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於意義治療所取得的成績，我沒有什麼好慶賀的，就像那次我受邀去梵蒂岡接受教皇保羅六世的特別接見時所說的：“其他人只看到我做了什麼、獲得了什麼，或者更確切地說，我幸運地得到了什麼，然而此時此刻我卻清楚地意識到，還有什麼是我本就應該且必須去做卻尚未完成的——上帝的眷顧讓我走出奧斯維辛集中營的大門，得以在這世上繼續活了50年，而我必須回報這份眷顧，做點什麼。”
對於教皇的這次接見，我在這裡想多說兩句。我妻子陪我同去，我們兩個都對當時的情景印象極為深刻。保羅六世先是用德語問候我們，接著用意大利語與我們交談，一位神職人員在旁翻譯。他稱讚了意義治療，認為它不僅對於天主教，而且對於整個人類都具有重要意義；另外，他還高度評價了我在集中營裡的表現，不過說實話，我根本不知道在那種情況下怎樣做才是正確的。
後來我們起身告辭，朝門口走去，就在這時，突然聽到教皇在身後用德語對我——這個來自維也納的猶太神經病學家，一字一句地說道：“請為我祈禱！”
這是多麼令人感動、多麼令人震撼啊！後來，我每每想起此事，總是會說，從教皇身上可以看到一種掙扎在無邊黑夜之中的痛苦，在黑夜中他只能憑自己的良心做出決定，儘管他自己清楚地知道，自己的決定不僅會讓他自己飽受責難，而且會將整個天主教會置於不利的境地。可是他別無選擇，無數個無眠的黑夜雕琢了他的面容。
再回到本篇開頭所講的，我十分清楚我的努力仍有力有不逮、無法企及之處，這也就形成了意義治療的片面性。然而這種片面性是無法避免的，克爾凱郭爾曾說，我們所做的修正勢必是片面的，而且是“完全片面的”。或者，正如我1961年在第五屆世界心理治療大會的閉幕式上以大會副主席的身份發表閉幕演說時所說：“如果我們得不到一個絕對真理，那麼就必須滿足於多種相對真理之間的相互修正，並且有勇氣去面對片面性。在心理治療領域那些交織在一起的紛繁的多重旋律裡，我們可以而且必須走向某種片面性，且對這種片面性瞭然於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