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以說，那些新的心理治療體系的創建者，歸根到底都是在處理自己的病史。問題僅在於，他的病史能否代表他所處時代的集體神經症，如若可以，他就能夠以自己的痛苦造福他人，用自己所患之疾病使他人免受疾病之苦。
不過，所有這些並不僅限於集體神經症或者神經症本身，它還包括那些在痛苦中掙扎的人。
特拉維夫的阿德勒研究所（Alfred-Adler-Institut）所長曾在一次公開演講中講到一名非常年輕的以色列士兵，他在贖罪日戰爭中失去雙腿，從此一蹶不振，甚至想要自殺，大家想盡各種辦法也沒能讓他從抑鬱中走出來。後來有一天，這名士兵突然充滿活力地出現在大家面前，臉上笑容燦爛，像突然間換了個人似的。這位所長十分驚訝地問他：“發生什麼事了？”這個小伙子微笑著遞給她一本希伯來語版的《追尋生命的意義》，對她說道：“我無意中看了這本書。”這本書對他來說似乎更像是一本“治療性讀物”，而意義治療也非常適合他的情況。
有時候我也會收到有類似遭遇的人寫給我的信。一次，我收到的一封信裡還夾著一頁巨幅報紙，上面印有許多照片，寫信人名叫傑瑞·朗，而那張報紙來自1980年4月6日的《特克薩卡納每日公報》（Texarkana Gazette）。傑瑞·朗之前是一名潛水運動員，17歲那年在休斯頓出了訓練事故，導致四肢癱瘓，僅能用含在嘴中的一根木棍敲擊鍵盤打字，用自己的左肩操縱一台機器。就這樣，他參加了距家幾公里外的一所大學的遠程視聽課程，希望有朝一日能夠成為一名心理學家。為什麼呢？“我喜歡人們，想要幫助他們。”在他的信中他這樣寫道。至於為何要寫信給我，他是這麼說的：“我懷著極大的興趣讀了《追尋生命的意義》一書，與你和你的朋友們所遭受的苦難相比，我遇到的困難根本不值得一提，然而在閱讀過程中，我卻找到了我們之間的許多共同點。這本書我已經讀過4遍了，每讀一編仍會有新的領悟和感受。這一切只有同樣處在困境中的人才能感受到，而你戰勝了它們，這給了我極大的震撼……我曾活在痛苦之中，但是現在我明白了，不經歷這些痛苦，是無法獲得成長的。”
在這裡，這本“治療性讀物”，或者乾脆說是意義治療的催化作用起到了效果。每次我在演講或者授課時講到“技術和人性”這一問題，都會樂此不疲地對聽眾們說這麼一個故事，在我的書中我也跟我的讀者分享過：有一天夜裡3點，我被一個電話吵醒，來電話的是一位女士，她告訴我她決定自殺，而她打電話只是好奇我會對她說些什麼。於是，我拿出通常勸說想要輕生的人的那一番話，耐心地安撫她，向她詳細分析其中的利弊得失，直到她向我保證暫時不去自殺，第二天早上9點過來找我。
第二天早上她準時來到我的辦公室，對我袒露心聲：“醫生，如果您認為，您昨天晚上對我說的話中哪怕只有一句對我起了一丁點兒作用，您就錯了。就算真有什麼東西打動了我，那麼只有一點：我半夜把您從睡夢中吵醒，您卻沒有惱火，沒有叱責我，反而花了半個多小時的時間耐心地聽我傾訴，費心開導我。所以我就想：如果真是這個樣子的，那麼我也許真的需要再給自己、給自己的生命一次機會。”在這種情況下，一種充滿人性的關係便建立起來。
一天早晨我來到醫院，向早已等候在此的諸位從美國來的教授、心理治療師以及大學生打招呼——他們都是來維也納進行學術研究的。“《美國名人錄》找了幾十名代表，請他們用一句話來描述，什麼是他們生命中最為關切的事情，我也是其中之一。”大家紛紛對我表示祝賀。“諸位知道我寫的是什麼嗎？”所有人都陷入沉思，這時，一名來自伯克利大學的學生不假思索地回答：“您認為自己生命的意義在於，幫助他人找到自己生命的意義。”
完全正確！我確實就是這麼寫的。