀請，在維也納音樂廳（Wiener Konzerthaus）連做了兩場同樣的演講——大家口口相傳，宣傳效果很好，一下子來了許多聽眾。
在北美，《追尋生命的意義》一書極負盛名，美國國會圖書館將其評為“美國最具影響力的十大圖書之一”，足以說明其地位。當然，它的名聲有時候也會帶來一些限制。有一次，我接到聯邦總理府的通知，美國著名攝影大師歐文·佩恩（Irving Penn）要來奧地利拍攝一組專題，其中需要對卡拉揚、沃特魯巴和弗蘭克爾三人進行拍攝，看來奧地利人裡大家只對這三個有興趣。佩恩先生乘飛機來到維也納，和一名助手一起出現在我家門口，對著我的家卡嚓卡嚓按了400多下快門，很滿意地離開了。接下來的一個月我又去了幾趟美國，拿到了那一期雜誌——這上面根本沒有關於維也納的照片。看到最後，終於發現一些拍攝利比扎馬、德梅爾（Demel）咖啡館的蛋糕之類的大幅照片，可是沒有卡拉揚，沒有沃特魯巴，也沒有弗蘭克爾，看來我們的魅力遠遠趕不上薩赫蛋糕啊。
在我們歐洲人看來，拉丁美洲人民的熱情程度簡直不可思議。一次我和妻子去波多黎各首都聖胡安港，飛機降落後，機上的其他乘客不允許離開機艙。當時我和艾麗已經走下舷梯了，卻沒法繼續走出機場——整個機場被警察封鎖了，於是我們不得不待在原地等了很久。到底是怎麼回事呢？原來那時電視台正一遍遍地在飛機上尋找兩個叫弗蘭克爾的乘客，要帶這兩人參加專門為他們舉行的歡迎儀式並全程跟蹤拍攝，卻找不到人——
那時我和妻子已經下飛機了，看來我們倆長得不太像什麼著名人士。
還有一次，在另外一個拉丁美洲國家，該國的第一夫人一天連續聽了我整個三場演講——每場演講有兩個小時。而她的丈夫，也就是總統先生邀請我共進早餐，席間與我談論他的國家的文化情況——總統夫婦二人都讀過我的書。在歐洲我不會跟別人講這些事，沒有人會相信這是真的。不過把這些事寫下來，還是讓我覺得很有趣。
我除了在維也納大學擔任教授職位之外， 1961年在哈佛大學、 1966年在南衛理公會大學、 1972年在迪尤肯大學還擔任過客座教授。 1970年，位於加利福尼亞州聖地亞哥市的美國國際大學還專門為我設立了第一個意義治療方向的教授席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