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美國讀者寫給我的信裡，總是樂此不疲地談論著我的書和文章帶給他們的影響，我幾乎每個星期都會收到這麼一封信，其中經常出現的一句話是：“弗蘭克爾醫生，你的書改變了我的命運。”
二戰結束不久，有一天我接到一名訪客。艾麗告訴我，來者是一位名叫考瑟爾的工程師，“但絕對不是大家都知道的那個剛從監獄裡放出來的考瑟爾。”
“請他進來。”
他進來後說：“我叫考瑟爾，不知您是否從報紙上聽說過我。”
我當然聽說過他——大家都認定那起婦女謀殺案是他幹的，所有的證據都指向他，直到後來發生的一個意外，讓真正的兇手浮出水面。
“我能為您做點什麼，工程師先生？”我問。
“什麼都不必，我是專程來向您道謝的。在監獄裡我都絕望了，沒有人相信我是無辜的，後來有人給了我一本書，是您寫的，就是這本書讓我堅持了下來。”
“真的嗎？”我問，“您認為自己是怎麼做到的呢？”
他回答說，他應當是實現了“態度的價值”（Einstellungswerte）。他說得沒錯，我們可以看到，他是真正理解了意義治療並運用到具體的情境中去，而意義治療也確實對他有所幫助。
在亞洲的某個獨裁國家，人民最後一次爭取進行選舉的努力失敗，反對派候選人被送入監獄。這名候選人有一次在接受《新聞週刊》的採訪，當記者問到他是如何支撐著熬過這段長達數年的監禁生活時，他回答說：“我的母親給我送了一本書進去，是一位名叫維克多·弗蘭克爾的奧地利心理學家寫的，是這本書幫助我度過了這段艱難的歲月。”
與諸位哲學大師的會面
就我個人而言，最寶貴的經歷當屬我和馬丁·海德格爾[1]的一次談話——那是海德格爾第一次來維也納並拜訪了我。在我的來賓題詞紀念冊上他留下這樣一段話：“紀念一段美妙而富有啟發性的上午拜謁時光。”有一張照片記錄了我們倆在維也納的會面，照片背面是海德格爾的題詞，他想借此強調我們兩人觀點的相似性：“過去的東西走了，曾在者來了。”（Das Vergangene geht. Das Gewesene kommt.）
包括這次會面在內，我總有這樣的體會：那些讓我仰視的真正的大師無一例外都是寬厚的仁者，他們雖然有權力和資格批評我，卻總是忽略掉我所做研究的不足，而試圖從中挖掘出一些積極的東西給予我肯定。馬丁·海德格爾如是，路德維希·賓斯萬格[2]、卡爾·雅斯貝爾斯[3]、加布裡埃爾·馬塞爾[4]亦如是。
卡爾·雅斯貝爾斯在我去巴塞爾拜訪他時對我說過：“弗蘭克爾先生，您所有的作品我都知道，其中那本關於集中營的書（他指著他的藏書室裡我的那本《追尋生命的意義》）算得上是為數不多的幾本人類的偉大作品之一。”
加布裡埃爾·馬塞爾曾為我《追尋生命的意義》一書的法文版寫序。
[1] 馬丁·海德格爾（Martin Heidegger， 1889—1976），存在主義哲學家，代表作《存在與時間》（Sein und Zeit， 1927），其關於意義問題的思考對神學和心理學的發展有很大影響。——譯者注
[2] 路德維希·賓斯萬格（Ludwig Binswanger， 1881—1966），瑞士心理學家，發展了心理治療以及所謂的“存在分析”理論。——譯者注
[3] 卡爾·雅斯貝爾斯（Karl Jaspers， 1883—1969），存在主義哲學重要代表人物，代表作有《普通精神病理學》（Allgemeine Psychopathologie， 1913）、《哲學》（Philosophie， 1932）。——譯者注
[4] 加布裡埃爾·馬塞爾（Gabriel Marcel， 1889—1973），法國哲學家、戲劇家。——譯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